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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进入的这个世界里，真正有远见的人不是必须努力争当第一的那些人。但他们常常是第一个做出努力的人。
这是一个思索过去四年我们取得的那些成绩的时刻，这也是展望下一步我们该何去何从的时刻。
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爸爸给了我一个小巧的银质压纸器，上面写着这样的字：“不要努力争当第一名，而是争当第一个努力之人。”一开始，我不以为然，当时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句文字游戏而已。之所以这么说，部分原因是由于“争当第一”是我们常常能够成功做到的事情，也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事。
经过千挑万选，我们被这所国内顶级学校录取。我们不仅进来了，我们还在这里茁壮成长。所有哲学短文、毕业设计和论文，充斥着化学分子结构、热力学方程式以及现金流贴现模式的考试都被我们——征服过去，这是对我们努力和能力的无声颂扬。
在进入一个全然不同的人生阶段的关键时刻，我们知道我们总有不俗的表现。我们已经习惯了看到自己位于别人之上，习惯了拿我们相对于别人的排名而评价自己。我们被数字所左右——百分比、平均分数、标准化考试成绩。这就是过去10年里指引我们的不二法则。我们已经做得异常之好。那么，我们这代人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戴维·布鲁克斯是《纽约时报》的作家。他在2010年写了一些专栏，在我看来这些专栏有助于定义我们这代人所面临的挑战。
和50年前相比，现在的大学更加倾向于平民教育。那些精英大学里的“老男孩俱乐部”（毕业于哈佛等名校的男生组成的精英关系网，排除女性和少数族裔——编者注）已经成了历史的痕迹。我们的平均成绩在上升。父母在某一机构里任职不再是一把金钥匙。有才华的人们都能争取到让自己闪光的机会。
那么，有什么不对的吗？哦，也许这种发展趋势会产生一种更加微妙的影响，而我们并非总是能想到这种影响。也许它已经激励我们采取一种谨慎的、按规矩出牌的态度。当我们过分迷恋成绩和标准化考试的时候，我们会失去什么呢？哦，也许我们如此热心地想取得好成绩，以至于我们没有太多激情去挑战教授。也许我们不再像生于60年代的大学生那样频繁地抗议不公平现象（问问我们的父母就知道）。也许我们对向世界宣泄叛逆的理想主义有了一点理解，这是青春的印记。人们鼓励我们在大学的体系内取得成功，我们也并不特别渴望取得突破性的成就。对于这样一条清晰的成功路径，安全地呆在其中实在太容易做到了。
然而，我们在大学的日子即将画上句号，正在进入一个价值体系完全不同的世界。在我们进入的这个世界里，真正有远见的人不是必须努力争当第一的那些人，但他们常常是第一个做出努力的人。在这样的世界里不再有第一的位置，不再有你在其中表现超人的体系。
我们内心并非已被全部点亮，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去冒险之从容之心，要有让人眼睛一亮的舍“捷径”取“迂途”的欲望。
我们不记得1977届或2004届哈佛毕业生当中谁是告别演讲人。不记得了。但我们反而记住了两名辍学生。其中一名开发了windows系统，现在领导着一家资产达370亿美元的慈善基金。另一位则创办了梦幻般的社交网站。我们今天这里所有的人几乎都在使用该网络（指Facebook创办人马克·扎克伯格——编者注）。
尽管哥伦比亚大学1983届毕业的尖子生随着时间的流失而销声匿迹了，但我们的触角记住了一名从西方学院转过去的转校生（青年奥巴马在到达美国本土后，首先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西方学院求学两年，再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编者注），他敢于梦想美国可以选出一名黑人总统。
尽管我们没有记住英国作家中那些最具令人称赞的才华或者最具雄辩口才的人的名字，但是我们确实记住了一名单身母亲（J·K·罗琳，她写的小说《哈利·波特》风靡全球——编者注），她在餐巾纸上开始了用7本书描述一个梦想帝国的征途。这些人未必争当第一名，但是通过雄心，通过对某一想法的执着，通过磨砺，他们成了第一个努力奋斗的人。
当我们在暮年不可避免地回首往事时，正如威廉·福克纳说过的那样，在“最后一个血色黄昏”，我猜想我们不会因为曾经的追逐梦想而自责，我们不会因为拿出两三年的时间，努力把自己疯狂的想法变成商业实践而后悔，无论那种冒险成败与否。我们不会希望以牺牲我们的服务之旅为代价，而焦躁地开始我们的职业生涯。我们不会后悔我们当初采取的立场、我们曾经追寻的梦想，我们也不会后悔我们曾帮助过人、曾爱过人。
这就是取得成功的代价，这就是社会发展的代价。它要求很多人做出“冒险是值得”的决定，做出“为集体利益而工作是值得”的决定，做出“挑战传统智慧是值得”的决定。当让你们全身投入到这个充满着想法的世界并培育滋生自己的想法，而不是争当第一的时候，伟大就隐现了。
成功不在于你成为一名律师，拥有最为成功的辩护经历。成功者是那些坚持原则，代表弱势群体发出疾呼的人
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将会做些什么让世界发生根本性改变？我们将要帮助什么人？我们将会赞成什么？在未来几年里，我们将会尽己所能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将被后人记住，无论是好还是坏。我们也许会作为失败的一代而被记住。我们也许仅仅是历史的一个注脚，将问题留给我们的后代。抑或我们也许可以利用指间上的工具（任何前辈都没见过的工具）获得成功。
可是我们能在哪方面取得成功？成功不在于你成为一名发表论文最多的科学家或者医生，也不在于你成为最好的医院里的一名部门负责人。成功者是那些孜孜不倦从事有意义的研究的人，是那些到第三世界去救死扶伤的人。
成功不在于你成为一名律师，拥有最为成功的辩护经历。成功者是那些坚持原则代表弱势群体发出疾呼的人。
成功不在于你成为一名积累最大一笔财富的商人，或爬上企业第一把交椅的商界精英。成功者是那些具有极大热诚努力将理想变为现实的人，是那些创立、管理并培育下一个Facebook或下一个盖茨基金或者解释下一次革命的人。
每个手术、每篇发表的论文、每次握手和宣判、每项投资和IPO、每次成功和每次失败，都会推动人类经验的车轮滚动向前。因此，我们也许应该就我们自己做出的决定反省自问：“我们要把我们带向何方？”
那么，让我们离开这里，目光炯炯，去点燃照亮未来的焰火吧。不过时机未到。现在我们聚集在此，如同希腊人聚集在古老的剧院里，如同罗马人聚集在竞技场里，如同一代又一代满怀期望的“蓝队”粉丝和“黄队”粉丝聚集在秋季的周六。我们庆祝在这里留下的回忆、结下的友谊、经历的磨难和得到的胜利。它们会慢慢消失在落日的余晖中，成了我们将记住并向子孙谈论的一张模糊的图片。
是人就有记忆，淡淡的回忆往往油然而生，如同城市上空的点点灯光。一些回忆会让我们微笑；一些回忆会让我们大笑；另外一些回忆则让我们蹙眉。但无论岁月如何更迭变迁，我们在这里的4年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
我们在这所了不起的大学里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4年——我们一生中在知识和智力方面最好奇、最具活力、最具挑战、最有收获的4年。它们将永远伴随着我们。
复活节时候，我回到了家里，发现那台银质压纸器随意地躺在我的壁橱里。它的边缘布满了灰尘，银面也不像以前那样熠熠生辉了。但是上面的留言丝毫没有受到那些足以夺取万物光泽的太过熟悉的力量的影响：“不要努力争当第一名，而是争当第一个努力之人。”
我相信，当我们离开圣母大学的这片土地时，我们面临着千载难逢的机会去做到那一点。
这是一个思索过去四年我们取得的那些成绩的时刻，这也是展望下一步我们该何去何从的时刻。
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爸爸给了我一个小巧的银质压纸器，上面写着这样的字：“不要努力争当第一名，而是争当第一个努力之人。”一开始，我不以为然，当时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句文字游戏而已。之所以这么说，部分原因是由于“争当第一”是我们常常能够成功做到的事情，也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事。
经过千挑万选，我们被这所国内顶级学校录取。我们不仅进来了，我们还在这里茁壮成长。所有哲学短文、毕业设计和论文，充斥着化学分子结构、热力学方程式以及现金流贴现模式的考试都被我们——征服过去，这是对我们努力和能力的无声颂扬。
在进入一个全然不同的人生阶段的关键时刻，我们知道我们总有不俗的表现。我们已经习惯了看到自己位于别人之上，习惯了拿我们相对于别人的排名而评价自己。我们被数字所左右——百分比、平均分数、标准化考试成绩。这就是过去10年里指引我们的不二法则。我们已经做得异常之好。那么，我们这代人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戴维·布鲁克斯是《纽约时报》的作家。他在2010年写了一些专栏，在我看来这些专栏有助于定义我们这代人所面临的挑战。
和50年前相比，现在的大学更加倾向于平民教育。那些精英大学里的“老男孩俱乐部”（毕业于哈佛等名校的男生组成的精英关系网，排除女性和少数族裔——编者注）已经成了历史的痕迹。我们的平均成绩在上升。父母在某一机构里任职不再是一把金钥匙。有才华的人们都能争取到让自己闪光的机会。
那么，有什么不对的吗？哦，也许这种发展趋势会产生一种更加微妙的影响，而我们并非总是能想到这种影响。也许它已经激励我们采取一种谨慎的、按规矩出牌的态度。当我们过分迷恋成绩和标准化考试的时候，我们会失去什么呢？哦，也许我们如此热心地想取得好成绩，以至于我们没有太多激情去挑战教授。也许我们不再像生于60年代的大学生那样频繁地抗议不公平现象（问问我们的父母就知道）。也许我们对向世界宣泄叛逆的理想主义有了一点理解，这是青春的印记。人们鼓励我们在大学的体系内取得成功，我们也并不特别渴望取得突破性的成就。对于这样一条清晰的成功路径，安全地呆在其中实在太容易做到了。
然而，我们在大学的日子即将画上句号，正在进入一个价值体系完全不同的世界。在我们进入的这个世界里，真正有远见的人不是必须努力争当第一的那些人，但他们常常是第一个做出努力的人。在这样的世界里不再有第一的位置，不再有你在其中表现超人的体系。
我们内心并非已被全部点亮，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去冒险之从容之心，要有让人眼睛一亮的舍“捷径”取“迂途”的欲望。
我们不记得1977届或2004届哈佛毕业生当中谁是告别演讲人。不记得了。但我们反而记住了两名辍学生。其中一名开发了windows系统，现在领导着一家资产达370亿美元的慈善基金。另一位则创办了梦幻般的社交网站。我们今天这里所有的人几乎都在使用该网络（指Facebook创办人马克·扎克伯格——编者注）。
尽管哥伦比亚大学1983届毕业的尖子生随着时间的流失而销声匿迹了，但我们的触角记住了一名从西方学院转过去的转校生（青年奥巴马在到达美国本土后，首先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西方学院求学两年，再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编者注），他敢于梦想美国可以选出一名黑人总统。
尽管我们没有记住英国作家中那些最具令人称赞的才华或者最具雄辩口才的人的名字，但是我们确实记住了一名单身母亲（J·K·罗琳，她写的小说《哈利·波特》风靡全球——编者注），她在餐巾纸上开始了用7本书描述一个梦想帝国的征途。这些人未必争当第一名，但是通过雄心，通过对某一想法的执着，通过磨砺，他们成了第一个努力奋斗的人。
当我们在暮年不可避免地回首往事时，正如威廉·福克纳说过的那样，在“最后一个血色黄昏”，我猜想我们不会因为曾经的追逐梦想而自责，我们不会因为拿出两三年的时间，努力把自己疯狂的想法变成商业实践而后悔，无论那种冒险成败与否。我们不会希望以牺牲我们的服务之旅为代价，而焦躁地开始我们的职业生涯。我们不会后悔我们当初采取的立场、我们曾经追寻的梦想，我们也不会后悔我们曾帮助过人、曾爱过人。
这就是取得成功的代价，这就是社会发展的代价。它要求很多人做出“冒险是值得”的决定，做出“为集体利益而工作是值得”的决定，做出“挑战传统智慧是值得”的决定。当让你们全身投入到这个充满着想法的世界并培育滋生自己的想法，而不是争当第一的时候，伟大就隐现了。
成功不在于你成为一名律师，拥有最为成功的辩护经历。成功者是那些坚持原则，代表弱势群体发出疾呼的人
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将会做些什么让世界发生根本性改变？我们将要帮助什么人？我们将会赞成什么？在未来几年里，我们将会尽己所能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将被后人记住，无论是好还是坏。我们也许会作为失败的一代而被记住。我们也许仅仅是历史的一个注脚，将问题留给我们的后代。抑或我们也许可以利用指间上的工具（任何前辈都没见过的工具）获得成功。
可是我们能在哪方面取得成功？成功不在于你成为一名发表论文最多的科学家或者医生，也不在于你成为最好的医院里的一名部门负责人。成功者是那些孜孜不倦从事有意义的研究的人，是那些到第三世界去救死扶伤的人。
成功不在于你成为一名律师，拥有最为成功的辩护经历。成功者是那些坚持原则代表弱势群体发出疾呼的人。
成功不在于你成为一名积累最大一笔财富的商人，或爬上企业第一把交椅的商界精英。成功者是那些具有极大热诚努力将理想变为现实的人，是那些创立、管理并培育下一个Facebook或下一个盖茨基金或者解释下一次革命的人。
每个手术、每篇发表的论文、每次握手和宣判、每项投资和IPO、每次成功和每次失败，都会推动人类经验的车轮滚动向前。因此，我们也许应该就我们自己做出的决定反省自问：“我们要把我们带向何方？”
那么，让我们离开这里，目光炯炯，去点燃照亮未来的焰火吧。不过时机未到。现在我们聚集在此，如同希腊人聚集在古老的剧院里，如同罗马人聚集在竞技场里，如同一代又一代满怀期望的“蓝队”粉丝和“黄队”粉丝聚集在秋季的周六。我们庆祝在这里留下的回忆、结下的友谊、经历的磨难和得到的胜利。它们会慢慢消失在落日的余晖中，成了我们将记住并向子孙谈论的一张模糊的图片。
是人就有记忆，淡淡的回忆往往油然而生，如同城市上空的点点灯光。一些回忆会让我们微笑；一些回忆会让我们大笑；另外一些回忆则让我们蹙眉。但无论岁月如何更迭变迁，我们在这里的4年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
我们在这所了不起的大学里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4年——我们一生中在知识和智力方面最好奇、最具活力、最具挑战、最有收获的4年。它们将永远伴随着我们。
复活节时候，我回到了家里，发现那台银质压纸器随意地躺在我的壁橱里。它的边缘布满了灰尘，银面也不像以前那样熠熠生辉了。但是上面的留言丝毫没有受到那些足以夺取万物光泽的太过熟悉的力量的影响：“不要努力争当第一名，而是争当第一个努力之人。”
我相信，当我们离开圣母大学的这片土地时，我们面临着千载难逢的机会去做到那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