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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徐悲鸿和蒋兆和借鉴西画写实之长，并融合了本民族的造型规律，创造了表现现代人物的写实技巧，他们所创立的绘画体系被评论家称为“徐蒋体系”。“徐蒋体系”对中国水墨人物画从传统走向现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影响了20世纪中国人物画的发展，更为现实主义人物画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通过分析“徐蒋体系”的历史价值和精神内核，探讨“徐蒋体系”的困境，以促进中国人物画的创新发展。
关键词：“徐蒋体系”;写实主义;人物画
由徐悲鸿所发端的写实水墨人物画是20世纪中国水墨人物画中非常有影响力的绘画类型，又经蒋兆和加以继承和发展，进而演化为“徐蒋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水墨人物画家几乎都在这个体系下对水墨人物画进行探索和发展。但写实主义自产生就伴随着中西文化的融合问题，几代画家经过不懈努力对这个问题的解决途径进行探索。
一、“徐蒋体系”形成的背景和必然性
中国画发展到清代时，统领画坛的人物“四王”在绘画实践上都以摹古为主，千篇一律，陈陈相因，这使得主流中国画走向衰落。19世纪中期，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民族传统文化遭受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导致了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全盘崩溃，造成了整个民族乃至民族文化极端的不自信。西风东渐，科学、民主、自由的现代思想传入中国，以科学为价值标准的新的造型方式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击着传统文人画的造型方式。一批进步青年和社会革命家，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切入基点，掀起了一场美术革命。文化界的先觉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感慨，中国画发展至今已经衰败至极，摹写“四王”之糟粕，如何与欧美、日本竞争？如果仍然守旧不变，中国画要灭绝的。他提倡以欧美古典写实绘画为参照复兴唐宋绘画。陈独秀的观点与康有为颇为相似，甚至提出“要革王画的命”。康有为、陈独秀等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以“写实”为中国画改良的“药方”，但都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进行的理论声讨，并未付诸真正意义的绘画领域的具体实施行动。随着徐悲鸿把西方写实艺术观念和写实教育体系带回国内并付诸实践，一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艺术革新运动拉开了序幕。
随着这一时期此起彼伏的革命浪潮和战争席卷整个社会，反封建、反帝国主义成了时代强音，在这个革命年代，画家们身上背负了沉重的艺术救国的理想，以“民主革命”“民族救亡”为衡量标准的社会性艺术形式更能引起畫家们的共鸣，多数画家把自己的个体命运与国家与民族的集体命运联系在一起。留学海外的画家们从一开始就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使命是促进民族文化的崛起和改变当时中国落后的现实处境，所以他们会选择合适的西方艺术风格来帮助民族走出苦难。徐悲鸿倡导的写实主义蕴含了现实主义中的社会关怀和人文关怀，具备宣扬鼓舞的社会价值，顺应20世纪科学主义在中国流行的大趋势，因此徐悲鸿倡导的写实主义是当时画坛的主流。
二、“徐蒋体系”的历史价值和精神内核
徐悲鸿是中国新水墨人物画的开山鼻祖，同样也是现实主义水墨人物画的奠基人。徐悲鸿从法国留学归国后，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徐悲鸿认为“美术之大道，在追索自然” [1]，他对中国画始终都秉持着倡真求实的艺术思想与追求，极力反对一味玩弄笔墨的做法。他曾对西方现代派艺术加以斥责：“形既不存，何云乎艺！” [2]徐悲鸿推崇西方写实主义的科学求真精神，并曾说过：“艺术以真为贵，真即是美。”[3]他主张画家关注现实生活，师法造化，以写生的、反映现实生活的、入世的绘画代替临摹的、传统的文人画。他把诸如西画的绘画因素如形体、明暗、结构、质感等合理融入中国画笔墨之中，使中国画具备了新的特点。
徐悲鸿教学体系中一整套的以素描为造型艺术基础的教学体系仍然是现代美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素描基础教学是徐悲鸿写实教育体系的基础，其积极作用有三个方面：第一，在早期美术院校中，徐悲鸿建立的素描教学体系奠定了中国西画教育的基础。其二，将西方解剖学、透视学等知识运用到中国画的写生和创作中，提高了学生的造型能力;第三，提倡素描写生，排斥中国画坛上以摹古为主的陋习，“外师造化”的传统被重新重视。他以素描为基础的造型训练法打破了传统文人画对“逸笔草草”和“不似”的过分追求。他的国画《田横五百士》和油画《愚公移山》等采用了中国人物画从未有过的手法，使程式化的人物画重现生机。徐悲鸿对写实主义的实践精神感染了很多画家，其一就是蒋兆和。在徐悲鸿启发下，蒋兆和认为自己的艺术不应只有闲情逸致，认为“只有写实主义才能揭示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和他们内心的苦痛”[4]。徐悲鸿和蒋兆和借鉴西画写实主义造型特点，融合本民族的造型规律，运用写实技巧，他们所创立的绘画体系被评论家称为“徐蒋体系”。
蒋兆和是非常重视传统造型基础的，他的成就之一是对中国画素描教学的改革。他认为过去的素描教学，只是片面地强调素描为现实主义造型的基础。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造型规律和审美格调，从而形成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点和标志。当面对素描写生基础课训练和传统造型规律的矛盾时，如果坚持素描写生而放弃本民族的造型特点，就会妨碍对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学习素描是有必要的，目的是更快掌握国画造型基础，但是不能主次不分，更不能以素描来代替或改造国画规律。他认为改革后的素描应该遵循传统的“骨法用笔”原则，用线条去概括形象表里各部的起伏和结构，然后在形象凹凸部分加以皴擦，增强形象的体积感和立体感。他认为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面貌，如果不采用写实的方法进行绘画，画面就不会具有时代风貌，如果仅仅保持这种写实精神而放弃传统的造型规律，就很难体现民族风格，现如今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来改变过去无原则地吸取外来艺术的倾向。他认为以形写神就是根据具体物象的特征，通过取舍，传达出人物的精神本质。现实主义的造型基础不是变形，真实才感人，虚假就不感人[5]。
无论是蒋兆和的《阿Q像》，还是《卖子图》《耍猴图》等作品，都采用多角度的方法塑造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形象。他把西画素描手法引入中国画，在人物面部遵循传统的“骨法用笔”的原则，按照结构的起伏去用线、皴擦，很好地融合了西画的光影法，在衣服的处理上采用了线描造型手段，线条的粗细、提按体现了蒋兆和在用笔上的造诣。在设色上，他以花青加少量的墨色营造画面的氛围，十分重视以线条的变化去概括物象的特征。他的画虽然融合了西方的素描造型，但本质上还是坚持了中国绘画的造型特点。总之，“徐蒋体系”基本理念就是将西方写实性与中国传统笔墨相结合，“外师造化”，描绘现实生活，以真实再现为己任。“徐蒋体系”对后来的大批人物画家都产生很深的影响，如卢沉、周思聪、刘国辉、何家英、唐勇力等画家。 三、“徐蒋体系”的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内的文化艺术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借鉴苏联的文艺方针，反对西方现代主义，推崇现实主义，这与“徐蒋体系”的理念不谋而合。写实主义创作方法成为主流，造成了艺术环境的“一元格局”。此外，当今中国画坛，仍有一些画家由于过分强调素描造型的功能而使作品带有明显的“素描味”，创作带有强烈的对比关系，仔细一看画面全是素描的黑白灰，毫无笔墨可言，往往“笔法全无”，缺乏中国绘画韵味。这些问题的存在降低了中国画的艺术品位，使一些中国画自身的气韵荡然无存，这显然违背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独特精神。
很多人就开始质疑“徐蒋体系”，认为这不符合艺术的发展规律，是倒退的。不可否认，在当时的环境中，这种写实性艺术是积极的，是进步的，是符合时代发展的，是经得住实践检验的，促进了现代水墨的创新与突破。但是它在发展过程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中国画的教学中，徐悲鸿排斥学生临摹画谱，坚持以素描写生为基础。不分青红皂白取消临摹显然是因噎废食，堵死了在传统艺术中吸取营养的道路，使中国画数千年积累下来的艺术符号的价值不被认可，使中国画独特的艺术精神被削弱。此外，徐悲鸿倡导的写生与中国画的“师法自然”有很大不同，西方的写生是按照解剖透视等科学方法逼真地再现物象，而中国式写生“并不是摹写自然万物的具体形象，而是体会自然的精神” [6]，从而达到情景交融、物我兩忘的艺术境界。在徐悲鸿的中国画教学中，他主张学生用中国画笔墨去表现对象，主张笔墨服务于写实的逼真再现和造型需要，削弱了绘画中的书写意味，文人画中的书法用笔转变为素描性、速写性笔墨[7]。国画中的笔墨本身就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是衡量中国画的标准之一，反映了画家的艺术志趣，不应该成为造型的“奴仆”。如何在造型再现和笔墨的丰富表现之间找到平衡是当代画家面临的难题，处理不好就成了素描性水墨。
如今，“徐蒋体系”一家独大的局面已经结束，更多艺术家开始追求情绪上的表现和对艺术本质的探究，美术教育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尊重个性、追求自由成为美术教育的目标。中西绘画的教学有的着重对现代性的探索，有的回归传统。20世纪面对的中西融合问题将在当下被进一步探索，我们要以更加包容的态度面对艺术的多元化发展，促进美术教育和创作的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1][2]徐悲鸿.为人生而艺术：徐悲鸿自述[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194，188.
[3]王震.徐悲鸿研究[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1：150.
[4]蒋兆和.怀念悲鸿先生[M]//刘曦林.蒋兆和论艺术.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23.
[5]刘曦林.蒋兆和论艺术[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166.
[6]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27.
[7]裔萼.徐悲鸿写实教育体系再认识[C]//王文娟.中国美术·世界语境：21世纪的徐悲鸿研究及中国美术发展（二）.北京：现代出版社，2017：12.
作者单位：西安美术学院
关键词：“徐蒋体系”;写实主义;人物画
由徐悲鸿所发端的写实水墨人物画是20世纪中国水墨人物画中非常有影响力的绘画类型，又经蒋兆和加以继承和发展，进而演化为“徐蒋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水墨人物画家几乎都在这个体系下对水墨人物画进行探索和发展。但写实主义自产生就伴随着中西文化的融合问题，几代画家经过不懈努力对这个问题的解决途径进行探索。
一、“徐蒋体系”形成的背景和必然性
中国画发展到清代时，统领画坛的人物“四王”在绘画实践上都以摹古为主，千篇一律，陈陈相因，这使得主流中国画走向衰落。19世纪中期，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民族传统文化遭受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导致了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全盘崩溃，造成了整个民族乃至民族文化极端的不自信。西风东渐，科学、民主、自由的现代思想传入中国，以科学为价值标准的新的造型方式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击着传统文人画的造型方式。一批进步青年和社会革命家，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切入基点，掀起了一场美术革命。文化界的先觉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感慨，中国画发展至今已经衰败至极，摹写“四王”之糟粕，如何与欧美、日本竞争？如果仍然守旧不变，中国画要灭绝的。他提倡以欧美古典写实绘画为参照复兴唐宋绘画。陈独秀的观点与康有为颇为相似，甚至提出“要革王画的命”。康有为、陈独秀等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以“写实”为中国画改良的“药方”，但都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进行的理论声讨，并未付诸真正意义的绘画领域的具体实施行动。随着徐悲鸿把西方写实艺术观念和写实教育体系带回国内并付诸实践，一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艺术革新运动拉开了序幕。
随着这一时期此起彼伏的革命浪潮和战争席卷整个社会，反封建、反帝国主义成了时代强音，在这个革命年代，画家们身上背负了沉重的艺术救国的理想，以“民主革命”“民族救亡”为衡量标准的社会性艺术形式更能引起畫家们的共鸣，多数画家把自己的个体命运与国家与民族的集体命运联系在一起。留学海外的画家们从一开始就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使命是促进民族文化的崛起和改变当时中国落后的现实处境，所以他们会选择合适的西方艺术风格来帮助民族走出苦难。徐悲鸿倡导的写实主义蕴含了现实主义中的社会关怀和人文关怀，具备宣扬鼓舞的社会价值，顺应20世纪科学主义在中国流行的大趋势，因此徐悲鸿倡导的写实主义是当时画坛的主流。
二、“徐蒋体系”的历史价值和精神内核
徐悲鸿是中国新水墨人物画的开山鼻祖，同样也是现实主义水墨人物画的奠基人。徐悲鸿从法国留学归国后，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徐悲鸿认为“美术之大道，在追索自然” [1]，他对中国画始终都秉持着倡真求实的艺术思想与追求，极力反对一味玩弄笔墨的做法。他曾对西方现代派艺术加以斥责：“形既不存，何云乎艺！” [2]徐悲鸿推崇西方写实主义的科学求真精神，并曾说过：“艺术以真为贵，真即是美。”[3]他主张画家关注现实生活，师法造化，以写生的、反映现实生活的、入世的绘画代替临摹的、传统的文人画。他把诸如西画的绘画因素如形体、明暗、结构、质感等合理融入中国画笔墨之中，使中国画具备了新的特点。
徐悲鸿教学体系中一整套的以素描为造型艺术基础的教学体系仍然是现代美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素描基础教学是徐悲鸿写实教育体系的基础，其积极作用有三个方面：第一，在早期美术院校中，徐悲鸿建立的素描教学体系奠定了中国西画教育的基础。其二，将西方解剖学、透视学等知识运用到中国画的写生和创作中，提高了学生的造型能力;第三，提倡素描写生，排斥中国画坛上以摹古为主的陋习，“外师造化”的传统被重新重视。他以素描为基础的造型训练法打破了传统文人画对“逸笔草草”和“不似”的过分追求。他的国画《田横五百士》和油画《愚公移山》等采用了中国人物画从未有过的手法，使程式化的人物画重现生机。徐悲鸿对写实主义的实践精神感染了很多画家，其一就是蒋兆和。在徐悲鸿启发下，蒋兆和认为自己的艺术不应只有闲情逸致，认为“只有写实主义才能揭示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和他们内心的苦痛”[4]。徐悲鸿和蒋兆和借鉴西画写实主义造型特点，融合本民族的造型规律，运用写实技巧，他们所创立的绘画体系被评论家称为“徐蒋体系”。
蒋兆和是非常重视传统造型基础的，他的成就之一是对中国画素描教学的改革。他认为过去的素描教学，只是片面地强调素描为现实主义造型的基础。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造型规律和审美格调，从而形成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点和标志。当面对素描写生基础课训练和传统造型规律的矛盾时，如果坚持素描写生而放弃本民族的造型特点，就会妨碍对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学习素描是有必要的，目的是更快掌握国画造型基础，但是不能主次不分，更不能以素描来代替或改造国画规律。他认为改革后的素描应该遵循传统的“骨法用笔”原则，用线条去概括形象表里各部的起伏和结构，然后在形象凹凸部分加以皴擦，增强形象的体积感和立体感。他认为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面貌，如果不采用写实的方法进行绘画，画面就不会具有时代风貌，如果仅仅保持这种写实精神而放弃传统的造型规律，就很难体现民族风格，现如今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来改变过去无原则地吸取外来艺术的倾向。他认为以形写神就是根据具体物象的特征，通过取舍，传达出人物的精神本质。现实主义的造型基础不是变形，真实才感人，虚假就不感人[5]。
无论是蒋兆和的《阿Q像》，还是《卖子图》《耍猴图》等作品，都采用多角度的方法塑造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形象。他把西画素描手法引入中国画，在人物面部遵循传统的“骨法用笔”的原则，按照结构的起伏去用线、皴擦，很好地融合了西画的光影法，在衣服的处理上采用了线描造型手段，线条的粗细、提按体现了蒋兆和在用笔上的造诣。在设色上，他以花青加少量的墨色营造画面的氛围，十分重视以线条的变化去概括物象的特征。他的画虽然融合了西方的素描造型，但本质上还是坚持了中国绘画的造型特点。总之，“徐蒋体系”基本理念就是将西方写实性与中国传统笔墨相结合，“外师造化”，描绘现实生活，以真实再现为己任。“徐蒋体系”对后来的大批人物画家都产生很深的影响，如卢沉、周思聪、刘国辉、何家英、唐勇力等画家。 三、“徐蒋体系”的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内的文化艺术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借鉴苏联的文艺方针，反对西方现代主义，推崇现实主义，这与“徐蒋体系”的理念不谋而合。写实主义创作方法成为主流，造成了艺术环境的“一元格局”。此外，当今中国画坛，仍有一些画家由于过分强调素描造型的功能而使作品带有明显的“素描味”，创作带有强烈的对比关系，仔细一看画面全是素描的黑白灰，毫无笔墨可言，往往“笔法全无”，缺乏中国绘画韵味。这些问题的存在降低了中国画的艺术品位，使一些中国画自身的气韵荡然无存，这显然违背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独特精神。
很多人就开始质疑“徐蒋体系”，认为这不符合艺术的发展规律，是倒退的。不可否认，在当时的环境中，这种写实性艺术是积极的，是进步的，是符合时代发展的，是经得住实践检验的，促进了现代水墨的创新与突破。但是它在发展过程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中国画的教学中，徐悲鸿排斥学生临摹画谱，坚持以素描写生为基础。不分青红皂白取消临摹显然是因噎废食，堵死了在传统艺术中吸取营养的道路，使中国画数千年积累下来的艺术符号的价值不被认可，使中国画独特的艺术精神被削弱。此外，徐悲鸿倡导的写生与中国画的“师法自然”有很大不同，西方的写生是按照解剖透视等科学方法逼真地再现物象，而中国式写生“并不是摹写自然万物的具体形象，而是体会自然的精神” [6]，从而达到情景交融、物我兩忘的艺术境界。在徐悲鸿的中国画教学中，他主张学生用中国画笔墨去表现对象，主张笔墨服务于写实的逼真再现和造型需要，削弱了绘画中的书写意味，文人画中的书法用笔转变为素描性、速写性笔墨[7]。国画中的笔墨本身就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是衡量中国画的标准之一，反映了画家的艺术志趣，不应该成为造型的“奴仆”。如何在造型再现和笔墨的丰富表现之间找到平衡是当代画家面临的难题，处理不好就成了素描性水墨。
如今，“徐蒋体系”一家独大的局面已经结束，更多艺术家开始追求情绪上的表现和对艺术本质的探究，美术教育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尊重个性、追求自由成为美术教育的目标。中西绘画的教学有的着重对现代性的探索，有的回归传统。20世纪面对的中西融合问题将在当下被进一步探索，我们要以更加包容的态度面对艺术的多元化发展，促进美术教育和创作的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1][2]徐悲鸿.为人生而艺术：徐悲鸿自述[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194，188.
[3]王震.徐悲鸿研究[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1：150.
[4]蒋兆和.怀念悲鸿先生[M]//刘曦林.蒋兆和论艺术.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23.
[5]刘曦林.蒋兆和论艺术[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166.
[6]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27.
[7]裔萼.徐悲鸿写实教育体系再认识[C]//王文娟.中国美术·世界语境：21世纪的徐悲鸿研究及中国美术发展（二）.北京：现代出版社，2017：12.
作者单位：西安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