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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小孙女，不言而喻我非常钟爱她。她喜欢画画。起初，一支普通圆珠笔对她来说也就足够了。可是她的妈妈发现她在这方面有特殊爱好之后，毫不犹豫就给她买回了彩色粉笔和彩色铅笔。而且不止一套!这些糟蹋到不成样子的文具统统装在一只鞋盒里。有时我徒然想给她把所有的彩色铅笔削一削。没有这个可能，为数太多了。
“爷爷，给我画个公主。”
我相当无可奈何地挑了一支黄铅笔，先画了一顶金色的王冠。又在一个椭圆形的圈儿里画了马马虎虎像是牙齿的玩艺儿，使人联想到龇牙咧嘴的鲨鱼。小孙女马上把画笔夺了过去：
“不是这样的!你得先画脑袋，然后在脑袋上画王冠。”说着她的小手在纸上移来移去，不一会儿一个神色有点儿惊惶的小公主便在纸上瞪着眼睛瞧我们了，粉红色的衣裳上缀满了花花绿绿的花边。
“那就给我画一只大象吧。”
我笨拙地画了怪模怪样的一大团肉，顶在四根柱子上，前面装饰着一根有些像消防水龙的东西，后面加了一条快乐地卷曲着的猪尾巴。这次小孙女也不满意，过了片刻纸上出现了一头大象，充满了可爱的、无法摹拟的稚气。我称赞她画得好，心里感到羞愧。我上了那么多年的绘画课，辛辛苦苦，可是什么也没有学会。
家里已经有人在发愁，上帝保佑，她可千万别想着将来当画家呀。要那样可是太不幸了。然而，我却相信这样的事不会发生。要不了多少时候她今天的爱好就会改变。我小时候也是拿到纸就画。有一回，父母给我买了一块铁皮调色板和一支两头用的小画笔，我欣喜若狂，对此终生记忆犹新。那天晚上，我把调色板压在枕头底下睡觉，那是我童年最快活的一夜。我不记得还得到过什么比这更好的礼物了。使一个人幸福有时并不需要很多东西!而一生中幸福的时刻毕竟很少。
我曾长时间地坐着在纸上画了又画。后来这种热情淡忘了。忘了很久。
上中学一年级，我们的校舍是一座新楼房，地点在日什科夫的利布谢大街。当我们第一次走进绘画室时，我气都喘不过来了。满室簇新，散发着香气。那是一间漂亮的大厅，光线非常充足，摆着现代化的画桌，活动桌面可以随便倾斜。这些使我想起了那时我已见过的画家的画室，我不禁着了迷，儿时的绘画热情一下子死灰复燃，我又下决心要当一名画家了。
最初教我们绘画的是画家克雷姆利奇卡的一位亲戚，后来是R·马雷克老师。他个子不高，动作敏捷，使我联想到法国作家安德烈莫洛亚，这同他的面貌大概也有几分关系。他是一个极好的人，不乏个人魅力，是优秀的美术教师，对我国和世界美术情况很熟悉，经常给我们讲一些有趣的事情。他为《民族报》撰写有关造型艺术的文章，给日什科夫的卡米拉·诺依曼诺娃太太画书籍的封面和扉页。
就这样，我又一次徒劳无益地沉迷于造型艺术，想在绘画方面一试身手。马雷克老师循循善诱。他常说绘画这一行哪个笨伯都能学会，都能画得蛮不错。我暗自感到安慰，这么说我也有希望呀，何况我并不认为自己愚笨。绝对不!一旦我学会了素描，胜利也就在握了。色彩要容易得多。是的，我将学画。
然而，我终究没有当成画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大约在中学的四年级或五年级，马雷克老师有一次建议我们从家里带几件实物来，以便在学校自己组成静物画面。同学们拿来了苹果、柑橘、柠檬、插着玫瑰花的花瓶、各式各样的匣子和烛台。
我拿来的东西是画日什科夫无产阶级静物画的：一个啤酒瓶、一只玻璃杯、一片面包和一节“夫日特”(腊肠)。我非常不愿意用这个捷语化了的词儿，可是，很遗憾，这个词在我国已很流行，而且还以更糟糕的形式在运用。那年头人们的确不用别的名称叫腊肠。我把那节“夫日特”包在一张油腻的纸里带到学校。在绘画桌上，我用这些东西搭成一组静物，然后像其他同学一样等待着老师的夸奖。
老师过来了，他看了一眼，突然大声说道：
“天啊，赛弗尔特，快把那节‘夫日特’拿开。我无论如何也不允许你画这种东西!”
我一时愣住了，不明白他何以这样惊慌。那只有两秒钟。两秒钟的休克!
从那个难忘的时刻起，我决定还是写诗为好。
“爷爷，给我画个公主。”
我相当无可奈何地挑了一支黄铅笔，先画了一顶金色的王冠。又在一个椭圆形的圈儿里画了马马虎虎像是牙齿的玩艺儿，使人联想到龇牙咧嘴的鲨鱼。小孙女马上把画笔夺了过去：
“不是这样的!你得先画脑袋，然后在脑袋上画王冠。”说着她的小手在纸上移来移去，不一会儿一个神色有点儿惊惶的小公主便在纸上瞪着眼睛瞧我们了，粉红色的衣裳上缀满了花花绿绿的花边。
“那就给我画一只大象吧。”
我笨拙地画了怪模怪样的一大团肉，顶在四根柱子上，前面装饰着一根有些像消防水龙的东西，后面加了一条快乐地卷曲着的猪尾巴。这次小孙女也不满意，过了片刻纸上出现了一头大象，充满了可爱的、无法摹拟的稚气。我称赞她画得好，心里感到羞愧。我上了那么多年的绘画课，辛辛苦苦，可是什么也没有学会。
家里已经有人在发愁，上帝保佑，她可千万别想着将来当画家呀。要那样可是太不幸了。然而，我却相信这样的事不会发生。要不了多少时候她今天的爱好就会改变。我小时候也是拿到纸就画。有一回，父母给我买了一块铁皮调色板和一支两头用的小画笔，我欣喜若狂，对此终生记忆犹新。那天晚上，我把调色板压在枕头底下睡觉，那是我童年最快活的一夜。我不记得还得到过什么比这更好的礼物了。使一个人幸福有时并不需要很多东西!而一生中幸福的时刻毕竟很少。
我曾长时间地坐着在纸上画了又画。后来这种热情淡忘了。忘了很久。
上中学一年级，我们的校舍是一座新楼房，地点在日什科夫的利布谢大街。当我们第一次走进绘画室时，我气都喘不过来了。满室簇新，散发着香气。那是一间漂亮的大厅，光线非常充足，摆着现代化的画桌，活动桌面可以随便倾斜。这些使我想起了那时我已见过的画家的画室，我不禁着了迷，儿时的绘画热情一下子死灰复燃，我又下决心要当一名画家了。
最初教我们绘画的是画家克雷姆利奇卡的一位亲戚，后来是R·马雷克老师。他个子不高，动作敏捷，使我联想到法国作家安德烈莫洛亚，这同他的面貌大概也有几分关系。他是一个极好的人，不乏个人魅力，是优秀的美术教师，对我国和世界美术情况很熟悉，经常给我们讲一些有趣的事情。他为《民族报》撰写有关造型艺术的文章，给日什科夫的卡米拉·诺依曼诺娃太太画书籍的封面和扉页。
就这样，我又一次徒劳无益地沉迷于造型艺术，想在绘画方面一试身手。马雷克老师循循善诱。他常说绘画这一行哪个笨伯都能学会，都能画得蛮不错。我暗自感到安慰，这么说我也有希望呀，何况我并不认为自己愚笨。绝对不!一旦我学会了素描，胜利也就在握了。色彩要容易得多。是的，我将学画。
然而，我终究没有当成画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大约在中学的四年级或五年级，马雷克老师有一次建议我们从家里带几件实物来，以便在学校自己组成静物画面。同学们拿来了苹果、柑橘、柠檬、插着玫瑰花的花瓶、各式各样的匣子和烛台。
我拿来的东西是画日什科夫无产阶级静物画的：一个啤酒瓶、一只玻璃杯、一片面包和一节“夫日特”(腊肠)。我非常不愿意用这个捷语化了的词儿，可是，很遗憾，这个词在我国已很流行，而且还以更糟糕的形式在运用。那年头人们的确不用别的名称叫腊肠。我把那节“夫日特”包在一张油腻的纸里带到学校。在绘画桌上，我用这些东西搭成一组静物，然后像其他同学一样等待着老师的夸奖。
老师过来了，他看了一眼，突然大声说道：
“天啊，赛弗尔特，快把那节‘夫日特’拿开。我无论如何也不允许你画这种东西!”
我一时愣住了，不明白他何以这样惊慌。那只有两秒钟。两秒钟的休克!
从那个难忘的时刻起，我决定还是写诗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