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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是金钱的奴隶之变化一：远离了死亡威胁
在距离莫斯科60英里的农村，一片荒无人烟的森林空地上，一栋简陋的灰色圆木房里，住着戈尔曼一家七口。外面正在下雪，气温是零下4摄氏度，在这个取暖设备齐全的现代社会，一家人却围坐在火炉前取暖、聊天。炉子里的木柴快燃尽了，妻子向戈尔曼使了个眼色，他点点头，起身戴上海狸皮帽，扛上一把斧头，到门外劈柴。
这一幕，让人很难将戈尔曼与他曾经俄罗斯金融寡头的身份联系起来。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戈尔曼创立了俄罗斯第一个商品交易所，成为自1917年俄罗斯革命后，首个合法的百万富翁。
而这年，他年仅24岁。他的财富足够保障一辈子的荣华富贵，但37岁时他却放弃一切去乡下做了农民。隐居9年后，去年，戈尔曼一家才从农耕时代进入工业时代：之前，他们一直住在没有电、靠蜡烛照明的房子里，去年他们终于有了发电机，给房子里安装了现代设施，比如洗衣机、卫浴和电灯泡。
曾经，有无数寡头为戈尔曼感到惋惜和不解，可现在，他们却认为这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因为，至少，戈尔曼和家人过上安全的生活了，而那些仍留在商界的寡头，却还活在担惊受怕中。在叶利钦时代，金融寡头相互利用暗杀、绑架处理商务，是十分常见的事。
因为比太多人有钱，戈尔曼和家人像一个活靶子，不仅被商业竞争对手恐吓，还被纯粹仇富的人威胁。“恐慌无处不在，我们身边从不敢没有保镖随行。”戈尔曼说。一次，因为院子里出现一只无头死鸡，他们不得不雇用一支60人的特种部队加强防范；为了安全，他们总在不停搬家，曾创下两年搬23次的记录；家里的仆人准备一日三餐时，妻子奥约娜会不停前往厨房查看，甚至要求仆人先品尝每个菜品……
而现在，家里没有仆人、保镖，死亡威胁远去了，他们在房子里自由进出，谈笑风生。这样的生活，久违而温馨。
政治抱负的破灭之变化二：不用东躲西藏
还留在商界的寡头们，如今更羡慕戈尔曼的自由了，因为他们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
自从2000年普京第一次上任总统，就以打击寡头势力、将他们的财产国有化的改革，受到民众的爱戴与支持。叶利钦时代下产生的寡头们，曾经一手遮天，左右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媒体，如今大势已去，惶惶不可终日：有些人躲进议会，借议员享有的人身不受侵犯的保护伞，消灾避难；有些人跑到了国外，寻求政治避难；而在国内的商业巨贾则经常被检察机关传讯，度日如年。
戈尔曼却可以坐在自家门前，品着红茶，悠然地谈论政治：“我现在是谁？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一个鸡鸭鹅饲养员，一个牧羊人，普京才没空搭理我。”
这番“局外人”的谈论，让那个曾经野心勃勃，与其他寡头一样，想在政坛取得一席之地的戈尔曼，消失了。其他寡头或许就想当个议员，戈尔曼曾经却想当总统。2004年，他宣布与普京竞选总统的决定，震惊了政、商两界人士。但是，他的一腔热血，很快就被浇灭。
在投入几百万英镑参与竞选后，他被告知因竞选动机可疑，禁止参加任何政府官员的选举。这是戈尔曼人生的第一次挫败，他沮丧透了。“我只想为国家打开新局面，却失败了。”当时，他还被迫卖掉了位于莫斯科上流住宅区的一套四层楼公寓，用于偿清竞选中欠下的债务。
政治抱负的破灭，让戈尔曼带着怒火决定离开政、商两界，隐居起来。他一回家就将外套狠狠地摔在地上，对妻子吼道：“我不再干了，让我们去寻找新生活！”
与奢华的过去告别之变化三：一家人更亲近了
戈尔曼的举动，并没令奥约娜吃惊。“我们受够了有钱人的恐慌生活，早就讨论过要隐居到乡下，只是我从没想过这真的可以实现。”奥约娜当时正怀着第五个孩子，她有些顾虑，“我一想到生孩子时没有医生在旁边，内心就有些哆嗦。”
戈尔曼没有让步，他一边处理手头的财富，一边劝说妻子。他卖掉了纽约的顶层公寓、华尔街和伦敦中心的办公楼、瑞士日内瓦城的休养所、法国勃艮第的城堡，以及在莫斯科的公司总部。就在他抛售价值数亿英镑的股票时，妻子终于想通了——转折点是，几天前这对夫妇住过的另一套公寓，遭到了枪击。
就这样，夫妻俩破釜沉舟，毁掉了之前生活的所有照片，只带着极少的钱，举家搬迁到荒无人烟的农村。
一切从零开始并不容易。隐居时正值秋冬转季，这对夫妻搭了帐篷，建了小木屋，靠柴火取暖，生活可谓艰苦。而十天后，奥约娜就在这一贫如洗的小木屋里，生下了第五个孩子。在这期间，原始生活般的穷困，也一度让奥约娜打退堂鼓，但他们没有退路，因为戈尔曼将大部分钱都捐给了慈善机构。
渐渐地，奥约娜释然了。一个有阳光的早餐，她抱着刚出生的儿子坐在门口，一边给几只小鸡喂饲料，一边看着几个大孩子在房前空地奔跑、嬉戏。那一刻，她从内心感到平静、快乐。“之前，孩子们不能离开公寓，不能离开保镖的视线，而我也总是忙着购物，忙着应付各种贵夫人，我们都不快乐。当我看到孩子们在眼前玩耍时，我想，天啦，这真是我的几个孩子吗？我的意思是，我从没这么亲近地观察过他们。”
一家人很快就融入到乡下清贫的生活。戈尔曼每天都在为重建生活而努力，比如到几英里远的邻村，购买农作物种子、牲畜，在小木屋旁边请人挖一口水井等。奥约娜则负责打理家务，准备一日三餐。13岁的大女儿要照看4个弟弟，有时也组织他们去帮父母干点活。
在靠蜡烛照明，没有商业竞争，没有网络、珠宝、派对的日子里，一家人的生活平静而安逸。平时除了打理农场，一家人最享受的时光，是围坐在餐桌前，讨论各自新看的书籍。
自由的农夫之变化四：提升了快乐指数
这些年，经过努力，夫妻俩已建了两栋房子。戈尔曼说：“一栋用于冬天居住，里面有鸡、鸭、几头羊和两头牛——不算多，但足够养活我们一家，有时还能招待来客。另一栋距离这儿有12英里，用于夏天居住，它靠近羊群的牧草地。”
夫妻俩没有忽略孩子们的未来。如今，除了23岁的大女儿曾上过莫斯科大学，其他四个分别15岁、13岁、11岁和9岁的男孩，都没有进过学校，但他们并非文盲。孩子们被严格按照俄罗斯正统宗教养育长大，戈尔曼为他们请了私人教师，教授数学、历史、俄语和一对一的格斗。
空闲时间，戈尔曼则会“亲自教学”。教学目的是让孩子们掌握生存技巧，他让他们学会种菜、养牲畜、挤牛奶、制作传统木凳、打猎等。当做好木凳后，孩子们必须以每个120英镑的价格卖掉它，以便帮家里购买食物，给自己买衣物，以及支付私人家教的薪水。“通常我们一周会卖掉两个。我们只卖给有钱人，而不是我们邻村的穷邻居。”
47岁的戈尔曼认为，与那些夹缝中求生的寡头相比，自己的生活是真正的养尊处优。“虽然我们家没有别墅、游艇和汽车，但我们有一匹馬、一辆马车和一辆雪橇。”满脸大胡子的戈尔曼，语气中透着幸灾乐祸，“或许好多企业家今后会走上我的道路。”
奥约娜感触也颇深：“幸亏戈尔曼的坚持，我现在一点也不想念钻石、珠宝，而且比以前快乐多了。”
在距离莫斯科60英里的农村，一片荒无人烟的森林空地上，一栋简陋的灰色圆木房里，住着戈尔曼一家七口。外面正在下雪，气温是零下4摄氏度，在这个取暖设备齐全的现代社会，一家人却围坐在火炉前取暖、聊天。炉子里的木柴快燃尽了，妻子向戈尔曼使了个眼色，他点点头，起身戴上海狸皮帽，扛上一把斧头，到门外劈柴。
这一幕，让人很难将戈尔曼与他曾经俄罗斯金融寡头的身份联系起来。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戈尔曼创立了俄罗斯第一个商品交易所，成为自1917年俄罗斯革命后，首个合法的百万富翁。
而这年，他年仅24岁。他的财富足够保障一辈子的荣华富贵，但37岁时他却放弃一切去乡下做了农民。隐居9年后，去年，戈尔曼一家才从农耕时代进入工业时代：之前，他们一直住在没有电、靠蜡烛照明的房子里，去年他们终于有了发电机，给房子里安装了现代设施，比如洗衣机、卫浴和电灯泡。
曾经，有无数寡头为戈尔曼感到惋惜和不解，可现在，他们却认为这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因为，至少，戈尔曼和家人过上安全的生活了，而那些仍留在商界的寡头，却还活在担惊受怕中。在叶利钦时代，金融寡头相互利用暗杀、绑架处理商务，是十分常见的事。
因为比太多人有钱，戈尔曼和家人像一个活靶子，不仅被商业竞争对手恐吓，还被纯粹仇富的人威胁。“恐慌无处不在，我们身边从不敢没有保镖随行。”戈尔曼说。一次，因为院子里出现一只无头死鸡，他们不得不雇用一支60人的特种部队加强防范；为了安全，他们总在不停搬家，曾创下两年搬23次的记录；家里的仆人准备一日三餐时，妻子奥约娜会不停前往厨房查看，甚至要求仆人先品尝每个菜品……
而现在，家里没有仆人、保镖，死亡威胁远去了，他们在房子里自由进出，谈笑风生。这样的生活，久违而温馨。
政治抱负的破灭之变化二：不用东躲西藏
还留在商界的寡头们，如今更羡慕戈尔曼的自由了，因为他们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
自从2000年普京第一次上任总统，就以打击寡头势力、将他们的财产国有化的改革，受到民众的爱戴与支持。叶利钦时代下产生的寡头们，曾经一手遮天，左右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媒体，如今大势已去，惶惶不可终日：有些人躲进议会，借议员享有的人身不受侵犯的保护伞，消灾避难；有些人跑到了国外，寻求政治避难；而在国内的商业巨贾则经常被检察机关传讯，度日如年。
戈尔曼却可以坐在自家门前，品着红茶，悠然地谈论政治：“我现在是谁？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一个鸡鸭鹅饲养员，一个牧羊人，普京才没空搭理我。”
这番“局外人”的谈论，让那个曾经野心勃勃，与其他寡头一样，想在政坛取得一席之地的戈尔曼，消失了。其他寡头或许就想当个议员，戈尔曼曾经却想当总统。2004年，他宣布与普京竞选总统的决定，震惊了政、商两界人士。但是，他的一腔热血，很快就被浇灭。
在投入几百万英镑参与竞选后，他被告知因竞选动机可疑，禁止参加任何政府官员的选举。这是戈尔曼人生的第一次挫败，他沮丧透了。“我只想为国家打开新局面，却失败了。”当时，他还被迫卖掉了位于莫斯科上流住宅区的一套四层楼公寓，用于偿清竞选中欠下的债务。
政治抱负的破灭，让戈尔曼带着怒火决定离开政、商两界，隐居起来。他一回家就将外套狠狠地摔在地上，对妻子吼道：“我不再干了，让我们去寻找新生活！”
与奢华的过去告别之变化三：一家人更亲近了
戈尔曼的举动，并没令奥约娜吃惊。“我们受够了有钱人的恐慌生活，早就讨论过要隐居到乡下，只是我从没想过这真的可以实现。”奥约娜当时正怀着第五个孩子，她有些顾虑，“我一想到生孩子时没有医生在旁边，内心就有些哆嗦。”
戈尔曼没有让步，他一边处理手头的财富，一边劝说妻子。他卖掉了纽约的顶层公寓、华尔街和伦敦中心的办公楼、瑞士日内瓦城的休养所、法国勃艮第的城堡，以及在莫斯科的公司总部。就在他抛售价值数亿英镑的股票时，妻子终于想通了——转折点是，几天前这对夫妇住过的另一套公寓，遭到了枪击。
就这样，夫妻俩破釜沉舟，毁掉了之前生活的所有照片，只带着极少的钱，举家搬迁到荒无人烟的农村。
一切从零开始并不容易。隐居时正值秋冬转季，这对夫妻搭了帐篷，建了小木屋，靠柴火取暖，生活可谓艰苦。而十天后，奥约娜就在这一贫如洗的小木屋里，生下了第五个孩子。在这期间，原始生活般的穷困，也一度让奥约娜打退堂鼓，但他们没有退路，因为戈尔曼将大部分钱都捐给了慈善机构。
渐渐地，奥约娜释然了。一个有阳光的早餐，她抱着刚出生的儿子坐在门口，一边给几只小鸡喂饲料，一边看着几个大孩子在房前空地奔跑、嬉戏。那一刻，她从内心感到平静、快乐。“之前，孩子们不能离开公寓，不能离开保镖的视线，而我也总是忙着购物，忙着应付各种贵夫人，我们都不快乐。当我看到孩子们在眼前玩耍时，我想，天啦，这真是我的几个孩子吗？我的意思是，我从没这么亲近地观察过他们。”
一家人很快就融入到乡下清贫的生活。戈尔曼每天都在为重建生活而努力，比如到几英里远的邻村，购买农作物种子、牲畜，在小木屋旁边请人挖一口水井等。奥约娜则负责打理家务，准备一日三餐。13岁的大女儿要照看4个弟弟，有时也组织他们去帮父母干点活。
在靠蜡烛照明，没有商业竞争，没有网络、珠宝、派对的日子里，一家人的生活平静而安逸。平时除了打理农场，一家人最享受的时光，是围坐在餐桌前，讨论各自新看的书籍。
自由的农夫之变化四：提升了快乐指数
这些年，经过努力，夫妻俩已建了两栋房子。戈尔曼说：“一栋用于冬天居住，里面有鸡、鸭、几头羊和两头牛——不算多，但足够养活我们一家，有时还能招待来客。另一栋距离这儿有12英里，用于夏天居住，它靠近羊群的牧草地。”
夫妻俩没有忽略孩子们的未来。如今，除了23岁的大女儿曾上过莫斯科大学，其他四个分别15岁、13岁、11岁和9岁的男孩，都没有进过学校，但他们并非文盲。孩子们被严格按照俄罗斯正统宗教养育长大，戈尔曼为他们请了私人教师，教授数学、历史、俄语和一对一的格斗。
空闲时间，戈尔曼则会“亲自教学”。教学目的是让孩子们掌握生存技巧，他让他们学会种菜、养牲畜、挤牛奶、制作传统木凳、打猎等。当做好木凳后，孩子们必须以每个120英镑的价格卖掉它，以便帮家里购买食物，给自己买衣物，以及支付私人家教的薪水。“通常我们一周会卖掉两个。我们只卖给有钱人，而不是我们邻村的穷邻居。”
47岁的戈尔曼认为，与那些夹缝中求生的寡头相比，自己的生活是真正的养尊处优。“虽然我们家没有别墅、游艇和汽车，但我们有一匹馬、一辆马车和一辆雪橇。”满脸大胡子的戈尔曼，语气中透着幸灾乐祸，“或许好多企业家今后会走上我的道路。”
奥约娜感触也颇深：“幸亏戈尔曼的坚持，我现在一点也不想念钻石、珠宝，而且比以前快乐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