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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经济成长与房地产景气程度超乎预期，新加坡财政盈余达64亿元，创下1994年以来最高纪录。近日，新加坡政府决定从中拨出18億元还富于民，其中8.65万元将分两次在2008年4月和10月，作为分红发给年满21岁的国人，而穷人与老人受惠更多。
恕我孤陋寡闻，尽管，新加坡政府已经养成了年年向国民发红包的好习惯，而本人却是第一次听说。在我们的CPI已经突破7.1％，别国人民的好福气往往会让脆弱的心灵很受伤。
从媒体上得知，新加坡政府这个好习惯的全称是“政府盈余全民分享计划”，就是仿照企业将盈余回馈给股东的做法，基本上以新加坡全体国民为发放对象。今年的这份成长红利系针对所有在2008年达到21岁或以上的新加坡人，按2007年所得与住屋价值成反比的原则，每人发给最高400新元到最低100新元不等，另为奖励公职人员的贡献，额外发给现职或曾为国家服务的人员，每人100新元。另为强化教育投资，则针对所有2008年介于7～20岁的孩童，也按与家庭资产成反比的原则，给予每人最高600新元到最低150新元不等的津贴。按照新加坡450余万人口来算，这次人均获得政府派发400新元的红包，相当于人民币1600余元。
新加坡的政府盈余全面分享计划可谓是世界独创。严格来说，这仍然属于社会财富二次分配领域的问题，与政府的减税和转移支付行为，并无本质不同。而且，新加坡政府也在红包派送中，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特别关照。400新元虽然不多，却足以能够让人在过春节的时候有个好心情。让我们感觉，新加坡就像一个和睦团结的大家庭。
当然，对新加坡国民的红包眼红的，也不止我一个。香港政经界和学界均认为，财政预算案对香港有一定的启示。去年香港财政库存殷实，因此大家都在等着香港政府怎样给市民派“糖”。虽然新加坡政府发红包给民众有浓重的父权主义烙印，但还是得到盛赞。
我国2007年中央财政超收4000亿元，史无前例的有钱了。这些钱如何花，社会各界也都替中央政府操心了好几个月。据去年12月30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2007年中央财政超收收入安排使用情况的报告。这份报告表明，中央将集中财力办关系民生的大事、建立机制和制度的事，重点用于“三农”、教育、卫生、社保等方面的支出，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从投入方向来说，这些都是应该做的。利用超收的财政去弥补我们多年来在民生方面的亏空，是必然之举。然而，这样做是否就是效率最高的，却是值得商榷的。4000多亿财政盈余，通过中央财政划拨，经过各级政府部门之后，必然会发生若干损耗，最后究竟能够有多少落实到每个国民头上，难以预计。政府向国民发红包与之相比，则路径更为直接而有效，每个人能得到多少用于其最紧缺之处，都是可控的，也不会在资金发放过程中被人强征了过路、过桥费。与民生这样宏大而抽象的概念相比，红包反而更具有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由此，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反思的是，实现社会财富二次分配的途径，有必要搞得那么复杂吗？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不能摆脱对各类医疗、教育机构等的依赖，而直接采取政府对公民个人的方式？毕竟民众看的是实际效果。
可以在历史上混出个“盛世”的名号了。
恕我孤陋寡闻，尽管，新加坡政府已经养成了年年向国民发红包的好习惯，而本人却是第一次听说。在我们的CPI已经突破7.1％，别国人民的好福气往往会让脆弱的心灵很受伤。
从媒体上得知，新加坡政府这个好习惯的全称是“政府盈余全民分享计划”，就是仿照企业将盈余回馈给股东的做法，基本上以新加坡全体国民为发放对象。今年的这份成长红利系针对所有在2008年达到21岁或以上的新加坡人，按2007年所得与住屋价值成反比的原则，每人发给最高400新元到最低100新元不等，另为奖励公职人员的贡献，额外发给现职或曾为国家服务的人员，每人100新元。另为强化教育投资，则针对所有2008年介于7～20岁的孩童，也按与家庭资产成反比的原则，给予每人最高600新元到最低150新元不等的津贴。按照新加坡450余万人口来算，这次人均获得政府派发400新元的红包，相当于人民币1600余元。
新加坡的政府盈余全面分享计划可谓是世界独创。严格来说，这仍然属于社会财富二次分配领域的问题，与政府的减税和转移支付行为，并无本质不同。而且，新加坡政府也在红包派送中，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特别关照。400新元虽然不多，却足以能够让人在过春节的时候有个好心情。让我们感觉，新加坡就像一个和睦团结的大家庭。
当然，对新加坡国民的红包眼红的，也不止我一个。香港政经界和学界均认为，财政预算案对香港有一定的启示。去年香港财政库存殷实，因此大家都在等着香港政府怎样给市民派“糖”。虽然新加坡政府发红包给民众有浓重的父权主义烙印，但还是得到盛赞。
我国2007年中央财政超收4000亿元，史无前例的有钱了。这些钱如何花，社会各界也都替中央政府操心了好几个月。据去年12月30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2007年中央财政超收收入安排使用情况的报告。这份报告表明，中央将集中财力办关系民生的大事、建立机制和制度的事，重点用于“三农”、教育、卫生、社保等方面的支出，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从投入方向来说，这些都是应该做的。利用超收的财政去弥补我们多年来在民生方面的亏空，是必然之举。然而，这样做是否就是效率最高的，却是值得商榷的。4000多亿财政盈余，通过中央财政划拨，经过各级政府部门之后，必然会发生若干损耗，最后究竟能够有多少落实到每个国民头上，难以预计。政府向国民发红包与之相比，则路径更为直接而有效，每个人能得到多少用于其最紧缺之处，都是可控的，也不会在资金发放过程中被人强征了过路、过桥费。与民生这样宏大而抽象的概念相比，红包反而更具有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由此，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反思的是，实现社会财富二次分配的途径，有必要搞得那么复杂吗？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不能摆脱对各类医疗、教育机构等的依赖，而直接采取政府对公民个人的方式？毕竟民众看的是实际效果。
可以在历史上混出个“盛世”的名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