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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邮票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了相对稳固红色政权的革命根据地内发行的邮票，因为当时革命根据地一般称为苏维埃区域，所以这类邮票一般简称苏区邮票，有时甚至直接简称为“区票”。由于当时是苏区创建时期，创办赤色邮政的过程不可能非常规范，加上连续不断的战争和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封锁，造成许多文件档案缺失，因此每套区票的发行时间、数量、确定面值原则、使用范围、停止使用时间等方面存在许多谜团。正是这众多谜团的存在，使区票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党史界、集邮界高度重视的领域。许多人（如江西吉安的王华新）在这块园地上孜孜不倦地研究，为搞清历史真相付出了辛勤劳动，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比如，经过多年讨论，目前集邮界的主流意见已经普遍认为第一套苏区邮票是1930年赣西南赤色邮政发行的邮票。
2011年第11期《党史文苑》（纪实版）刊登了李虹同志一篇特稿《我国首套区票发行时间揭秘》，提出首套区票是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发行的，剩下的问题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行的两套邮票中的哪一套更早一些。该文的观点非常新颖，也引用了不少资料。但是我们仔细阅读《揭秘》一文后，对文中的一些论点和论据仍有许多疑惑。现不揣冒昧，将这些疑问提出来，与李虹同志商榷，希望能本着尊重事实、尊重辩论对手的原则，在心平气和的讨论中探讨事实真相，还原区票发行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关心区票的研究，加入到这场讨论中来。
关于陈毅安的信
《揭秘》一文论述的脉络大致是：区票首发“二八年说”的形成——“三○年说”颠覆并取代“二八年说”——区票首发“三○年说”受到质疑——确认“二八年说”的成立。论述过程中除了引用资料、文献，还附上一些区票和纸币的图样。
《揭秘》一文论述区票首发“二八年说”的形成时写道：“新中国成立后，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毛泽东于1927年10月创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于1927年底建立了赤色邮局。有力的证据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内至今珍藏着时任秋收起义部队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一营第一连连长陈毅安从湘赣边界的宁冈县龙头邮局寄出的两封信，其中一封是1927年10月27日寄给其妻子的信，信中用铅笔书写：‘通信处：江西宁冈县龙头邮局。’这个龙头邮局，就是赤色政权将国民党中华邮政宁冈县龙头邮局接收后改造为赤色邮局的最早记载。”
毛泽东于1927年10月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是公认的史实，也确实是一致的看法。但是说这个根据地“于1927年底建立了赤色邮局”也是比较一致的看法，却有很大的问题，至少我们所认识的党史界、集邮界中几乎没有人认同这种观点。《揭秘》举出的证据是不是有力，也要分析。我们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看到文献中刊载陈毅安信中所写的通讯处是“江西宁冈县龙头邮局第二小学刘先生转游雪卿交”。从这个普通的由私人转交的通信地址上，我们怎么也看不出龙头邮局被红军接收改造的意思。对比一下，《揭秘》文中介绍的通信地址还少掉了后面“第二小学刘先生转游雪卿交”12个很重要的字，不知是作者没有看到，还是其他原因，不好妄猜。退一步讲，即使把龙头邮局作为通信处，也不能说明这个邮局已经被红军接收并改造。设身处地想想就会明白，如果某个乡镇一级的中华邮局（也就是与赤色邮局相对立的白色邮局）被红军接收、改造了，这个中华邮局原来的上级还会认可这个赤色邮局吗？还会继续同它通邮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外部信息，红军也愿意利用中华邮局来通邮、通信，获取报纸，从中了解政治局势和敌人动向，所以不到时机成熟，也不会轻易接管邮局。为了防止破坏邮局的事情发生，边界党委还在文件中专门讲到要“保护邮政”。例如1929年6月6日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报告（第二号）在讲到游击政纲时提出：“（1）没收地主豪绅阶级的财物分配给工农；（2）推毁国民党御用的政府和一切压迫民众欺骗民众的团体；（3）推毁剥削民众的税收机关，并焚毁粮册，及地主的田契债约；……（7）保护小商人营业；（8）保护邮政；……”文件明确把邮政与国民党政府其他压迫民众的部门区别开来，提出要“保护邮政”，怎么可能刚到一个地方就去接收邮局呢？仅仅凭陈毅安信中写的一个通信地址，就可以判定红军在1927年底已经接收、改造了宁冈县龙头邮局吗？显然不行。
关于赖绍尧的回忆
借助和引用当时、当事人的回忆录来探究历史真相，是历史研究中经常采用的手段，不过严谨的学者一般在引用回忆录时会把它同其他资料做仔细的核对、考证，确定基本无误后才把它作为立论的依据。因为人在多年之后的回忆，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干扰，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对原来的印象做出修改。特别是在一些细节上，人的回忆往往是靠不住的。遗憾的是，《揭秘》一文在引用回忆录的时候却没有做仔细的考证，就直接把它当做论据采用了。
《揭秘》中引用了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局长赖绍尧的回忆，证明“1928年初，湘赣边区工农政府便在地下交通的基础上建立了赤色邮政，并发行了邮票”。这里引用的短短一句话中首先便有一个错误：1928年初的时候，湘赣边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工农兵政府。边界的最高政权机关——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是在1928年的5月才成立的。其次，边界的交通也是在1928年5月以后才建立并完善的，在年初，还谈不上地下交通线，连湖南省委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建立沟通也是1928年5月份的事，所以年初“在地下交通的基础上建立赤色邮政”也是凭空想象的事情。既然这时还没有建立赤色邮政的基础，有没有赤色邮政都是问题，至于会不会发行邮票也就不需要多说了。
紧接着上面被引用的那句话，赖绍尧继续回忆：“这时，在江西的宁冈、永新、莲花、遂川等县普遍建立了县、区、乡政权，县区乡和军队中，一般都有了地方红色交通站，传递短途的公文和信件，为党政军及广大劳动人民而服务。”读到这里，我们心中产生了疑问：按照赖绍尧前面的回忆，边界已经建立了赤色邮政，怎么又有了地方红色交通站？红色交通站传递公文和信件是不收费的，到赤色邮政的邮局寄信则是要买邮票的，赤色邮政的邮局和红色交通站是平行的两个机构，还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如果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业务上如何区别，又如何协调？
真实的情况是，1928年5月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后，组建了以王佐为主任的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防务委员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专门负责根据地内部的联防，解决内部的通讯联络情报工作，在各县、区、乡政府内普遍建立递步哨、交通站。每个递步哨有5至7名精心挑选的交通员，专门负责递送信件、指示、文稿。交通站并不是赤色邮政，交通员递送的这些东西也不需要贴邮票，自然也没有必要发行邮票。
在回忆录的结尾部分，赖绍尧也承认自己所记述的回忆“时间久了，记忆模糊，资料不足，写得很不全面，很不具体，也难免与实际情况有出入，有错误”。他还希望当年的亲历者给予指正。可见引用赖绍尧的回忆作为论据的时候，一定要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关于“新遂票”
《揭秘》一文介绍了两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内发行的赤色邮票。一种称为“宁冈票”，一种称为“新遂票”（见图）。我们先来谈谈“新遂票”。
文中提到：“考虑到赣西赤色政权（1929年10月至1930年3月）在1929年底就发行了赤色邮票，赣西南赤色政权（1930年3月底至1930年10月）成立两三个月后就有邮票发行文献记载的历史，我们应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新遂边陲特别区赤色政权在成立两三个月后完全具备发行赤色邮票的能力。”
作者在这里采取了一种类推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是在做类推的时候仅仅注意到红色政权成立的时间与发行邮票的关系，却忽视了这些不同的红色政权之间的区别。就拿赣西南赤色政权来说，在正式成立赣西南赤色政权之前，以东固为中心的赤色政权已经建立了很长的时间，东固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者李文林等同志为创建、巩固、扩大赤色政权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毛泽东在1929年4月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给留在湘赣边界特委写的信（党史界一般称之为《前委来信》）就对东固革命根据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如果忽视赣西南赤色政权正式成立之前的种种努力，仅以两个赤色政权成立的时间和发行邮票时间的间隔来类推，不免给人留下以偏概全的印象。再说，正式宣布成立赣西南赤色政权时，这个根据地已经包括永丰、宁都、吉安、吉水、万安、莲花、永新、兴国、瑞金等十几个县了。在这样一个广大区域内，为了满足党政军部门和民众的通信需求，有建立赤色邮政、发行邮票的必要。反观新遂边陲特别区，它仅仅是湘赣边界赤色政权下属的一个小区域赤色政权。按《揭秘》所讲，仅为“井冈山腹地的茨坪、大小五井、白泥湖”，所管辖的范围很有限，对于习惯走路的山民来说，彼此之间居住地的距离也不算很远，信息的交流不必依靠邮政；辖区内人员很少，“人口不满两千”；而党政军部门的通信有递步哨，完全可以依靠地下交通站来解决。另外与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相比，井冈山更加偏远，经济文化也更落后，“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能够读书写字的人更少，更缺乏书信文化的基础。这样的狭窄、经济文化落后的一个小地方，即使具备发行邮票的能力，有发行邮票的必要吗？
我们再来看看《揭秘》一文所附的“新遂票”。集邮爱好者都知道，同一地区同一时间发行的两枚邮票，印上不同的面值以示区别，是发行邮票的通用做法。这是因为根据邮路远近、信函重量的不同，寄发邮件的人（简称用邮者）要在邮件上贴不同面值的邮票。如果事先印好不同面值的邮票，既可以方便用邮者，也可以方便邮局。现在我国发行的一套邮票如果是两枚以上，也经常设置不同的面值，凡是集邮爱好者，都了解这些不同面值邮票的用途。苏区邮票中也可以看到很多版式相同、面值不同的邮票，道理也是一样的。可是我们看到的这两枚新遂票所印出的面值竟然是不同的计量单位：一枚印着“壹分”，另一枚印着“伍枚”，这种设置面值的做法未免太奇怪了。就连作者也承认：“‘枚’与‘分’是两种不同货币体系，理论上不应同时出现在一个系列中，如果同时出现，只能是两种币值体系混用。”随后作者用了很长的篇幅来为这种不合常规的混用提出能够站得住的理由，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赤色政权成立后不能脱离中国当时的现状而自行设计一套有价证券，因为赤色邮票的实际功能决定了其邮资凭证及货币找零的特征。要解决赤白通邮通商的问题，就要印制与白区币值相同的邮票或钞票” 。
我们在后面再讨论“货币找零的特征”，先请教作者一个问题：赤白通商靠的是币值相等的钞票吗？对苏区经济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赤白之间通商使用的货币就是白花花的银元。没有银元，苏区印制再多与白区币值相同的钞票也没有用。苏区与白区之间的经济往来除了少量的以物易物，基本都是苏区方面拿银元购买白区的盐、药品等苏区缺乏的物品，以致后来因银元大量外流造成苏区纸币贬值，这段历史想必作者也是了解的。再请教作者第二个问题：既然说要印制与白区币值相同的邮票，那么白区发行的邮票中有哪几种的币值是以“枚”作为单位的？能否举出几枚这种邮票的实例？其实我们不妨看看那个时期中华邮政发行的“帆船邮票”。“帆船邮票”发行使用于1913年至1936年，历时23年。“帆船邮票”发行使用量有百亿余枚，是中华邮政邮票史上发行使用量之最；“帆船邮票”各类面值22种，是中华邮政邮票中面值最多最全的一套邮票。“帆船邮票”的币值是分、角、圆，一角以下的邮票面值全部是分，分别是半分和1、2、3、4、5、6、7、8分。查阅资料可以看到，白区（即中华邮政）发行的邮票不仅这一套，其他的也没有以“枚”为单位的面值。其实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行苏区邮票时特意为了使得其中一枚的币值要与白区发行的某种货币币值相同，所以在“新遂票”中出现了两种币值单位混用的情况。可是这样的解释，未免太牵强了吧。
我们现在来讨论赤色邮票的实际功能是否具有“货币找零的特征”这一问题。作者引用了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所谈及圩场繁荣、士兵生活的开支等情况后，提出：“毛泽东在上述文章中提到的币值单位角、分、文，应该都属于辅币的范围。井冈山没有铸印辅币的历史，那么只能以赤色邮票来替代了，因为邮票是赤色政权发行的有价证券。”作者承认“井冈山没有铸印辅币的历史”，这是公认的史实，可是作者把这种“新遂票”作为找零的替代有价证券，那么不就是产生了一种新的辅币吗？这样井冈山根据地的金融史应该重新撰写了。遗憾的是，把“新遂票”作为找零的辅币使用，既没有文献的记载，也没有回忆录的支持，只是作者的推测。我们不妨看看作者介绍的“新遂票”的特征：“1分的票幅约为24mm×21mm，刷色有蓝色、棕色及浅绿色3种；5枚的票幅约为30mm×24mm，刷色有棕色及浅绿色两种。”对此笔者心中不禁产生疑问：同一种面值的邮票，为什么要印上两三种不同的颜色？而在这两种不同面值的邮票上，竟然颜色大部分类似。这样印制出来的邮票当做辅币使用，缺少文化的劳苦大众拿着它们，岂不是很容易弄错吗？作者可能会反驳：群众可以从票幅的大小上来区别。但别忘记，如果没有两枚票放在一起比较票幅，不识字的人怎么能判断手中拿的一枚是什么面值？我们再看看这两种票的票幅，作为邮票贴用倒还可以，作为日常交易中找零的辅币，那就实在太小了，太不方便了。读者不妨按照这个尺寸试着剪几张小纸片，看看揣在口袋里再拿出来是不是方便，再想想在找零的过程中是不是容易掉在地上。总之，要说这种“新遂票”是一种为了方便群众找零的“有价证券”，实在令人难以认同。
关于“宁冈票”
“宁冈票”的面值、刷色只有一个品种，粗看起来疑问似乎比“新遂票”要少。不过，宁冈作为湘赣边界工农兵政权下属的一个县级政权，面积不大，“全县境域南北长约26公里，东西宽约37公里”；“人口不多，民国二年（1913年）有131270人，到1949年解放前夕，全县总人口下降到29043人”。有没有必要单独建立一个县级赤色邮政，发行苏区邮票，也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从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解放区邮票史》（苏区卷）中我们可以看到，发行邮票的赤色政权是省或若干县组成的区，比如闽浙赣省、湘赣省和赣西南区、闽西区等，没有哪一种邮票明确标明是县一级赤色政权发行的。为什么偏偏有一种宁冈县发行的邮票呢？还有一个问题：宁冈赤色邮政发行的邮票到了邻县，例如永新、遂川，它还有效吗？换句话说，如果宁冈县的一个人买了这种“宁冈票”，贴在信封上，寄到邻县，邻县又没有赤色邮政，那么这封信到了邻县还能继续它的运送、投递过程吗？如果“宁冈票”不能用于寄发邻县的信函，只限于本县范围使用，那么仅仅为本县极其有限的用邮者印制一种邮票，也未免太奢侈了吧。
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关于民国时期宁冈邮政的一些记载：“民国十一年1月，江西省邮务管理局设永宁二等邮政局，有员工2人。民国二十九年，改设砻头市三等邮局，员工仍为2人。下设新城、大陇代办所和古城、睦村信柜。”可见，从1922年到1930年，宁冈一直保持着中华邮政（即与赤色邮政相对的白色邮政）的邮政局，只不过是该邮局从二等降到了三等。这样来看，在此间的1928年怎么可能建立一个与中华邮政局并存的县级赤色邮政机构呢？
仔细观察“宁冈票”，左下方的竖印的那一列版铭格外引人注意。查看《中国解放区邮票史》（苏区卷）所刊载的苏维埃邮票图录——图录上那些邮票都是经过众多集邮界专家多年考证、探讨后证实无误的珍品——可以看到苏维埃邮票都是没有版铭的。偏偏这种新出现的“宁冈票”上印有清清楚楚的版铭，而且版铭的内容还特别满足当前集邮者的需求：不仅有邮票发行局名称，甚至还有发行时间。对热衷收集苏区票的“发烧友”来说，印着这种版铭的区票简直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可是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有经验的收藏者都知道，“馅饼”往往是“陷阱”的代名词。恰恰是这种印有过分完美信息的版铭暴露了做假者的伎俩，使人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区票。另外，在版铭的前半部分“湘赣区宁冈邮局”7个文字中，“宁冈邮”三字都是繁体字，偏偏一个“区”字却是当今普遍使用的简体字，与其他3个繁体字明显不协调，给人的感觉就像是麒麟肚皮下露出了一只马脚。
余 论
苏区邮票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革命斗争的产物，它是那段艰苦卓绝斗争的历史载体，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在创建红色政权的过程中邮政这个特殊而重要的部门建立、发展的过程，保存到今天的每一枚苏区邮票都是珍贵的历史文物。而集邮恰恰又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和广泛群众基础的收藏活动，许多人不惜花费时间和金钱投入到这项令人着迷的活动中来。近年来，苏区邮票的珍罕性在邮票市场上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收藏者的认同，其价格也在不断上涨，吸引了不少投资者的注意。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涌起的一波又一波“收藏热”，有人利用大众希望借助收藏艺术品和邮票、钱币等保值、升值的心理，制假贩假，牟取不义之财，集邮界已经屡屡出现这类报道。有些制假者还利用专家为自己的赝品提供所谓的“鉴定证书”，或是借助专家的文章和讲话为自己的赝品甚至伪品蒙上美丽的外衣，欺骗收藏者。诸如此类的事情值得善良的人们提高警惕。
《揭秘》介绍的“新遂票”和“宁冈票”，由于本文上述的疑问以及缺少任何一份可信的文献记载来证明，要说它们当中某一套是“首套区票”，实在令人难以同意。坦率地说，这两套票在我们眼里大有伪造票之嫌。因此在没有更有力的证据出现之前，应当继续承认赣西南赤色邮政邮票是中国第一套区票。○
责任编辑 张荣辉
2011年第11期《党史文苑》（纪实版）刊登了李虹同志一篇特稿《我国首套区票发行时间揭秘》，提出首套区票是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发行的，剩下的问题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行的两套邮票中的哪一套更早一些。该文的观点非常新颖，也引用了不少资料。但是我们仔细阅读《揭秘》一文后，对文中的一些论点和论据仍有许多疑惑。现不揣冒昧，将这些疑问提出来，与李虹同志商榷，希望能本着尊重事实、尊重辩论对手的原则，在心平气和的讨论中探讨事实真相，还原区票发行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关心区票的研究，加入到这场讨论中来。
关于陈毅安的信
《揭秘》一文论述的脉络大致是：区票首发“二八年说”的形成——“三○年说”颠覆并取代“二八年说”——区票首发“三○年说”受到质疑——确认“二八年说”的成立。论述过程中除了引用资料、文献，还附上一些区票和纸币的图样。
《揭秘》一文论述区票首发“二八年说”的形成时写道：“新中国成立后，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毛泽东于1927年10月创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于1927年底建立了赤色邮局。有力的证据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内至今珍藏着时任秋收起义部队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一营第一连连长陈毅安从湘赣边界的宁冈县龙头邮局寄出的两封信，其中一封是1927年10月27日寄给其妻子的信，信中用铅笔书写：‘通信处：江西宁冈县龙头邮局。’这个龙头邮局，就是赤色政权将国民党中华邮政宁冈县龙头邮局接收后改造为赤色邮局的最早记载。”
毛泽东于1927年10月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是公认的史实，也确实是一致的看法。但是说这个根据地“于1927年底建立了赤色邮局”也是比较一致的看法，却有很大的问题，至少我们所认识的党史界、集邮界中几乎没有人认同这种观点。《揭秘》举出的证据是不是有力，也要分析。我们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看到文献中刊载陈毅安信中所写的通讯处是“江西宁冈县龙头邮局第二小学刘先生转游雪卿交”。从这个普通的由私人转交的通信地址上，我们怎么也看不出龙头邮局被红军接收改造的意思。对比一下，《揭秘》文中介绍的通信地址还少掉了后面“第二小学刘先生转游雪卿交”12个很重要的字，不知是作者没有看到，还是其他原因，不好妄猜。退一步讲，即使把龙头邮局作为通信处，也不能说明这个邮局已经被红军接收并改造。设身处地想想就会明白，如果某个乡镇一级的中华邮局（也就是与赤色邮局相对立的白色邮局）被红军接收、改造了，这个中华邮局原来的上级还会认可这个赤色邮局吗？还会继续同它通邮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外部信息，红军也愿意利用中华邮局来通邮、通信，获取报纸，从中了解政治局势和敌人动向，所以不到时机成熟，也不会轻易接管邮局。为了防止破坏邮局的事情发生，边界党委还在文件中专门讲到要“保护邮政”。例如1929年6月6日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报告（第二号）在讲到游击政纲时提出：“（1）没收地主豪绅阶级的财物分配给工农；（2）推毁国民党御用的政府和一切压迫民众欺骗民众的团体；（3）推毁剥削民众的税收机关，并焚毁粮册，及地主的田契债约；……（7）保护小商人营业；（8）保护邮政；……”文件明确把邮政与国民党政府其他压迫民众的部门区别开来，提出要“保护邮政”，怎么可能刚到一个地方就去接收邮局呢？仅仅凭陈毅安信中写的一个通信地址，就可以判定红军在1927年底已经接收、改造了宁冈县龙头邮局吗？显然不行。
关于赖绍尧的回忆
借助和引用当时、当事人的回忆录来探究历史真相，是历史研究中经常采用的手段，不过严谨的学者一般在引用回忆录时会把它同其他资料做仔细的核对、考证，确定基本无误后才把它作为立论的依据。因为人在多年之后的回忆，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干扰，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对原来的印象做出修改。特别是在一些细节上，人的回忆往往是靠不住的。遗憾的是，《揭秘》一文在引用回忆录的时候却没有做仔细的考证，就直接把它当做论据采用了。
《揭秘》中引用了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局长赖绍尧的回忆，证明“1928年初，湘赣边区工农政府便在地下交通的基础上建立了赤色邮政，并发行了邮票”。这里引用的短短一句话中首先便有一个错误：1928年初的时候，湘赣边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工农兵政府。边界的最高政权机关——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是在1928年的5月才成立的。其次，边界的交通也是在1928年5月以后才建立并完善的，在年初，还谈不上地下交通线，连湖南省委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建立沟通也是1928年5月份的事，所以年初“在地下交通的基础上建立赤色邮政”也是凭空想象的事情。既然这时还没有建立赤色邮政的基础，有没有赤色邮政都是问题，至于会不会发行邮票也就不需要多说了。
紧接着上面被引用的那句话，赖绍尧继续回忆：“这时，在江西的宁冈、永新、莲花、遂川等县普遍建立了县、区、乡政权，县区乡和军队中，一般都有了地方红色交通站，传递短途的公文和信件，为党政军及广大劳动人民而服务。”读到这里，我们心中产生了疑问：按照赖绍尧前面的回忆，边界已经建立了赤色邮政，怎么又有了地方红色交通站？红色交通站传递公文和信件是不收费的，到赤色邮政的邮局寄信则是要买邮票的，赤色邮政的邮局和红色交通站是平行的两个机构，还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如果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业务上如何区别，又如何协调？
真实的情况是，1928年5月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后，组建了以王佐为主任的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防务委员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专门负责根据地内部的联防，解决内部的通讯联络情报工作，在各县、区、乡政府内普遍建立递步哨、交通站。每个递步哨有5至7名精心挑选的交通员，专门负责递送信件、指示、文稿。交通站并不是赤色邮政，交通员递送的这些东西也不需要贴邮票，自然也没有必要发行邮票。
在回忆录的结尾部分，赖绍尧也承认自己所记述的回忆“时间久了，记忆模糊，资料不足，写得很不全面，很不具体，也难免与实际情况有出入，有错误”。他还希望当年的亲历者给予指正。可见引用赖绍尧的回忆作为论据的时候，一定要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关于“新遂票”
《揭秘》一文介绍了两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内发行的赤色邮票。一种称为“宁冈票”，一种称为“新遂票”（见图）。我们先来谈谈“新遂票”。
文中提到：“考虑到赣西赤色政权（1929年10月至1930年3月）在1929年底就发行了赤色邮票，赣西南赤色政权（1930年3月底至1930年10月）成立两三个月后就有邮票发行文献记载的历史，我们应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新遂边陲特别区赤色政权在成立两三个月后完全具备发行赤色邮票的能力。”
作者在这里采取了一种类推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是在做类推的时候仅仅注意到红色政权成立的时间与发行邮票的关系，却忽视了这些不同的红色政权之间的区别。就拿赣西南赤色政权来说，在正式成立赣西南赤色政权之前，以东固为中心的赤色政权已经建立了很长的时间，东固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者李文林等同志为创建、巩固、扩大赤色政权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毛泽东在1929年4月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给留在湘赣边界特委写的信（党史界一般称之为《前委来信》）就对东固革命根据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如果忽视赣西南赤色政权正式成立之前的种种努力，仅以两个赤色政权成立的时间和发行邮票时间的间隔来类推，不免给人留下以偏概全的印象。再说，正式宣布成立赣西南赤色政权时，这个根据地已经包括永丰、宁都、吉安、吉水、万安、莲花、永新、兴国、瑞金等十几个县了。在这样一个广大区域内，为了满足党政军部门和民众的通信需求，有建立赤色邮政、发行邮票的必要。反观新遂边陲特别区，它仅仅是湘赣边界赤色政权下属的一个小区域赤色政权。按《揭秘》所讲，仅为“井冈山腹地的茨坪、大小五井、白泥湖”，所管辖的范围很有限，对于习惯走路的山民来说，彼此之间居住地的距离也不算很远，信息的交流不必依靠邮政；辖区内人员很少，“人口不满两千”；而党政军部门的通信有递步哨，完全可以依靠地下交通站来解决。另外与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相比，井冈山更加偏远，经济文化也更落后，“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能够读书写字的人更少，更缺乏书信文化的基础。这样的狭窄、经济文化落后的一个小地方，即使具备发行邮票的能力，有发行邮票的必要吗？
我们再来看看《揭秘》一文所附的“新遂票”。集邮爱好者都知道，同一地区同一时间发行的两枚邮票，印上不同的面值以示区别，是发行邮票的通用做法。这是因为根据邮路远近、信函重量的不同，寄发邮件的人（简称用邮者）要在邮件上贴不同面值的邮票。如果事先印好不同面值的邮票，既可以方便用邮者，也可以方便邮局。现在我国发行的一套邮票如果是两枚以上，也经常设置不同的面值，凡是集邮爱好者，都了解这些不同面值邮票的用途。苏区邮票中也可以看到很多版式相同、面值不同的邮票，道理也是一样的。可是我们看到的这两枚新遂票所印出的面值竟然是不同的计量单位：一枚印着“壹分”，另一枚印着“伍枚”，这种设置面值的做法未免太奇怪了。就连作者也承认：“‘枚’与‘分’是两种不同货币体系，理论上不应同时出现在一个系列中，如果同时出现，只能是两种币值体系混用。”随后作者用了很长的篇幅来为这种不合常规的混用提出能够站得住的理由，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赤色政权成立后不能脱离中国当时的现状而自行设计一套有价证券，因为赤色邮票的实际功能决定了其邮资凭证及货币找零的特征。要解决赤白通邮通商的问题，就要印制与白区币值相同的邮票或钞票” 。
我们在后面再讨论“货币找零的特征”，先请教作者一个问题：赤白通商靠的是币值相等的钞票吗？对苏区经济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赤白之间通商使用的货币就是白花花的银元。没有银元，苏区印制再多与白区币值相同的钞票也没有用。苏区与白区之间的经济往来除了少量的以物易物，基本都是苏区方面拿银元购买白区的盐、药品等苏区缺乏的物品，以致后来因银元大量外流造成苏区纸币贬值，这段历史想必作者也是了解的。再请教作者第二个问题：既然说要印制与白区币值相同的邮票，那么白区发行的邮票中有哪几种的币值是以“枚”作为单位的？能否举出几枚这种邮票的实例？其实我们不妨看看那个时期中华邮政发行的“帆船邮票”。“帆船邮票”发行使用于1913年至1936年，历时23年。“帆船邮票”发行使用量有百亿余枚，是中华邮政邮票史上发行使用量之最；“帆船邮票”各类面值22种，是中华邮政邮票中面值最多最全的一套邮票。“帆船邮票”的币值是分、角、圆，一角以下的邮票面值全部是分，分别是半分和1、2、3、4、5、6、7、8分。查阅资料可以看到，白区（即中华邮政）发行的邮票不仅这一套，其他的也没有以“枚”为单位的面值。其实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行苏区邮票时特意为了使得其中一枚的币值要与白区发行的某种货币币值相同，所以在“新遂票”中出现了两种币值单位混用的情况。可是这样的解释，未免太牵强了吧。
我们现在来讨论赤色邮票的实际功能是否具有“货币找零的特征”这一问题。作者引用了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所谈及圩场繁荣、士兵生活的开支等情况后，提出：“毛泽东在上述文章中提到的币值单位角、分、文，应该都属于辅币的范围。井冈山没有铸印辅币的历史，那么只能以赤色邮票来替代了，因为邮票是赤色政权发行的有价证券。”作者承认“井冈山没有铸印辅币的历史”，这是公认的史实，可是作者把这种“新遂票”作为找零的替代有价证券，那么不就是产生了一种新的辅币吗？这样井冈山根据地的金融史应该重新撰写了。遗憾的是，把“新遂票”作为找零的辅币使用，既没有文献的记载，也没有回忆录的支持，只是作者的推测。我们不妨看看作者介绍的“新遂票”的特征：“1分的票幅约为24mm×21mm，刷色有蓝色、棕色及浅绿色3种；5枚的票幅约为30mm×24mm，刷色有棕色及浅绿色两种。”对此笔者心中不禁产生疑问：同一种面值的邮票，为什么要印上两三种不同的颜色？而在这两种不同面值的邮票上，竟然颜色大部分类似。这样印制出来的邮票当做辅币使用，缺少文化的劳苦大众拿着它们，岂不是很容易弄错吗？作者可能会反驳：群众可以从票幅的大小上来区别。但别忘记，如果没有两枚票放在一起比较票幅，不识字的人怎么能判断手中拿的一枚是什么面值？我们再看看这两种票的票幅，作为邮票贴用倒还可以，作为日常交易中找零的辅币，那就实在太小了，太不方便了。读者不妨按照这个尺寸试着剪几张小纸片，看看揣在口袋里再拿出来是不是方便，再想想在找零的过程中是不是容易掉在地上。总之，要说这种“新遂票”是一种为了方便群众找零的“有价证券”，实在令人难以认同。
关于“宁冈票”
“宁冈票”的面值、刷色只有一个品种，粗看起来疑问似乎比“新遂票”要少。不过，宁冈作为湘赣边界工农兵政权下属的一个县级政权，面积不大，“全县境域南北长约26公里，东西宽约37公里”；“人口不多，民国二年（1913年）有131270人，到1949年解放前夕，全县总人口下降到29043人”。有没有必要单独建立一个县级赤色邮政，发行苏区邮票，也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从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解放区邮票史》（苏区卷）中我们可以看到，发行邮票的赤色政权是省或若干县组成的区，比如闽浙赣省、湘赣省和赣西南区、闽西区等，没有哪一种邮票明确标明是县一级赤色政权发行的。为什么偏偏有一种宁冈县发行的邮票呢？还有一个问题：宁冈赤色邮政发行的邮票到了邻县，例如永新、遂川，它还有效吗？换句话说，如果宁冈县的一个人买了这种“宁冈票”，贴在信封上，寄到邻县，邻县又没有赤色邮政，那么这封信到了邻县还能继续它的运送、投递过程吗？如果“宁冈票”不能用于寄发邻县的信函，只限于本县范围使用，那么仅仅为本县极其有限的用邮者印制一种邮票，也未免太奢侈了吧。
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关于民国时期宁冈邮政的一些记载：“民国十一年1月，江西省邮务管理局设永宁二等邮政局，有员工2人。民国二十九年，改设砻头市三等邮局，员工仍为2人。下设新城、大陇代办所和古城、睦村信柜。”可见，从1922年到1930年，宁冈一直保持着中华邮政（即与赤色邮政相对的白色邮政）的邮政局，只不过是该邮局从二等降到了三等。这样来看，在此间的1928年怎么可能建立一个与中华邮政局并存的县级赤色邮政机构呢？
仔细观察“宁冈票”，左下方的竖印的那一列版铭格外引人注意。查看《中国解放区邮票史》（苏区卷）所刊载的苏维埃邮票图录——图录上那些邮票都是经过众多集邮界专家多年考证、探讨后证实无误的珍品——可以看到苏维埃邮票都是没有版铭的。偏偏这种新出现的“宁冈票”上印有清清楚楚的版铭，而且版铭的内容还特别满足当前集邮者的需求：不仅有邮票发行局名称，甚至还有发行时间。对热衷收集苏区票的“发烧友”来说，印着这种版铭的区票简直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可是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有经验的收藏者都知道，“馅饼”往往是“陷阱”的代名词。恰恰是这种印有过分完美信息的版铭暴露了做假者的伎俩，使人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区票。另外，在版铭的前半部分“湘赣区宁冈邮局”7个文字中，“宁冈邮”三字都是繁体字，偏偏一个“区”字却是当今普遍使用的简体字，与其他3个繁体字明显不协调，给人的感觉就像是麒麟肚皮下露出了一只马脚。
余 论
苏区邮票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革命斗争的产物，它是那段艰苦卓绝斗争的历史载体，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在创建红色政权的过程中邮政这个特殊而重要的部门建立、发展的过程，保存到今天的每一枚苏区邮票都是珍贵的历史文物。而集邮恰恰又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和广泛群众基础的收藏活动，许多人不惜花费时间和金钱投入到这项令人着迷的活动中来。近年来，苏区邮票的珍罕性在邮票市场上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收藏者的认同，其价格也在不断上涨，吸引了不少投资者的注意。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涌起的一波又一波“收藏热”，有人利用大众希望借助收藏艺术品和邮票、钱币等保值、升值的心理，制假贩假，牟取不义之财，集邮界已经屡屡出现这类报道。有些制假者还利用专家为自己的赝品提供所谓的“鉴定证书”，或是借助专家的文章和讲话为自己的赝品甚至伪品蒙上美丽的外衣，欺骗收藏者。诸如此类的事情值得善良的人们提高警惕。
《揭秘》介绍的“新遂票”和“宁冈票”，由于本文上述的疑问以及缺少任何一份可信的文献记载来证明，要说它们当中某一套是“首套区票”，实在令人难以同意。坦率地说，这两套票在我们眼里大有伪造票之嫌。因此在没有更有力的证据出现之前，应当继续承认赣西南赤色邮政邮票是中国第一套区票。○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