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法国:想象、试探与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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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主义在中国
  法国存在主义曾两度东渐到中国,一次发生在上世纪40年代,而对其全面的译介及研究,则主要在新时期的80、90年代,并对当时我国的文化知识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一度在某些文艺和教育领域引发了一阵“萨特热”。1978年先是《世界文学》发表了施康强翻译的加缪的《不贞的妻子》,接着《外国文艺》发表了林青翻译的萨特的《肮脏的手》。
  7月5日晚7点半,30多个观众陆续走出位于北京的法国文化中心电影厅。
  “8点还有一场,” 几个上了年纪的观众在门口坐下来,并不打算离开。来看电影的人包括外国人和年轻学生,甚至还有一些住在附近的老年人。影厅没坐满,但对于刚刚放映的那部节奏沉闷的小众艺术电影《人之子》来说,上座率已算不错。
  就在此刻,离这里500米的北京工人体育场附近,众多拎着路易·威登手袋的姑娘走进一家家KTV,她们会掏出迪奥化妆盒补妆。透过橱窗,你会发现不远处的酒吧和西餐厅酒柜里摆着好几排法国红酒。在这个年轻、时尚、喧腾的区域,法国符号似乎无所不在,就连空气里仿佛都有法国香水的味道。
  年初,央视春晚请来了苏菲·玛索,让·雷诺则出现在北京国际电影节现场。而在法国,导演贾樟柯进入了戛纳电影节主评审团,穿鲜艳枚红色上衣和紧身黑裤的中国大妈们把广场舞跳到了卢浮宫广场。去巴黎的中国游客平均每人每天消费170欧元,即便2013年有中国游客在巴黎遭遇抢劫事件,也并不影响他们在老佛爷和巴黎春天百货排队扫货。穿着香奈儿外套的影星周迅从法国外长手里接过“文学及艺术骑士勋章”时,指着它幽默地提问:“以后在巴黎购物时,能凭这个打折吗?”
  在中法建交的第50个年头,两国之间宏观层面政治、经济联系正在变得愈来愈紧密,可这一切都比不上双方涵盖领域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的精神或物质文化交流来得显眼。近些年,一种“中法文化共同体”式的新景观正在逐渐形成。

误读和隔膜


  “我来中国是因为我在中国感觉很好,发现了很多很多值得被讲述的故事,”3月,一头白发的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说。他花了5年时间创作拍摄的新片是一个中国故事:《狼图腾》。他以前拍摄过中国题材作品,譬如一个法国女子在越南生活时爱上一个中国男人的故事,即1992上映的、由杜拉斯同名作品改编的《情人》。而这次是他第一次和采用与中国合作的方式拍片。
  《狼图腾》是2010年法中签订的8部合拍影片之一,其他几部影片包括家庭喜剧片《夜莺》,以及已上映的王小帅作品《我十一》。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法国电影第二大海外票仓地,对于这块商业市场,法国越来越难以放弃。而更多的法国电影通过电影展映活动进入中国。在法国文化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或者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法国电影的放映一直是传统项目。
  而在目前轰轰烈烈的中法文化交流活动中,电影只是冰山一角。继2003年和2005年中法两国互办文化年之后,“中法文化之春”已经热热闹闹地进行了8年,涵盖音乐、舞蹈、戏剧、文学、艺术展览等多个领域,覆盖全国20多个城市,成为法国在海外最大的文化节及中国最大的外国文化节。
  在3个世纪前,这样的盛况是人们根本没法想象的。但实际上,从18世纪欧洲的“中国文化热”和19世纪末开始的“西学东渐”起,中法文化间的对话每每都能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引起热烈讨论和影响。双方尝试互相了解,但不可避免地产生误解、想象和隔膜。
  1755年8月20日,一出悲剧《中国孤儿》由法兰西喜剧院首次公演,引发轰动。这是伏尔泰读过《赵氏孤儿》才萌发出创作念头的一个作品;他还在其近80部作品、200余封书信中论及中国。
1979年2月25日,法国巴黎,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巴黎街头游览,感受当地文化。摄影/Pierre Guillaud

  在那个年代,中国代表来自东方的时尚,法国人好奇地阅读由传教士翻译和编撰的中国作品:四书五经、元杂剧和《中华帝国全志》等等,把瓷器、丝绸、古玩、轿子和屏风作为代表中国的文化符号,写进小说。法国文史界认为,18世纪法国哲学精神的形成跟儒家伦理、孔子天道观有着密切联系,很多学者甚至将启蒙时代的欧洲称为“中国之欧洲”。
  而随着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中法文化位势逐渐逆转。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近百名留学生怀着对现代文明和启蒙思想的渴望被派往法国,从康有为、孙中山到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都跟法国文化产生过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们的倡导和宣传下,法国文化在中国本土的影响力与日俱增。1920年代,徐悲鸿自法国留学归国后,开创了中西绘画合璧的新局面;茅盾崇尚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决定“为写作而经验人生”;就连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也受到了《国际歌》和《马赛曲》的一些影响。
  1949年后,意识形态的对立使两国文化渐渐疏远。在翻译家郭宏安的记忆里,他当时唯一看到的法国电影是上海电影译制厂1957年配音的《红与黑》。故事跟1950年初的美国片《郎心如铁》相仿,而中国观众也发现,它和家喻户晓的 “陈世美”也有相通的地方。在上海国泰电影院上映当天,买票的观众就挤破了电影院的玻璃窗。
  而电影不久就停止了公映——在一股反修的浪潮下,人道主义、人性论的作家遭到挞伐,其中就包括法国作家司汤达和罗曼·罗兰。
  于是,文学出版物成为中国人了解法国的唯一渠道。郭宏安在中学时期借阅了大量法国小说,1949年前对法国文学作品大规模而系统的译介为他的阅读提供了可能——1930年代到1960年代中期,法国文学在中国翻译文学中位居第二,仅次于苏联。   孟京辉曾说自己不敢选择国家剧团,因为“它们的演员哪里吃得了这个苦?”
  6个中国戏参加的是戏剧节的OFF单元。参加这个单元的都是自愿、自费来的那部分剧团,它们意味着边缘、颠覆和先锋。
  这是中国戏剧第一次在世界最大的戏剧节上亮相。除了孟京辉带来的6个戏(合称为China Kisses),还有上海戏剧学院的《西厢记》和台湾的4个作品。戏剧节组委会十分重视:他们第一次启用小教皇宫的中庭,为China Kisses专门举办了“中国日”活动。
  为了参加戏剧节,黄盈希望找到一个关系到中国人根源的、朴素的、有思辨色彩的哲学话题。他最后决定创作一个1200年前沈既济在《枕中记》中记载的中国传统故事“黄粱一梦”。在去法国演出前的3个月里,黄盈每天都用中国传统的方法来训练一帮85后演员,包括走圆场、打太极。
  6个中国戏每天都在阿维尼翁一个教会中学的大教室里进行“车轮战”式的演出。每天中午1点轮到《黄粱一梦》时,就会有演员在舞台上开始淘洗黄米,蒸上一锅黄米饭。结束后,每个观众都可以分上一碗来自中国的黄粱米饭。他们吃完一碗,发现稍带苦味,但后味回甘,有人又回来再要一碗。“其实是在尝一种文化的味道,”黄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给话剧翻译法文字幕的中国翻译在飞机上就告诉黄盈:“你们这戏太晦涩,观众可能会失去耐心,悬。”可首演后,黄盈发现“完全没问题”。一个法国女记者告诉他:这是个讲未来的戏,他觉得“很有意思”,“也许这是一个农耕文明的故事,但1000多年后的欧洲观众也能找到共鸣。”
  阿维尼翁戏剧节的观众十分多元,有戏剧迷,也有前来度假的普通法国观光客。这样的非官方大团交流正是目前的中国所需要的。
  2008年,看似热络、紧密的中法友谊被一个变故硬生生地打断: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将自己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与西藏问题挂钩。在奥运会开幕前几个月,奥运火炬手在巴黎遭到反华人群的团团包围。一些人甚至冲上前,试图抢走火炬。
  这是中法建交后两国关系的第二次严重挫折,中国网民们随即发起了对法国商品的抵制行动,艺术家王广义和卢昊也决定退出一场法国艺术展,表示愤怒。
  而这一次,中法关系很快缓和下来——第二年4月1日,中法两国外交部共同发布《中法新闻公报》,法方表态“拒绝支持任何形式的西藏独立”。2009年,双方决定“建设新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法关系还是有别的国家无法替代的东西。比如说中国是一个重视历史和感情的国家,每次中法关系出了问题的时候,中国总要强调戴高乐与毛泽东之间打下的基础,”崔洪建说,“这也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稳定的,政府是一以贯之的,它有能力去追溯历史。”另外,从2005年到2012年,中国在法投资增长了整整14倍,而法国近期的经济增长很弱(今年一季度的增长率仅为0.1%),恐怕它不得不保持与中国的友谊。

  1993年2月8日,北京,工人在中国美术馆门口清洁来自法国的“思考者”雕塑。当日,中国美术馆举行“罗丹艺术大展”,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一个月内有超过10万观众前来观展。此后,夏加尔、米罗、巴尔蒂斯等一些世界级的大师作品,陆续在中国美术馆与中国观众见面。摄影/Manuel Ceneta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每年都组织中法学者的交流 “中法思想文化对话”。崔洪建发现,随着近两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法国人文化方面的优越感正在开始变化,他们“变得谦虚了”, 开始认真地考虑中国人提出的思考。
  然而,火炬传递受阻一事给中国方面提出了一个问题:看上去轰轰烈烈的文化交流活动是否真的有用?
  实际上,在2008、2009年前后,中国政府注意到国家软实力、国家形象塑造问题,对文化建设、文化交流的必要性才逐渐重视起来。
  “此前互派演出团体、艺术展览的文化交流可能只是局限在比较低的水平,达不到战略的层面——它们并不代表普通人的生活,不是人与人的交流,而是形式和形式的交流,看上去很美,但实际效果值得怀疑,”崔洪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而现在我们的文化交流方面跟以前相比有比较大的突破,比如现在的中法文化之春,就希望把各种形式整合起来。”
  崔洪建把这种向民间转化的新型文化交流方式称为“people to people”,即不搞铺天盖地的大声势、大规模活动,更注重人和人之间交流的文化展示,希望做到经常性、接地气、分散化,成为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文化影响”。
  (实习生卫雨晴对本文亦有贡献)
  结构主义在中国
  70年代末,中国开始初步译介结构主义哲学和文论,发表的翻译文章主要集中在《世界哲学》等期刊中。1984年后,中国文学研究界兴起了一股“方法论”热潮,一系列著作纷纷被翻译和出版。到了90年代,随着西方大量文学理论思想的侵入,结构主义的接受变得更为客观成熟和深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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