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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丛白茸茸的小草，
不曾辜负了一个名称。
——冯至《鼠曲草》
当下被人们熟知城市背景的小人物多半来自影视作品。相比之下，文学作品中的城市小人物就显得没有那么深入人心。长期以来停留在大众印象中的文学作品中的城市小人物周身弥漫着无解问题带来的无从摆脱的压抑感，被禁锢在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框架之中，苦难与痛楚成了其身侧的影子。如果说文学作品中代表性的“城市”小人物要更接近迭代的临界值，那么，小人物的书写就要找到介乎生存与生活之间的平衡感。
一、空间对话衍生新经验
数据显示，深圳是我国非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这就意味着它容纳了更多的外来打工者。深圳“三和”，因聚集了一批逃避现实的外来打工者，被称为“堕落的天堂”。“三和大神”展现了打工者完全不同的一面，他们不是“厂狗”，只要拿到了日结的薪资，就能过三天的生活。来到这里的打工者虽然更年轻，但是他们与前辈们相比，是低欲望的，有些人终日游荡在街上，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不想做。
“三和”的存在并非偶然。当小人物的个体生命被排斥在城市的现代化体系之外，可以谋求生路的工厂逐渐搬离城市，什么样的力量才能重新激活“三和大神”的社会性，并重新赋予他们的生命以意义呢？与城市空间的对话或许能够回答这一问题。
王占黑的《街道江湖》讲述了上海街道中一系列小人物的故事。上海与深圳类似，也有着极为庞大的非户籍群体。传统的街道社区虽然与现在的住宅小区相类似，但前者更像是一个区域的概念，邻居之间有一个充满互动行为的社交空间，这在现代化的住宅小区中是非常少见的。同时，街道有其后天自我生长的生态，而非先天规划设计而成，便捷性不是唯一的考虑因素。这一自我生长的生态避免居住于此的人们变成孤岛。当工业不再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首要方式，城市的现代化建设逐渐被重视，像《街道江湖》中描写的原生态街道环境毫无疑问地受到了冲击。随着最早一批街道的居住者搬离单元楼，住到了高层、公寓等更为现代化的住宅，城市空间自动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街道社区就成了旧的存在，成了低收入外来务工者的落脚点，同时也聚集着无力搬离此地的老龄化群体。
当外来务工者与原有的街道居民相遇，就会碰撞出新的经验。《光明的故事》就是如此。外来务工者赵光明来到小區之后，先是做送奶工，之后开始送水，在麦德龙的生鲜部切肉，在火车站周围送人拉活。他谋生的活计不断变化，同时与街道邻里的接触也多了起来。最开始人们可能还对这个外乡人有敌意，在发现他的善良之后，便放下了戒备心，请他帮忙做体力活、买快过期的肉和大米，闵珠等“母瓜子们”还热心地帮他寻找另一半。但当赵光明带回来一个比他年轻很多、体面很多的女人的时候，她们便提醒着赵光明不要被人骗了，不相信赵光明能有这样的魅力，甚至偷偷说赵光明的钱已被那女人骗了去。回到故事的开篇，赵光明第一次出现在读者的面前时，他在给嫁女儿的闵珠看杂货店，没有去参加婚礼。这画面像一个残酷的寓言，就好像人们对他真正的名字并不在意一样，即使生活在同一个衰败空间中，他作为“外来者”自始至终也没有完全处在与“原住民”平等的地位上。与年轻女子交往而被蔑视的一幕不过是他不被理解与接纳的众多方面之一，可这女子却是小说中唯一能赋予他生命生存以外的变量的存在。
二、主体性突显激发新可能
东北这片土地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浪潮中显得与众不同。在大部分城市的人们享受着市场经济的红利，逐渐摆脱“底层”的命运时，东北的工人们却失去了工作岗位，成为城市的“底层”。
班宇的《逍遥游》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患有尿毒症的许玲玲，她下岗的父亲许福明，她的好朋友谭娜，还有她的老同学赵东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如意之处。但作者没有把叙述的重心放在对于疾病给许玲玲带来的痛苦和心态的描述上，或者渲染疾病给这个不幸家庭带来的局促感与困窘，他叙述了一趟看似无关痛痒的短途旅行。
突然患病没有让许玲玲开始怨天尤人，男朋友在她患病后迅速离开，许玲玲嘴上虽然与母亲一起咒骂他，她的心理活动却是“其实我一点也不恨他，人之常情，可以理解。现在偶尔想起来，也都是些美好的记忆。我挺知足的，没白处一回”。她没有将患尿毒症这一重大变故的后果夸张化，还善良地愿意理解他人，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从未放弃她的主体性。
照顾患病的女儿也并不是许福明生活的全部，他仍然没有完全丧失属于他自己的生活方式。他还会去找“相好的”，偷拿女儿的蜂蜜给她，女儿不在家就把“相好的”约到家里一起吃饭。相应的，许玲玲对于父亲的态度处于微妙的摇摆之中，有一丝心疼，也有瞧不起的意味。她始终在叙述中称父亲为“许福明”，“有时候我挺来气，有时候又挺同情许福明，这辈子过得，没少挨累，啥都折腾，但到头来啥也没成……（我）觉得也挺对不起他，拖累，但是一到家里，见他那副德行，今天搞破鞋明天偷蜂蜜的，又气不打一处来。”这对父女的情感互动突显了小人物的主体性。
小人物的主体性进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展示出了小人物的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以及暂时从苦难中脱离出来的可能性。
谭娜深夜遭到同居男友的暴力，手里提着一盒草莓来找许玲玲。在一番吐槽之后，突然转换话题说道，她带来的草莓是丹东九九的，让许玲玲给她留点儿。几句逃避性质的对话，一盒“昂贵”的草莓，小人物的注意力暂时地从生活的痛楚中转移出来，哪怕是短暂如几秒钟。短途旅行虽然景色一般，但许玲玲还是愿意多望几眼。正如班宇借许玲玲所表达的：“要是这几个小时的车程，能无限延长就好了，哪怕是极短的距离，你仔细观察，反复体会，总能发现不一样的东西，无法穷尽。”命运的捉弄，并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这场不尽如人意的短途旅行，恰恰为每个小人物提供了喘息的机会，让他们得以从生存的压力下解脱出来，有机会体验新鲜的生活。在这介乎生存与生活的空间中，班宇写出了小人物的主体性与独立意识，写出了小人物精神的张扬与逍遥。
不曾辜负了一个名称。
——冯至《鼠曲草》
当下被人们熟知城市背景的小人物多半来自影视作品。相比之下，文学作品中的城市小人物就显得没有那么深入人心。长期以来停留在大众印象中的文学作品中的城市小人物周身弥漫着无解问题带来的无从摆脱的压抑感，被禁锢在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框架之中，苦难与痛楚成了其身侧的影子。如果说文学作品中代表性的“城市”小人物要更接近迭代的临界值，那么，小人物的书写就要找到介乎生存与生活之间的平衡感。
一、空间对话衍生新经验
数据显示，深圳是我国非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这就意味着它容纳了更多的外来打工者。深圳“三和”，因聚集了一批逃避现实的外来打工者，被称为“堕落的天堂”。“三和大神”展现了打工者完全不同的一面，他们不是“厂狗”，只要拿到了日结的薪资，就能过三天的生活。来到这里的打工者虽然更年轻，但是他们与前辈们相比，是低欲望的，有些人终日游荡在街上，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不想做。
“三和”的存在并非偶然。当小人物的个体生命被排斥在城市的现代化体系之外，可以谋求生路的工厂逐渐搬离城市，什么样的力量才能重新激活“三和大神”的社会性，并重新赋予他们的生命以意义呢？与城市空间的对话或许能够回答这一问题。
王占黑的《街道江湖》讲述了上海街道中一系列小人物的故事。上海与深圳类似，也有着极为庞大的非户籍群体。传统的街道社区虽然与现在的住宅小区相类似，但前者更像是一个区域的概念，邻居之间有一个充满互动行为的社交空间，这在现代化的住宅小区中是非常少见的。同时，街道有其后天自我生长的生态，而非先天规划设计而成，便捷性不是唯一的考虑因素。这一自我生长的生态避免居住于此的人们变成孤岛。当工业不再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首要方式，城市的现代化建设逐渐被重视，像《街道江湖》中描写的原生态街道环境毫无疑问地受到了冲击。随着最早一批街道的居住者搬离单元楼，住到了高层、公寓等更为现代化的住宅，城市空间自动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街道社区就成了旧的存在，成了低收入外来务工者的落脚点，同时也聚集着无力搬离此地的老龄化群体。
当外来务工者与原有的街道居民相遇，就会碰撞出新的经验。《光明的故事》就是如此。外来务工者赵光明来到小區之后，先是做送奶工，之后开始送水，在麦德龙的生鲜部切肉，在火车站周围送人拉活。他谋生的活计不断变化，同时与街道邻里的接触也多了起来。最开始人们可能还对这个外乡人有敌意，在发现他的善良之后，便放下了戒备心，请他帮忙做体力活、买快过期的肉和大米，闵珠等“母瓜子们”还热心地帮他寻找另一半。但当赵光明带回来一个比他年轻很多、体面很多的女人的时候，她们便提醒着赵光明不要被人骗了，不相信赵光明能有这样的魅力，甚至偷偷说赵光明的钱已被那女人骗了去。回到故事的开篇，赵光明第一次出现在读者的面前时，他在给嫁女儿的闵珠看杂货店，没有去参加婚礼。这画面像一个残酷的寓言，就好像人们对他真正的名字并不在意一样，即使生活在同一个衰败空间中，他作为“外来者”自始至终也没有完全处在与“原住民”平等的地位上。与年轻女子交往而被蔑视的一幕不过是他不被理解与接纳的众多方面之一，可这女子却是小说中唯一能赋予他生命生存以外的变量的存在。
二、主体性突显激发新可能
东北这片土地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浪潮中显得与众不同。在大部分城市的人们享受着市场经济的红利，逐渐摆脱“底层”的命运时，东北的工人们却失去了工作岗位，成为城市的“底层”。
班宇的《逍遥游》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患有尿毒症的许玲玲，她下岗的父亲许福明，她的好朋友谭娜，还有她的老同学赵东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如意之处。但作者没有把叙述的重心放在对于疾病给许玲玲带来的痛苦和心态的描述上，或者渲染疾病给这个不幸家庭带来的局促感与困窘，他叙述了一趟看似无关痛痒的短途旅行。
突然患病没有让许玲玲开始怨天尤人，男朋友在她患病后迅速离开，许玲玲嘴上虽然与母亲一起咒骂他，她的心理活动却是“其实我一点也不恨他，人之常情，可以理解。现在偶尔想起来，也都是些美好的记忆。我挺知足的，没白处一回”。她没有将患尿毒症这一重大变故的后果夸张化，还善良地愿意理解他人，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从未放弃她的主体性。
照顾患病的女儿也并不是许福明生活的全部，他仍然没有完全丧失属于他自己的生活方式。他还会去找“相好的”，偷拿女儿的蜂蜜给她，女儿不在家就把“相好的”约到家里一起吃饭。相应的，许玲玲对于父亲的态度处于微妙的摇摆之中，有一丝心疼，也有瞧不起的意味。她始终在叙述中称父亲为“许福明”，“有时候我挺来气，有时候又挺同情许福明，这辈子过得，没少挨累，啥都折腾，但到头来啥也没成……（我）觉得也挺对不起他，拖累，但是一到家里，见他那副德行，今天搞破鞋明天偷蜂蜜的，又气不打一处来。”这对父女的情感互动突显了小人物的主体性。
小人物的主体性进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展示出了小人物的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以及暂时从苦难中脱离出来的可能性。
谭娜深夜遭到同居男友的暴力，手里提着一盒草莓来找许玲玲。在一番吐槽之后，突然转换话题说道，她带来的草莓是丹东九九的，让许玲玲给她留点儿。几句逃避性质的对话，一盒“昂贵”的草莓，小人物的注意力暂时地从生活的痛楚中转移出来，哪怕是短暂如几秒钟。短途旅行虽然景色一般，但许玲玲还是愿意多望几眼。正如班宇借许玲玲所表达的：“要是这几个小时的车程，能无限延长就好了，哪怕是极短的距离，你仔细观察，反复体会，总能发现不一样的东西，无法穷尽。”命运的捉弄，并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这场不尽如人意的短途旅行，恰恰为每个小人物提供了喘息的机会，让他们得以从生存的压力下解脱出来，有机会体验新鲜的生活。在这介乎生存与生活的空间中，班宇写出了小人物的主体性与独立意识，写出了小人物精神的张扬与逍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