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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我在哈里村出生。母亲把我的脐带埋在房后菜园里三棵碗口粗的白杨树的树根下，从此哈里村成了我的第二个母体。她用原生的自然风物和纯粹的民族文化孕育了我十二年。十二岁离开之后，我经常在梦里回到这里的山水草木间，特别是在北京飘摇不定经常搬家的十年，几乎所有梦境的背景都是哈里村。那时候渴望回来，却觉得回来，不只是买张车票那么简单。
2
哈里村不大，全村不到四十户人家，都是达斡尔族。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哈里村没通长电也没有外来户，物质生活水平尚处在“饿不着就行”的阶段。达斡尔人勤劳善耕，也能歌善舞。那个没有电视电脑、手机自拍的时代，哈里村的文娱生活却相对丰富多彩。“日出而耕，日落而唱”是哈里村人民最精炼的写照。
晚饭后，村里大多数人会分几拨聚集到村里各处。老人、小孩去唱“乌春”的长者家，男女青年或打曲棍球、火球，或在河边扎堆唱“扎恩纳乐”。一些喜爱舞蹈的就着河边的“扎恩纳乐”跳一阵子“鲁日格勒”。这是当时哈里村人文娱生活的常态。
我经常跟着母亲去听“乌春”。小孩生来就喜爱热闹，受不住“乌春”单调的旋律和说教式的内容，大多数同龄的孩子听不完一个曲就睡着了。在村里人眼里，我是个不正常的小孩，每次都听到散场，越听越精神，偶尔还会抛出天真的问题，向唱“乌春”的长者发问。每年初冬和初春母亲忙着给我们九个孩子做换季的衣服，大的改小的，棉的拆洗重新缝制，缝缝补补日夜忙碌，不能领我去听“乌春”，我就跟着哥哥去听“扎恩纳乐”，看曲棍球、火球和“鲁日格勒”。去了几次嫌太吵，再也没去过。
母亲忙碌缝补换季的衣物，我也忙活着给我的哈尼卡们裁剪新的衣服和头饰。哈尼卡是达斡尔族妇女从小就接触、把玩、制作的纸偶。村里的男童从会走路开始扒拉曲棍球，女童最初的玩偶就属哈尼卡了。可以说，哈尼卡和曲棍球，是每一位哈里村达斡尔族人童年记忆里，最初也是最喜爱的玩具。
达斡尔族传统哈尼卡是没有眼睛和手脚的。为什么如此设置？我记得小时候老人经常叮嘱，哈尼卡有了眼睛就有了魂魄，有了手脚就会跑跳抓挠，会成精。成精之后会怎样谁都不敢说，也说不清。祖辈们代代传承并告诫：哈尼卡不能有眼睛和手脚。我想这种告诫不仅是尊重传统文化的表现，更是对传统文化的敬畏。哈里村的妇女都会剪哈尼卡，就像“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样，每个人剪出来的各有不同。那时候，趁着农活少的时候，女孩之间互相交换手里的哈尼卡和漂亮的纸张。彩色的糖紙是最抢手的。姐姐有个同学叫郭菊兰，住在我家前街。她的哈尼卡不仅身材比例匀称、头饰各异、纷繁，服饰的颜色搭配、花纹都非常好看。更吸引我的是，她剪哈尼卡总能突出达斡尔族人自古崇尚的天伦之乐和日常生活中的习性，比如奶奶的大烟袋，爷爷的礼帽，小男童的曲棍球，闺女的香囊等生活细节。可以说当时在十里八村都是有名的巧女，如今依旧。
达斡尔族有语言没文字。因此，延续、传承母族文化只能口口相传。传着讲着，慢慢就衍生出附加旋律传授的技法，这就是达斡尔族的“乌春”。在固有的旋律中可以包罗万象的音乐。天地穹宇的奥理、万物生灵的喜怒哀乐都可以用它唱出来。至于想表达什么，就看唱的人当时想叙述的主题了。
童年时期听的“乌春”大多陈述的是先烈们保家护国的事迹节选。烙印在我心里的是，那位唱“乌春”的长者哀伤的眼神、悲切恸哭的声线，选唱的是《戍边英雄》的一节：乾隆二十八年，边陲疆土需守护。达斡尔将士告别白发苍苍的父母，携青妻拖雏儿，赶着大轱辘车，带着爱犬，远赴万里西域戍边。从祖国北方嫩江流域到新疆伊犁，万里征程，在那个交通靠牛马或步行的年代，领着皇命的达斡尔人硬是一步一步走了过去。道路漫长艰险。出发的场面凄楚悲壮。留在北方故土的达斡尔人跪在地上，含泪低吟，旋律悲凉。远行的队伍消失在荒莽之中，留下的人还在跪望……兄弟二人，弟弟在远行的队伍里，哥哥在跪拜泪别的人群中。临别，哥哥把一匹剽悍的枣红马送与弟弟骑行，一只懵懂的小黄狗紧跟左右。远行三个月弟弟闭了眼。枣红马和小黄狗隐忍失去主人的痛苦，寻着来路的气息朝着故土日夜奔行，奔行……第四个月的一个黄昏，哥哥听见院子里有马嘶鸣。出门一看，是枣红马回来了。马鞍还在背上，却不见弟弟，只见小黄狗趴在 地上。哥哥安抚枣红马为它卸下马鞍，轻触间整个马背的皮随着马鞍掉了下来，哥哥又悲险地呼唤小黄狗，小黄狗已经起不来了。走近一看，小黄狗四肢全被磨烂，血肉模糊……故土，唤一声故土，别说是人，就连马儿狗儿都难消别离的苦楚。
唱到这里，有人偷偷抹泪，更多的人像合计好了似的集体抬头看房梁。我是嚎啕着，问长者，“小黄狗的腿好了没？枣红马的皮长出来没？”长者没作答，默默地续上一锅 烟走了出去，许久都没有进屋来。那晚我才知道，原来大人们也会伤心，也会哭。哭声就像从原野传来的狼嚎，凄厉得让人头皮发麻，胸口发紧。
听这段“乌春”的时候我六岁，幼稚天真的年纪，日夜熏陶中也略懂得了“民族的苦难”和“保家卫国”的意义。
3
“我诞生在红旗升起的时刻，第一声呼唤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妈妈用红色把我打扮，欣喜的泪花流出了眼窝……啊祖国！妈妈对我说：有了祖国才有了你，你的生命属于祖国。”这是达斡尔族民间歌者鄂时光的原创歌曲。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一九八六年，我十岁，小学四年级，已经是老少先队员了。哈里村通了长电。
一九八三年，村里一户人家搞来了一台收音机。全村老少的文娱生活开始和母族文化剥离，都糊到那台收音机上。白天干活，晚上听收音机。那台收音机经常播放前苏联和北朝鲜的歌曲。村里没人懂俄语，也不懂朝鲜语。虽然不知道具体唱的什么意思，仍然聚精会神竖着耳朵听着，跟着哼唱。播放欢快的旋律时就跟着舞一曲“鲁日格勒”。
没过多久，另一户人家搞来了一台录音机。哈里村的文娱生活又多了一项：家庭舞会。找一个大房子跟户主说明借用开舞会，再去借录音机，之后挨家挨户通知。屋里舞不开，就在屋外跳。不会跳的看着、喝着、吃着。会跳的场场不落，舞得废寝忘食。幸福从每个人的眼窝里溢出来。 新鲜事物不断涌入哈里村。一九八八年，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的进入彻底改变了哈里村人的文娱生活。似乎一切都在一夜之间变了模样。人们不再满足于“吃饱就行”，我也不再听“乌春”，对音乐的喜爱却有增无减。各种类别的音乐通过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不断涌入人们的耳朵，应接不暇。我经常学着哥姐的样子，背着母亲哼唱台湾流行歌曲。有一次唱得正来劲，被母亲抓了现行，吓坏我了。《甜蜜蜜》在当时被划分到“流氓歌曲”的类别。我以为母亲会严厉训教，没想到她只是盯着我看了很久，眼神中透着无奈和失望。从此，我再也没唱过那首歌，取而代之的是鄂时光的《我和红旗》。
鄂时光唱这首歌的时候，是一九八六年初夏的傍晚，夕阳呈现出金色的余晖，洒在他和长者的脸上。不知是鄂时光拉手风琴伴奏让大家尽情跳舞，还是因为长者说了一句“我们的好日子开始了”，总之，那个傍晚哈里村沸腾了。
欢歌笑语中我隐约感到，“乌春”中讲述的民族的苦难、个人的艰辛、国破家亡的苦日子是真的离我们远去了。
“我生长在红旗招展的祖国，每一份幸福来自那壮丽的山河。祖国用深情把我培育，希望的热血注入我心窝。啊，祖国！妈妈对我说：因为祖国给了你一切，你把一切献给祖国。啊，祖国！我对妈妈说：因为祖国给了我一切，我把一切献给祖国！”
生在和平年代，十岁时我还不知道该怎么热爱自己的祖国，但爱国情志已经悄悄抽出芽叶。三十年转眼过去，到了不惑的年纪，对“怎么爱国”有了新的认识。那就是传承。
4
二零一五年三月，我带着刚满月的女儿回到了哈里村。虽然这里已经没有一位亲人，现居的人们也都是陌生的、年轻的面孔，却觉得是亲切的。这次回来，我在这儿已经住了整整两年零三个月，已经能分辨每个年轻人的家族脉络，能认出谁是谁的儿子、孙子，谁和谁的上一代人曾经是我童年时期的左邻右舍、前院后坊，谁谁家是后搬来的外来户。从户籍论，我依旧是这里的坐地户，但出走了二十多年再回来，房无片瓦地没一垅，连个熟悉的人都没有，曾经的发小不是远嫁他乡，就是搬去了他处。曾经的长者、长辈、左邻右舍各种生老病死的离散。在现居的村民眼里，我是外来户。
女儿是达斡尔族和汉族双文化基因融合体，是名副其实的“外来户”。像她这样跨民族基因的“外来户”在眼下的哈里村为数不少。他们多数都是汉族妈妈达族爸爸。最早一批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那之前，哈里村沒有人与汉族通婚，可以和汉族做朋友，这似乎是不成文的村规。生活在哈里村的跨基因“外来户”们基本都会双语。我希望女儿将来也是如此。这也是我回到这里的原因之一。
女儿今年两岁，见啥学啥的年纪。虽然还不能说一口流利的达斡尔语，但是基本都能听懂。
达斡尔族的基因在她的血脉里明显占了上风。“汉先生”五音缺俩，秧歌都不会扭，只会开车和数钱。女儿喜欢跳舞，每天晚饭后必定要求去跳舞，是广场舞大妈们最忠实的粉丝。女儿更喜欢唱歌，听过的歌总能唱出一两句来，过耳不忘。最近她经常唱“傲立哈勒额的艾乐拜……”
刚回来的时候，我是有些不习惯的。不是日常生产劳作的不习惯，是心里上的不习惯。年轻的村民们见到我，用不是很流利的汉语向我打招呼，我用地道的达斡尔语回应。即便和左邻右舍或者偶尔和发小们聚会，也是如此。这是从心里上把我当成了“外来户”。即便我说得一口流利的母语，我依然不能立刻脱离“外来户”的处境。这种感受让我很不习惯，甚至有些沮丧。渐渐的，熟络的人多了起来，相互间的来往慢慢多了起来，对彼此的了解深了。这种双向的不习惯也慢慢地消失了。
虽然现在的哈里村已经不是当年的哈里村，严格地说，哈里村已经消失了。从行政区域名单上消失了。当年丰茂富饶的山秃了，清澈的泉水也干了，繁盛斑斓的原野只剩一层薄薄的皮，那些高高的山丁子树早已了无踪迹。家家户户的菜园子不再种植苏子、琥珀香等传统农作物。
庆幸的是，人文传统还在。每年春夏交替青黄未结时，柳蒿芽的清香依旧满村飘荡。村里的男孩们饭前课后依旧挥舞着球棍去打曲棍球，他们非常幸运，有自己专属的、具备国际水准的专业球场。女孩子们依然会剪哈尼卡，她们也非常幸运，不用像我幼年时经常为找不到好看的彩色纸发愁。
更庆幸的是，村里老少乡亲，都还会说母语。当年母亲埋葬我脐带的那三棵白杨树，也还在。
责任编辑 乌琼
四十年前我在哈里村出生。母亲把我的脐带埋在房后菜园里三棵碗口粗的白杨树的树根下，从此哈里村成了我的第二个母体。她用原生的自然风物和纯粹的民族文化孕育了我十二年。十二岁离开之后，我经常在梦里回到这里的山水草木间，特别是在北京飘摇不定经常搬家的十年，几乎所有梦境的背景都是哈里村。那时候渴望回来，却觉得回来，不只是买张车票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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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村不大，全村不到四十户人家，都是达斡尔族。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哈里村没通长电也没有外来户，物质生活水平尚处在“饿不着就行”的阶段。达斡尔人勤劳善耕，也能歌善舞。那个没有电视电脑、手机自拍的时代，哈里村的文娱生活却相对丰富多彩。“日出而耕，日落而唱”是哈里村人民最精炼的写照。
晚饭后，村里大多数人会分几拨聚集到村里各处。老人、小孩去唱“乌春”的长者家，男女青年或打曲棍球、火球，或在河边扎堆唱“扎恩纳乐”。一些喜爱舞蹈的就着河边的“扎恩纳乐”跳一阵子“鲁日格勒”。这是当时哈里村人文娱生活的常态。
我经常跟着母亲去听“乌春”。小孩生来就喜爱热闹，受不住“乌春”单调的旋律和说教式的内容，大多数同龄的孩子听不完一个曲就睡着了。在村里人眼里，我是个不正常的小孩，每次都听到散场，越听越精神，偶尔还会抛出天真的问题，向唱“乌春”的长者发问。每年初冬和初春母亲忙着给我们九个孩子做换季的衣服，大的改小的，棉的拆洗重新缝制，缝缝补补日夜忙碌，不能领我去听“乌春”，我就跟着哥哥去听“扎恩纳乐”，看曲棍球、火球和“鲁日格勒”。去了几次嫌太吵，再也没去过。
母亲忙碌缝补换季的衣物，我也忙活着给我的哈尼卡们裁剪新的衣服和头饰。哈尼卡是达斡尔族妇女从小就接触、把玩、制作的纸偶。村里的男童从会走路开始扒拉曲棍球，女童最初的玩偶就属哈尼卡了。可以说，哈尼卡和曲棍球，是每一位哈里村达斡尔族人童年记忆里，最初也是最喜爱的玩具。
达斡尔族传统哈尼卡是没有眼睛和手脚的。为什么如此设置？我记得小时候老人经常叮嘱，哈尼卡有了眼睛就有了魂魄，有了手脚就会跑跳抓挠，会成精。成精之后会怎样谁都不敢说，也说不清。祖辈们代代传承并告诫：哈尼卡不能有眼睛和手脚。我想这种告诫不仅是尊重传统文化的表现，更是对传统文化的敬畏。哈里村的妇女都会剪哈尼卡，就像“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样，每个人剪出来的各有不同。那时候，趁着农活少的时候，女孩之间互相交换手里的哈尼卡和漂亮的纸张。彩色的糖紙是最抢手的。姐姐有个同学叫郭菊兰，住在我家前街。她的哈尼卡不仅身材比例匀称、头饰各异、纷繁，服饰的颜色搭配、花纹都非常好看。更吸引我的是，她剪哈尼卡总能突出达斡尔族人自古崇尚的天伦之乐和日常生活中的习性，比如奶奶的大烟袋，爷爷的礼帽，小男童的曲棍球，闺女的香囊等生活细节。可以说当时在十里八村都是有名的巧女，如今依旧。
达斡尔族有语言没文字。因此，延续、传承母族文化只能口口相传。传着讲着，慢慢就衍生出附加旋律传授的技法，这就是达斡尔族的“乌春”。在固有的旋律中可以包罗万象的音乐。天地穹宇的奥理、万物生灵的喜怒哀乐都可以用它唱出来。至于想表达什么，就看唱的人当时想叙述的主题了。
童年时期听的“乌春”大多陈述的是先烈们保家护国的事迹节选。烙印在我心里的是，那位唱“乌春”的长者哀伤的眼神、悲切恸哭的声线，选唱的是《戍边英雄》的一节：乾隆二十八年，边陲疆土需守护。达斡尔将士告别白发苍苍的父母，携青妻拖雏儿，赶着大轱辘车，带着爱犬，远赴万里西域戍边。从祖国北方嫩江流域到新疆伊犁，万里征程，在那个交通靠牛马或步行的年代，领着皇命的达斡尔人硬是一步一步走了过去。道路漫长艰险。出发的场面凄楚悲壮。留在北方故土的达斡尔人跪在地上，含泪低吟，旋律悲凉。远行的队伍消失在荒莽之中，留下的人还在跪望……兄弟二人，弟弟在远行的队伍里，哥哥在跪拜泪别的人群中。临别，哥哥把一匹剽悍的枣红马送与弟弟骑行，一只懵懂的小黄狗紧跟左右。远行三个月弟弟闭了眼。枣红马和小黄狗隐忍失去主人的痛苦，寻着来路的气息朝着故土日夜奔行，奔行……第四个月的一个黄昏，哥哥听见院子里有马嘶鸣。出门一看，是枣红马回来了。马鞍还在背上，却不见弟弟，只见小黄狗趴在 地上。哥哥安抚枣红马为它卸下马鞍，轻触间整个马背的皮随着马鞍掉了下来，哥哥又悲险地呼唤小黄狗，小黄狗已经起不来了。走近一看，小黄狗四肢全被磨烂，血肉模糊……故土，唤一声故土，别说是人，就连马儿狗儿都难消别离的苦楚。
唱到这里，有人偷偷抹泪，更多的人像合计好了似的集体抬头看房梁。我是嚎啕着，问长者，“小黄狗的腿好了没？枣红马的皮长出来没？”长者没作答，默默地续上一锅 烟走了出去，许久都没有进屋来。那晚我才知道，原来大人们也会伤心，也会哭。哭声就像从原野传来的狼嚎，凄厉得让人头皮发麻，胸口发紧。
听这段“乌春”的时候我六岁，幼稚天真的年纪，日夜熏陶中也略懂得了“民族的苦难”和“保家卫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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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诞生在红旗升起的时刻，第一声呼唤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妈妈用红色把我打扮，欣喜的泪花流出了眼窝……啊祖国！妈妈对我说：有了祖国才有了你，你的生命属于祖国。”这是达斡尔族民间歌者鄂时光的原创歌曲。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一九八六年，我十岁，小学四年级，已经是老少先队员了。哈里村通了长电。
一九八三年，村里一户人家搞来了一台收音机。全村老少的文娱生活开始和母族文化剥离，都糊到那台收音机上。白天干活，晚上听收音机。那台收音机经常播放前苏联和北朝鲜的歌曲。村里没人懂俄语，也不懂朝鲜语。虽然不知道具体唱的什么意思，仍然聚精会神竖着耳朵听着，跟着哼唱。播放欢快的旋律时就跟着舞一曲“鲁日格勒”。
没过多久，另一户人家搞来了一台录音机。哈里村的文娱生活又多了一项：家庭舞会。找一个大房子跟户主说明借用开舞会，再去借录音机，之后挨家挨户通知。屋里舞不开，就在屋外跳。不会跳的看着、喝着、吃着。会跳的场场不落，舞得废寝忘食。幸福从每个人的眼窝里溢出来。 新鲜事物不断涌入哈里村。一九八八年，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的进入彻底改变了哈里村人的文娱生活。似乎一切都在一夜之间变了模样。人们不再满足于“吃饱就行”，我也不再听“乌春”，对音乐的喜爱却有增无减。各种类别的音乐通过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不断涌入人们的耳朵，应接不暇。我经常学着哥姐的样子，背着母亲哼唱台湾流行歌曲。有一次唱得正来劲，被母亲抓了现行，吓坏我了。《甜蜜蜜》在当时被划分到“流氓歌曲”的类别。我以为母亲会严厉训教，没想到她只是盯着我看了很久，眼神中透着无奈和失望。从此，我再也没唱过那首歌，取而代之的是鄂时光的《我和红旗》。
鄂时光唱这首歌的时候，是一九八六年初夏的傍晚，夕阳呈现出金色的余晖，洒在他和长者的脸上。不知是鄂时光拉手风琴伴奏让大家尽情跳舞，还是因为长者说了一句“我们的好日子开始了”，总之，那个傍晚哈里村沸腾了。
欢歌笑语中我隐约感到，“乌春”中讲述的民族的苦难、个人的艰辛、国破家亡的苦日子是真的离我们远去了。
“我生长在红旗招展的祖国，每一份幸福来自那壮丽的山河。祖国用深情把我培育，希望的热血注入我心窝。啊，祖国！妈妈对我说：因为祖国给了你一切，你把一切献给祖国。啊，祖国！我对妈妈说：因为祖国给了我一切，我把一切献给祖国！”
生在和平年代，十岁时我还不知道该怎么热爱自己的祖国，但爱国情志已经悄悄抽出芽叶。三十年转眼过去，到了不惑的年纪，对“怎么爱国”有了新的认识。那就是传承。
4
二零一五年三月，我带着刚满月的女儿回到了哈里村。虽然这里已经没有一位亲人，现居的人们也都是陌生的、年轻的面孔，却觉得是亲切的。这次回来，我在这儿已经住了整整两年零三个月，已经能分辨每个年轻人的家族脉络，能认出谁是谁的儿子、孙子，谁和谁的上一代人曾经是我童年时期的左邻右舍、前院后坊，谁谁家是后搬来的外来户。从户籍论，我依旧是这里的坐地户，但出走了二十多年再回来，房无片瓦地没一垅，连个熟悉的人都没有，曾经的发小不是远嫁他乡，就是搬去了他处。曾经的长者、长辈、左邻右舍各种生老病死的离散。在现居的村民眼里，我是外来户。
女儿是达斡尔族和汉族双文化基因融合体，是名副其实的“外来户”。像她这样跨民族基因的“外来户”在眼下的哈里村为数不少。他们多数都是汉族妈妈达族爸爸。最早一批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那之前，哈里村沒有人与汉族通婚，可以和汉族做朋友，这似乎是不成文的村规。生活在哈里村的跨基因“外来户”们基本都会双语。我希望女儿将来也是如此。这也是我回到这里的原因之一。
女儿今年两岁，见啥学啥的年纪。虽然还不能说一口流利的达斡尔语，但是基本都能听懂。
达斡尔族的基因在她的血脉里明显占了上风。“汉先生”五音缺俩，秧歌都不会扭，只会开车和数钱。女儿喜欢跳舞，每天晚饭后必定要求去跳舞，是广场舞大妈们最忠实的粉丝。女儿更喜欢唱歌，听过的歌总能唱出一两句来，过耳不忘。最近她经常唱“傲立哈勒额的艾乐拜……”
刚回来的时候，我是有些不习惯的。不是日常生产劳作的不习惯，是心里上的不习惯。年轻的村民们见到我，用不是很流利的汉语向我打招呼，我用地道的达斡尔语回应。即便和左邻右舍或者偶尔和发小们聚会，也是如此。这是从心里上把我当成了“外来户”。即便我说得一口流利的母语，我依然不能立刻脱离“外来户”的处境。这种感受让我很不习惯，甚至有些沮丧。渐渐的，熟络的人多了起来，相互间的来往慢慢多了起来，对彼此的了解深了。这种双向的不习惯也慢慢地消失了。
虽然现在的哈里村已经不是当年的哈里村，严格地说，哈里村已经消失了。从行政区域名单上消失了。当年丰茂富饶的山秃了，清澈的泉水也干了，繁盛斑斓的原野只剩一层薄薄的皮，那些高高的山丁子树早已了无踪迹。家家户户的菜园子不再种植苏子、琥珀香等传统农作物。
庆幸的是，人文传统还在。每年春夏交替青黄未结时，柳蒿芽的清香依旧满村飘荡。村里的男孩们饭前课后依旧挥舞着球棍去打曲棍球，他们非常幸运，有自己专属的、具备国际水准的专业球场。女孩子们依然会剪哈尼卡，她们也非常幸运，不用像我幼年时经常为找不到好看的彩色纸发愁。
更庆幸的是，村里老少乡亲，都还会说母语。当年母亲埋葬我脐带的那三棵白杨树，也还在。
责任编辑 乌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