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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延安精神”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与时俱进的逻辑容展与升华。在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广阔背景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辩证思维激扬民族优秀文化精神，有机融合马克思主义精髓实现理论创新并指导实践，从而凝结出“延安精神”。历经长期实践淬炼，它不仅在中国革命等不同历史时期发挥出精神力量源泉的作用，而且在当前各种思潮激荡的时代也将彰显其凝心聚力发力的价值功能。本文追寻“延安精神”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化渊源，分析阐释其义涵与品格，考察其深远社会价值意义。“延安精神”内容宏富，以艰苦奋斗为视角对其予以深化研究，对于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升国民素养、应对时代挑战、推动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稳步发展颇具裨益。
[关键词] “延安精神”；文化渊源；品格；艰苦奋斗；社会价值
[作者简介] 张占军（1957—），男，河北省深泽县人，党史博采杂志社社长、副编审，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 D6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6）10-0074-07 [收稿日期] 2016-09-02
近现代中国处于风云激荡的社会大转型时代，遭遇数千年大变局的天朝上国内忧外患、积疴深重、国运式微。面对如此境遇，无数志士仁人与各派政治力量竞相登场，纷纷提出各自的救国主张，打出各种救国旗号，演绎出一幕幕失败、复辟甚或新旧军阀混战的历史悲剧、闹剧。唯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预示着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启。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在发动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建了举世瞩目的红色文化，具有顽强活力的红色文化于生生不息中凝结出一系列红色精神：即“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其中的“延安精神”继往开来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伟大成果为精神内核，成为引领中国走向新生和繁荣的巨大精神力量。理性诠释与弘扬“延安精神”既要坚决反对“延安精神”过时论，又要摒弃简单照搬主张回到延安时代的机械论观点，而应探究和把握其精神实质并结合时代特征加以阐发。从其社会价值层面与艰苦奋斗视角予以分析论述，利于对其深化和提升其理性认知。
一、“延安精神”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渊源
“延安精神”作为一种红色文化理念而存在，形成于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化环境与实践形式，反映并作用于革命者的行为活动中，见证于实践活动的结果中。“延安精神”是在特殊时代，特定环境下逐步凝结且由中国共产党人秉承践行并薪火相传的巨大精神财富，“延安精神”赖以生成的文化蕴藉和时代背景是其产生与发展的主客观条件。
（一）历史背景
公元1927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背叛行径，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政治基础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遭受重大挫折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血泊中顽强地站起来，开始清醒地探索以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相继举行了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旨在建立红色武装和政权的红色暴动，一时间红色风暴在全国多地风生水起。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队伍胜利会师于井冈山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探索并开辟出红色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紧扣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以巨大的理论勇气突破了“城市中心论”的苏俄固有模式，开创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时期如火如荼的武装革命斗争孕育出了“井冈山精神”，即：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党的绝对领导，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一切从实际出发，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井冈山精神”一度引领苏区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伟大事业蓬勃发展。然而由于“左倾”路线的严重错误导致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南方根据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召开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核心。工农红军高举红旗一路斩关夺隘，于1936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延安。艰苦卓绝的长征熔炼出伟大的“长征精神”，其主要内涵为：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重于求实、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其主旨鲜明凸显“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艰苦奋斗精神。“长征精神”使“井冈山精神”得以传递并发扬光大。
延安地处中国西北部黄土高原，地理位置偏僻，交通极为不便。地广人稀，土瘠民贫，经济、文化也十分落后，属于极度贫困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进驻陕北之后，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放在了延安。在单论物质生活资料就极度匮乏的陕北地区，突然增加了大量新驻民，其生存与发展空间以及各种困难不言而喻。
风云诡谲变幻的1936年处于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际，中国社会在内外压力下进入大动荡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延安，高瞻远瞩、放眼全局。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和各种尖锐矛盾，从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民族大义出发，审时度势促使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通过和平方式得以解决，从而使得救亡图存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并以博大胸怀进一步促成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政治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随着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爆发，延安这座边远小城很快跃升为举世瞩目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全国四面八方的知识青年、有志之士，克服重重困难、冲破严密封锁，奔赴延安参加抗战，同时也使当地的经济压力倍增，民众赋税随之加重，构成严重的社会压力。更有国民党顽固派在不断制造摩擦中调集重兵，形成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与经济封锁态势，甚至肆意破坏边区经济生活秩序等。日本帝国主义则不断出动飞机狂轰滥炸，更使得延安地区经济形势严重困难。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军民团结与险恶环境进行斗争，克服困难、开拓进取，与各色敌人进行斗争，战胜艰难险阻，从而催生出“延安精神”。延安成为“延安精神”的发祥地、革命志士成长的摇篮，宝塔山由此成为民族革命指路灯塔的象征。一批批中华儿女奔赴延安接受洗礼从而成长为民族革命的骨干力量，在分批充实到全国各抗日根据地之后推动“延安精神”进一步辐射传播弘扬，同时促使其价值运行体制获得进一步发育。 延安作为革命圣地，既是抗战时期我党我军的领导中心，又是全民族抗战的战略指导中心，也是解放战争前期的中枢。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业已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成熟的精英领导集体，同时拥有一支政治信仰坚定、斗争经验丰富的各级干部队伍。领袖群体和骨干力量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实践逐步演化出“延安精神”。它是“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的红色嬗变。“延安精神”产生的历史大背景决定了其义涵、品格特质，究其思想本源，“延安精神”还有其深邃的文化渊源。
（二）文化渊源
“延安精神”属于红色文化范畴，从其内在逻辑构成考察可以看出，其文化渊源具有双重向度。即它既吸收了马克思主义这种舶来红色文化之精髓，譬如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同时又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沃土，充分汲取了民族文化的营养。融入欧洲文化精粹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精神有机交融嬗变为新型先进文化。这一引领潮流的文化体气质卓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浓郁的民族特色。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兵家、名家等百家林立，历代著述丰厚。其中不乏励精图治，克勤克俭，无怠无荒，勤由俭、败由奢等优秀传统思想理念，撷其英即见其著。“延安精神”正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于艰苦环境中的光大激扬与时代表征。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其显著特征的“延安精神”主导了时代风云。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古人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1]。中国共产党秉承“延安精神”，勤俭节约、固本强基，自强不息、愈挫愈奋，终使其成为深得民心的政党，并借此走出了一条兴旺发达的光明之路。
二、“延安精神”之内核与品格
综观学界研究情况与相关内容，有关“延安精神”的表述可谓丰富多样，其共性是追求简练表达。一般认为，“延安精神”是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有机融合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凝结而成的红色精神。其原生态主要是指延安时期形成的诸如抗大精神、延安整风精神、南泥湾精神、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和劳模精神等。“延安精神”属于各个原生态精神的抽象总成，而各个原生态精神则是“延安精神”的生动体现，彰显出革命者的理想信念、精神风貌、思想道德品质和工作生活作风。对其进行逻辑梳理和归纳并给予基本的界定是一个长期的研讨课题，在这个问题上正所谓百家争鸣。笔者认为，从“延安精神”的内核与品格两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予以表述，更便于揭示其内在逻辑，从而使其表达更趋客观全面。
（一）“延安精神”之内核
整合学人研讨的要义，笔者以为“延安精神”之义涵虽广泛，但其内核可以归纳为下述几点：1.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内化共产主义信念；2.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密切联系群众；3.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4.奉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崇尚勤俭节约；5.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民主团结。“延安精神”具有浓郁的民族性、严谨的科学性、鲜明的时代性、卓越的先进性、独特的创新性、强大的持久性。
“延安精神”内核的价值取向体现为：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为其灵魂引领，以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践行开发力量源泉，以实事求是精神介入实践破除思想桎梏，以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理念激扬内在动力，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确立纠错机制。以上若干要素的有机融合运行，使得“延安精神”迸发出无与伦比的强大活力，引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蓬勃发展。
（二）“延安精神”之品格
人类文明史上任何一种文化或精神都有其自身的性格、气质特征即所谓品格。“延安精神”作为一种红色文化精神具有个性鲜明的品格：1.刚健有为；2.勇于担当；3.善于创新；4.以人为本；5.文化自觉；6.自强不息。
“延安精神”的内核与品格形神相即，互为依存，一体存在。凝结于内的核心义涵外化为气质特征，而气质特征则以内核为其本真，二者相互作用，促使“延安精神”绵延展放，气象万千。作为一种价值贡献，其价值从主体意义上讲，具有主体与主体间的情感沟通与认同扩散功能，塑造人格范式的功能；从主体与客体关系角度看，则具有从理性出发介入践行改造客体的功能。上述功能展露出“延安精神”的强大活力与开放性。
三、“延安精神”之社会价值考察
社会价值是指个体及社会组织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满足社会或他人物质的、精神的需要所做出的贡献和承担的责任。“延安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这一社会政治组织的灵魂，其社会价值体现在成为中国革命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在改造旧社会、建构新社会、检验矫正社会偏差并主导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实践活动中，其价值体系的发端、形成和价值运作体制的发育与社会变革的脚步同行。
梳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大转型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大变革举步维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泥淖中挣扎几近百载。唯有历史定格在延安时期，但见曙光初照、云蒸霞蔚，大有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之气象。这一时期，历经千锤百炼的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精神”引领下，勇敢担当起民族解放的历史重任并领导和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改造中国的夙愿得以步步实现。尽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探索与实践的历程曲折跌宕，然而“延安精神”始终屹立不倒、历久弥新，其历史贡献世人皆知，社会价值愈加凸显。笔者认为，这种价值体现在以下四个层面：
（一）“延安精神”是革命主体改造旧社会的强大动力源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局势复杂，各种政治势力犬牙交错。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步步紧逼，并相继扶持伪满洲国和南京汪伪政权妄图阉割中国主权；而国民党政府所担负的正面战场则是败多胜少，节节后退至西南一隅，民族危亡犹如黑云压城；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政权为依托，勇敢地承担起民族革命的历史重任。八路军、新四军采取敌进我进的有效战术深入敌后开辟战场，广泛发动民众开展人民战争。中国共产党的迅猛发展使国民党顽固派大为恐慌，蒋介石政府无视抗战大局，在不断制造摩擦中调集重兵形成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与经济封锁态势，甚至肆意破坏边区经济生活秩序等。日寇则交替出动飞机狂轰滥炸。原本地处荒凉、物质贫乏、自然条件恶劣的延安真可谓雪上加霜。毛泽东及时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领导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迎难而上，自力更生，开展生产自救。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成为在当时的背景、环境下反经济封锁的主导力量，毛泽东明确地把艰苦奋斗精神作为贯彻党的路线的保证，视为中国革命的巨大精神支柱和推动力量。在领袖群体的感召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内军民团结一心，党政军干部以身作则，与广大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上至总司令下至伙夫，人人平等，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民族解放而践行艰苦奋斗精神。 “南泥湾垦荒”就是这一时期悲壮而振奋激扬革命精神的典型范例。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地域广袤，气候干旱，土地贫瘠，全区仅有140万余民众，要承担驻地数万名军地干部、士兵和学生的生活费用消耗，确实存在极大的困难。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菜、没有纸、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付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2]（P892）。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局面，毛泽东适时发起了大生产运动。他身体力行，在杨家岭的窑洞旁边亲手开出了一片菜地，种上辣椒、西红柿等蔬菜。朱德背着筐子到处拾粪积肥，周恩来则很快成了纺线的能手。1940年，朱德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带人赴南泥湾踏勘，并决定在此地屯垦自给。1941年春，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全体官兵在旅长兼政委王震的率领下，奉命开进荆棘荒草遍野、渺无人烟的南泥湾垦荒，大生产活动中英模辈出。譬如七一团政委左齐在战争中失去左臂，拿不得锄头，就为垦荒战士做饭并挑到山上，战士们无不为之感动。垦荒时期涌现出许多这样的先进模范，鼓舞、激励更多的战士以极高的热情投入到生产劳动中。
艰苦劳动取得丰硕成果，战天斗地开垦出大批良田，生产出大量的物质生活资料。1941年～1943年计开荒13.8万亩，不仅吃穿可以完全自给，还向边区政府交纳了公粮。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劳作，到1943年，生产自给率即达100%；至1944年，三五九旅共开荒种地26.1万亩，收获粮食3.7万石，养猪5624头，交纳公粮1万石。垦荒将士用辛勤劳动把昔日满目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1943年2月，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毛泽东亲自给王震题词“有创造精神”，并且对三五九旅全体将士给予嘉奖，三五九旅被命名为“发展经济先锋”。是年3月，延安文艺界劳军团赴南泥湾劳军慰问，艾青等致慰问词。贺敬之作词，马可谱曲的歌舞《挑花篮》登场上演，以艺术形式对南泥湾垦荒精神进行了形象解读与广泛传播。大生产运动的实践形式充分展示出艰苦创业精神的巨大潜能，并被推广到太行山等抗日根据地。抗战加生产，一把镢头一支枪，成为时代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体现。
在“延安精神”的激励和鼓舞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广大人民继抗战胜利之后，以弱势力量勇敢地迎击发动全面内战的蒋介石反动集团，仅用三年时间就基本解放了全中国。解放战争的革命实践丰富了“延安精神”的内容，以铁的事实证实了“延安精神”之伟力，也预示着其价值体系及运行机制趋于全面形成。
（二）“延安精神”是建构新社会历程中排除万难的法宝
革命主体实践范围的全社会化和巨大成果是对“延安精神”之社会价值的最好评估与诠释，也标志着“延安精神”走向民族精神之巅。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生的人民政权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经济落后、一穷二白的烂摊子，要在短时间内建构新社会秩序，就必须尽快修复战争创伤，有效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全面恢复国民经济。而此时的新中国面临难以数计的重重困难：内有国民党反动派大量残余势力在军事、经济领域伺机捣乱破坏，外有美帝国主义扩大朝鲜战争威胁中国安全。为稳固新中国政权，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国军民迎难而上，艰苦奋斗、鼎力克难。军事上，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清剿国民党残余部队及各地土匪势力。经济上，以全党之力相继组织同投机资本的“银圆之战”“米棉之战”等商战。全局上为了保家卫国，被迫以举国之力进行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是一曲历史壮歌，又被称作抗美援朝运动，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是中国人民为了保家卫国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的群众性运动。该运动发起的主要原因是以美国侵略者为首的多国部队越过三八线大举进攻朝鲜，并向朝中边境快速推进、悍然轰炸中国的丹东地区，严重威胁我国的国家安全；再有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以武力干涉阻挠解放台湾。抗美援朝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大力弘扬“延安精神”的基础上广泛开展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大批青年踊跃参加志愿军，各条战线充分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增产节约、物资捐献等运动，不仅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并最终取得伟大胜利，而且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推动了诸如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各项社会改革运动的进行。没有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神的支撑与发扬难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抗美援朝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劣势装备击败世界头号强国的辉煌胜利，有力地捍卫了国家安全，保障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建设的顺利进行，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打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威、军威，空前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艰难历程中，最严峻的考验是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1961年）。造成这一时期严重困难的原因很多，如持续性大面积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等。同时，中苏关系一方面因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导致对于国际、国内政策，共产主义运动路线、策略等意见对立；另一方面因苏联企图控制、指挥中国共产党遭到拒绝而矛盾激化，遂片面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全部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多项协议，使中国国防工业、科技发展遭受重大损失。多种因素交织，让这一时期本已困难重重的中国社会更加举步维艰，社会发展遭遇巨大的挑战。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没有被困难吓倒，反而愈加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依靠自身努力奋发图强闯过了无数难关，如果没有坚定信念的支撑，这是难以想象的。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系列史实告诉我们，价值运作体制渐趋成熟的“延安精神”在构建新社会的实践中不断得到弘扬丰富，其价值魅力引导和支撑中国人民直面种种艰辛，成为广大人民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建设新生活的内在力量源泉和战胜各种困难的精神法宝。
（三）“延安精神”是检验矫正社会发展偏差的理性依据
从存在形式的角度看，“延安精神”并非逻辑范式固化的社会规范，其丰富的义涵具有和其他社会规范同样的价值标准特性，即稳定性、持久性、历史性、选择性等。在主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同时发挥出检验、矫正偏差的巨大社会功能。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史上沉重的一页，这场内乱足以证明“延安精神”的理性迷失，其价值运行在社会泛政治化倾向中遭到扭曲。为了纠正其严重错误，中国共产党主导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以及全国性的解放思想运动，并于1978年12月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开始了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并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3]。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和一系列的拨乱反正，从思想本源上恢复了“延安精神”的理性本真，并结合时代要求与新实践形式对其进一步丰富、发展、弘扬。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十二大报告中指出，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4]。十二大以后，改革开放全面展开，迎来了全新的社会发展局面。经过30年的奋斗，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概括地讲有以下几点：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确立；2.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中国经济规模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3.民生显著改善，人民生活总体进入小康；4.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5.崛起的中国以大国姿态走向世界。
改革开放无先例可循，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发展中的问题。诸如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信仰危机的负面影响，加之法治建设难以到位，部分党员、干部共产主义信仰缺失以至于影响群众，导致“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逐步泛滥殃及社会，艰苦奋斗传统被淡化甚至边缘化，给民族精神和社会肌体造成严重侵蚀；由于本土思想文化建设力度不足，加之资本主义世界腐朽文化思潮的大量侵入，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多元激烈竞争，风云诡谲。具体表现为社会道德水平大幅下降，道德传承机制运行低迷，各色腐朽思想文化暗流涌动。民族精神、主流意识形态和健康文化遭遇重大冲击和严峻挑战。凡此种种，均从反面警示全党必须坚定不移、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弘扬“延安精神”，理性科学地稳固其价值运行体制，并以其价值标准构建评估体系，强力矫正社会偏差。
（四）“延安精神”是引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精神力量
“延安精神”形成于延安时期，虽然那个年代已成为历史，但“延安精神”的社会价值本真却与时俱进、走向未来，成为凝聚党魂、军魂、民族之魂的重要精神力量。其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等价值取向具有卓越的先进性和跨时代的持久性，有着最深层和长远的价值追求。
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召开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执政理念，正式提出于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并且表示这个梦“一定能实现”[5]（P18）。中国梦的社会价值取向直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重任，中国梦的构想充分彰显出刚健有为、勇于担当、文化自觉、以人为本等卓荦品格。笔者认为，中国梦的顺利实现需要光大丰富“延安精神”并以此为引领，其功能可从下述若干层面解读。
1.激扬道德复归，在全社会营造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氛围
首先，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坚决反对浮华、奢侈、浪费，唤醒和培育社会个体的道德观念和自律意识，夯实重构道德工程的深层基础。其次，逐步构建新型道德规范体系和实践机制，譬如：模范家庭、村民、市民、企业模范员工等奖励机制，教师失德退出机制等。再者，有效整合各类教育资源，提升师德师道的教育伦理地位，激励教育工作者在完善自身修养的同时规范教学活动，传承道德，培育好一代代新人。这就需要以“延安精神”激扬道德复归，从立国之本出发，从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这一民族文化基因切入符合国民共性传统，以便于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进而推动社会道德传承运行机制的健康发育。
2.强化廉政机制，在党员、干部中塑造风清气正、执政为民的理念
廉政建设的基本内容是思想道德建设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反腐倡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结合国内社会形势大力强化廉政机制，推动反腐倡廉建设，标本兼治。一方面，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直至党政、高校、国企巡视全覆盖，都取得重大成果；另一方面，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为指导方针，出台“八项规定”，坚决反对“四风”，践行群众路线，力行“三严三实”等一系列治本措施。旨在从思想作风上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党员不忘初心，秉承“延安精神”宗旨，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意识，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神，保持高度警觉，互相监督，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杜绝违法乱纪、公款吃喝等不正之风；从行动上要求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不奢侈浪费，不以权谋私，当清正廉洁、执政为民的好干部，密切联系群众，营造社会好风尚。
3.保持危机和风险意识，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经历过无数危机。危机和风险的存在形成巨大的生存压力，促使中国共产党一直保持清醒的危机意识。在改革开放取得空前成就的今天，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远大前景，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我们面临的矛盾更加复杂，既有过去长期积累而成的矛盾，也有在解决旧矛盾过程中新产生的矛盾，大量的还是随着形势环境变化新出现的矛盾”[6]。这一论述既表明了党的最高领导层对社会复杂情况的准确判断和清醒的危机意识，也是对全党发出的风险警示。结合社会实际情况，笔者认为，首先，应尝试在全党进行危机意识警示教育活动，借以带动全社会保持清醒认识，形成统一的社会价值认知和警觉理念。譬如：针对人口、资源问题（截止到2014年，全国人口13.68亿，资源总量大，人均占有量小，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资源短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传统基础上，应提倡理性消费，遏制非理性欲望，构建“新型节俭观”。其次，在“五位一体”建设（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战略指导下，针对环境保护、道德伦理等各类突出社会问题适时开展全民大讨论，汇集民智，从而形成社会价值共识。要构建以实现“中国梦”为目标，以弘扬艰苦奋斗兴业精神为主题的社会问题解决机制，充分凝聚中国力量，鼎力推进中华民族复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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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逄先知.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是什么[N].北京： 中国纪检监察报，2016-06-23.
[关键词] “延安精神”；文化渊源；品格；艰苦奋斗；社会价值
[作者简介] 张占军（1957—），男，河北省深泽县人，党史博采杂志社社长、副编审，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 D6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6）10-0074-07 [收稿日期] 2016-09-02
近现代中国处于风云激荡的社会大转型时代，遭遇数千年大变局的天朝上国内忧外患、积疴深重、国运式微。面对如此境遇，无数志士仁人与各派政治力量竞相登场，纷纷提出各自的救国主张，打出各种救国旗号，演绎出一幕幕失败、复辟甚或新旧军阀混战的历史悲剧、闹剧。唯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预示着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启。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在发动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建了举世瞩目的红色文化，具有顽强活力的红色文化于生生不息中凝结出一系列红色精神：即“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其中的“延安精神”继往开来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伟大成果为精神内核，成为引领中国走向新生和繁荣的巨大精神力量。理性诠释与弘扬“延安精神”既要坚决反对“延安精神”过时论，又要摒弃简单照搬主张回到延安时代的机械论观点，而应探究和把握其精神实质并结合时代特征加以阐发。从其社会价值层面与艰苦奋斗视角予以分析论述，利于对其深化和提升其理性认知。
一、“延安精神”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渊源
“延安精神”作为一种红色文化理念而存在，形成于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化环境与实践形式，反映并作用于革命者的行为活动中，见证于实践活动的结果中。“延安精神”是在特殊时代，特定环境下逐步凝结且由中国共产党人秉承践行并薪火相传的巨大精神财富，“延安精神”赖以生成的文化蕴藉和时代背景是其产生与发展的主客观条件。
（一）历史背景
公元1927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背叛行径，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政治基础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遭受重大挫折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血泊中顽强地站起来，开始清醒地探索以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相继举行了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旨在建立红色武装和政权的红色暴动，一时间红色风暴在全国多地风生水起。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队伍胜利会师于井冈山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探索并开辟出红色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紧扣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以巨大的理论勇气突破了“城市中心论”的苏俄固有模式，开创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时期如火如荼的武装革命斗争孕育出了“井冈山精神”，即：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党的绝对领导，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一切从实际出发，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井冈山精神”一度引领苏区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伟大事业蓬勃发展。然而由于“左倾”路线的严重错误导致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南方根据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召开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核心。工农红军高举红旗一路斩关夺隘，于1936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延安。艰苦卓绝的长征熔炼出伟大的“长征精神”，其主要内涵为：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重于求实、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其主旨鲜明凸显“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艰苦奋斗精神。“长征精神”使“井冈山精神”得以传递并发扬光大。
延安地处中国西北部黄土高原，地理位置偏僻，交通极为不便。地广人稀，土瘠民贫，经济、文化也十分落后，属于极度贫困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进驻陕北之后，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放在了延安。在单论物质生活资料就极度匮乏的陕北地区，突然增加了大量新驻民，其生存与发展空间以及各种困难不言而喻。
风云诡谲变幻的1936年处于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际，中国社会在内外压力下进入大动荡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延安，高瞻远瞩、放眼全局。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和各种尖锐矛盾，从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民族大义出发，审时度势促使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通过和平方式得以解决，从而使得救亡图存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并以博大胸怀进一步促成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政治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随着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爆发，延安这座边远小城很快跃升为举世瞩目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全国四面八方的知识青年、有志之士，克服重重困难、冲破严密封锁，奔赴延安参加抗战，同时也使当地的经济压力倍增，民众赋税随之加重，构成严重的社会压力。更有国民党顽固派在不断制造摩擦中调集重兵，形成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与经济封锁态势，甚至肆意破坏边区经济生活秩序等。日本帝国主义则不断出动飞机狂轰滥炸，更使得延安地区经济形势严重困难。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军民团结与险恶环境进行斗争，克服困难、开拓进取，与各色敌人进行斗争，战胜艰难险阻，从而催生出“延安精神”。延安成为“延安精神”的发祥地、革命志士成长的摇篮，宝塔山由此成为民族革命指路灯塔的象征。一批批中华儿女奔赴延安接受洗礼从而成长为民族革命的骨干力量，在分批充实到全国各抗日根据地之后推动“延安精神”进一步辐射传播弘扬，同时促使其价值运行体制获得进一步发育。 延安作为革命圣地，既是抗战时期我党我军的领导中心，又是全民族抗战的战略指导中心，也是解放战争前期的中枢。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业已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成熟的精英领导集体，同时拥有一支政治信仰坚定、斗争经验丰富的各级干部队伍。领袖群体和骨干力量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实践逐步演化出“延安精神”。它是“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的红色嬗变。“延安精神”产生的历史大背景决定了其义涵、品格特质，究其思想本源，“延安精神”还有其深邃的文化渊源。
（二）文化渊源
“延安精神”属于红色文化范畴，从其内在逻辑构成考察可以看出，其文化渊源具有双重向度。即它既吸收了马克思主义这种舶来红色文化之精髓，譬如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同时又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沃土，充分汲取了民族文化的营养。融入欧洲文化精粹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精神有机交融嬗变为新型先进文化。这一引领潮流的文化体气质卓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浓郁的民族特色。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兵家、名家等百家林立，历代著述丰厚。其中不乏励精图治，克勤克俭，无怠无荒，勤由俭、败由奢等优秀传统思想理念，撷其英即见其著。“延安精神”正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于艰苦环境中的光大激扬与时代表征。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其显著特征的“延安精神”主导了时代风云。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古人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1]。中国共产党秉承“延安精神”，勤俭节约、固本强基，自强不息、愈挫愈奋，终使其成为深得民心的政党，并借此走出了一条兴旺发达的光明之路。
二、“延安精神”之内核与品格
综观学界研究情况与相关内容，有关“延安精神”的表述可谓丰富多样，其共性是追求简练表达。一般认为，“延安精神”是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有机融合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凝结而成的红色精神。其原生态主要是指延安时期形成的诸如抗大精神、延安整风精神、南泥湾精神、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和劳模精神等。“延安精神”属于各个原生态精神的抽象总成，而各个原生态精神则是“延安精神”的生动体现，彰显出革命者的理想信念、精神风貌、思想道德品质和工作生活作风。对其进行逻辑梳理和归纳并给予基本的界定是一个长期的研讨课题，在这个问题上正所谓百家争鸣。笔者认为，从“延安精神”的内核与品格两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予以表述，更便于揭示其内在逻辑，从而使其表达更趋客观全面。
（一）“延安精神”之内核
整合学人研讨的要义，笔者以为“延安精神”之义涵虽广泛，但其内核可以归纳为下述几点：1.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内化共产主义信念；2.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密切联系群众；3.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4.奉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崇尚勤俭节约；5.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民主团结。“延安精神”具有浓郁的民族性、严谨的科学性、鲜明的时代性、卓越的先进性、独特的创新性、强大的持久性。
“延安精神”内核的价值取向体现为：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为其灵魂引领，以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践行开发力量源泉，以实事求是精神介入实践破除思想桎梏，以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理念激扬内在动力，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确立纠错机制。以上若干要素的有机融合运行，使得“延安精神”迸发出无与伦比的强大活力，引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蓬勃发展。
（二）“延安精神”之品格
人类文明史上任何一种文化或精神都有其自身的性格、气质特征即所谓品格。“延安精神”作为一种红色文化精神具有个性鲜明的品格：1.刚健有为；2.勇于担当；3.善于创新；4.以人为本；5.文化自觉；6.自强不息。
“延安精神”的内核与品格形神相即，互为依存，一体存在。凝结于内的核心义涵外化为气质特征，而气质特征则以内核为其本真，二者相互作用，促使“延安精神”绵延展放，气象万千。作为一种价值贡献，其价值从主体意义上讲，具有主体与主体间的情感沟通与认同扩散功能，塑造人格范式的功能；从主体与客体关系角度看，则具有从理性出发介入践行改造客体的功能。上述功能展露出“延安精神”的强大活力与开放性。
三、“延安精神”之社会价值考察
社会价值是指个体及社会组织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满足社会或他人物质的、精神的需要所做出的贡献和承担的责任。“延安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这一社会政治组织的灵魂，其社会价值体现在成为中国革命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在改造旧社会、建构新社会、检验矫正社会偏差并主导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实践活动中，其价值体系的发端、形成和价值运作体制的发育与社会变革的脚步同行。
梳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大转型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大变革举步维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泥淖中挣扎几近百载。唯有历史定格在延安时期，但见曙光初照、云蒸霞蔚，大有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之气象。这一时期，历经千锤百炼的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精神”引领下，勇敢担当起民族解放的历史重任并领导和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改造中国的夙愿得以步步实现。尽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探索与实践的历程曲折跌宕，然而“延安精神”始终屹立不倒、历久弥新，其历史贡献世人皆知，社会价值愈加凸显。笔者认为，这种价值体现在以下四个层面：
（一）“延安精神”是革命主体改造旧社会的强大动力源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局势复杂，各种政治势力犬牙交错。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步步紧逼，并相继扶持伪满洲国和南京汪伪政权妄图阉割中国主权；而国民党政府所担负的正面战场则是败多胜少，节节后退至西南一隅，民族危亡犹如黑云压城；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政权为依托，勇敢地承担起民族革命的历史重任。八路军、新四军采取敌进我进的有效战术深入敌后开辟战场，广泛发动民众开展人民战争。中国共产党的迅猛发展使国民党顽固派大为恐慌，蒋介石政府无视抗战大局，在不断制造摩擦中调集重兵形成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与经济封锁态势，甚至肆意破坏边区经济生活秩序等。日寇则交替出动飞机狂轰滥炸。原本地处荒凉、物质贫乏、自然条件恶劣的延安真可谓雪上加霜。毛泽东及时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领导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迎难而上，自力更生，开展生产自救。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成为在当时的背景、环境下反经济封锁的主导力量，毛泽东明确地把艰苦奋斗精神作为贯彻党的路线的保证，视为中国革命的巨大精神支柱和推动力量。在领袖群体的感召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内军民团结一心，党政军干部以身作则，与广大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上至总司令下至伙夫，人人平等，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民族解放而践行艰苦奋斗精神。 “南泥湾垦荒”就是这一时期悲壮而振奋激扬革命精神的典型范例。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地域广袤，气候干旱，土地贫瘠，全区仅有140万余民众，要承担驻地数万名军地干部、士兵和学生的生活费用消耗，确实存在极大的困难。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菜、没有纸、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付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2]（P892）。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局面，毛泽东适时发起了大生产运动。他身体力行，在杨家岭的窑洞旁边亲手开出了一片菜地，种上辣椒、西红柿等蔬菜。朱德背着筐子到处拾粪积肥，周恩来则很快成了纺线的能手。1940年，朱德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带人赴南泥湾踏勘，并决定在此地屯垦自给。1941年春，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全体官兵在旅长兼政委王震的率领下，奉命开进荆棘荒草遍野、渺无人烟的南泥湾垦荒，大生产活动中英模辈出。譬如七一团政委左齐在战争中失去左臂，拿不得锄头，就为垦荒战士做饭并挑到山上，战士们无不为之感动。垦荒时期涌现出许多这样的先进模范，鼓舞、激励更多的战士以极高的热情投入到生产劳动中。
艰苦劳动取得丰硕成果，战天斗地开垦出大批良田，生产出大量的物质生活资料。1941年～1943年计开荒13.8万亩，不仅吃穿可以完全自给，还向边区政府交纳了公粮。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劳作，到1943年，生产自给率即达100%；至1944年，三五九旅共开荒种地26.1万亩，收获粮食3.7万石，养猪5624头，交纳公粮1万石。垦荒将士用辛勤劳动把昔日满目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1943年2月，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毛泽东亲自给王震题词“有创造精神”，并且对三五九旅全体将士给予嘉奖，三五九旅被命名为“发展经济先锋”。是年3月，延安文艺界劳军团赴南泥湾劳军慰问，艾青等致慰问词。贺敬之作词，马可谱曲的歌舞《挑花篮》登场上演，以艺术形式对南泥湾垦荒精神进行了形象解读与广泛传播。大生产运动的实践形式充分展示出艰苦创业精神的巨大潜能，并被推广到太行山等抗日根据地。抗战加生产，一把镢头一支枪，成为时代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体现。
在“延安精神”的激励和鼓舞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广大人民继抗战胜利之后，以弱势力量勇敢地迎击发动全面内战的蒋介石反动集团，仅用三年时间就基本解放了全中国。解放战争的革命实践丰富了“延安精神”的内容，以铁的事实证实了“延安精神”之伟力，也预示着其价值体系及运行机制趋于全面形成。
（二）“延安精神”是建构新社会历程中排除万难的法宝
革命主体实践范围的全社会化和巨大成果是对“延安精神”之社会价值的最好评估与诠释，也标志着“延安精神”走向民族精神之巅。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生的人民政权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经济落后、一穷二白的烂摊子，要在短时间内建构新社会秩序，就必须尽快修复战争创伤，有效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全面恢复国民经济。而此时的新中国面临难以数计的重重困难：内有国民党反动派大量残余势力在军事、经济领域伺机捣乱破坏，外有美帝国主义扩大朝鲜战争威胁中国安全。为稳固新中国政权，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国军民迎难而上，艰苦奋斗、鼎力克难。军事上，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清剿国民党残余部队及各地土匪势力。经济上，以全党之力相继组织同投机资本的“银圆之战”“米棉之战”等商战。全局上为了保家卫国，被迫以举国之力进行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是一曲历史壮歌，又被称作抗美援朝运动，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是中国人民为了保家卫国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的群众性运动。该运动发起的主要原因是以美国侵略者为首的多国部队越过三八线大举进攻朝鲜，并向朝中边境快速推进、悍然轰炸中国的丹东地区，严重威胁我国的国家安全；再有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以武力干涉阻挠解放台湾。抗美援朝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大力弘扬“延安精神”的基础上广泛开展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大批青年踊跃参加志愿军，各条战线充分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增产节约、物资捐献等运动，不仅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并最终取得伟大胜利，而且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推动了诸如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各项社会改革运动的进行。没有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神的支撑与发扬难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抗美援朝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劣势装备击败世界头号强国的辉煌胜利，有力地捍卫了国家安全，保障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建设的顺利进行，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打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威、军威，空前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艰难历程中，最严峻的考验是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1961年）。造成这一时期严重困难的原因很多，如持续性大面积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等。同时，中苏关系一方面因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导致对于国际、国内政策，共产主义运动路线、策略等意见对立；另一方面因苏联企图控制、指挥中国共产党遭到拒绝而矛盾激化，遂片面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全部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多项协议，使中国国防工业、科技发展遭受重大损失。多种因素交织，让这一时期本已困难重重的中国社会更加举步维艰，社会发展遭遇巨大的挑战。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没有被困难吓倒，反而愈加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依靠自身努力奋发图强闯过了无数难关，如果没有坚定信念的支撑，这是难以想象的。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系列史实告诉我们，价值运作体制渐趋成熟的“延安精神”在构建新社会的实践中不断得到弘扬丰富，其价值魅力引导和支撑中国人民直面种种艰辛，成为广大人民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建设新生活的内在力量源泉和战胜各种困难的精神法宝。
（三）“延安精神”是检验矫正社会发展偏差的理性依据
从存在形式的角度看，“延安精神”并非逻辑范式固化的社会规范，其丰富的义涵具有和其他社会规范同样的价值标准特性，即稳定性、持久性、历史性、选择性等。在主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同时发挥出检验、矫正偏差的巨大社会功能。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史上沉重的一页，这场内乱足以证明“延安精神”的理性迷失，其价值运行在社会泛政治化倾向中遭到扭曲。为了纠正其严重错误，中国共产党主导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以及全国性的解放思想运动，并于1978年12月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开始了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并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3]。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和一系列的拨乱反正，从思想本源上恢复了“延安精神”的理性本真，并结合时代要求与新实践形式对其进一步丰富、发展、弘扬。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十二大报告中指出，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4]。十二大以后，改革开放全面展开，迎来了全新的社会发展局面。经过30年的奋斗，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概括地讲有以下几点：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确立；2.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中国经济规模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3.民生显著改善，人民生活总体进入小康；4.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5.崛起的中国以大国姿态走向世界。
改革开放无先例可循，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发展中的问题。诸如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信仰危机的负面影响，加之法治建设难以到位，部分党员、干部共产主义信仰缺失以至于影响群众，导致“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逐步泛滥殃及社会，艰苦奋斗传统被淡化甚至边缘化，给民族精神和社会肌体造成严重侵蚀；由于本土思想文化建设力度不足，加之资本主义世界腐朽文化思潮的大量侵入，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多元激烈竞争，风云诡谲。具体表现为社会道德水平大幅下降，道德传承机制运行低迷，各色腐朽思想文化暗流涌动。民族精神、主流意识形态和健康文化遭遇重大冲击和严峻挑战。凡此种种，均从反面警示全党必须坚定不移、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弘扬“延安精神”，理性科学地稳固其价值运行体制，并以其价值标准构建评估体系，强力矫正社会偏差。
（四）“延安精神”是引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精神力量
“延安精神”形成于延安时期，虽然那个年代已成为历史，但“延安精神”的社会价值本真却与时俱进、走向未来，成为凝聚党魂、军魂、民族之魂的重要精神力量。其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等价值取向具有卓越的先进性和跨时代的持久性，有着最深层和长远的价值追求。
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召开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执政理念，正式提出于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并且表示这个梦“一定能实现”[5]（P18）。中国梦的社会价值取向直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重任，中国梦的构想充分彰显出刚健有为、勇于担当、文化自觉、以人为本等卓荦品格。笔者认为，中国梦的顺利实现需要光大丰富“延安精神”并以此为引领，其功能可从下述若干层面解读。
1.激扬道德复归，在全社会营造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氛围
首先，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坚决反对浮华、奢侈、浪费，唤醒和培育社会个体的道德观念和自律意识，夯实重构道德工程的深层基础。其次，逐步构建新型道德规范体系和实践机制，譬如：模范家庭、村民、市民、企业模范员工等奖励机制，教师失德退出机制等。再者，有效整合各类教育资源，提升师德师道的教育伦理地位，激励教育工作者在完善自身修养的同时规范教学活动，传承道德，培育好一代代新人。这就需要以“延安精神”激扬道德复归，从立国之本出发，从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这一民族文化基因切入符合国民共性传统，以便于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进而推动社会道德传承运行机制的健康发育。
2.强化廉政机制，在党员、干部中塑造风清气正、执政为民的理念
廉政建设的基本内容是思想道德建设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反腐倡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结合国内社会形势大力强化廉政机制，推动反腐倡廉建设，标本兼治。一方面，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直至党政、高校、国企巡视全覆盖，都取得重大成果；另一方面，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为指导方针，出台“八项规定”，坚决反对“四风”，践行群众路线，力行“三严三实”等一系列治本措施。旨在从思想作风上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党员不忘初心，秉承“延安精神”宗旨，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意识，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神，保持高度警觉，互相监督，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杜绝违法乱纪、公款吃喝等不正之风；从行动上要求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不奢侈浪费，不以权谋私，当清正廉洁、执政为民的好干部，密切联系群众，营造社会好风尚。
3.保持危机和风险意识，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经历过无数危机。危机和风险的存在形成巨大的生存压力，促使中国共产党一直保持清醒的危机意识。在改革开放取得空前成就的今天，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远大前景，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我们面临的矛盾更加复杂，既有过去长期积累而成的矛盾，也有在解决旧矛盾过程中新产生的矛盾，大量的还是随着形势环境变化新出现的矛盾”[6]。这一论述既表明了党的最高领导层对社会复杂情况的准确判断和清醒的危机意识，也是对全党发出的风险警示。结合社会实际情况，笔者认为，首先，应尝试在全党进行危机意识警示教育活动，借以带动全社会保持清醒认识，形成统一的社会价值认知和警觉理念。譬如：针对人口、资源问题（截止到2014年，全国人口13.68亿，资源总量大，人均占有量小，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资源短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传统基础上，应提倡理性消费，遏制非理性欲望，构建“新型节俭观”。其次，在“五位一体”建设（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战略指导下，针对环境保护、道德伦理等各类突出社会问题适时开展全民大讨论，汇集民智，从而形成社会价值共识。要构建以实现“中国梦”为目标，以弘扬艰苦奋斗兴业精神为主题的社会问题解决机制，充分凝聚中国力量，鼎力推进中华民族复兴运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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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2.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 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6] 逄先知.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是什么[N].北京： 中国纪检监察报，2016-0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