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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学院，安徽省黄山市，245000
【摘要】《外来媳妇本地郎》利用观众的群体共性，将岭南文化的地域特色展示给观众，一方面包括岭南特有的语言文化，还包括观众因毗邻香港而产生的“语言与动作”相结合的特殊需求；另外，利用语言之间的差异唤起外来人群的“集体无意识”使他们接受电视剧。
【关键词】《外来媳妇本地郎》对白；地域审美；群体共性
审美文化心理，即美感的心理形式，涉及到人的生理本能以及感知、情感、思维等心理活动方面的问题，包含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双重结构。群体审美心理受社会制度、阶级、时代、民族等因素的制约，电视剧接受作为大众审美活动，审美社会心理支配或影响着社会或群体的、甚至个人的审美活动。而对白，对电视剧与文化具有双重作用，对电视剧，它是电视剧的重要元素之一，对电视剧能否被观众所接受产生举足重轻的作用。蓝凡的《电视艺术教程》认为声音是与电视一起产生的，声音是电视剧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也是构成电视剧的最基本元素。 “在电视剧中，人物语言除了交待人与人的关系、推动剧情的发展、揭示主题思想以外，还用来对人物性格和感情进行‘描述’，话多是电视剧语言形态的形态特征。”对文化，语言是文化的一直最直接的体现方式，《外来媳妇本地郎》作为一部“广”味十足的情景喜剧，本地人口以粤语为主，外来人员以自己家乡特色的普通话或者标准普通话为主。粤方言与普通话、其他地域方言相结合构成该剧完整的语言模式。论文通过语言对白的文化特征与观众的群体共性分析，寻找适合地域情景喜剧发展的语言对白模式。
一、大量采用方言俚语对白
观众总是处在由特定时间和空间构成的坐标之中，地域文化给艺术作品以影响，同时也是影响和培育了一种富于地域文化特色的审美心理，不同地域所形成的不同环境对于人的成长予以深刻影响，从而影响着观众的观念、心态、情趣、习惯、需求以至能力等等。方言作为地方文化的一种象征，对地方生活有着不可或缺的联系。一个地方的方言蕴藉着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因此也是地方电视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岭南观众的语言地域审美需求：首先，岭南地区语言特点是以粤语为主要交流语言，哈贝马斯认为，“理解的最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确切的话语，以使听者能够接受他，从而使言说着和听者能够在一个公认的规范为背景的话语中得到认同。”方言节目活跃的地区大都具备几个特点：经济发达，文化厚重而活跃，自然条件优越，生活悠闲而富足。而生活在这样环境中的市民，无不对自己的家园凭生自信，甚至自恋。岭南地区经济发达，厚重的历史文化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更新，自然环境优美，且物产丰富，人民生活悠闲富足。他们深为自己的语言文化自豪。
《外来媳妇本地郎》以粤方言为主要视听语言，对白以原汁原味的粤语为主要语言表达形式。以粤语为主，主要制造粤式喜剧，因此剧中的方言俚语的运用给岭南人一种特别的亲近感。剧中许多类似这样的方言俚语出现，如：
⑴苏妙婵与康祈宗对话：
阿婵：老婆打伞
阿宗：阴公
运用不同情境，阿宗要老婆帮他打伞，苏妙婵却借这个机会表达另外一个意思，她说的话看似符合当时的情景，“老婆打伞”可以使老公凉爽，而深刻含义又在语言之外，没有粤语系统的语言知识是无法理解“阴公”究竟是什么意思的。此类语言对白生活化，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使用方言俚语，是日常生活非中介的表达，它绝少意识形态话语和知识语汇，方言剧的意义和价值一方面使观众更能理解文本意义生产者的原初意义，实现较少损耗的解码与信息还原，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文化活动场所，实现亚文化主体存在的自我确认自我肯定。”《外来媳妇本地郎》中包罗万象的方言俚语对白，满足岭南观众的地域需求，吸引了本地观众，使观众对自己语言产生自豪感。
另外，岭南观众的另一个审美需求是，夸张的动作。广东毗邻香港，与香港文化同属一个大的岭南文化圈，香港的经济文化一直影响着广东地区。而且，广东地区观众长期喜爱香港动作喜剧片。另外，岭南文化的的务实精神使岭南观众对北方情景喜剧的大段大段的对白不能接受。《外来媳妇本地郎》运用了大量的夸张动作与语言对白相配套。汝好茶餐厅的大厨阿娇招牌动作就是往地上一坐，一条腿一伸，直接放在凳子上，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用她那把不离手的菜刀“斩斩斩”。将语言与夸张的动作相结合，适合岭南观众的审美需求。
因此，《外来媳妇本地郎》运用地域语言文化、与地方观众的接受倾向，将地方方言和地区的接受语言与动作相结合的特色运用在电视剧语言创作上，符合地方观众的接受心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二、灵活运用语言的文化差异
荣格心理学认为，每一个人的心理不仅与自己童年的往昔，更重要的是与种族的往昔相联结，世代相传的无数同类经验积淀在该种族全体人员的心理上，产生集体无意识。“无论我的意识心灵在考虑什么，无意识意向总是我们所有思想的不可思议的发源地。”本文中，将集体无意识理解为，某个人群由于长期拥有相同或相似的生活经历，形成无数同类经验，积淀在全体人员身上，从而形成的深层心理结构。剧中人物角色所用语言，除粤语外，有阿娇使用的湛江话，香兰、幸子、张永芳、小保姆等使用的夹杂着地方方言的普通话，也有使用普通话的，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就是剧中戴安娜夹杂呢夹杂着外国口音的广东话。《外来媳妇本地郎》中，利用本地人群与本地人群的语言差异、外来人群与本地人群的语言差异制造幽默，唤起不同人群的集体无意识，使不同人群接受电视剧中的语言对白。
1、岭南内部方言之间的矛盾
广东地区以粤语为最主要的交流语言，本地电视节目语言也以粤语为主要语言，其他广东地區语言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外来媳妇本地郎》中，阿娇被拐卖，后被送到了警察局：
警察：你跟那个叫阿珍的大姐有什么关系？
阿娇：无有关系！
警察：有还是没有？ 阿娇：无——有！
警察：你好啊，连警察都够胆玩！
阿娇：糟了，我不敢耍警察的，我真的无——有关系！
湛江话的“无——有”的表达方式使讲粤语的警察无法理解阿娇要表达的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产生误会。广东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上经过几次大迁移，使岭南地区形成多种不同地方方言，以白话为主要方言、包括客家话、潮州话等多种不同地方语言。由于地方语言差异较大，而粤语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使其他方言处于边缘地区。《外来媳妇本地郎》利用广东地区方言的不同，一方面增加了剧中人物对白的幽默感，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地方方言进入电视剧，唤起使用该方言的地区观众的集体无意识，因地方“集体无意识”而产生的对电视剧看法，吸引观众进入电视剧，对电视剧人物及语言进行评价。
2、粤语与普通话差异
改革开放的广州汇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才来到广东，他们共同面对语言不通的障碍、共同体会过被人误会的难过，这些身处广东的外来人群在经历了长期的共同生活经验之后，形成了他作为广东“异乡来客”的集体无意识。
剧中大量运用普通话与粤语之间的差异造成的矛盾，在解决矛盾中产生笑点。在《鸡同鸭讲》里，香兰因为自己没不懂广州话，把“两百”听成“一百”，结果买了衣服自己憋气，觉得受了广东人的气，康祈光为了让老婆理解卖衣服的说的是“两百”，告诉香兰卖衣服说的“一百”，其实就是“两百”，香兰又听成“梁伯”，康祈光告诉她是“两三百的两百”，香兰将“两三百”听成“梁山伯”，还指责康祈光。利用粤语和普通话之间语言差异造成的笑点，唤起外来人群在过往广东地区的亲身经历的“集体无意识”，使他们认同电视剧，进而将《外来媳妇本地郎》看做是体现自身文化内涵的电视剧。
结论：在语言对白中，《外来媳妇本地郎》利用观众的群体共性，将岭南文化的地域特色展示给观众，一方面包括岭南特有的语言文化，还包括观众因毗邻香港而产生的“语言与动作”相结合的特殊需求，保证本地观众的群体审美需求得到满足；另外，利用岭南地区不同方言之间的差异和粤语与普通话之间的差异，唤起外来人群，包括处于岭南地区语言边缘的方言人群和处在广东的外来人，群的“集体无意识”，使他们接受电视剧。
参考文献：
[1]周月亮 韩俊伟.电视剧艺术文化学.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吕尚枝，198502，女，山西朔州，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
黃山学院校级项目：《外来媳妇本地郎》成功之道，项目编号：2013xsk003。
【摘要】《外来媳妇本地郎》利用观众的群体共性，将岭南文化的地域特色展示给观众，一方面包括岭南特有的语言文化，还包括观众因毗邻香港而产生的“语言与动作”相结合的特殊需求；另外，利用语言之间的差异唤起外来人群的“集体无意识”使他们接受电视剧。
【关键词】《外来媳妇本地郎》对白；地域审美；群体共性
审美文化心理，即美感的心理形式，涉及到人的生理本能以及感知、情感、思维等心理活动方面的问题，包含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双重结构。群体审美心理受社会制度、阶级、时代、民族等因素的制约，电视剧接受作为大众审美活动，审美社会心理支配或影响着社会或群体的、甚至个人的审美活动。而对白，对电视剧与文化具有双重作用，对电视剧，它是电视剧的重要元素之一，对电视剧能否被观众所接受产生举足重轻的作用。蓝凡的《电视艺术教程》认为声音是与电视一起产生的，声音是电视剧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也是构成电视剧的最基本元素。 “在电视剧中，人物语言除了交待人与人的关系、推动剧情的发展、揭示主题思想以外，还用来对人物性格和感情进行‘描述’，话多是电视剧语言形态的形态特征。”对文化，语言是文化的一直最直接的体现方式，《外来媳妇本地郎》作为一部“广”味十足的情景喜剧，本地人口以粤语为主，外来人员以自己家乡特色的普通话或者标准普通话为主。粤方言与普通话、其他地域方言相结合构成该剧完整的语言模式。论文通过语言对白的文化特征与观众的群体共性分析，寻找适合地域情景喜剧发展的语言对白模式。
一、大量采用方言俚语对白
观众总是处在由特定时间和空间构成的坐标之中，地域文化给艺术作品以影响，同时也是影响和培育了一种富于地域文化特色的审美心理，不同地域所形成的不同环境对于人的成长予以深刻影响，从而影响着观众的观念、心态、情趣、习惯、需求以至能力等等。方言作为地方文化的一种象征，对地方生活有着不可或缺的联系。一个地方的方言蕴藉着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因此也是地方电视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岭南观众的语言地域审美需求：首先，岭南地区语言特点是以粤语为主要交流语言，哈贝马斯认为，“理解的最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确切的话语，以使听者能够接受他，从而使言说着和听者能够在一个公认的规范为背景的话语中得到认同。”方言节目活跃的地区大都具备几个特点：经济发达，文化厚重而活跃，自然条件优越，生活悠闲而富足。而生活在这样环境中的市民，无不对自己的家园凭生自信，甚至自恋。岭南地区经济发达，厚重的历史文化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更新，自然环境优美，且物产丰富，人民生活悠闲富足。他们深为自己的语言文化自豪。
《外来媳妇本地郎》以粤方言为主要视听语言，对白以原汁原味的粤语为主要语言表达形式。以粤语为主，主要制造粤式喜剧，因此剧中的方言俚语的运用给岭南人一种特别的亲近感。剧中许多类似这样的方言俚语出现，如：
⑴苏妙婵与康祈宗对话：
阿婵：老婆打伞
阿宗：阴公
运用不同情境，阿宗要老婆帮他打伞，苏妙婵却借这个机会表达另外一个意思，她说的话看似符合当时的情景，“老婆打伞”可以使老公凉爽，而深刻含义又在语言之外，没有粤语系统的语言知识是无法理解“阴公”究竟是什么意思的。此类语言对白生活化，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使用方言俚语，是日常生活非中介的表达，它绝少意识形态话语和知识语汇，方言剧的意义和价值一方面使观众更能理解文本意义生产者的原初意义，实现较少损耗的解码与信息还原，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文化活动场所，实现亚文化主体存在的自我确认自我肯定。”《外来媳妇本地郎》中包罗万象的方言俚语对白，满足岭南观众的地域需求，吸引了本地观众，使观众对自己语言产生自豪感。
另外，岭南观众的另一个审美需求是，夸张的动作。广东毗邻香港，与香港文化同属一个大的岭南文化圈，香港的经济文化一直影响着广东地区。而且，广东地区观众长期喜爱香港动作喜剧片。另外，岭南文化的的务实精神使岭南观众对北方情景喜剧的大段大段的对白不能接受。《外来媳妇本地郎》运用了大量的夸张动作与语言对白相配套。汝好茶餐厅的大厨阿娇招牌动作就是往地上一坐，一条腿一伸，直接放在凳子上，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用她那把不离手的菜刀“斩斩斩”。将语言与夸张的动作相结合，适合岭南观众的审美需求。
因此，《外来媳妇本地郎》运用地域语言文化、与地方观众的接受倾向，将地方方言和地区的接受语言与动作相结合的特色运用在电视剧语言创作上，符合地方观众的接受心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二、灵活运用语言的文化差异
荣格心理学认为，每一个人的心理不仅与自己童年的往昔，更重要的是与种族的往昔相联结，世代相传的无数同类经验积淀在该种族全体人员的心理上，产生集体无意识。“无论我的意识心灵在考虑什么，无意识意向总是我们所有思想的不可思议的发源地。”本文中，将集体无意识理解为，某个人群由于长期拥有相同或相似的生活经历，形成无数同类经验，积淀在全体人员身上，从而形成的深层心理结构。剧中人物角色所用语言，除粤语外，有阿娇使用的湛江话，香兰、幸子、张永芳、小保姆等使用的夹杂着地方方言的普通话，也有使用普通话的，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就是剧中戴安娜夹杂呢夹杂着外国口音的广东话。《外来媳妇本地郎》中，利用本地人群与本地人群的语言差异、外来人群与本地人群的语言差异制造幽默，唤起不同人群的集体无意识，使不同人群接受电视剧中的语言对白。
1、岭南内部方言之间的矛盾
广东地区以粤语为最主要的交流语言，本地电视节目语言也以粤语为主要语言，其他广东地區语言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外来媳妇本地郎》中，阿娇被拐卖，后被送到了警察局：
警察：你跟那个叫阿珍的大姐有什么关系？
阿娇：无有关系！
警察：有还是没有？ 阿娇：无——有！
警察：你好啊，连警察都够胆玩！
阿娇：糟了，我不敢耍警察的，我真的无——有关系！
湛江话的“无——有”的表达方式使讲粤语的警察无法理解阿娇要表达的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产生误会。广东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上经过几次大迁移，使岭南地区形成多种不同地方方言，以白话为主要方言、包括客家话、潮州话等多种不同地方语言。由于地方语言差异较大，而粤语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使其他方言处于边缘地区。《外来媳妇本地郎》利用广东地区方言的不同，一方面增加了剧中人物对白的幽默感，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地方方言进入电视剧，唤起使用该方言的地区观众的集体无意识，因地方“集体无意识”而产生的对电视剧看法，吸引观众进入电视剧，对电视剧人物及语言进行评价。
2、粤语与普通话差异
改革开放的广州汇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才来到广东，他们共同面对语言不通的障碍、共同体会过被人误会的难过，这些身处广东的外来人群在经历了长期的共同生活经验之后，形成了他作为广东“异乡来客”的集体无意识。
剧中大量运用普通话与粤语之间的差异造成的矛盾，在解决矛盾中产生笑点。在《鸡同鸭讲》里，香兰因为自己没不懂广州话，把“两百”听成“一百”，结果买了衣服自己憋气，觉得受了广东人的气，康祈光为了让老婆理解卖衣服的说的是“两百”，告诉香兰卖衣服说的“一百”，其实就是“两百”，香兰又听成“梁伯”，康祈光告诉她是“两三百的两百”，香兰将“两三百”听成“梁山伯”，还指责康祈光。利用粤语和普通话之间语言差异造成的笑点，唤起外来人群在过往广东地区的亲身经历的“集体无意识”，使他们认同电视剧，进而将《外来媳妇本地郎》看做是体现自身文化内涵的电视剧。
结论：在语言对白中，《外来媳妇本地郎》利用观众的群体共性，将岭南文化的地域特色展示给观众，一方面包括岭南特有的语言文化，还包括观众因毗邻香港而产生的“语言与动作”相结合的特殊需求，保证本地观众的群体审美需求得到满足；另外，利用岭南地区不同方言之间的差异和粤语与普通话之间的差异，唤起外来人群，包括处于岭南地区语言边缘的方言人群和处在广东的外来人，群的“集体无意识”，使他们接受电视剧。
参考文献：
[1]周月亮 韩俊伟.电视剧艺术文化学.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吕尚枝，198502，女，山西朔州，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
黃山学院校级项目：《外来媳妇本地郎》成功之道，项目编号：2013xsk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