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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25日，借访问缅甸之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携夫人和随行人员来到位于仰光远郊的“缅甸日本人墓地”，为二战期间战死的日本军人 “慰灵”、“镇魂”。他们参拜的是位于墓地中央的标志性建筑——“缅甸和平纪念碑”。该碑于1981年由日本政府在当时的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协助下建造而成。碑上刻有：“缅怀那场战争在缅甸战场上战死的人们，我们怀着和平之念，把其作为日本与缅甸友好的象征，建立此碑。”实际上，安倍海外慰灵并非首次，早在2012年1月，作为在野党议员的安倍在参加一所日本捐建缅甸的小学落成典礼时，就曾专门去“缅甸日本人墓地”参拜、慰灵。在2013年3月底访问蒙古时，他也曾向当地的“日本人死亡者慰灵碑”献花。此外，作为安倍副手、担任副首相兼财务大臣的麻生太郎也于2013年1月访问缅甸时，高调祭拜过“缅甸日本人墓地”。日本政要的此种行径，遭到曾受其侵略的邻国的强烈声讨，但日本依旧我行我素。日本在海外的慰灵碑到底是何种设施，日本政要又缘何要频繁参拜呢？
慰灵追悼：从国内“千鸟渊阵亡者
墓苑”到海外慰灵碑建立、巡拜
修建日本人海外阵亡者墓地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盛行起来的，在此之前慰灵追悼主要是围绕着实现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运动而展开的。1952年4月，随着《旧金山媾和条约》和《日美安保条约》的生效，日本结束了被占领状态，实现了“独立”。一直受到盟军司令部压制的旧军人、旧官僚和遗族等势力重新复活起来，开始不断向政府施压，要求恢复、改善对军人和遗族的援护制度，此外更是提出了以实现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为目的的“表彰英灵”的要求。虽然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目标没有实现，但却随之产生了一个副产品，即 “千鸟渊阵亡者墓苑”的建立。1953年吉田茂内阁决定修建“无名阵亡者之墓”——“千鸟渊阵亡者墓苑”，把它作为一个非宗教性的追悼阵亡者的国家设施。并于1959年“千鸟渊阵亡者墓苑”建成之际，举行了阵亡者追悼仪式。
20世纪60年代慰灵追悼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以安保斗争运动（主要的契机是，新修改的《日美安保条约》增加了日本卷入战争的危险性）的失败为标志，保守力量实现了对革新力量的完胜。而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日美关系的巩固，人们对过去历史和战争的看法也发生着改变，以“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为代表的美化日本侵略行径、否认侵略历史的思想言论开始在社会上抬头。在此背景下，慰灵悼念出现了以下四个变化：（1）重新恢复对战死者的授勋制度。（2）从1963年开始，全国阵亡者追悼仪式得以惯例化。（3）以1964年4月开始的日本普通国民出国自由化为契机，许多右翼团体、地方组织、遗族、旧军人团体走出国门，依托20世纪50年代岸信介内阁赔偿外交打下的基础，以公益援助为手段，以追求和平为口号，在一些国家纷纷建立日本人阵亡者慰灵碑。“缅甸日本人墓地”中的许多慰灵碑正是这一时期修建的。（4）旨在实现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靖国神社法案”在1969年6月第一次被提交到国会审议，但没有通过。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海外慰灵活动则由以民间为主导进入了以政府为主导的时期。1971年7月，日本厚生省制定了“海外慰灵碑建设纲要”，开始着手在二战主要战场建立日本人战殁者慰灵碑，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先后在菲律宾、塞班岛、巴布亚新几内亚拉包尔市、缅甸、巴布亚新几内亚威沃克市、马来西亚、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帕劳共和国、阿留申群岛、印度尼西亚、印度、俄罗斯联邦哈巴罗夫斯克市、俄罗斯联邦萨哈林州、蒙古等地建立了14座慰灵碑。不仅如此，从1976年开始，厚生省每年还组织开展以遗族为对象的海外慰灵巡拜，国家负担参加者1/3的旅费。
海外慰灵之续：阵亡者遗骨收集
与海外慰灵相关联，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厚生省联合外务省等关联省厅还积极开展阵亡者遗骨收集工作。这项工作因4月日本首相安倍视察硫磺岛阵亡者遗骨收集工作而备受关注。实际上，日本人战殁者遗骨收集工作是与“千鸟渊阵亡者墓苑”建设动议相伴而生的。《旧金山媾和条约》生效后，日本政府开始收集战死在海外战场的日军遗骨。收集到的遗骨中，可以确认身份的转交给相关遗族，无法确认身份的则将其放置于“千鸟渊阵亡者墓苑”。1953～1993年的40年间，日本政府共实施了三次海外日本人战殁者遗骨收集计划，共约收集到了122万具遗骨。此后，由于遗骨信息收集困难等原因，工作进展颇为缓慢。
从2006年起，为了加快东南亚等地的遗骨收集工作，日本厚生劳动省将遗骨收集工作委托给“日本遗族会”、“日本国战死者遗体收容团”、“日本青年遗骨收集团”、“空援队”、“全国所罗门会”等民间团体来实施，加快了遗骨收集工作的进程。但这也随之产生了“空援队”遗骨收集失当行为等问题。以此为契机，日本政府从2010年开始强化了国家主导的方针。时任首相菅直人更是为加强硫磺岛的遗骨收集工作而亲自访岛并指示成立 “特命小组”。安倍上台之后，也极为重视海外日军遗骨收集工作，成立了关于战殁者遗骨归还特命委员会，声称到2020年以前，收集60万具阵亡军人遗骨。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海外阵亡者遗骨约有240万具，而截至2013年3月31日，共收集到了约127万具的遗骨。
慰灵追悼主力推手：日本遗族会
纵观日本战殁者慰灵事业的发展，日本遗族会、战友会等右翼势力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美军占领下的1947年11月，为改善阵亡者遗族的经济生活困境，日本遗族会作为“日本遗族厚生联盟”而诞生，当时号称“遗族800万人”。在美军结束对日占领后，该团体积极开展活动，通过各种有效手段对议会、政党、官厅等施加影响，成为名符其实的“压力团体”。
日本遗族会与众参国会议员、厚生省之间，形成了牢固的铁三角互动关系，由此发挥着对政治的影响力。日本遗族会与自民党议员关系紧密，第四代日本遗族会会长贺屋兴宣就曾任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现任会长尾辻秀久和前任会长古贺诚都是自民党议员，并且日本遗族会中有约17万会员是自民党党员，因此它被认为是自民党的重要票田。日本遗族会与具体负责战殁者慰灵事业的厚生省也结成了帮扶关系。在众多民间遗族团体中，日本遗族会是日本厚生省援护的惟一一家。也正因如此，虽没遗族背景却担任过厚生大臣的桥本龙太郎被推举成为日本遗族会的第七代会长。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日本遗族会成员的高龄化，日本遗族会对自民党的影响力也日渐减弱。据2013年2月7日《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遗族会会长尾辻秀久表示，因为该会会员高龄化，集票力低下，日本遗族会决定放弃在今年夏天参议院选举中推选会内自民党候选人。
安倍数度海外慰灵为哪般
从思想理念上看，日本遗族会与日本政府之间形成了既合作又对抗的关系。日本遗族会基于受害者意识，积极开展以“表彰英灵”为目标的国家守护靖国神社运动，主张将侵略战争美化为“自卫战争”的战争观。就如日本学者所说，因为战败日本国内没有形成共同的“英雄故事”，从而产生了对战争牺牲者和战死者的整体性忘却的倾向。而日本遗族会的“表彰英灵”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则起到了与这种社会倾向相对抗的功能，从而推动了日本战殁者慰灵事业的发展。但是，面对日本遗族会想要实现国家守护靖国神社的诉求，日本政府却因“政教分离原则”迟迟不愿跨雷池一步，造成“靖国神社法案”多次胎死腹中。
可以说，在即将举行参议院选举的前夕，安倍先后参拜位于蒙古、缅甸的日本人阵亡者墓地，实际上有点既向右翼“卖乖”寻求支持，又不愿违反通常原则之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正视历史，不对历史进行彻底反省就很容易再次走错路。这正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曾经饱受日本侵略战争之苦的亚洲各国人民对日本现状及未来担忧之所在。
慰灵追悼：从国内“千鸟渊阵亡者
墓苑”到海外慰灵碑建立、巡拜
修建日本人海外阵亡者墓地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盛行起来的，在此之前慰灵追悼主要是围绕着实现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运动而展开的。1952年4月，随着《旧金山媾和条约》和《日美安保条约》的生效，日本结束了被占领状态，实现了“独立”。一直受到盟军司令部压制的旧军人、旧官僚和遗族等势力重新复活起来，开始不断向政府施压，要求恢复、改善对军人和遗族的援护制度，此外更是提出了以实现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为目的的“表彰英灵”的要求。虽然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目标没有实现，但却随之产生了一个副产品，即 “千鸟渊阵亡者墓苑”的建立。1953年吉田茂内阁决定修建“无名阵亡者之墓”——“千鸟渊阵亡者墓苑”，把它作为一个非宗教性的追悼阵亡者的国家设施。并于1959年“千鸟渊阵亡者墓苑”建成之际，举行了阵亡者追悼仪式。
20世纪60年代慰灵追悼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以安保斗争运动（主要的契机是，新修改的《日美安保条约》增加了日本卷入战争的危险性）的失败为标志，保守力量实现了对革新力量的完胜。而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日美关系的巩固，人们对过去历史和战争的看法也发生着改变，以“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为代表的美化日本侵略行径、否认侵略历史的思想言论开始在社会上抬头。在此背景下，慰灵悼念出现了以下四个变化：（1）重新恢复对战死者的授勋制度。（2）从1963年开始，全国阵亡者追悼仪式得以惯例化。（3）以1964年4月开始的日本普通国民出国自由化为契机，许多右翼团体、地方组织、遗族、旧军人团体走出国门，依托20世纪50年代岸信介内阁赔偿外交打下的基础，以公益援助为手段，以追求和平为口号，在一些国家纷纷建立日本人阵亡者慰灵碑。“缅甸日本人墓地”中的许多慰灵碑正是这一时期修建的。（4）旨在实现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靖国神社法案”在1969年6月第一次被提交到国会审议，但没有通过。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海外慰灵活动则由以民间为主导进入了以政府为主导的时期。1971年7月，日本厚生省制定了“海外慰灵碑建设纲要”，开始着手在二战主要战场建立日本人战殁者慰灵碑，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先后在菲律宾、塞班岛、巴布亚新几内亚拉包尔市、缅甸、巴布亚新几内亚威沃克市、马来西亚、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帕劳共和国、阿留申群岛、印度尼西亚、印度、俄罗斯联邦哈巴罗夫斯克市、俄罗斯联邦萨哈林州、蒙古等地建立了14座慰灵碑。不仅如此，从1976年开始，厚生省每年还组织开展以遗族为对象的海外慰灵巡拜，国家负担参加者1/3的旅费。
海外慰灵之续：阵亡者遗骨收集
与海外慰灵相关联，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厚生省联合外务省等关联省厅还积极开展阵亡者遗骨收集工作。这项工作因4月日本首相安倍视察硫磺岛阵亡者遗骨收集工作而备受关注。实际上，日本人战殁者遗骨收集工作是与“千鸟渊阵亡者墓苑”建设动议相伴而生的。《旧金山媾和条约》生效后，日本政府开始收集战死在海外战场的日军遗骨。收集到的遗骨中，可以确认身份的转交给相关遗族，无法确认身份的则将其放置于“千鸟渊阵亡者墓苑”。1953～1993年的40年间，日本政府共实施了三次海外日本人战殁者遗骨收集计划，共约收集到了122万具遗骨。此后，由于遗骨信息收集困难等原因，工作进展颇为缓慢。
从2006年起，为了加快东南亚等地的遗骨收集工作，日本厚生劳动省将遗骨收集工作委托给“日本遗族会”、“日本国战死者遗体收容团”、“日本青年遗骨收集团”、“空援队”、“全国所罗门会”等民间团体来实施，加快了遗骨收集工作的进程。但这也随之产生了“空援队”遗骨收集失当行为等问题。以此为契机，日本政府从2010年开始强化了国家主导的方针。时任首相菅直人更是为加强硫磺岛的遗骨收集工作而亲自访岛并指示成立 “特命小组”。安倍上台之后，也极为重视海外日军遗骨收集工作，成立了关于战殁者遗骨归还特命委员会，声称到2020年以前，收集60万具阵亡军人遗骨。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海外阵亡者遗骨约有240万具，而截至2013年3月31日，共收集到了约127万具的遗骨。
慰灵追悼主力推手：日本遗族会
纵观日本战殁者慰灵事业的发展，日本遗族会、战友会等右翼势力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美军占领下的1947年11月，为改善阵亡者遗族的经济生活困境，日本遗族会作为“日本遗族厚生联盟”而诞生，当时号称“遗族800万人”。在美军结束对日占领后，该团体积极开展活动，通过各种有效手段对议会、政党、官厅等施加影响，成为名符其实的“压力团体”。
日本遗族会与众参国会议员、厚生省之间，形成了牢固的铁三角互动关系，由此发挥着对政治的影响力。日本遗族会与自民党议员关系紧密，第四代日本遗族会会长贺屋兴宣就曾任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现任会长尾辻秀久和前任会长古贺诚都是自民党议员，并且日本遗族会中有约17万会员是自民党党员，因此它被认为是自民党的重要票田。日本遗族会与具体负责战殁者慰灵事业的厚生省也结成了帮扶关系。在众多民间遗族团体中，日本遗族会是日本厚生省援护的惟一一家。也正因如此，虽没遗族背景却担任过厚生大臣的桥本龙太郎被推举成为日本遗族会的第七代会长。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日本遗族会成员的高龄化，日本遗族会对自民党的影响力也日渐减弱。据2013年2月7日《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遗族会会长尾辻秀久表示，因为该会会员高龄化，集票力低下，日本遗族会决定放弃在今年夏天参议院选举中推选会内自民党候选人。
安倍数度海外慰灵为哪般
从思想理念上看，日本遗族会与日本政府之间形成了既合作又对抗的关系。日本遗族会基于受害者意识，积极开展以“表彰英灵”为目标的国家守护靖国神社运动，主张将侵略战争美化为“自卫战争”的战争观。就如日本学者所说，因为战败日本国内没有形成共同的“英雄故事”，从而产生了对战争牺牲者和战死者的整体性忘却的倾向。而日本遗族会的“表彰英灵”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则起到了与这种社会倾向相对抗的功能，从而推动了日本战殁者慰灵事业的发展。但是，面对日本遗族会想要实现国家守护靖国神社的诉求，日本政府却因“政教分离原则”迟迟不愿跨雷池一步，造成“靖国神社法案”多次胎死腹中。
可以说，在即将举行参议院选举的前夕，安倍先后参拜位于蒙古、缅甸的日本人阵亡者墓地，实际上有点既向右翼“卖乖”寻求支持，又不愿违反通常原则之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正视历史，不对历史进行彻底反省就很容易再次走错路。这正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曾经饱受日本侵略战争之苦的亚洲各国人民对日本现状及未来担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