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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社会中低层，以及底层挣扎谋生的人，无论他是写字楼白领、服务业职员、小生意人，还是农民工，在粗鄙的权贵、富人阶层面前，今天还能有什么心理优势吗？
利益分配的食物链，也就是心理的食物链——当拥有强大的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人在利益上吃定大众时，在心理上当然也吃定了。
但回答是：有。战场转移到了文化领域。
这是非常具有转折性的一个变化。如果说，2012年，大众还只是用“屌丝”这一自嘲来防守，让自己在心理上站稳的话，那么，2013年，他们发明了“土豪”这一新式武器，虽然玩的仍然是戏谑的游击战，但已开始在文化上进攻。
2014年，文化之战当然远不会出现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葛兰西所说的“阵地战”，骨子里就艳羡“土豪”阶层的大众无法和后者对垒。但他们无疑已经获取了对后者进行命名的能力，这一能力阻击着“土豪”们在攫取了各项资本后企图完成阶层地位的文化包装的历史进程。
通过对社会稀缺资源的不公平占有建构了自己的阶层地位的阶层，一旦用钱来把自己包装成“贵族”，获取这样的阶层文化身份，在文化心理上，肯定会将其对稀缺资源的不公平占有合法化。所幸，我们看到了这一点。
大众没有“文化自信”
2013年，“土豪”一词的“能指”正在扩大。当时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是：钱买到了太多该买和不该买的东西，它的功能远远超过了作为货币的功能，并且正在对一个既得利益阶层在文化上进行包装和论证。金钱更让中国社会在精神气质上变得猥琐、粗鄙。
那么，有哪些东西是金钱不能去买的？而对于中国的大众来说，问题变成了：那些用金钱来焦虑地表达自我的人，有哪些漏洞是我们可以抓住并反击的？
这几年，中国新富阶层——包括权贵、资本阶层，他们的亲缘群体，比如包养的“二奶”“小三”，诸如此类的炫耀性消费，甚至“仇穷”的各种言论和行为一直在刺激有被剥夺感的大众。资源在不同阶层间的不公平分配，对应着大家不对等的消费能力。消费其实是阶层关系紧张，以及社会冲突的一个隐喻。“仇富”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仇穷”在先。
但大众的“仇富”骨子里带着艳羡，他们比谁都想成为他们所“仇”的阶层。这是金钱所支撑的社会价值排序的强大威力。他们接受的只是有利于新富阶层的那一套文化意识形态，只是按照新富阶层的游戏规则出牌，并没有“文化自信”。结果是注定的，他们只能在游戏中被新富阶层全面压倒。
相应的是，在被刺激、羞辱中，大众所产生的愤怒，并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化意识形态支撑。这种愤怒的心理功能，不过是在疗伤，一种另类的“情绪疗法”罢了。它往往是一个社会中的被剥夺者在心理上保护自己的固定模式。
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2012年“屌丝”词语的出炉和大规模传播。大众开始寻找更能在心理上保护自己的方式。
终于找到了，那就是自嘲。大众文化自觉利用了这样一种心理机制：我都对自己下手了，你对我的伤害也就没那么大了，同时，我还获取了道德优势。这是心理博弈的一个逆转。虽然大众仍然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化意识形态支撑，但他们在站稳后，借助于群体力量，已经可以出击了。
命名的能力
中国人对于“土豪”一词非常熟悉。新中国成立前“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口号言犹在耳。
在不同的语境中，它最初的所指，无论是大地主阶层的家族或个人，还是乡村中有钱有势的恶霸，都是被唾弃、蔑视的对象。革命群众在这帮人面前，虽然没钱，还是有由道德优势、真理优势所支撑的心理优势的。想象自己是站在真理和历史潮流一边的人，在心理上往往不可战胜。
当然，支撑革命群众的心理优势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土豪”的“土”，没有文化。如果换成了城市中有钱有势又有文化的“贵族”，情况将大不一样。
这个词语的革命语境是很严肃的。但正如它可以服务于革命一样，同样也可以服务于文化之战。由于词语具有丰富的“能指”，它新的“所指”，总可以被创造出来并在新的语境中加以放大。
“土豪”一词获得新的所指，源于一款网络游戏。游戏中有一个职业，装备越好，伤害力越大。但装备当然要用大量的人民币来支撑。于是，这些烧钱烧得很厉害的游戏玩家也就被称之为“土豪玩家”。在最初的语境中，这是一伙有钱但无脑的人，“有钱”只是暗示消费能力，不对应“阶层”。
某款网络游戏的参与者在13亿中国人中不过是一个小圈子。但在网络时代，由于词语所具有的戏谑效应，如果能切入现实，当然可以大规模地扩散开来成为全民话语。
“土豪”的流行，肇端于“和土豪做朋友”的微博运动。这场微博运动，由于大量“屌丝”的加入，构成了“屌丝”和“土豪”的阶层对比，大众惊喜地发现它几乎可以用来安在那些一掷千金但品位较差的中国新富阶层头上，并且这样做，他们充满了反击这个阶层的文化快感。于是，“土豪”成为对中国新富阶层的命名。
对这一命名，新富阶层毫无文化上的反击能力，只能被动挨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也没有文化自信。不错，金钱、成功之类的文化意识形态有利于他们，那正是今天中国世俗观念的主流，但这些东西非常俗，不具备在文化上包装阶层地位的功能。
这一点，给“土豪”一词在所指上扩大化提供了可能。
“土豪化”的中国
“土豪”对应了“有钱没品”的新富阶层后，很快就收容了与之在属性上相同或相似的诸多东西：豪华的政府办公楼、“广州圆大厦”、苹果手机的“土豪金”、应对雾霾的“土豪”装备、一个老板买卖废弃坦克的“土豪”行为……
中国社会确实“土豪化”了。准确地说，中国社会的文化心态=“屌丝化” “土豪化”。
某种意义上，“屌丝化”和“土豪化”是一体两面。而一个“土豪化”的中国社会，表征的正是新富阶层及其模仿者们在自我认同，以及他者认同上的深深焦虑。电影《小时代》差不多也是“土豪化”的一个另类版本，或者说，是“土豪”的模仿者们演绎的版本。他们身份的宣示靠的是金钱，但却以“生活方式”“权利”等词语来粉饰。
无论如何，文化之战已经打响。大众阻击“土豪”们完成对自身阶层地位的文化包装，结果将会怎样呢？
非常有可能，真不怎么样，中国新富阶层对自身的阶层地位的文化包装，唯一的障碍，不过是时间而已。
这是一种半真半假的阻击。
从含义上看，“土豪”的命名既不像新中国成立前“打土豪分田地”时期那样的你死我活，也不像网络游戏中“土豪玩家”抹去阶层区分的色彩，而是掺杂有艳羡、价值上的贬斥、嘲弄等复杂的情结。它仅仅是一种高级版本的“弱者的武器”，即话语上的解构，没有“污名化”的色彩。
这决定了“土豪”的大众话语狂欢，在解构上远不能和新中国成立前的革命语境相比。革命群众是要把“土豪”们及背后的等级制度连根拔起，而今天的大众却存在刘邦、项羽看秦始皇出游时的那种心态，无论是“大丈夫生当如此”，还是“彼可取而代之”，他们给自己也留下了有朝一日成为“土豪”的机会。
而这也意味着大众给“土豪”们留下了成为“贵族”的机会。
所以，虽然大众已经反击，但2014年，“土豪”的话语泡沫注定破裂，然后，像以往的流行词汇一样，过时，陈旧。那不过是一场曾经的文化之战的记忆。
利益分配的食物链，也就是心理的食物链——当拥有强大的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人在利益上吃定大众时，在心理上当然也吃定了。
但回答是：有。战场转移到了文化领域。
这是非常具有转折性的一个变化。如果说，2012年，大众还只是用“屌丝”这一自嘲来防守，让自己在心理上站稳的话，那么，2013年，他们发明了“土豪”这一新式武器，虽然玩的仍然是戏谑的游击战，但已开始在文化上进攻。
2014年，文化之战当然远不会出现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葛兰西所说的“阵地战”，骨子里就艳羡“土豪”阶层的大众无法和后者对垒。但他们无疑已经获取了对后者进行命名的能力，这一能力阻击着“土豪”们在攫取了各项资本后企图完成阶层地位的文化包装的历史进程。
通过对社会稀缺资源的不公平占有建构了自己的阶层地位的阶层，一旦用钱来把自己包装成“贵族”，获取这样的阶层文化身份，在文化心理上，肯定会将其对稀缺资源的不公平占有合法化。所幸，我们看到了这一点。
大众没有“文化自信”
2013年，“土豪”一词的“能指”正在扩大。当时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是：钱买到了太多该买和不该买的东西，它的功能远远超过了作为货币的功能，并且正在对一个既得利益阶层在文化上进行包装和论证。金钱更让中国社会在精神气质上变得猥琐、粗鄙。
那么，有哪些东西是金钱不能去买的？而对于中国的大众来说，问题变成了：那些用金钱来焦虑地表达自我的人，有哪些漏洞是我们可以抓住并反击的？
这几年，中国新富阶层——包括权贵、资本阶层，他们的亲缘群体，比如包养的“二奶”“小三”，诸如此类的炫耀性消费，甚至“仇穷”的各种言论和行为一直在刺激有被剥夺感的大众。资源在不同阶层间的不公平分配，对应着大家不对等的消费能力。消费其实是阶层关系紧张，以及社会冲突的一个隐喻。“仇富”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仇穷”在先。
但大众的“仇富”骨子里带着艳羡，他们比谁都想成为他们所“仇”的阶层。这是金钱所支撑的社会价值排序的强大威力。他们接受的只是有利于新富阶层的那一套文化意识形态，只是按照新富阶层的游戏规则出牌，并没有“文化自信”。结果是注定的，他们只能在游戏中被新富阶层全面压倒。
相应的是，在被刺激、羞辱中，大众所产生的愤怒，并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化意识形态支撑。这种愤怒的心理功能，不过是在疗伤，一种另类的“情绪疗法”罢了。它往往是一个社会中的被剥夺者在心理上保护自己的固定模式。
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2012年“屌丝”词语的出炉和大规模传播。大众开始寻找更能在心理上保护自己的方式。
终于找到了，那就是自嘲。大众文化自觉利用了这样一种心理机制：我都对自己下手了，你对我的伤害也就没那么大了，同时，我还获取了道德优势。这是心理博弈的一个逆转。虽然大众仍然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化意识形态支撑，但他们在站稳后，借助于群体力量，已经可以出击了。
命名的能力
中国人对于“土豪”一词非常熟悉。新中国成立前“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口号言犹在耳。
在不同的语境中，它最初的所指，无论是大地主阶层的家族或个人，还是乡村中有钱有势的恶霸，都是被唾弃、蔑视的对象。革命群众在这帮人面前，虽然没钱，还是有由道德优势、真理优势所支撑的心理优势的。想象自己是站在真理和历史潮流一边的人，在心理上往往不可战胜。
当然，支撑革命群众的心理优势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土豪”的“土”，没有文化。如果换成了城市中有钱有势又有文化的“贵族”，情况将大不一样。
这个词语的革命语境是很严肃的。但正如它可以服务于革命一样，同样也可以服务于文化之战。由于词语具有丰富的“能指”，它新的“所指”，总可以被创造出来并在新的语境中加以放大。
“土豪”一词获得新的所指，源于一款网络游戏。游戏中有一个职业，装备越好，伤害力越大。但装备当然要用大量的人民币来支撑。于是，这些烧钱烧得很厉害的游戏玩家也就被称之为“土豪玩家”。在最初的语境中，这是一伙有钱但无脑的人，“有钱”只是暗示消费能力，不对应“阶层”。
某款网络游戏的参与者在13亿中国人中不过是一个小圈子。但在网络时代，由于词语所具有的戏谑效应，如果能切入现实，当然可以大规模地扩散开来成为全民话语。
“土豪”的流行，肇端于“和土豪做朋友”的微博运动。这场微博运动，由于大量“屌丝”的加入，构成了“屌丝”和“土豪”的阶层对比，大众惊喜地发现它几乎可以用来安在那些一掷千金但品位较差的中国新富阶层头上，并且这样做，他们充满了反击这个阶层的文化快感。于是，“土豪”成为对中国新富阶层的命名。
对这一命名，新富阶层毫无文化上的反击能力，只能被动挨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也没有文化自信。不错，金钱、成功之类的文化意识形态有利于他们，那正是今天中国世俗观念的主流，但这些东西非常俗，不具备在文化上包装阶层地位的功能。
这一点，给“土豪”一词在所指上扩大化提供了可能。
“土豪化”的中国
“土豪”对应了“有钱没品”的新富阶层后，很快就收容了与之在属性上相同或相似的诸多东西：豪华的政府办公楼、“广州圆大厦”、苹果手机的“土豪金”、应对雾霾的“土豪”装备、一个老板买卖废弃坦克的“土豪”行为……
中国社会确实“土豪化”了。准确地说，中国社会的文化心态=“屌丝化” “土豪化”。
某种意义上，“屌丝化”和“土豪化”是一体两面。而一个“土豪化”的中国社会，表征的正是新富阶层及其模仿者们在自我认同，以及他者认同上的深深焦虑。电影《小时代》差不多也是“土豪化”的一个另类版本，或者说，是“土豪”的模仿者们演绎的版本。他们身份的宣示靠的是金钱，但却以“生活方式”“权利”等词语来粉饰。
无论如何，文化之战已经打响。大众阻击“土豪”们完成对自身阶层地位的文化包装，结果将会怎样呢？
非常有可能，真不怎么样，中国新富阶层对自身的阶层地位的文化包装，唯一的障碍，不过是时间而已。
这是一种半真半假的阻击。
从含义上看，“土豪”的命名既不像新中国成立前“打土豪分田地”时期那样的你死我活，也不像网络游戏中“土豪玩家”抹去阶层区分的色彩，而是掺杂有艳羡、价值上的贬斥、嘲弄等复杂的情结。它仅仅是一种高级版本的“弱者的武器”，即话语上的解构，没有“污名化”的色彩。
这决定了“土豪”的大众话语狂欢，在解构上远不能和新中国成立前的革命语境相比。革命群众是要把“土豪”们及背后的等级制度连根拔起，而今天的大众却存在刘邦、项羽看秦始皇出游时的那种心态，无论是“大丈夫生当如此”，还是“彼可取而代之”，他们给自己也留下了有朝一日成为“土豪”的机会。
而这也意味着大众给“土豪”们留下了成为“贵族”的机会。
所以，虽然大众已经反击，但2014年，“土豪”的话语泡沫注定破裂，然后，像以往的流行词汇一样，过时，陈旧。那不过是一场曾经的文化之战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