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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辨骚》篇赞语“壮志烟高”的“壮志”有异文，唐写本作“壮采”。范文澜、杨明照、张立斋、刘永济、詹锳、王运熙、戚良德等注家认为应作“壮采”。吴林伯、周振甫、陆侃如、牟世金、赵仲邑等注家认为应作“壮志”。笔者认为“壮志烟高”应作“壮采烟高”，并结合《 辨骚》之目的、赞语之间的关系及“狷狭”之志的语词释义，展开进一步辨析。
一、 “壮采”与“辨骚”之目的
《辨骚》篇是《文心雕龙》全书唯一一篇单论一部作品的文章，同时涉及屈原本人的一些评价。笔者认为《辨骚》之目的，在于以下三点：
（一）辨明《离骚》的文学地位
《离骚》产生的大背景是“风雅寝声”，“风雅寝声”的原因是周室衰微，诸侯争霸，诗人不再作诗。《明诗》篇中言：“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逮楚国讽怨，则以离骚为刺。”屈原之《离骚》为文坛之一变，在文学发展中是不可忽视的。刘勰认为《离骚》是“奇文”，在文学流变中处于“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承上启下的地位，一方面接续了《诗经》的风雅传统和美刺传统，另一方面又开了后面赋家的先河。
（二）辨明《离骚》的具体成就
前代诸家对《离骚》的成就进行评价时，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经典作为评判《离骚》的唯一准绳，并且呈现出盲目比附和随意贬低的两种倾向。前者代表是刘安、王逸、汉宣帝和扬雄，后者代表是班固。刘勰通过辨《骚》进一步厘清对《离骚》的成就的评价。刘勰采用“折中”的观念和文学的眼光来看待屈宋《楚辞》与经典之间关系，他认为，屈宋《楚辞》有“同于经典”的“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和“异乎经典”的“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通过对“四同四异”的分析，刘勰对屈宋《楚辞》成就的评价是“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
（三）提出学习《离骚》的建议
刘勰所处之文坛侈艳之风盛行，造成此现象的原因之一是以《离骚》等作品为源头带来的流弊。《宗经》篇云：“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此处所云“楚艳汉侈”，当是指屈原、宋玉之下的赋作，《辨骚》篇云：“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后世词人学习屈宋之赋作，均只得其表。刘勰通过辨骚，提出一个正确学习《离骚》的创作建议，即“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所以刘勰“辨骚”宗旨在于提倡学习屈原《离骚》之“变”成功的根本，即掌握好“奇正华实”的平衡。
从上述三点目的来看，刘勰通过辨明《离骚》“取镕经意，自铸伟辞”的成就，从而确立了《离骚》在文学流变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提出提倡学习屈原《离骚》之“变”的具体方法。屈原的“自铸伟辞”首先得力于屈原知晓“通变之法”，所以《楚辞》中屈原的各篇作品呈现出来的风格是不同的。其次，“自铸伟辞”具体体现在“辞来切今”。“辞来切今”即《辨骚》“四异”中的“诡异之辞”“谲怪之谈”，带着屈原所在战国时代纵横家的奇幻怪诞的色彩。再次，“自铸伟辞”还体现在物色描摹上。物体的形貌极难描摹穷尽，“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物色》）屈原出类拔萃的辞采让人在阅读文章时便能感受山川之貌、节候之变迁。而刘勰提出的学习屈原《离骚》的方法，实际上是在指导模仿学习者不能仅仅学习《离骚》表面的文辞、意象、框架，而是应该真正学习“取镕经意，自铸伟辞”的背后通变之要义、切合当下的文辞创作和面对外部景物时的匠心独运。
从刘勰《辨骚》目的来看，刘勰更着意于辨明《离骚》能“取镕经意，自铸伟辞”的具体所在，而不是辨明屈原个人评价。由此笔者认为赞语“惊才风逸”后当为“壮采烟高”。此为一证。
二、 “壮采”与屈原之“惊才”
《辨骚》篇赞语“壮采烟高”的前半句是“惊才风逸”，即屈原的才华像风一样飘逸。“惊才”与“壮采”在结构上是相对应的一组概念，因此“惊才”与“壮采”的具体联系可以进一步探讨。
（一）“采”与“才”释义
“采”字，《说文解字注》（卷六·木部）云“采”即“事采”，取用事物，反映到文学中，即运用素材进行创作的能力，后引申为文采之义。刘勰认为《离骚》“惊采绝艳”，屈原宋玉“以《楚辞》发采”（《才略》）。“壮采”则可参考《汉语大词典》释义为：“壮美的文采。”
关于“才”字，“才”即人一出生就具备蕴藏的才能。“惊才”即惊人的才华。刘勰《体性》篇中曾提出构成作者的创作个性的四种因素为“才、气、学、习”，“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而在这四种因素中，“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事类》）。他认为，先天的才是基础作用，后天的学起辅助作用，这说明了刘勰是十分重视“才”，即作者的先天创作才能的。
（二）“采”与“才”之关系
关于“才”与“采”的关系，刘勰认为“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事类》）才能起基础主导作用，学识起到辅佐作用，二者配合适当，作品一定有文采必定能夠称雄一时。刘勰认为屈原《离骚》为“奇文”，《离骚》出现的条件有二： “去圣之未远”和“楚人之多才”。客观条件是“去圣未远”，《离骚》的产生受圣人（或即指孔子的影响）;主观条件是“楚人多才”，即屈原本人有很高的才华。赞语“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也称赞了屈原的才华在创作《离骚》时的功绩。屈原之才属于屈原的天生情性所在，反映到作品中去，即为文采。根据刘勰对“才”的重视与“才”与“采”的关系，此处“壮采”解为赞扬作品文采更为适宜。笔者认为“惊才风逸”后当为“壮采烟高”。此又为一证。
三、从“狷狭之志”释“壮采”
通观《辨骚》全文，刘勰对屈原的志向做出的明显评价就是“狷狭之志”。在屈原人品的评价上，刘勰颇有保留，没有像刘安对屈原一味拔高到“与日月争光”的高度，也没有像班固那样贬斥屈原“露才扬己”，而是将“狷狭之志”归入“异乎经典”的四事中。那么如何理解“狷狭”之志呢？ “狷”字《说文解字》释义为：“狷，褊急也。”“褊”字释义为：“褊，衣小也。引申为凡小之称。”那么“狷”的意思就是小且急躁。“狭”字《辞源》释义为：“狭：窄，隘。”因此，“狷狭”当为“急躁狭隘”之意。此外，刘勰之前的史书中也有关于“狷狭”的记载，如西晋陈寿《三国志·蜀书一五》杨戏赞杨仪：“威公狷狭，取异众人。” “威公”指杨仪，杨戏认为杨仪“狷狭”。据《三国志，蜀书一〇》载，杨仪资历深，怨愤表现在脸上，因为不甘官位却下于蒋琬，常生怨言，说当初宁愿投魏。蜀后主听闻后大怒，贬杨仪为庶民，后来上书诽谤，因为言辞激烈，获罪后因羞惭而自杀。再如东晋袁宏的《后汉纪·光武皇帝纪七》载：“子丰尚郦邑公主，公主骄妒，丰亦狷狭，遂杀公主。”阴丰和郦邑公主成婚后，公主骄矜忌妒，而阴丰则偏激狭隘，后来杀掉了公主。杨仪的“狷狭”与阴丰的“狷狭”很明显是带着贬义的偏激。
回到文本来看，“狷狭之志”当指《离骚》中的 “愿依彭咸之遗则”和《九章·悲回风》中的 “从子胥而自适”。彭咸为谏君不听而投水自杀，伍子胥被君主疏远赐剑自杀。“洪补：己云：愿依彭咸之遗则。又曰：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盖其志先定，非一時忿怼而自沉也。”“洪补：……自适，谓顺适己志也。”据洪兴祖补注，屈原效仿彭咸和伍子胥不是因为一时怨怼，而是早已有之的意志。就刘勰《辨骚》篇而言，他对《离骚》是褒扬的。但是并不代表对屈原全部的肯定。“狷狭之志”指急躁狭隘之志向;“荒淫之意”指荒废淫乱之行，这两点是比较容易判断的，尤其是“荒淫之意”所指的仕女乱坐在一起，成日饮酒寻欢，已经带上了离经叛道的色彩。所以“狷狭之志”和“荒淫之意”其实是表现了刘勰对《离骚》“异乎经典”的“四事”的一种贬义的态度。
既然刘勰对屈原在《离骚》中呈现的志向表现出一种贬义的态度，那么在赞语中就不可能发出“壮志烟高”的评价，所以“壮志”应作“壮采”，此又为一证。
综上所述，刘勰辨《骚》的目的在于辨明《离骚》“取镕经意，自铸伟辞”的成就，为学习者提供正确学习楚骚的方法，没有着意于称颂屈原的人格，此为“壮志”作“壮采”一证;赞语上下句关系以及刘勰对“才”与“采”关系的看法，屈原之“惊才”与“壮采”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此为二证;刘勰对屈原的“狷狭之志”呈现出贬义的态度，因此不可能在赞语部分发出与前文自相矛盾的“壮志烟高”评价，此为三证。所以，笔者认为“壮志烟高”当作“壮采烟高”。
一、 “壮采”与“辨骚”之目的
《辨骚》篇是《文心雕龙》全书唯一一篇单论一部作品的文章，同时涉及屈原本人的一些评价。笔者认为《辨骚》之目的，在于以下三点：
（一）辨明《离骚》的文学地位
《离骚》产生的大背景是“风雅寝声”，“风雅寝声”的原因是周室衰微，诸侯争霸，诗人不再作诗。《明诗》篇中言：“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逮楚国讽怨，则以离骚为刺。”屈原之《离骚》为文坛之一变，在文学发展中是不可忽视的。刘勰认为《离骚》是“奇文”，在文学流变中处于“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承上启下的地位，一方面接续了《诗经》的风雅传统和美刺传统，另一方面又开了后面赋家的先河。
（二）辨明《离骚》的具体成就
前代诸家对《离骚》的成就进行评价时，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经典作为评判《离骚》的唯一准绳，并且呈现出盲目比附和随意贬低的两种倾向。前者代表是刘安、王逸、汉宣帝和扬雄，后者代表是班固。刘勰通过辨《骚》进一步厘清对《离骚》的成就的评价。刘勰采用“折中”的观念和文学的眼光来看待屈宋《楚辞》与经典之间关系，他认为，屈宋《楚辞》有“同于经典”的“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和“异乎经典”的“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通过对“四同四异”的分析，刘勰对屈宋《楚辞》成就的评价是“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
（三）提出学习《离骚》的建议
刘勰所处之文坛侈艳之风盛行，造成此现象的原因之一是以《离骚》等作品为源头带来的流弊。《宗经》篇云：“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此处所云“楚艳汉侈”，当是指屈原、宋玉之下的赋作，《辨骚》篇云：“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后世词人学习屈宋之赋作，均只得其表。刘勰通过辨骚，提出一个正确学习《离骚》的创作建议，即“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所以刘勰“辨骚”宗旨在于提倡学习屈原《离骚》之“变”成功的根本，即掌握好“奇正华实”的平衡。
从上述三点目的来看，刘勰通过辨明《离骚》“取镕经意，自铸伟辞”的成就，从而确立了《离骚》在文学流变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提出提倡学习屈原《离骚》之“变”的具体方法。屈原的“自铸伟辞”首先得力于屈原知晓“通变之法”，所以《楚辞》中屈原的各篇作品呈现出来的风格是不同的。其次，“自铸伟辞”具体体现在“辞来切今”。“辞来切今”即《辨骚》“四异”中的“诡异之辞”“谲怪之谈”，带着屈原所在战国时代纵横家的奇幻怪诞的色彩。再次，“自铸伟辞”还体现在物色描摹上。物体的形貌极难描摹穷尽，“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物色》）屈原出类拔萃的辞采让人在阅读文章时便能感受山川之貌、节候之变迁。而刘勰提出的学习屈原《离骚》的方法，实际上是在指导模仿学习者不能仅仅学习《离骚》表面的文辞、意象、框架，而是应该真正学习“取镕经意，自铸伟辞”的背后通变之要义、切合当下的文辞创作和面对外部景物时的匠心独运。
从刘勰《辨骚》目的来看，刘勰更着意于辨明《离骚》能“取镕经意，自铸伟辞”的具体所在，而不是辨明屈原个人评价。由此笔者认为赞语“惊才风逸”后当为“壮采烟高”。此为一证。
二、 “壮采”与屈原之“惊才”
《辨骚》篇赞语“壮采烟高”的前半句是“惊才风逸”，即屈原的才华像风一样飘逸。“惊才”与“壮采”在结构上是相对应的一组概念，因此“惊才”与“壮采”的具体联系可以进一步探讨。
（一）“采”与“才”释义
“采”字，《说文解字注》（卷六·木部）云“采”即“事采”，取用事物，反映到文学中，即运用素材进行创作的能力，后引申为文采之义。刘勰认为《离骚》“惊采绝艳”，屈原宋玉“以《楚辞》发采”（《才略》）。“壮采”则可参考《汉语大词典》释义为：“壮美的文采。”
关于“才”字，“才”即人一出生就具备蕴藏的才能。“惊才”即惊人的才华。刘勰《体性》篇中曾提出构成作者的创作个性的四种因素为“才、气、学、习”，“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而在这四种因素中，“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事类》）。他认为，先天的才是基础作用，后天的学起辅助作用，这说明了刘勰是十分重视“才”，即作者的先天创作才能的。
（二）“采”与“才”之关系
关于“才”与“采”的关系，刘勰认为“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事类》）才能起基础主导作用，学识起到辅佐作用，二者配合适当，作品一定有文采必定能夠称雄一时。刘勰认为屈原《离骚》为“奇文”，《离骚》出现的条件有二： “去圣之未远”和“楚人之多才”。客观条件是“去圣未远”，《离骚》的产生受圣人（或即指孔子的影响）;主观条件是“楚人多才”，即屈原本人有很高的才华。赞语“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也称赞了屈原的才华在创作《离骚》时的功绩。屈原之才属于屈原的天生情性所在，反映到作品中去，即为文采。根据刘勰对“才”的重视与“才”与“采”的关系，此处“壮采”解为赞扬作品文采更为适宜。笔者认为“惊才风逸”后当为“壮采烟高”。此又为一证。
三、从“狷狭之志”释“壮采”
通观《辨骚》全文，刘勰对屈原的志向做出的明显评价就是“狷狭之志”。在屈原人品的评价上，刘勰颇有保留，没有像刘安对屈原一味拔高到“与日月争光”的高度，也没有像班固那样贬斥屈原“露才扬己”，而是将“狷狭之志”归入“异乎经典”的四事中。那么如何理解“狷狭”之志呢？ “狷”字《说文解字》释义为：“狷，褊急也。”“褊”字释义为：“褊，衣小也。引申为凡小之称。”那么“狷”的意思就是小且急躁。“狭”字《辞源》释义为：“狭：窄，隘。”因此，“狷狭”当为“急躁狭隘”之意。此外，刘勰之前的史书中也有关于“狷狭”的记载，如西晋陈寿《三国志·蜀书一五》杨戏赞杨仪：“威公狷狭，取异众人。” “威公”指杨仪，杨戏认为杨仪“狷狭”。据《三国志，蜀书一〇》载，杨仪资历深，怨愤表现在脸上，因为不甘官位却下于蒋琬，常生怨言，说当初宁愿投魏。蜀后主听闻后大怒，贬杨仪为庶民，后来上书诽谤，因为言辞激烈，获罪后因羞惭而自杀。再如东晋袁宏的《后汉纪·光武皇帝纪七》载：“子丰尚郦邑公主，公主骄妒，丰亦狷狭，遂杀公主。”阴丰和郦邑公主成婚后，公主骄矜忌妒，而阴丰则偏激狭隘，后来杀掉了公主。杨仪的“狷狭”与阴丰的“狷狭”很明显是带着贬义的偏激。
回到文本来看，“狷狭之志”当指《离骚》中的 “愿依彭咸之遗则”和《九章·悲回风》中的 “从子胥而自适”。彭咸为谏君不听而投水自杀，伍子胥被君主疏远赐剑自杀。“洪补：己云：愿依彭咸之遗则。又曰：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盖其志先定，非一時忿怼而自沉也。”“洪补：……自适，谓顺适己志也。”据洪兴祖补注，屈原效仿彭咸和伍子胥不是因为一时怨怼，而是早已有之的意志。就刘勰《辨骚》篇而言，他对《离骚》是褒扬的。但是并不代表对屈原全部的肯定。“狷狭之志”指急躁狭隘之志向;“荒淫之意”指荒废淫乱之行，这两点是比较容易判断的，尤其是“荒淫之意”所指的仕女乱坐在一起，成日饮酒寻欢，已经带上了离经叛道的色彩。所以“狷狭之志”和“荒淫之意”其实是表现了刘勰对《离骚》“异乎经典”的“四事”的一种贬义的态度。
既然刘勰对屈原在《离骚》中呈现的志向表现出一种贬义的态度，那么在赞语中就不可能发出“壮志烟高”的评价，所以“壮志”应作“壮采”，此又为一证。
综上所述，刘勰辨《骚》的目的在于辨明《离骚》“取镕经意，自铸伟辞”的成就，为学习者提供正确学习楚骚的方法，没有着意于称颂屈原的人格，此为“壮志”作“壮采”一证;赞语上下句关系以及刘勰对“才”与“采”关系的看法，屈原之“惊才”与“壮采”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此为二证;刘勰对屈原的“狷狭之志”呈现出贬义的态度，因此不可能在赞语部分发出与前文自相矛盾的“壮志烟高”评价，此为三证。所以，笔者认为“壮志烟高”当作“壮采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