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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写作，往往会成为其自我认识的一个过程。文字将写作者的自我外化和塑形，从自己的创造物中体现出个我的本质力量，因此，通过一个诗人的诗，也许能最为清晰准确地看见诗人的内心风景、生活历程，尤其是诗人独有的个性和对存在的态度。梅尔的诗歌也是如此，它们最为真切地体现了梅尔的内在个性，她诗中的自我形象，既是现实的存在，也是一种理想的投射。因此，我们便可以在诗中看到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女性形象，当然，诗人的自我塑形，有时清晰而直接，有时则朦胧而曲折，就在这种显隐之间，诗人的自我创造展示着方向的确定性和丰富的过程性。也许，任何人的自我塑造都可能是一生的事情，是不断延展的过程，不可能确定完成的时刻。
梅尔诗歌中的自我形象，呈现给我的，便有了某种多重性，体现出一个渐进变化的过程，而其中始终能够隐约窥见的，是一种独立的精神姿态，对事物，对写作本身，都把持着某种独立的尺度和态度。由此，她诗歌中的主体形象，便顺势而生，而敏锐的感性、富有力度的理性思考、奇崛的想象力、跳脱的形而上抽象、善于使用宏观的总体性意象等等，这些素质合力构成了其诗歌独有的意味和风格。我们知道，诗人的主要母题反映着诗人心怀所萦系的所在。给人印象较深的是梅尔对于田园故乡的怀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现代人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由于现代性残酷而不可抗拒的进程，人失去了以往天人合一的家园，而成为机械文明轰鸣机器上的零件，失去人性的完整，这是人类的普遍命运。而作为预言者的诗人，他会敏锐地感知到人类集体面临的危险处境，进而在诗歌语言中透露出预警讯息。梅尔早年有过乡村生活经验，对自然风景和农事劳作并不陌生，而对农耕文化背景下淳朴的人际关系，怀有美好而深刻的记忆。多年在异乡都市的生活经历，又自然带给她更深的乡愁。这种乡愁，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狭隘具体的故乡风物与人事，而在更高的层次，亦即人类命运的高度予以展开。当然，梅尔擅长从个体经验的具体中将这种人类整体的“漂泊”状态反映出来。例如，《沉沉的家书》中，诗人声称要把自己的“整个屋子邮给”父母，因为她还握不住城市的繁华霓虹，而是“像一片无家可归的云/瘫在都市的空中”。这首诗从独异的角度书写了诗人早年在外创业的艰辛。其实，这些特点也是在梅尔的诗歌中一以贯之的。诗人惦记着故乡瓦蓝的天空和屋后纯净的小葱，金针菜夏日的艳黄，也回顾了当初如何因为理想而违背母亲对自己的人生规划，离乡远引。在拉开时间距离的回忆中，诗人依然没有忘记以具体可感的意象和场景来予以复现，如“在河滩与深夜对峙的油灯中/我怀揣理想听不进您的唠叨”。诗中的用语有着明显的八十年代写作的色彩，如“理想”、“油灯”，读来给人恍如隔世的感觉，然而年轻时的热血和冲动，对远方的向往和激情，这些都在诗句中生动地复活了，我相信，这些也是人生中最为珍贵的一部分。
永恒的乡愁、对自然的热爱和对往事深情的怀念，它们都指向同一个向度，那就是心灵的自由完满与涵容人性温暖的经验，在这样充盈的时刻，主体与万物才在“天地人神”的自由创建中，实现本原性的自由关联，一种非强制的各成其是的关联，置身其中的人和物都将获得各自的尊严，不再是互相占有或支配的关系。置身于这种关联之中的人，就是“在家”的人。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梅尔诗歌中所常触及到的这三个方面，它们内里是一致的。比如，《人以外的世界》，以高屋建瓴的全景展现了自然界中残酷的生存法则，处于此般法则之下的事物（人类也不例外），便是与诗人所尊崇的“本原性关联”相悖的，人世间的诸种束缚，也正是这种非本真的关联所致。也许，正是对现时代万物普遍置身于非本质性关联的现状的清醒认识，梅尔甚至在对故乡的怀念中，也透出某种理性的距离和沉重之感，比如《故乡》一首，没有了通常的田园颂歌的明快，而是闪动着恍惚乃至忧郁的感觉。可以说，现实仍然像无处不在的噪音，时时渗透进来，使得对故乡的想象也难以遵循习惯的路线，故乡不再仅仅是美和归宿的象征，故乡成了一个回不去的地方。因此，我们才读到了这样颇出人意料甚至有些费解的诗句：“争吵了一夜的青蛙与蛤蟆/白天结成了同盟/你背着手/让露珠洗刷黑夜的肮脏/阳光下的秩序/像你的左肩右肩一样正常//你不能骄傲地吹着口哨/你说得学会沉默/沉默是金/生孩子的女人狼嚎一般/你只当是流水/从脚边淌过”。
梅尔对异乡生活的记录，也可以看作是乡愁的一个反向的补充，她没有过于个人化地记录其问的艰辛与喜悦，而是时常从中升华出非个人化的玄学思考，因而使个人经验赋予了某种普遍性。
梅尔也擅长奇崛意象的营造，常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如《2012，雨夜北京》中：“似平等了你二十年/南上北下的我/穿着一双干裂的鞋/往返于十里长街”，干裂的鞋，一个简单的意象就激活了整个诗节。同样的凝重情绪和意象策略，也体现在《再度创业》这样的诗中：“无数骡子闯进我的田野/土地被碾得又薄又硬/我的心在草根之下隐隐作痛//一只大大的跳蚤踩着高跷/唱着社戏/从村东到村西/搜刮我留存的种子和农具”，现实之残酷，从几个意象中生动透射出来，虽然诗中难以交代经验的具体细节，而是经过了抽象和概括，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凛冽的气息。从这些大胆、有效的意象构建中，我们往往能发现诗人的真正性格，那就是，既有江南女子的温婉，又有一种直率的勇气，绝不含糊。这种性格本身，就是有诗意的，也是我非常珍视的品质。在关键的时候，诗人会有明确的态度，这种态度（或者说价值判断）也同样会在语言方式上反映出来，使得梅尔的诗歌往往会在温情中闪现出凛冽与决绝。这一点，在那些回顾往事的篇章中体现得更为鲜明。“我不懂思念/在一个拐弯抹角的小旅馆里/平静入眠”（《关于往事之一》），这里，“拐弯抹角”一词的运用极为得当，诗意油然而生。再如，“金融危机像一只破灭的蛾子/在华尔街的金牛旁”（《飞往美国》）。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梅尔诗意性格中与生俱来的体现。
我们知道，作为事业有成的女性，梅尔的人生阅历极其丰富，其间的心灵感受的丰富与复杂，也可想而知。无论作为一个现代女性，还是作为一个诗人，她都是非常幸运的。这种幸运就体现在她将事业与诗歌摆正了位置，使两者互相生发，构成了良性的循环，而没有偏废。诗歌使一个原本就内心优美的人，成为一个更加美好的人。我们知道，诗歌历来有“驱魔”之用，它是诗人自我疗法的一部分，然而不幸的是，事实上，很多诗人，尤其女性诗人，却由于写作诗歌而更深地陷入魔障而不能自拔，从抵抗异化出发的写作，结果被写作反过来异化了。梅尔幸运地避开了这个死循环。我认为，这一点要得力于她的写作理念，那就是持守本真，她的写作不是面向文学史的功利书写，而是面向自己的生活、内心和对象，面向比文学史更大的目标一一时间、人性，乃至神圣。本真的写作使诗人得以透过纷纭事象，体认到本质和真实，也使诗人自觉避免了技术上对新奇的追逐，而沉潜于事物的底层，做深度的发掘。在现时代，也许避开潮流，才能真正有所成就。只是这种方式的写作需要极大的勇气、自信和独立性，在某种程度上，也需要承担由此而带来的较为深沉的寂寞。这样的写作，与目标定位在社会层面的文学成就的普通写作相比，有着更为伟大的目标，那就是面向对象本身。所以，梅尔的写作中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技巧的展示，也没有1980年代以降的女性写作对女性意识的刻意张扬，没有染上流派和集群色彩。她就像滚滚河流边的一棵树，自在而天然，放射出叶片，承接着来自高处的信息。
梅尔对事物、人、诗歌的信心， 我认为源于她拥有一个许多女性诗人不可能拥有的精神背景，那就是她成熟的信仰。这种信仰也造就了她诗歌中那种宽容而严肃的意味，甚至决定了她在語言上常有的那种简洁与直率。她没有过度使用女性经验，这本来是女性诗人的一个优势，所以她的诗歌中鲜有普拉斯式的自白独语，而多采取“对话”的方式，这种对话，当然也可以看做是与神的一种交往方式，一种祈祷。《索德格朗》《波德莱尔》《阿喀琉斯》这些篇什，可作为代表。对话的姿态体现出诗人的“他者”意识。“对话”涉及到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而这也是存在主义现象学所关注的。胡塞尔认为，同一个世界对于不同的主体来说是不同的。在我的世界里存在的客体也存在于你的世界里。我（自我）认为展现在我面前的客体跟展现在你（他人）面前的客体一样。但事实上，对同一客体我们有不同的看法，不仅因为我们观照客体的角度不同，也因为我们各自有不同的历史；因此我们会对同一个客体赋予不同的意义。他人用唯我论威胁“我”，因为我们的世界永远不能完全一致，但是他人也是检验我是否拥有“现实”的手段，因为“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观察者之间的一致。而减少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不透明性，缩小距离的最大可能性就是“对话”，在公共领域中通过主体间的交往、讨论，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形成非强迫性的共识。而真正的“共识”只能从比所讨论的问题更高的层面来寻找：这个更高的层面绝不在知识话语之中，而只能诉诸神性领域。梅尔的诗歌中弥漫着信仰的力量，及其带来的对事物清醒的认知，但也往往是弥散着的，这一点又使她和单纯信仰者的仰望与祷告的写作不同，因此也极大地保留了经验的复杂性。她的诗不是信仰的注解，这种信仰与审美的平衡，是非常关键的。这种平衡观念，也能使我们较为恰切地理解梅尔诗歌里总体的清晰与细节的朦胧之间的关系。人生历练带来的透彻认知，没有使诗人忘记世界的神秘混沌，简单与复杂，往往合二为一。因此，我们才能读到“钥匙在回家的途中生锈”（《兰花的意志》）这样彻入骨髓的诗句，同时也能在《高空颠簸》《混沌生活》和《江边的蜘蛛》中领略到生活的复杂性。在梅尔那里，诗歌与生命、语言技巧与经验，已经浑融为一体，是同时形成和呈现的。所以，她的诗绝不炫目，而是深沉自在，别有天地。对于这样的诗人，沉默而会心的阅读本身，也许是最大的敬意。
梅尔诗歌中的自我形象，呈现给我的，便有了某种多重性，体现出一个渐进变化的过程，而其中始终能够隐约窥见的，是一种独立的精神姿态，对事物，对写作本身，都把持着某种独立的尺度和态度。由此，她诗歌中的主体形象，便顺势而生，而敏锐的感性、富有力度的理性思考、奇崛的想象力、跳脱的形而上抽象、善于使用宏观的总体性意象等等，这些素质合力构成了其诗歌独有的意味和风格。我们知道，诗人的主要母题反映着诗人心怀所萦系的所在。给人印象较深的是梅尔对于田园故乡的怀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现代人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由于现代性残酷而不可抗拒的进程，人失去了以往天人合一的家园，而成为机械文明轰鸣机器上的零件，失去人性的完整，这是人类的普遍命运。而作为预言者的诗人，他会敏锐地感知到人类集体面临的危险处境，进而在诗歌语言中透露出预警讯息。梅尔早年有过乡村生活经验，对自然风景和农事劳作并不陌生，而对农耕文化背景下淳朴的人际关系，怀有美好而深刻的记忆。多年在异乡都市的生活经历，又自然带给她更深的乡愁。这种乡愁，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狭隘具体的故乡风物与人事，而在更高的层次，亦即人类命运的高度予以展开。当然，梅尔擅长从个体经验的具体中将这种人类整体的“漂泊”状态反映出来。例如，《沉沉的家书》中，诗人声称要把自己的“整个屋子邮给”父母，因为她还握不住城市的繁华霓虹，而是“像一片无家可归的云/瘫在都市的空中”。这首诗从独异的角度书写了诗人早年在外创业的艰辛。其实，这些特点也是在梅尔的诗歌中一以贯之的。诗人惦记着故乡瓦蓝的天空和屋后纯净的小葱，金针菜夏日的艳黄，也回顾了当初如何因为理想而违背母亲对自己的人生规划，离乡远引。在拉开时间距离的回忆中，诗人依然没有忘记以具体可感的意象和场景来予以复现，如“在河滩与深夜对峙的油灯中/我怀揣理想听不进您的唠叨”。诗中的用语有着明显的八十年代写作的色彩，如“理想”、“油灯”，读来给人恍如隔世的感觉，然而年轻时的热血和冲动，对远方的向往和激情，这些都在诗句中生动地复活了，我相信，这些也是人生中最为珍贵的一部分。
永恒的乡愁、对自然的热爱和对往事深情的怀念，它们都指向同一个向度，那就是心灵的自由完满与涵容人性温暖的经验，在这样充盈的时刻，主体与万物才在“天地人神”的自由创建中，实现本原性的自由关联，一种非强制的各成其是的关联，置身其中的人和物都将获得各自的尊严，不再是互相占有或支配的关系。置身于这种关联之中的人，就是“在家”的人。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梅尔诗歌中所常触及到的这三个方面，它们内里是一致的。比如，《人以外的世界》，以高屋建瓴的全景展现了自然界中残酷的生存法则，处于此般法则之下的事物（人类也不例外），便是与诗人所尊崇的“本原性关联”相悖的，人世间的诸种束缚，也正是这种非本真的关联所致。也许，正是对现时代万物普遍置身于非本质性关联的现状的清醒认识，梅尔甚至在对故乡的怀念中，也透出某种理性的距离和沉重之感，比如《故乡》一首，没有了通常的田园颂歌的明快，而是闪动着恍惚乃至忧郁的感觉。可以说，现实仍然像无处不在的噪音，时时渗透进来，使得对故乡的想象也难以遵循习惯的路线，故乡不再仅仅是美和归宿的象征，故乡成了一个回不去的地方。因此，我们才读到了这样颇出人意料甚至有些费解的诗句：“争吵了一夜的青蛙与蛤蟆/白天结成了同盟/你背着手/让露珠洗刷黑夜的肮脏/阳光下的秩序/像你的左肩右肩一样正常//你不能骄傲地吹着口哨/你说得学会沉默/沉默是金/生孩子的女人狼嚎一般/你只当是流水/从脚边淌过”。
梅尔对异乡生活的记录，也可以看作是乡愁的一个反向的补充，她没有过于个人化地记录其问的艰辛与喜悦，而是时常从中升华出非个人化的玄学思考，因而使个人经验赋予了某种普遍性。
梅尔也擅长奇崛意象的营造，常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如《2012，雨夜北京》中：“似平等了你二十年/南上北下的我/穿着一双干裂的鞋/往返于十里长街”，干裂的鞋，一个简单的意象就激活了整个诗节。同样的凝重情绪和意象策略，也体现在《再度创业》这样的诗中：“无数骡子闯进我的田野/土地被碾得又薄又硬/我的心在草根之下隐隐作痛//一只大大的跳蚤踩着高跷/唱着社戏/从村东到村西/搜刮我留存的种子和农具”，现实之残酷，从几个意象中生动透射出来，虽然诗中难以交代经验的具体细节，而是经过了抽象和概括，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凛冽的气息。从这些大胆、有效的意象构建中，我们往往能发现诗人的真正性格，那就是，既有江南女子的温婉，又有一种直率的勇气，绝不含糊。这种性格本身，就是有诗意的，也是我非常珍视的品质。在关键的时候，诗人会有明确的态度，这种态度（或者说价值判断）也同样会在语言方式上反映出来，使得梅尔的诗歌往往会在温情中闪现出凛冽与决绝。这一点，在那些回顾往事的篇章中体现得更为鲜明。“我不懂思念/在一个拐弯抹角的小旅馆里/平静入眠”（《关于往事之一》），这里，“拐弯抹角”一词的运用极为得当，诗意油然而生。再如，“金融危机像一只破灭的蛾子/在华尔街的金牛旁”（《飞往美国》）。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梅尔诗意性格中与生俱来的体现。
我们知道，作为事业有成的女性，梅尔的人生阅历极其丰富，其间的心灵感受的丰富与复杂，也可想而知。无论作为一个现代女性，还是作为一个诗人，她都是非常幸运的。这种幸运就体现在她将事业与诗歌摆正了位置，使两者互相生发，构成了良性的循环，而没有偏废。诗歌使一个原本就内心优美的人，成为一个更加美好的人。我们知道，诗歌历来有“驱魔”之用，它是诗人自我疗法的一部分，然而不幸的是，事实上，很多诗人，尤其女性诗人，却由于写作诗歌而更深地陷入魔障而不能自拔，从抵抗异化出发的写作，结果被写作反过来异化了。梅尔幸运地避开了这个死循环。我认为，这一点要得力于她的写作理念，那就是持守本真，她的写作不是面向文学史的功利书写，而是面向自己的生活、内心和对象，面向比文学史更大的目标一一时间、人性，乃至神圣。本真的写作使诗人得以透过纷纭事象，体认到本质和真实，也使诗人自觉避免了技术上对新奇的追逐，而沉潜于事物的底层，做深度的发掘。在现时代，也许避开潮流，才能真正有所成就。只是这种方式的写作需要极大的勇气、自信和独立性，在某种程度上，也需要承担由此而带来的较为深沉的寂寞。这样的写作，与目标定位在社会层面的文学成就的普通写作相比，有着更为伟大的目标，那就是面向对象本身。所以，梅尔的写作中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技巧的展示，也没有1980年代以降的女性写作对女性意识的刻意张扬，没有染上流派和集群色彩。她就像滚滚河流边的一棵树，自在而天然，放射出叶片，承接着来自高处的信息。
梅尔对事物、人、诗歌的信心， 我认为源于她拥有一个许多女性诗人不可能拥有的精神背景，那就是她成熟的信仰。这种信仰也造就了她诗歌中那种宽容而严肃的意味，甚至决定了她在語言上常有的那种简洁与直率。她没有过度使用女性经验，这本来是女性诗人的一个优势，所以她的诗歌中鲜有普拉斯式的自白独语，而多采取“对话”的方式，这种对话，当然也可以看做是与神的一种交往方式，一种祈祷。《索德格朗》《波德莱尔》《阿喀琉斯》这些篇什，可作为代表。对话的姿态体现出诗人的“他者”意识。“对话”涉及到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而这也是存在主义现象学所关注的。胡塞尔认为，同一个世界对于不同的主体来说是不同的。在我的世界里存在的客体也存在于你的世界里。我（自我）认为展现在我面前的客体跟展现在你（他人）面前的客体一样。但事实上，对同一客体我们有不同的看法，不仅因为我们观照客体的角度不同，也因为我们各自有不同的历史；因此我们会对同一个客体赋予不同的意义。他人用唯我论威胁“我”，因为我们的世界永远不能完全一致，但是他人也是检验我是否拥有“现实”的手段，因为“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观察者之间的一致。而减少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不透明性，缩小距离的最大可能性就是“对话”，在公共领域中通过主体间的交往、讨论，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形成非强迫性的共识。而真正的“共识”只能从比所讨论的问题更高的层面来寻找：这个更高的层面绝不在知识话语之中，而只能诉诸神性领域。梅尔的诗歌中弥漫着信仰的力量，及其带来的对事物清醒的认知，但也往往是弥散着的，这一点又使她和单纯信仰者的仰望与祷告的写作不同，因此也极大地保留了经验的复杂性。她的诗不是信仰的注解，这种信仰与审美的平衡，是非常关键的。这种平衡观念，也能使我们较为恰切地理解梅尔诗歌里总体的清晰与细节的朦胧之间的关系。人生历练带来的透彻认知，没有使诗人忘记世界的神秘混沌，简单与复杂，往往合二为一。因此，我们才能读到“钥匙在回家的途中生锈”（《兰花的意志》）这样彻入骨髓的诗句，同时也能在《高空颠簸》《混沌生活》和《江边的蜘蛛》中领略到生活的复杂性。在梅尔那里，诗歌与生命、语言技巧与经验，已经浑融为一体，是同时形成和呈现的。所以，她的诗绝不炫目，而是深沉自在，别有天地。对于这样的诗人，沉默而会心的阅读本身，也许是最大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