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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似乎是有实体的东西，比淤泥还要更加黏稠，一旦陷入其中，即使用尽全力拔身出来，也终身无法与其划清界限，灵魂的一角永远是黑暗——我真真切切地感受着。
然而，这样就无法幸福了吗？一定会走出来，一定会幸福的。我这样想。女人的心里，有多少高贵和坚韧，就能凭借这种品质获得幸福。我要写这么一个关于幸福的小说。在我的小说里，要让这个女人获得幸福。”（《<与情敌同居>未收入书的自序》）
读方悄悄的小说。首先感到的是那种刺骨的现实。
《与情敌同居》的第一句，“今天，我跟何洋吵了一架。为了房子的事。”紧接着。算了一笔账。大学刚毕业的“我”找到了一份工作，月薪“可能三千不到”。而一个月的房贷要六千多。
小说写的是爱情，没错。但房子、工作。换言之，金钱，才是现实生活中最不能忽视的。爱情是奇遇，讲的是缘分。所以不存在等价原理：而经济是铁律，一分钱一分货没得商量，欠债还钱那是天经地义。所以包法利夫人为了爱情欠下巨款，还不上她就得死，再伟大的爱情也救不了她。
福克纳的《野棕榈》，对这一法则揭露得更刻骨。穷医生哈里和有夫之妇夏洛特堕入爱河。但第一次幽会。夏洛特看到哈里开的是一间非常廉价的旅馆。就知道他俩没戏，清醒地劝晗里分手。整部小说字缝里都塞着一个钱字，虽然他们的爱情同样感人，但结局却是悲惨且有辱尊严的。读完《野棕榈》，我得出一个或许有失偏颇的结论：“我觉得可以把是否提到钱作为一部爱情小说值不值得—读的标准。”
从这一“标准”来看，方悄悄的小说还是挺符合我的口味的。对这个现实得有点骨感的姑娘来说，金钱法则是解决写作难题的灵丹妙药。在小说中，如何让一个女孩接受与情敌住在一起，想来想去，唯一可行的是让这位情敌房客交纳一笔可观的房租。真是坦诚得可爱啊！
方悄悄是我为晨报周刊物色的专栏作家。她在周刊撰写的每一篇专栏都可以归纳到一个总题目下：爱情经济学。穷人有穷人的爱情，有钱人有有钱人的爱情，但终归摆不脱一个属性——钱。
这是一个掉进钱眼里的作家吗？不。方悄悄说，她的写作是为了让她的女性人物得到幸福。哪怕是在陷入巨大的自我怀疑中写不下去的时候，也总是“一定要幸福啊”这念头在支撑着她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写。
她只是太现实主义了而已，小心翼翼地。不敢在小说中创造一些奇迹。或许女人在现实生活中要得到幸福确实不易吧，为了匹配这种现实的困境，最负责任的做法就是增加写作的难度。让女人在爱情和金钱中多经历一些磨难，多尝试一些拥有和失去。
但最终，方悄悄不会像福克纳那样让她的人物尊严扫地，而是会帮她们挽回尊严，并让她们得到幸福或者至少看到幸福的曙光。
C：晨报周刊 方：方悄悄
C：还记得你是怎么开始写作的吗？当时有没有想过，踏出这一步对你意味着什么？
方：我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写作了！记得一年级暑假，我们班主任老师搞了个补习班。很多时候就让我们写作文，我们当时写了一篇关于下雪的作文，老师盛赞我“这篇作文达到了三年级的水平”。不知为什么，那一幕、那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谢谢老师。她已经去世了。这个回答听上去不太严肃。但是我只是不能清晰地描述出“这一步”。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类似村上春树般“我决定成为小说家”的瞬间。写作是一个与生活相伴的过程，我只是必须努力地不让它居于太过中心的地位罢了。
C：你在一篇文章里提到，每一次动笔都得跟“这东西写了有什么用”的念头打上漫长一架，这个“用”是指什么，是指写作能改变什么吗？
方：诚实地讲，“用”有两层意思，第一是，这东西写了能带来收益吗？第二是，这东西有存在的价值吗？这两样的答案必须至少有一个是“有”。写作才可以持续。当然这个世界上有完全不用顾虑这两样的天才人物。但很遗憾我并不属于那个类型。
C：你的几个爱情故事里都不容忽视地出现了金钱（或者说人物的经济状况）这个因素。这和你的知识结构（文学、经济学）有关，还是和你的生活体认有关？
方：大学我是学会计的啦，但这个专业并不适合我。因此，我在进入社会不久后，就选择了考研，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彻底改换了专业。但是，青春时期受到的教育肯定给我的头脑留下了印记。我看小说爱看巴尔扎克，尤其喜欢看他津津有味地计算一个人的年收与花销，看他的浪荡公子如何挥金如土，市民阶层如何精打细算。另外，人们不也总是说。包法利夫人是被一张张期票逼死的吗？金钱记录着社会生活的流动，不诚实地面对金钱也就无法诚实地记录当下。我只是觉得自己还不够那么诚实有力而已，“除了现实主义我不知道还有其他的主义”。这也是我以后还要加强的部分。
C：你说要让女人获得幸福，可你的小说并不是那种“大团圆”的结局。甚至直到最后一句仍然带有一丝悬而未决的紧张。我的理解是，你让这些女人最终获得的幸福至少不一定完全是拜爱情所赐。那么在你心里，女人的“幸福”究竟是怎样一种人生状态？
方：其实很难说什么是“幸福”，幸福也可能只是我们生命中一个个无法把握的瞬间。当我说，一定要让某人幸福，其实只是出于我自己一种对幸福强烈的渴望，或者说憧憬。我觉得。如果能始终怀有这种憧憬去生活，并且很幸运地，有能力去改善自己的生活，就是幸福了。从《与情敌同居》开始，我小说中的女性都有改变自己生活的能力，虽然兴致不高。但都算得上是生活中的行动派，我觉得这至少是幸福的第一步。
C：《谁人是你一生中最爱》里面，赵小玉对前男友丁哲说：“我只想好好活下去而已，我只想过正常的生活。跟别人一样。”我觉得这句话多少奠定了你小说中女性角色的性格基座，“跟别人一样的正常生活”这么一种谈不上追求的追求。使得她们的人生无缘于更多的可能性。这是否真的是通往幸福的途径呢？
方：事实上，我觉得我的女性角色追求的并不是“跟别人一样的正常生活”。如果这样的话，完全可以选择一种更为利己的方式，但她们没有这样做。她们选择的。并不是平常的生活，而是更深刻、更温柔的生活。年纪越长便越感觉到，所谓人生的可能性，有时候不过出于我们的想象罢了，更重要的是。如何能在现实生活中建立起完整的自我。当然。你说的是一个问题。如果太过日常，事实上剥夺的是小说的可能性。我也想在以后的小说中让人物有更多的冒险。
C：在《蓝衬衫的女孩》里面，理想的恋人秀泽被设定为一个“no where man”，一个智力停留在少年阶段的长不大的男孩。这里面是否有某种讽刺意味？
方：没有，没有任何的讽刺，秀泽并不是理想的恋人，而是得不到的恋人。我非常喜爱这个人物，在他身上倾注了全部的深情。我想他应该在宇宙的某个地方，持续地向女主迁美发射出信号。只是那个信号没有办法被任何人接听到而已。也许偏偏是阿蓝接听到了吧。“这狗长得像迁美”。写到那里的时候我停下来哭了。
C：《蓝衬衫的女孩》的结尾，阿蓝撒谎说迁美死了的时候，我确实被惊到。可能是因为这是整本书唯一出现的“死”。你从不把人物写死，为什么？
方：我啊，以前是一个在第一页就让男主角死掉的作者。不过。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后来我不太写死亡了，主要是我的身边没有太多意外死亡的事件。经常“听说”有人死。但我身边的同事。我的朋友，我的上司。都还日复一日地活着。我想，人一个接一个噼里啪啦地死去，这不太符合日常生活。而且。有时候越是讨厌的人，越不会死。
C：你好像很在意读者的反馈，你现在收到的反馈中，最认同的声音是什么，最想反驳的声音呢？
方：特别在意反馈。这大概是因为我一开始就是将小说发在网络上、而且是完全分享性质的豆瓣上的关系。因为这个分享的方式本身就是“平”的，讀者与作者的距离极短，所以每个反馈都差不多可以击中我的心。不过现在我正在克服这一点。目前在文学app One上做一个连载，我一次也没有去看过读者的评论，不过。还是很在意“点赞”的数量。事实上，完全不在意反馈的作者存在吗？如果真的不在意，何不像塞林格说的那样，写完一本就立刻锁进保险柜？
就《与情敌同居》而言，目前看到的反馈里，豆瓣的一篇书评提到，“故事性”在小说中的进入程度，是很难把握的。这位读者认为我的情节牵强，空有故事性而作品无品格。这个批评虽然严厉，但我内心认同。不过我也想说。有的作者如斯蒂芬·金天生有故事天赋，有的则没有，而对我来说，如何提升作品的故事性是第一个难题，只有在故事性上有足够的磨砺之后，才能逐步释放故事性，那个过程我觉得不会那么的难。
特想反驳的没有。有时候虽然也想说“你懂个屁”，但我这个性格已经得罪不少人，今后还是收着为妙。
然而，这样就无法幸福了吗？一定会走出来，一定会幸福的。我这样想。女人的心里，有多少高贵和坚韧，就能凭借这种品质获得幸福。我要写这么一个关于幸福的小说。在我的小说里，要让这个女人获得幸福。”（《<与情敌同居>未收入书的自序》）
读方悄悄的小说。首先感到的是那种刺骨的现实。
《与情敌同居》的第一句，“今天，我跟何洋吵了一架。为了房子的事。”紧接着。算了一笔账。大学刚毕业的“我”找到了一份工作，月薪“可能三千不到”。而一个月的房贷要六千多。
小说写的是爱情，没错。但房子、工作。换言之，金钱，才是现实生活中最不能忽视的。爱情是奇遇，讲的是缘分。所以不存在等价原理：而经济是铁律，一分钱一分货没得商量，欠债还钱那是天经地义。所以包法利夫人为了爱情欠下巨款，还不上她就得死，再伟大的爱情也救不了她。
福克纳的《野棕榈》，对这一法则揭露得更刻骨。穷医生哈里和有夫之妇夏洛特堕入爱河。但第一次幽会。夏洛特看到哈里开的是一间非常廉价的旅馆。就知道他俩没戏，清醒地劝晗里分手。整部小说字缝里都塞着一个钱字，虽然他们的爱情同样感人，但结局却是悲惨且有辱尊严的。读完《野棕榈》，我得出一个或许有失偏颇的结论：“我觉得可以把是否提到钱作为一部爱情小说值不值得—读的标准。”
从这一“标准”来看，方悄悄的小说还是挺符合我的口味的。对这个现实得有点骨感的姑娘来说，金钱法则是解决写作难题的灵丹妙药。在小说中，如何让一个女孩接受与情敌住在一起，想来想去，唯一可行的是让这位情敌房客交纳一笔可观的房租。真是坦诚得可爱啊！
方悄悄是我为晨报周刊物色的专栏作家。她在周刊撰写的每一篇专栏都可以归纳到一个总题目下：爱情经济学。穷人有穷人的爱情，有钱人有有钱人的爱情，但终归摆不脱一个属性——钱。
这是一个掉进钱眼里的作家吗？不。方悄悄说，她的写作是为了让她的女性人物得到幸福。哪怕是在陷入巨大的自我怀疑中写不下去的时候，也总是“一定要幸福啊”这念头在支撑着她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写。
她只是太现实主义了而已，小心翼翼地。不敢在小说中创造一些奇迹。或许女人在现实生活中要得到幸福确实不易吧，为了匹配这种现实的困境，最负责任的做法就是增加写作的难度。让女人在爱情和金钱中多经历一些磨难，多尝试一些拥有和失去。
但最终，方悄悄不会像福克纳那样让她的人物尊严扫地，而是会帮她们挽回尊严，并让她们得到幸福或者至少看到幸福的曙光。
C：晨报周刊 方：方悄悄
C：还记得你是怎么开始写作的吗？当时有没有想过，踏出这一步对你意味着什么？
方：我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写作了！记得一年级暑假，我们班主任老师搞了个补习班。很多时候就让我们写作文，我们当时写了一篇关于下雪的作文，老师盛赞我“这篇作文达到了三年级的水平”。不知为什么，那一幕、那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谢谢老师。她已经去世了。这个回答听上去不太严肃。但是我只是不能清晰地描述出“这一步”。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类似村上春树般“我决定成为小说家”的瞬间。写作是一个与生活相伴的过程，我只是必须努力地不让它居于太过中心的地位罢了。
C：你在一篇文章里提到，每一次动笔都得跟“这东西写了有什么用”的念头打上漫长一架，这个“用”是指什么，是指写作能改变什么吗？
方：诚实地讲，“用”有两层意思，第一是，这东西写了能带来收益吗？第二是，这东西有存在的价值吗？这两样的答案必须至少有一个是“有”。写作才可以持续。当然这个世界上有完全不用顾虑这两样的天才人物。但很遗憾我并不属于那个类型。
C：你的几个爱情故事里都不容忽视地出现了金钱（或者说人物的经济状况）这个因素。这和你的知识结构（文学、经济学）有关，还是和你的生活体认有关？
方：大学我是学会计的啦，但这个专业并不适合我。因此，我在进入社会不久后，就选择了考研，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彻底改换了专业。但是，青春时期受到的教育肯定给我的头脑留下了印记。我看小说爱看巴尔扎克，尤其喜欢看他津津有味地计算一个人的年收与花销，看他的浪荡公子如何挥金如土，市民阶层如何精打细算。另外，人们不也总是说。包法利夫人是被一张张期票逼死的吗？金钱记录着社会生活的流动，不诚实地面对金钱也就无法诚实地记录当下。我只是觉得自己还不够那么诚实有力而已，“除了现实主义我不知道还有其他的主义”。这也是我以后还要加强的部分。
C：你说要让女人获得幸福，可你的小说并不是那种“大团圆”的结局。甚至直到最后一句仍然带有一丝悬而未决的紧张。我的理解是，你让这些女人最终获得的幸福至少不一定完全是拜爱情所赐。那么在你心里，女人的“幸福”究竟是怎样一种人生状态？
方：其实很难说什么是“幸福”，幸福也可能只是我们生命中一个个无法把握的瞬间。当我说，一定要让某人幸福，其实只是出于我自己一种对幸福强烈的渴望，或者说憧憬。我觉得。如果能始终怀有这种憧憬去生活，并且很幸运地，有能力去改善自己的生活，就是幸福了。从《与情敌同居》开始，我小说中的女性都有改变自己生活的能力，虽然兴致不高。但都算得上是生活中的行动派，我觉得这至少是幸福的第一步。
C：《谁人是你一生中最爱》里面，赵小玉对前男友丁哲说：“我只想好好活下去而已，我只想过正常的生活。跟别人一样。”我觉得这句话多少奠定了你小说中女性角色的性格基座，“跟别人一样的正常生活”这么一种谈不上追求的追求。使得她们的人生无缘于更多的可能性。这是否真的是通往幸福的途径呢？
方：事实上，我觉得我的女性角色追求的并不是“跟别人一样的正常生活”。如果这样的话，完全可以选择一种更为利己的方式，但她们没有这样做。她们选择的。并不是平常的生活，而是更深刻、更温柔的生活。年纪越长便越感觉到，所谓人生的可能性，有时候不过出于我们的想象罢了，更重要的是。如何能在现实生活中建立起完整的自我。当然。你说的是一个问题。如果太过日常，事实上剥夺的是小说的可能性。我也想在以后的小说中让人物有更多的冒险。
C：在《蓝衬衫的女孩》里面，理想的恋人秀泽被设定为一个“no where man”，一个智力停留在少年阶段的长不大的男孩。这里面是否有某种讽刺意味？
方：没有，没有任何的讽刺，秀泽并不是理想的恋人，而是得不到的恋人。我非常喜爱这个人物，在他身上倾注了全部的深情。我想他应该在宇宙的某个地方，持续地向女主迁美发射出信号。只是那个信号没有办法被任何人接听到而已。也许偏偏是阿蓝接听到了吧。“这狗长得像迁美”。写到那里的时候我停下来哭了。
C：《蓝衬衫的女孩》的结尾，阿蓝撒谎说迁美死了的时候，我确实被惊到。可能是因为这是整本书唯一出现的“死”。你从不把人物写死，为什么？
方：我啊，以前是一个在第一页就让男主角死掉的作者。不过。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后来我不太写死亡了，主要是我的身边没有太多意外死亡的事件。经常“听说”有人死。但我身边的同事。我的朋友，我的上司。都还日复一日地活着。我想，人一个接一个噼里啪啦地死去，这不太符合日常生活。而且。有时候越是讨厌的人，越不会死。
C：你好像很在意读者的反馈，你现在收到的反馈中，最认同的声音是什么，最想反驳的声音呢？
方：特别在意反馈。这大概是因为我一开始就是将小说发在网络上、而且是完全分享性质的豆瓣上的关系。因为这个分享的方式本身就是“平”的，讀者与作者的距离极短，所以每个反馈都差不多可以击中我的心。不过现在我正在克服这一点。目前在文学app One上做一个连载，我一次也没有去看过读者的评论，不过。还是很在意“点赞”的数量。事实上，完全不在意反馈的作者存在吗？如果真的不在意，何不像塞林格说的那样，写完一本就立刻锁进保险柜？
就《与情敌同居》而言，目前看到的反馈里，豆瓣的一篇书评提到，“故事性”在小说中的进入程度，是很难把握的。这位读者认为我的情节牵强，空有故事性而作品无品格。这个批评虽然严厉，但我内心认同。不过我也想说。有的作者如斯蒂芬·金天生有故事天赋，有的则没有，而对我来说，如何提升作品的故事性是第一个难题，只有在故事性上有足够的磨砺之后，才能逐步释放故事性，那个过程我觉得不会那么的难。
特想反驳的没有。有时候虽然也想说“你懂个屁”，但我这个性格已经得罪不少人，今后还是收着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