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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南方大地有如蒸笼。在濒临天涯海角的地方，我正在进行一次疲惫之旅.车窗外，浮云像喑哑的马群，马路两边的建筑和树木都呆立在烈日之下，五颜六色的广告牌一晃而过，一切与我有关，又似乎与我无关。在这冗长而嘈杂的旅行中，我的心头一直盘绕着一个追问：人，如此劬劳，诗意何在？像影片《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来自孟买的小青年贾马尔参加一档印度版的《谁想成为百万富翁》的电视直播节目，每当主持人提出一个问题，贾马尔过往的生活场景便徐徐地展现。于我而言，在南方的漂泊，在异乡的栖居，似乎更贴近“栖居”核心，一旦在“栖居”前面加上“诗意”两个字，许多往事就会一幕幕在我脑海里浮现出来。
我固然向往“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然而，人生大抵不是一次富有诗意的旅行那么简单。荷尔德林为了免于让人误以为诗意的栖居是可以与现实生活脱节的虚幻状态，特地加上了“在大地上”。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我想，诗人所认为的是，人是可以诗意栖居的。当然，还有另一种状态，浑浑噩噩，生活的诗意处于深度休眠状态。与此相似的是，失忆是一种深度的遗忘状态。
在世间，我首先遭遇了身份的尴尬。没出社会之前我基本生活在农村，我出生在一个沾着泥土的书香人家。虽然沾着泥土，成长的过程却与身边的农事关联甚少。我一度是农村户口，终身的职业极有可能是农民。但在我不到十岁的时候，父亲便与世长辞，父亲是教师，根据国家当时的抚恤政策，他的孀妻弱子被转为城镇户口，当然我们还得继续在农村待下去。就算如此，我们那个不幸的家庭也会让周围的某些人在同情之余，隐隐生出两三分嫉妒。邻居的老奶奶在背地里跟人低语：“说句不该说的话哦，想不到，他爸死得好，要不然，他们一家户口可没那么容易转正。”这话似乎不像出自一个平时慈祥可亲的老奶奶之口。我忘不了，童年的那些冬夜，寒风在村后的松林里呼啸，我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围炉夜话，气氛好得跟一家人似的。也许那个年月的城镇户口实在太惹人眼红了。但是如果有可能，我宁愿父亲不死，也不稀罕什么城镇户口。成年后，我辗转来到离家千里之外的南方谋生。想不到，不曾走出国门，又接连遭遇身份危机：盲流、“三无”人员、打工仔……从暂住证到居住证似乎都只为了强调，在我们这个人口大国，为了便于管理和维护治安，每个人的身份都不仅仅是“公民”那么直接明了，还有地域、职业等。当时有人认为，由于迁徙的人口数量过于庞大，如果疏于管理，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再或者他们自以为是地认为在发达地区，某些人可以安居，某些人仅限于暂住，某些人连暂住的资格都成问题。我来到南方的最初两三年，在多种场合遭遇过与“暂住证”有关的突击检查，有两次被不问青红皂白地带走，还有一次被远远地遣送到韶关。荷尔德林如是写道：“人充满劳绩，但却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而在我看来，人在大地上荡析离居，以漂泊的方式去追寻安居的理想，“诗意地栖居”大抵只能是一种有浪漫意味的表述。
尽管漂泊逼近栖居的本质，惊险的遭遇侵袭着栖居的过程，但它们并不能阻遏我对形成那个诗意栖居的中心的向往。诗意和颠连不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它们构成了我毕生劳碌的一对轮轴。我想象自己是个行吟诗人，一直围绕它们吟唱。
二十一世纪的初年，我从家乡来到广州火车站，背上背着一个值不了几个钱却能透露异乡人身份的大背包，甫一出站，便成为歹徒敲诈勒索的猎物。在滔滔的人流中，四五个四肢发达的壮汉正悄悄朝我围拢。要说明一點，这里面有走起来晃荡的瘦高个子，有眉眼不正的泼皮无赖，跟“壮”扯不上什么关系，他们的灵魂非但不壮，而且正在生病。其中一个径直撞了我的大背包一下，本来他应该跟我说声“对不起”，但我不妨先跟他说声“对不起”，那是文明社会的人之常情，孰料他的五官拧到一块，恶狠狠地说：“对不起？你以为说句对不起——就行啦？”
“明明是你撞了我嘛，你还想咋样？”我预感大事不妙。
“快赔钱，不然老子一刀捅死你！”那人声色俱厉，只想尽快恫吓得逞，右手佯装在腰间摸索凶器。
“两百块。”听起来不多。但我怕他一把夺去我的皮夹，里面还有身份证。我迟疑片刻，坠入惶恐。到处都是散乱的光，我似乎嗅到了血腥味。
突然，广场上警笛大作。要不然，结局不外乎两种：要么我乖乖就范;要么我奋起反抗，最后惨遭不测。
有时候，正气凛然会意外地震慑歹徒。有一天正值傍晚时分，我从深圳公明佳华商场门前的那条马路上走过，准备返回马田的住处。马路对面有四个高矮不一的青年男子佯装漫不经心地朝我走来，其中一个矮个子故意撞我一下，他后退一步，像癞皮狗不怀好意地打量着我，其他人也围上来，他们玩弄的伎俩跟我在广州火车站遭遇的如出一辙。我当时穿着警卫一样的休闲服，像个保安，我问：“你们想咋样？”我表面上一副勇敢刚毅的样子，其实手掌心里捏出了一把冷汗。也许那几个人见我是个不好敲诈的主，竟然扔下快要到嘴的“肥肉”，悻悻然地走了。殊不知，当时我从银行出来，兜里装着两千多块钱的现金。
我在深圳公明一家港资企业打工，同事阿龙的住处接二连三地遭窃，每次都被窃贼卷走所有值钱的财物。他的出租屋被小偷盯住不放，小偷显然是惯犯，掌握了他上下班作息的规律，知道在他上班不在家的空档前去撬门行窃是十拿九稳的事情。无奈之下，阿龙换过出租屋，却依然摆脱不了被盗的噩梦。
几年后，阿龙那样的霉运也落到我身上。我刚搬到公明根竹园那栋出租屋的时候，二手房东是个中年妇女，听说她离婚后一个人单过，我从来没见过她跟什么男人出入成双。她很敬业，每天在一楼楼梯口的小房子里或坐或躺，看杂志、看电视、打瞌睡……。她是个沉静的女人。整栋出租屋虽然没有安装摄像头，但在我租住的一年多时间里，从来没有住房失窃过。到了年底，不知什么原因，中年妇女走了，新来的二手房东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同时还兼管另外几处出租屋。他的管理风格跟之前的中年妇女迥然不同，他只管收租，平时则优游度日，兼营麻将馆。春节刚过，我还沉浸在往日“太平盛世”的祥和中。有一天下午五点左右，我意外地接到二手房东打来的电话，他语速急促地说，你的屋被盗了，赶紧回来清点一下。我心惊肉跳，预感大事不妙，火急火燎地从上班的地方赶到出租屋。邻近三家的房门都被撬，我的损失尤其惨重：新买的笔记本电脑和数码相机都被偷去。二手房东自知监管不力，说话吞吞吐吐，但看上去仍然一脸无辜的样子。
我固然向往“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然而，人生大抵不是一次富有诗意的旅行那么简单。荷尔德林为了免于让人误以为诗意的栖居是可以与现实生活脱节的虚幻状态，特地加上了“在大地上”。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我想，诗人所认为的是，人是可以诗意栖居的。当然，还有另一种状态，浑浑噩噩，生活的诗意处于深度休眠状态。与此相似的是，失忆是一种深度的遗忘状态。
在世间，我首先遭遇了身份的尴尬。没出社会之前我基本生活在农村，我出生在一个沾着泥土的书香人家。虽然沾着泥土，成长的过程却与身边的农事关联甚少。我一度是农村户口，终身的职业极有可能是农民。但在我不到十岁的时候，父亲便与世长辞，父亲是教师，根据国家当时的抚恤政策，他的孀妻弱子被转为城镇户口，当然我们还得继续在农村待下去。就算如此，我们那个不幸的家庭也会让周围的某些人在同情之余，隐隐生出两三分嫉妒。邻居的老奶奶在背地里跟人低语：“说句不该说的话哦，想不到，他爸死得好，要不然，他们一家户口可没那么容易转正。”这话似乎不像出自一个平时慈祥可亲的老奶奶之口。我忘不了，童年的那些冬夜，寒风在村后的松林里呼啸，我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围炉夜话，气氛好得跟一家人似的。也许那个年月的城镇户口实在太惹人眼红了。但是如果有可能，我宁愿父亲不死，也不稀罕什么城镇户口。成年后，我辗转来到离家千里之外的南方谋生。想不到，不曾走出国门，又接连遭遇身份危机：盲流、“三无”人员、打工仔……从暂住证到居住证似乎都只为了强调，在我们这个人口大国，为了便于管理和维护治安，每个人的身份都不仅仅是“公民”那么直接明了，还有地域、职业等。当时有人认为，由于迁徙的人口数量过于庞大，如果疏于管理，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再或者他们自以为是地认为在发达地区，某些人可以安居，某些人仅限于暂住，某些人连暂住的资格都成问题。我来到南方的最初两三年，在多种场合遭遇过与“暂住证”有关的突击检查，有两次被不问青红皂白地带走，还有一次被远远地遣送到韶关。荷尔德林如是写道：“人充满劳绩，但却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而在我看来，人在大地上荡析离居，以漂泊的方式去追寻安居的理想，“诗意地栖居”大抵只能是一种有浪漫意味的表述。
尽管漂泊逼近栖居的本质，惊险的遭遇侵袭着栖居的过程，但它们并不能阻遏我对形成那个诗意栖居的中心的向往。诗意和颠连不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它们构成了我毕生劳碌的一对轮轴。我想象自己是个行吟诗人，一直围绕它们吟唱。
二十一世纪的初年，我从家乡来到广州火车站，背上背着一个值不了几个钱却能透露异乡人身份的大背包，甫一出站，便成为歹徒敲诈勒索的猎物。在滔滔的人流中，四五个四肢发达的壮汉正悄悄朝我围拢。要说明一點，这里面有走起来晃荡的瘦高个子，有眉眼不正的泼皮无赖，跟“壮”扯不上什么关系，他们的灵魂非但不壮，而且正在生病。其中一个径直撞了我的大背包一下，本来他应该跟我说声“对不起”，但我不妨先跟他说声“对不起”，那是文明社会的人之常情，孰料他的五官拧到一块，恶狠狠地说：“对不起？你以为说句对不起——就行啦？”
“明明是你撞了我嘛，你还想咋样？”我预感大事不妙。
“快赔钱，不然老子一刀捅死你！”那人声色俱厉，只想尽快恫吓得逞，右手佯装在腰间摸索凶器。
“两百块。”听起来不多。但我怕他一把夺去我的皮夹，里面还有身份证。我迟疑片刻，坠入惶恐。到处都是散乱的光，我似乎嗅到了血腥味。
突然，广场上警笛大作。要不然，结局不外乎两种：要么我乖乖就范;要么我奋起反抗，最后惨遭不测。
有时候，正气凛然会意外地震慑歹徒。有一天正值傍晚时分，我从深圳公明佳华商场门前的那条马路上走过，准备返回马田的住处。马路对面有四个高矮不一的青年男子佯装漫不经心地朝我走来，其中一个矮个子故意撞我一下，他后退一步，像癞皮狗不怀好意地打量着我，其他人也围上来，他们玩弄的伎俩跟我在广州火车站遭遇的如出一辙。我当时穿着警卫一样的休闲服，像个保安，我问：“你们想咋样？”我表面上一副勇敢刚毅的样子，其实手掌心里捏出了一把冷汗。也许那几个人见我是个不好敲诈的主，竟然扔下快要到嘴的“肥肉”，悻悻然地走了。殊不知，当时我从银行出来，兜里装着两千多块钱的现金。
我在深圳公明一家港资企业打工，同事阿龙的住处接二连三地遭窃，每次都被窃贼卷走所有值钱的财物。他的出租屋被小偷盯住不放，小偷显然是惯犯，掌握了他上下班作息的规律，知道在他上班不在家的空档前去撬门行窃是十拿九稳的事情。无奈之下，阿龙换过出租屋，却依然摆脱不了被盗的噩梦。
几年后，阿龙那样的霉运也落到我身上。我刚搬到公明根竹园那栋出租屋的时候，二手房东是个中年妇女，听说她离婚后一个人单过，我从来没见过她跟什么男人出入成双。她很敬业，每天在一楼楼梯口的小房子里或坐或躺，看杂志、看电视、打瞌睡……。她是个沉静的女人。整栋出租屋虽然没有安装摄像头，但在我租住的一年多时间里，从来没有住房失窃过。到了年底，不知什么原因，中年妇女走了，新来的二手房东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同时还兼管另外几处出租屋。他的管理风格跟之前的中年妇女迥然不同，他只管收租，平时则优游度日，兼营麻将馆。春节刚过，我还沉浸在往日“太平盛世”的祥和中。有一天下午五点左右，我意外地接到二手房东打来的电话，他语速急促地说，你的屋被盗了，赶紧回来清点一下。我心惊肉跳，预感大事不妙，火急火燎地从上班的地方赶到出租屋。邻近三家的房门都被撬，我的损失尤其惨重：新买的笔记本电脑和数码相机都被偷去。二手房东自知监管不力，说话吞吞吐吐，但看上去仍然一脸无辜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