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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恩·莫里斯去过很多次香港，但北京还是第二次来。他语速很快，有着英式的绅士风度。11月14日在长江商学院演讲时，为了照顾同声传译，他说话特意慢了半拍。因为《西方将主宰多久》以及《文明的度量》在中国再版，莫里斯新近又被中信出版社评为2014年度影响力作者。
2007年，莫里斯第一次来到北京，和夫人自驾去了许多地方。那时北京周边有很多吊车和施工场所，汽车还不那么多，但他已经觉得“挺可怕了”。在他印象中，北京有一部分地方特别现代，像是富人区，到处是玻璃、钢铁，在阳光下闪着光，可一旦走出城区，就像来到了英格兰的中部工业区，曾经蓬勃发展，现在却正变得贫穷。
作为美国斯坦福大学人文与科学学院副院长、古典文学系主任、社会科学史研究所所长，考古学中心的创立者与领导者，伊恩·莫里斯的确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历史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跨界的学者。他研究跨度长达五千年的人类历史，却出人意料地采用了大数据的研究方法。
中国新闻周刊：你用社会发展指数来对东西方社会进行度量，如何把握这种测量的准确？
莫里斯：大概是90年代，我开始意识到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有一次我在香港转机，在登机通道上行走时，看到汇丰银行的广告说，每分钟亚洲都会产生一个新的百万富翁。我很怀疑。后来我进行研究，才逐渐意识到这种说法很接近事实。
关于测量的结果，我是比较有信心的。我们可以基于这样的预测，得到对未来的判断。这个过程令我感到有趣，但也非常困难，因为你所得到的数据在这样一段时间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比如我们看到很多现代政府的数据，各种信息都有，回到1700年左右就失去这样的信息了，不过我们还可以求助于许多来自于中国、欧洲和其他地方一些书面的史料。如果再往前回溯的话，那就只有人类学的知识了，只能有少得可怜的数据。所以任何的计算都有误差，这里面的误差我们并不知道是多大，却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很难控制它。从系统性来讲，对我所有的预测数据，我可能都会给一个10%的误差。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确定这10%的误差？
莫里斯：如果试着去把这些变量调整10%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结果会有怎样的不同。从历史后来的发展趋势来讲，9.9%的误差还可以，但肯定没到10%，更不可能是20%的误差。所以总的来讲这个模式应该是强有力的。许多研究者都有着相同的问题，但用不同的方法去研究它，总体得出的结论都和我的分析是比较相近的，所以这也使得我比较有信心。
中国新闻周刊：你有没有考虑用大数据的方法来计算一些未来趋势？
莫里斯：我觉得我的方法是一个非常基础性的、原始的研究。在美国，人们常提起链锯的艺术，你用一个锯或者大木头对艺术品进行切割，最后看起来肯定是非常粗糙的。但这是我非常喜欢的原因，他们有点真实，又不是完全的真实。所以这种方法对长期预测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工具，但对于短期预测来讲不是一个有用的工具。比如你用这个东西来预测乌克兰在接下来12个月会发生什么？那么我的这个研究可以说完全没有指导意义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预测能否帮助我们规避灾难，比如战争？
莫里斯：事情常常不受我们控制。当我们回望历史，发现一个国家发展得比其他地方快、变得富裕时，也很有可能就会出现大的暴乱或者大战等等，中国的历史也是如此。这种事情反复出现。历史上很多个节点都显示，经济不断发展，但达到一定的高度就遭遇天花板，造成停滞，社会陷入黑暗。问题接踵而来：能源短缺、气候变化、疾病、政府垮台，这些事都联系在一起。21世纪很有可能发生这些事情，甚至比这些还糟，特别是我们现在有核武器了，这非常危险。
但我们可以去解决。比如能源会枯竭，我们现在不能只依靠煤炭，需要开发新能源。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当然我也认为，没什么是不可克服的，问题都能解决。也许是因为我住在硅谷吧，我还是对未来持相对乐观的态度，我们正在解决这些问题。就比如几天前习近平和奥巴马已经达成一些相关协议，他们虽然还没能完全解决问题，但已经开始朝着正确的方向着手行动。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过去数十年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
莫里斯：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工业化革命、现代化，以及100年以来出现的新的工业革命。最初先是在欧洲，后来在殖民地，工业革命促进了科技的发展，日本在19世纪开始，然后中国近几十年的工业化，把人们从农村引到了城市。在过去的30到40年，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世界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历史。英国完成工业革命花了200年，中国却只用了30年就完成了。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卓越的领导人，尤其是邓小平。当时人口在增加，中国经济却没有发展那么快，前景看起来非常糟糕，除非能够找到一种方法让经济快速发展起来。中国意识到要将中国和整个世界的经济进行整合，意识到70年代、80年代已经是美国在全球经济当中占主导，如果你希望能够成功扩大中国经济，就不能和美国对抗，必须和美国合作，和世界经济合作才行。
中国新闻周刊：在超越西方之前，你有没有考虑到中国面临的一些挑战？
莫里斯：历史总是不断重复。经济发展如此之快，中国知道自己和30年前面临的问题不一样了。中国不再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而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几亿人已经脱贫，用不同的计算方式来算的话，中国其实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如何以中国独特的方式来实现发展，如何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变成一个富有的国家，同时不要引发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误解，某种意义来讲现在中国领导者的任务更艰巨，比邓小平那时候更难。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认为你是个地理决定论者，你怎么看？
莫里斯：关于地理对一国历史的影响，历史学家们总是有很多争论，但我认为，只有在将事件置身于一个广阔的背景之下，才能看到它的真实面貌。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书将5000年的历史作为背景，将整个地球的历史作为背景。另一个原因是，即使能看到事件的全貌，对于同一个证据，人们也会给出多种不同的解释，互相争论。比如在500年前，中国派寻宝船队到印度、阿拉伯国家，甚至想横跨太平洋，他们完全可以做到，没有困难。但很多人也知道，中国皇帝后来决定解散船队。因此有人就说这是决定性的事件，他们认为如果中国当时决定继续使用船队，如果中国的船只到了美洲，可能就是第一个发现美洲大陆的国家，也可能会建立殖民地，会成为第一个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像欧洲国家一样建立起强大的经济秩序。我也相信这都是有可能的。
中国新闻周刊：互联网正在把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你认为未来地理因素还会那么重要吗？
莫里斯：过去的几十年，智慧和科技让世界不断变小，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互联网。我在北京，和地球另一端的伙伴们邮件往来，这看起来就像魔法一样。互联网的确会令地理上的距离失去意义，但电子科技和虚拟世界能走多远？很多时候，空间距离仍然很重要。比如为了来到中国，我必须昨天搭乘11个小时的飞机，如果你出生在新疆，你的生活将会和北京不同。但是我觉得在21世纪，电子科技在我们生活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如今互联网已经占据了大部分人的生活，我们已经有了3D打印技术，而这些仅仅是开始。
2007年，莫里斯第一次来到北京，和夫人自驾去了许多地方。那时北京周边有很多吊车和施工场所，汽车还不那么多，但他已经觉得“挺可怕了”。在他印象中，北京有一部分地方特别现代，像是富人区，到处是玻璃、钢铁，在阳光下闪着光，可一旦走出城区，就像来到了英格兰的中部工业区，曾经蓬勃发展，现在却正变得贫穷。
作为美国斯坦福大学人文与科学学院副院长、古典文学系主任、社会科学史研究所所长，考古学中心的创立者与领导者，伊恩·莫里斯的确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历史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跨界的学者。他研究跨度长达五千年的人类历史，却出人意料地采用了大数据的研究方法。
中国新闻周刊：你用社会发展指数来对东西方社会进行度量，如何把握这种测量的准确？
莫里斯：大概是90年代，我开始意识到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有一次我在香港转机，在登机通道上行走时，看到汇丰银行的广告说，每分钟亚洲都会产生一个新的百万富翁。我很怀疑。后来我进行研究，才逐渐意识到这种说法很接近事实。
关于测量的结果，我是比较有信心的。我们可以基于这样的预测，得到对未来的判断。这个过程令我感到有趣，但也非常困难，因为你所得到的数据在这样一段时间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比如我们看到很多现代政府的数据，各种信息都有，回到1700年左右就失去这样的信息了，不过我们还可以求助于许多来自于中国、欧洲和其他地方一些书面的史料。如果再往前回溯的话，那就只有人类学的知识了，只能有少得可怜的数据。所以任何的计算都有误差，这里面的误差我们并不知道是多大，却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很难控制它。从系统性来讲，对我所有的预测数据，我可能都会给一个10%的误差。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确定这10%的误差？
莫里斯：如果试着去把这些变量调整10%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结果会有怎样的不同。从历史后来的发展趋势来讲，9.9%的误差还可以，但肯定没到10%，更不可能是20%的误差。所以总的来讲这个模式应该是强有力的。许多研究者都有着相同的问题，但用不同的方法去研究它，总体得出的结论都和我的分析是比较相近的，所以这也使得我比较有信心。
中国新闻周刊：你有没有考虑用大数据的方法来计算一些未来趋势？
莫里斯：我觉得我的方法是一个非常基础性的、原始的研究。在美国，人们常提起链锯的艺术，你用一个锯或者大木头对艺术品进行切割，最后看起来肯定是非常粗糙的。但这是我非常喜欢的原因，他们有点真实，又不是完全的真实。所以这种方法对长期预测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工具，但对于短期预测来讲不是一个有用的工具。比如你用这个东西来预测乌克兰在接下来12个月会发生什么？那么我的这个研究可以说完全没有指导意义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预测能否帮助我们规避灾难，比如战争？
莫里斯：事情常常不受我们控制。当我们回望历史，发现一个国家发展得比其他地方快、变得富裕时，也很有可能就会出现大的暴乱或者大战等等，中国的历史也是如此。这种事情反复出现。历史上很多个节点都显示，经济不断发展，但达到一定的高度就遭遇天花板，造成停滞，社会陷入黑暗。问题接踵而来：能源短缺、气候变化、疾病、政府垮台，这些事都联系在一起。21世纪很有可能发生这些事情，甚至比这些还糟，特别是我们现在有核武器了，这非常危险。
但我们可以去解决。比如能源会枯竭，我们现在不能只依靠煤炭，需要开发新能源。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当然我也认为，没什么是不可克服的，问题都能解决。也许是因为我住在硅谷吧，我还是对未来持相对乐观的态度，我们正在解决这些问题。就比如几天前习近平和奥巴马已经达成一些相关协议，他们虽然还没能完全解决问题，但已经开始朝着正确的方向着手行动。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过去数十年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
莫里斯：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工业化革命、现代化，以及100年以来出现的新的工业革命。最初先是在欧洲，后来在殖民地，工业革命促进了科技的发展，日本在19世纪开始，然后中国近几十年的工业化，把人们从农村引到了城市。在过去的30到40年，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世界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历史。英国完成工业革命花了200年，中国却只用了30年就完成了。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卓越的领导人，尤其是邓小平。当时人口在增加，中国经济却没有发展那么快，前景看起来非常糟糕，除非能够找到一种方法让经济快速发展起来。中国意识到要将中国和整个世界的经济进行整合，意识到70年代、80年代已经是美国在全球经济当中占主导，如果你希望能够成功扩大中国经济，就不能和美国对抗，必须和美国合作，和世界经济合作才行。
中国新闻周刊：在超越西方之前，你有没有考虑到中国面临的一些挑战？
莫里斯：历史总是不断重复。经济发展如此之快，中国知道自己和30年前面临的问题不一样了。中国不再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而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几亿人已经脱贫，用不同的计算方式来算的话，中国其实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如何以中国独特的方式来实现发展，如何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变成一个富有的国家，同时不要引发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误解，某种意义来讲现在中国领导者的任务更艰巨，比邓小平那时候更难。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认为你是个地理决定论者，你怎么看？
莫里斯：关于地理对一国历史的影响，历史学家们总是有很多争论，但我认为，只有在将事件置身于一个广阔的背景之下，才能看到它的真实面貌。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书将5000年的历史作为背景，将整个地球的历史作为背景。另一个原因是，即使能看到事件的全貌，对于同一个证据，人们也会给出多种不同的解释，互相争论。比如在500年前，中国派寻宝船队到印度、阿拉伯国家，甚至想横跨太平洋，他们完全可以做到，没有困难。但很多人也知道，中国皇帝后来决定解散船队。因此有人就说这是决定性的事件，他们认为如果中国当时决定继续使用船队，如果中国的船只到了美洲，可能就是第一个发现美洲大陆的国家，也可能会建立殖民地，会成为第一个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像欧洲国家一样建立起强大的经济秩序。我也相信这都是有可能的。
中国新闻周刊：互联网正在把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你认为未来地理因素还会那么重要吗？
莫里斯：过去的几十年，智慧和科技让世界不断变小，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互联网。我在北京，和地球另一端的伙伴们邮件往来，这看起来就像魔法一样。互联网的确会令地理上的距离失去意义，但电子科技和虚拟世界能走多远？很多时候，空间距离仍然很重要。比如为了来到中国，我必须昨天搭乘11个小时的飞机，如果你出生在新疆，你的生活将会和北京不同。但是我觉得在21世纪，电子科技在我们生活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如今互联网已经占据了大部分人的生活，我们已经有了3D打印技术，而这些仅仅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