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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睿：周老师主编《香港文学》已有一段时间，能大概说一下你对近年香港文学发展的印象吗？
周洁茹：我2017年来到《香港文学》工作，开始主编《香港文学》是从2018年第7期，那期是悼念刘以鬯先生的特辑。2019年1月，《香港文学》改版，增设了“90后”栏目，我们希望藉这个栏目发现更多新作家，培养香港文学的新动力。栏目第一期推出的是梁莉姿和黄怡，同期在“诗歌”栏目和“评论”栏目还推出了90后的余文翰和邵栋。这个栏目收获到很多关注与好评，切实激励了年轻作者们的创作热情，投稿十分踊跃，所以，我们在第7期又推出了一个“90后作家小说专辑”，一次性推荐六位90后作家作品，第12期的“香港文学评论专辑”我们特意邀请青年评论家唐诗人和邓瑗来作“90后”栏目的年度综评。可以预见，这些年轻的作者和评论者，将成为香港文学最有力的发展后盾。而我们的“品牌”专辑—“香港作家小说专辑”“香港作家散文专辑”以及“香港文学研究与评论专辑”，活跃着当前香港文学界的中坚力量。几代作家组成的创作群体薪火相传，香港文学的发展，生机勃勃，生生不息。
唐睿：是的，香港文学的发展，确实一直都颇有生机。多年来，各种文体，其实都有不少值得关注的作家及作品，我也想顺着刚才的话题，概括地谈一下自己的印象和相对接触得比较多的作家和作品。但当然，在香港的写作者为数不少，以下我所谈到的，难免会有一些值得提及却忘了涵盖的，如有哪些作家或者品你想在接下来的时间聚焦谈论的，请你随时插入补充。
正如刚才提到，香港文学在各个领域一直都有不少作家用心耕耘。可是略为可惜的是，香港文学的对外传播平台一直都比较有限，结果有不少优秀的作品，要过了相当时间，才有机会为内地读者认识，甚至至今仍未有机会让内地读者接触到。
印象中，内地一般读者过去对香港文学的了解，主要集中在一些大众写作，例如香港报章上的专栏文章，连载小说等等，其中尤为受到注意的，可能是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亦舒的爱情小说，又或者是倪匡的科幻小说。但其实，当这些广为大众所认识的作家活跃创作的同时，也有不少作者从事纯文学的创作。以二十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为例，当时就是香港文学一个颇为热闹和活泼的时期，许多具有质量的文学杂志都在当时诞生，例如《八方文艺丛刊》《大姆指》《素叶文学》《秋萤》《诗风》和《香港文學》等等，有不少今天我们公认为香港文学的经典作家，例如刘以鬯先生、西西、梁秉钧（也斯），有不少重要的作品，都是在这段时期发表的。
周洁茹：谈到传播平台，《香港文学》在2018年开通了微信公众号“香港文学网”，每月的目录推送点击数一两千，对于一个新的纯文学公号来说成绩算不错的。今年一月我们筹备了近两年的香港文学网站也正式上线了，为读者作者在线阅读、查存资料，都提供了很大便利。另外《香港文学》也开始向一些有影响力的选刊推荐我们的作者作品，内地的《中华文学选刊》已多次选载过我们的小说。我们刊发的评论文章也得到一些专业公号的支持和联合推广，比如华南师范大学的“跨界经玮”公号和南大的“白先勇衡文观史”公号。谈及内地文学界，也许我们也可以来谈一谈代际的问题，像我自己，就被归入到70后女作家这个界别，后面还有80后、90后，好像00后也呼之欲出了，你对这种划分形式怎么看？
唐睿：香港文学有一些类似的划分，但并不是非常的明确，例如我们有时会有五、六十年代的作家一说，包括的作家有崑南、蔡炎培等前辈;谈到七十年代，我们就会想起例如素叶文学或同时代的许多现代派前辈作家;此外，现在我们又会以“中生代”来称呼一批大概于2000年左右开始进入文坛的作家;而近年，又有不少新晋的作家冒起。而有趣的是，虽说作者之间有这样的分层，但这似乎也仅仅是一种世代的划分，背后似乎并没有特别的美学或派别的标签，而各代人之间，亦不会因为彼此属于不同的世代，而出现隔阂;相反，我感觉香港文学的各代人，往来的机会还是蛮多的，例如我们在一些研讨会、朗诵会、发布会、征文比赛或者公开讲座和工作坊，都不时会看到有不同世代的作家同场，互动交流，不会有什么世代隔阂。
周洁茹：依你的观察，这现象是怎样形成的呢？
唐睿：这确实是一个挺有趣的现象。过去我并没有觉得这现象有什么特别，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在这种没有世代隔阂的文艺环境里生活，直到有一次到广州开会时，我才意识到，这种跨代的交流文化，原来是挺难得的。
那应该是五六年前的事，我到广州参加一个文学会议。会议共两天，出发的时候，我本来准备宏观地谈谈香港文学的概况，后来到了会场，才知道香港前辈诗人饮江会在第二天参加会议，于是我很兴奋地在大会上说，难得饮江也出席会议。我想换一换报告内容，谈一下饮江的诗，希望可以趁诗人共场的时候，让大家对他的诗有更实在的认识。估计当时我表现得非常雀跃，所以有位广州学者打趣地说，文坛的年轻人，往往都不太跟前辈互动，或者经常想着要如何超越前人，香港文坛这种敬老的精神实在难得啊。经他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跨代互动，确是香港文坛的一个特别的现象，而这现象，相信跟香港文学的传承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众所周知，香港是一个非常讲求效率、相对急功近利的商业城市，虽说香港从事文艺创作的人并不少，但在总人口的基数来说，仍属少数。而在这讲求务实、效率和利益的氛围下，你必须要对文艺有相当的热情，才会选择放弃其它可能更符合成本效益的事务，全职或者在业余时间从事文艺创作。由此可以想象，在香港整个社会之中，文艺创作人的处境，还是有点寂寞的。然而，正是由于这原因，不少文艺创作者一旦遇到对文艺抱有兴趣的年轻后辈，都会很乐意花时间、精神去指导，并尽可能给予他们机会，帮助他们发表或介绍给读者认识。因此后辈与前辈之间，往往就会建立起一种类似师徒的关系，而作为后辈的，亦会比较尊重前辈并感念前辈对文坛的耕耘，以及对自己的提携。
周洁茹：我也深深体会到这一点。《香港文学》的两位总编辑刘以鬯先生和陶然先生，在发现新人、栽培后辈方面也都是不遗余力的。我在编辑两位先生的纪念书和纪念专辑中看到诸多作家学者，很多已是当今的名家大家，都会在文章中感念先生当年的关心、提携之恩。我也注意到，同代的写作人，都蛮多互相推荐，例如今年四月做“香港作家散文专辑”，我们的一个作者李浩荣就向我推荐了麦华嵩和游欣妮的散文，他也一再请我关注陈苑珊的小说，这份年轻人与年轻人之间的信任和善意，很让我欣喜。提到被关注，进入文学界，在内地主要就是通过投稿给刊物，像我自己就是从自由投稿开始。现在的环境对年轻写作者非常友好，各个刊物都在积极发现和培养新作者，给很多机会。香港的年轻作者投身文学创作，除了向刊物投稿之外，还有一些其它的途径吗？ 唐睿：跟内地的刊物数量相比，香港的刊物数量，可说相对较少，新人通过投稿来在文坛亮相，可说相对不容易。首先是因为僧多粥少，各刊物为了保持水平，一般能够拨给初出道，或者新人的版面都不会太多，因此新人彼此间要争取在有限的版位上发表，竞争其实颇大和颇激烈的;其次是即使稿件能够发表，但要通过继续发表来让读者认识，也相当不容易，这同样也跟发表园地有限有关。因为即使稿件具有份量，但刊物也不便连续两、三期刊出同一作者的作品，因为这样会让读者觉得，编辑没有做好组稿、选稿的工作，甚至会被人误会，刊物没有名家的稿可用。因此刊物一般都会避免连续刊出相同作家的稿件，而新人的作品就更加不在话下。因此，香港的新人一般都比较难通过持续投稿来晋身文坛。
那么，香港的年轻写作人，一般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出道的呢？就着这问题，我或者稍微绕远一点，先交代一下香港的年轻人一般都是怎样跟文坛结缘，这样就比较容易说明他们怎样晋身文坛。
一般的年轻创作人开始与文坛结缘，往往都是通过一些文艺活动，例如香港公共图书馆举办的文学节讲座、文学月会。而在2000年左右之后，不少高校都開设了文学创作课（香港公开大学还开设了第一个创意写作文学硕士项目），催生了一些以院校为单位的文社、诗社;此外，也是在2000年前后，香港的中学课程，文学创作也成为了评核学生公开考试成绩的一个选项，因此有不少中学，都拨出了一些资源，专门聘请了一些资深或新晋的创作人，到学校兼教一些课后的文学创作班，藉此提升学生的创作水平。上述这三个途径，都为近二十年香港年轻的文艺创作人，提供了相当宽阔，而且质量有相当保证的文艺创作训练平台。而正如前面提及，香港的文艺创作前辈，往往都很乐意提携后学，所以当他们在公共图书馆的公开活动、高校的写作课、中学的创作课，遇到对文艺感兴趣的学生，都很乐意花时间栽培。除了指导学员写作，前辈们还会鼓励同学组成文社、诗社，好让活动或者写作课结束之后，学员仍可以自己组成一个平台，交流和互相观摩彼此的作品，建立氛围，好让他们的创作生命，在写作活动或课程结束后，得以延续。而当学员持续创作并有一些比较具水平的作品，前辈们就会尝试帮他们投稿给刊物，又或者文学比赛，藉此让更多人可以认识他们。
周洁茹：关于香港的文学比赛、文学奖，可以谈一谈。《香港文学》去年也做了两个文奖特辑，一是与“90后作家小说专辑”同期推出的“第十届大学文学奖首奖作品特辑”，一是“第二届恒大中文文学奖大专组三甲作品特辑”，持续关注和推动院校文学创作，也是《香港文学》的重心之一。
唐睿：对，文学奖对香港文学的发展，确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就像前面提及，一般的年轻写作者，主要是在一些文学活动，例如讲座、工作坊和写作班，开始与文学结缘。然后，愿意继续在创作路上走下去的人，就会开始向文艺刊物投稿，而其中具有实力的，就有机会获得刊载，在文坛初试啼声。但尽管如此，普遍读者还是会有个印象，认为一位年轻作者是否出道的凭证，并不是在文艺刊物刊载作品，而是获得文学奖。
香港历史比较悠久的文学奖，首先应该就是“青年文学奖”，这个奖创设于1972年，是香港其中一个最具认受性的文学创作奖，也应该是香港文学比赛之中，比赛组别最多的文学奖。近年有愈来愈多香港以外的年轻华文作者，都向青年文学奖投稿，因此获奖者除了香港的年轻人之外，也有不少内地、澳门、台湾地区、马华，以及海外的年轻创作人，奖项在海外的认识受也愈来愈高。
此外，另外两个比较多年轻作家关注的，是大学文学奖和城市文学奖。这两个奖分别由香港两家大学主办，大学文学奖由香港浸会大学语文中心筹划;至于城市文学奖，则是由城市大学的中文及历史学系主持。两个比赛都是以中学生和大专生为征稿对象，在过去的二十年，成为了不少香港新晋作家出道的重要里程碑。前面提到的香港“中生代”作家，例如谢晓虹、麦树坚、郑政恒、邹文律、关天林和我等等，都是首几届大学文学奖的得奖者。
青年文学奖、大学文学奖和城市文学奖，都可说是新晋作家立足文坛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在这几个奖之后，年轻作家如果希望更上一层楼，在文坛站稳阵脚，就可以尝试参加中文文学创作奖和中文文学双年奖。
这两个奖，都是由香港公共图书馆举办，每两年一次交替举行，也就是说，这一年若举办了创作奖，那么明年举办双年奖。创作奖共分为六个组别，包括新诗、散文、小说、文学评论、儿童故事及儿童图画故事组，参加的，大都是比较具经验、实力的创作人，有时甚至会有颇为资深的前辈作家参加，可以想象，比赛的竞争相当激烈。
至于双年奖，跟其它的文学奖略为不同，它是一个以书作为单位的文学比赛，参加作品必须由香港的出版社出版，也就是说，在参赛之前，作者的作品必须先获出版社肯定，换言之，比其它文学比赛，多了一条门槛。奖项分新诗、散文、小说、文学评论及儿童少年文学五组，评审除了香港本地的资深作家和学者，也会邀请一些外地著名作家或学者。以去年4月截止的第十五届双年奖为例，就邀请了著名诗人西川与浙江大学的江弱水教授，分别担任新诗和散文组的评审。外地名作家、学者担任评审，除了加强了奖项的认受性，对获奖者而言，也是极大的鼓励，甚至奖励。
我获双年奖的那一年，正好就是由我非常喜欢的苏童老师担任外地评审。因为我当时正在海外留学，所以参赛的时候并不知道，到获奖之时，得知前辈偶像对自己投下了肯定的一票，那种喜悦，真是难以形容。
其实，香港还有许多有意思的文学奖，例如浸会大学的红楼梦奖，以及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等等，但如果要逐一介绍下去，恐怕谈很久也谈不完。
在这里有点琐碎地介绍香港的文学奖，主要是希望描绘一下香港一般的年轻创作者晋身成为作家的历程和进路，此外，也藉此勾勒一下香港文学圈的生态。香港地方虽小，文学奖却挺多的，这些文学奖都各有自己的参赛群、不同程度的认受性，对年轻作家而言，都分别具有不同的意义。这些奖项，构成了一个成长阶梯，鼓励年轻创作人不断精进，对香港文学的发展，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周洁茹：这种创作的氛围，对香港文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诗歌。
唐睿：是的，因为诗歌的篇幅相对短，比较能够方便刚开始创作的年轻人，集中和大量创作，力求精进，然后再挑出最好的，投给比赛，因此在本地的文学比赛里，诗歌组可说是竞争最激烈的组别之一（另一个往往是小说组）。除了比赛，年轻人与文学结缘的因素，也加强了年轻人从事诗歌创作的兴趣。以前面提及的文学班、文社或诗社为例，因为刚开始创作的年轻人，都希望通过这些平台互相交流自己创作的作品，所以参加者不时都会在聚会时发表、朗读自己的近作，然后互相讨论、点评。但由于聚会的时间有限，如果大家发表的是小说，就很难在聚会时讨论，因此大家一般都会在聚会上发表诗歌，或者比较短的散文。因而也就造就了年轻创作人以诗歌作为创作起点的风气。除了方便讨论，篇幅较短的诗歌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方便创作，当然这并不是说诗歌创作就比其它文体容易或者简单，所谓创作方便，这只是从于创作新手的角度来谈，对于新手而言，要投入时间、精力去创作一篇小说，往往比较困难，特别是在香港这种生活节奏比较快、琐事比较多的城市，要在生活里拨出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来构思一个比较有体系的小说，对创作新手而言，可说是有点奢侈和困难的;相比之下，如果要写一首相对简单的诗，新手们就比较容易应付。这些客观条件，可说是造就了香港文学中阅读和创作诗歌传统，因为大家在参与文学工作坊、写作班或者文社聚会时，除了会互相观摩彼此的作品，还会阅读一些名家的作品，基于上面提及的原因，诗歌也成为了大家聚会时常读的一种文体。而为了有效引起初学者对作品的共鸣，香港本地诗人的作品，也就成了文艺聚会时，比较常选用的作品，例如笔名也斯的诗人梁秉钧先生，他的诗可说是大部分年轻作者都接触过的作品。不过除了诗歌之外，年轻一代也相当关注本地其它文体的经典，例如西西的小说、散文，以及刘以鬯先生的作品，能请周老师谈一谈你对刘以鬯先生的印象吗？
周洁茹：上世纪80年代，一系列报刊停刊，香港文学面临危机。1985年1月，《香港文学》月刊创刊，刘以鬯先生任创刊总编辑。刘先生兼收并蓄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作家作品，令《香港文学》不仅接续了香港文学的命脉，而且创造了香港文学的新生命。对文学事业的坚守与坚持，对内心真实的不懈探索和追求，这是我印象中的刘以鬯先生—一位伟大的编辑，也是一位伟大的作家。陈国球教授曾说过：“刘以鬯先生以内地的文学养成和生活体验，在南天一隅之地开花结果，并向世间宣明：文学，即使在香港这个唯实用是尚、经济利益挂帅的环境中，还是一种令人崇敬的文化力量。”
唐睿：香港的作家、文学刊物跟海外华文文学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你觉得《香港文学》在海外华文文学这个领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周洁茹：《香港文学》创刊号刘以鬯先生发表的“发刊词”中强调了这一点，“香港文学与各地华文文学问于同一根源，都是中国文学组成部分，存在着不能摆脱也不会中断的血缘关系。 ”
三十五年来，《香港文学》联合香港各个流派的作家，同时也汇聚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作家，刊发大量相当重要的海外华文文学作品。其中东南亚华文文学是我们尤为重视的，创刊号就刊发了“马来西亚作品特辑”，今年我们更是在6月号和7月号，连续推出两期“东南亚华文小说专辑”，展示不同代际东南亚华文作家的创作实力。
同时，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创作，例如欧美华文文学，日韩华文文学等，我们也都予以充分关注及专辑支持。这里我举一些实例，去年2月号“美国新移民作家散文专辑”，3月号“从首尔到南怡岛专辑”，8月号“日本华文作家散文专辑”，9月号“海外华文作家小说专辑”，今年5月号的“海外华文女作家小说专辑”……
刘以鬯先生在“发刊词”中明确指出：“香港是沟通东西文化的桥梁，有资格在加强联系与促进交流上担當一个重要的角色，进一步提供推动华文文学所需的条件 ”。因此，《香港文学》在海外华文文学这个领域充分发挥了沟通与联结的作用，提供文学平台、形成交流空间，这可以说是《香港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唐睿：确实，三十多年来，《香港文学》为香港文学的发展，做了相当大的贡献，它一方面挖掘本地优秀的创作者，将他们引介给内地和海外的读者，同时也刊登了不少优秀内地和海外华文作家、学者的作品，成为了香港作家与海内外作家的沟通互动平台。
周洁茹：多谢唐睿，由于这次对谈的时间有限，在余下来的一点时间，希望你向大家推荐介绍几位年轻的写作人。
唐睿：由于时间有限，或许我就集中介绍两位我最近阅读得比较多的年轻作家吧。这两位年轻作家恰巧都是女性，她们分别是黄怡和梁莉姿。或者我在此分别选一篇她们的作品谈谈，好让读者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她们的创作。我想用作介绍黄怡的，是《塘西的亚当和夏娃》;至于梁莉姿，我就希望可以谈谈她的《双双》。
我最初见到《塘西的亚当和夏娃》这篇文章，应该是在征文比赛当评审的时候，因为比赛是匿名的，所以当时也不知道那是黄怡的作品，只是觉得这作品很机智、很幽默、同时又很能深刻地谈论各种传统、偏见如何沉淀在一个地方集体记忆，从而指导或者限制了后来的人的生活和人生选择。《塘西的亚当与夏娃》这篇小说，讲述叙事者“妳”认识了一位外国男友亚当，当“妳”跟亚当在石塘咀一带同游时，“妳”不断想起二人的文化差异，想起石塘咀曾经是香港开埠初期的风月场所，想起社会对于华洋恋的歧视，以及对女性主动结识异性的偏见。基于种种沉淀在城市里的文化记忆，“妳”在跟亚当相处的时候，不断自我质疑，最后更在和亚当亲热时，因过度焦虑而呼吸困难，最后需要由救护车送到医院。故事通篇都充满幽默感，但同时又能严肃地呈现文化记忆的力量，小说结尾“妳”在被送到医院的过程里，还是不断担心路上的人将如何对自己指指点点，看来非常荒谬，但亦鲜明地刻划了，地区的文化记忆，牢牢地限制着她对生活的想象，让人觉得这女孩既可笑，却同时非常可怜。这篇作品后来发表在2019年1月号第409期的《香港文学》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读。
至于梁莉姿的《双双》，首次读到也是在文学比赛当评审的时候，当时这篇文章应该只叫《双》，也是因为匿了名，并不知道是梁的作品，只是觉得这小说写深水埗一些小人物的身世，写得非常具实感和亲切感，然后到比赛揭晓时，才知道原来是梁的作品。这小说后来结集到《明媚如是》的时候，改成了《双双》，象征意味似乎更强了。《双双》这故事讲述“单非”男生─生哥，与来自广东、从事性工作的女孩─双双，在深水埗区相逢的故事。生哥和双双虽然生活在香港，但却无法融入到这市，这里面，有他们自己的原因，但同时城市似乎也没有给予他们机会，让他们成为城市的一份子。他们分别为这城市献出了自己的身体（生哥是地铁挖掘工人，是这城市基建的功臣，并不时因为长期在地底工作，泡在地下水里，而熬出了许多毛病;至于双双则是妓女），但却只能在城市里，像隐形人一样，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双双》这篇作品，以颇为写实的手法，呈现了香港底层人口的生活，读来让人颇唏嘘的。
周洁茹：我2017年来到《香港文学》工作，开始主编《香港文学》是从2018年第7期，那期是悼念刘以鬯先生的特辑。2019年1月，《香港文学》改版，增设了“90后”栏目，我们希望藉这个栏目发现更多新作家，培养香港文学的新动力。栏目第一期推出的是梁莉姿和黄怡，同期在“诗歌”栏目和“评论”栏目还推出了90后的余文翰和邵栋。这个栏目收获到很多关注与好评，切实激励了年轻作者们的创作热情，投稿十分踊跃，所以，我们在第7期又推出了一个“90后作家小说专辑”，一次性推荐六位90后作家作品，第12期的“香港文学评论专辑”我们特意邀请青年评论家唐诗人和邓瑗来作“90后”栏目的年度综评。可以预见，这些年轻的作者和评论者，将成为香港文学最有力的发展后盾。而我们的“品牌”专辑—“香港作家小说专辑”“香港作家散文专辑”以及“香港文学研究与评论专辑”，活跃着当前香港文学界的中坚力量。几代作家组成的创作群体薪火相传，香港文学的发展，生机勃勃，生生不息。
唐睿：是的，香港文学的发展，确实一直都颇有生机。多年来，各种文体，其实都有不少值得关注的作家及作品，我也想顺着刚才的话题，概括地谈一下自己的印象和相对接触得比较多的作家和作品。但当然，在香港的写作者为数不少，以下我所谈到的，难免会有一些值得提及却忘了涵盖的，如有哪些作家或者品你想在接下来的时间聚焦谈论的，请你随时插入补充。
正如刚才提到，香港文学在各个领域一直都有不少作家用心耕耘。可是略为可惜的是，香港文学的对外传播平台一直都比较有限，结果有不少优秀的作品，要过了相当时间，才有机会为内地读者认识，甚至至今仍未有机会让内地读者接触到。
印象中，内地一般读者过去对香港文学的了解，主要集中在一些大众写作，例如香港报章上的专栏文章，连载小说等等，其中尤为受到注意的，可能是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亦舒的爱情小说，又或者是倪匡的科幻小说。但其实，当这些广为大众所认识的作家活跃创作的同时，也有不少作者从事纯文学的创作。以二十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为例，当时就是香港文学一个颇为热闹和活泼的时期，许多具有质量的文学杂志都在当时诞生，例如《八方文艺丛刊》《大姆指》《素叶文学》《秋萤》《诗风》和《香港文學》等等，有不少今天我们公认为香港文学的经典作家，例如刘以鬯先生、西西、梁秉钧（也斯），有不少重要的作品，都是在这段时期发表的。
周洁茹：谈到传播平台，《香港文学》在2018年开通了微信公众号“香港文学网”，每月的目录推送点击数一两千，对于一个新的纯文学公号来说成绩算不错的。今年一月我们筹备了近两年的香港文学网站也正式上线了，为读者作者在线阅读、查存资料，都提供了很大便利。另外《香港文学》也开始向一些有影响力的选刊推荐我们的作者作品，内地的《中华文学选刊》已多次选载过我们的小说。我们刊发的评论文章也得到一些专业公号的支持和联合推广，比如华南师范大学的“跨界经玮”公号和南大的“白先勇衡文观史”公号。谈及内地文学界，也许我们也可以来谈一谈代际的问题，像我自己，就被归入到70后女作家这个界别，后面还有80后、90后，好像00后也呼之欲出了，你对这种划分形式怎么看？
唐睿：香港文学有一些类似的划分，但并不是非常的明确，例如我们有时会有五、六十年代的作家一说，包括的作家有崑南、蔡炎培等前辈;谈到七十年代，我们就会想起例如素叶文学或同时代的许多现代派前辈作家;此外，现在我们又会以“中生代”来称呼一批大概于2000年左右开始进入文坛的作家;而近年，又有不少新晋的作家冒起。而有趣的是，虽说作者之间有这样的分层，但这似乎也仅仅是一种世代的划分，背后似乎并没有特别的美学或派别的标签，而各代人之间，亦不会因为彼此属于不同的世代，而出现隔阂;相反，我感觉香港文学的各代人，往来的机会还是蛮多的，例如我们在一些研讨会、朗诵会、发布会、征文比赛或者公开讲座和工作坊，都不时会看到有不同世代的作家同场，互动交流，不会有什么世代隔阂。
周洁茹：依你的观察，这现象是怎样形成的呢？
唐睿：这确实是一个挺有趣的现象。过去我并没有觉得这现象有什么特别，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在这种没有世代隔阂的文艺环境里生活，直到有一次到广州开会时，我才意识到，这种跨代的交流文化，原来是挺难得的。
那应该是五六年前的事，我到广州参加一个文学会议。会议共两天，出发的时候，我本来准备宏观地谈谈香港文学的概况，后来到了会场，才知道香港前辈诗人饮江会在第二天参加会议，于是我很兴奋地在大会上说，难得饮江也出席会议。我想换一换报告内容，谈一下饮江的诗，希望可以趁诗人共场的时候，让大家对他的诗有更实在的认识。估计当时我表现得非常雀跃，所以有位广州学者打趣地说，文坛的年轻人，往往都不太跟前辈互动，或者经常想着要如何超越前人，香港文坛这种敬老的精神实在难得啊。经他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跨代互动，确是香港文坛的一个特别的现象，而这现象，相信跟香港文学的传承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众所周知，香港是一个非常讲求效率、相对急功近利的商业城市，虽说香港从事文艺创作的人并不少，但在总人口的基数来说，仍属少数。而在这讲求务实、效率和利益的氛围下，你必须要对文艺有相当的热情，才会选择放弃其它可能更符合成本效益的事务，全职或者在业余时间从事文艺创作。由此可以想象，在香港整个社会之中，文艺创作人的处境，还是有点寂寞的。然而，正是由于这原因，不少文艺创作者一旦遇到对文艺抱有兴趣的年轻后辈，都会很乐意花时间、精神去指导，并尽可能给予他们机会，帮助他们发表或介绍给读者认识。因此后辈与前辈之间，往往就会建立起一种类似师徒的关系，而作为后辈的，亦会比较尊重前辈并感念前辈对文坛的耕耘，以及对自己的提携。
周洁茹：我也深深体会到这一点。《香港文学》的两位总编辑刘以鬯先生和陶然先生，在发现新人、栽培后辈方面也都是不遗余力的。我在编辑两位先生的纪念书和纪念专辑中看到诸多作家学者，很多已是当今的名家大家，都会在文章中感念先生当年的关心、提携之恩。我也注意到，同代的写作人，都蛮多互相推荐，例如今年四月做“香港作家散文专辑”，我们的一个作者李浩荣就向我推荐了麦华嵩和游欣妮的散文，他也一再请我关注陈苑珊的小说，这份年轻人与年轻人之间的信任和善意，很让我欣喜。提到被关注，进入文学界，在内地主要就是通过投稿给刊物，像我自己就是从自由投稿开始。现在的环境对年轻写作者非常友好，各个刊物都在积极发现和培养新作者，给很多机会。香港的年轻作者投身文学创作，除了向刊物投稿之外，还有一些其它的途径吗？ 唐睿：跟内地的刊物数量相比，香港的刊物数量，可说相对较少，新人通过投稿来在文坛亮相，可说相对不容易。首先是因为僧多粥少，各刊物为了保持水平，一般能够拨给初出道，或者新人的版面都不会太多，因此新人彼此间要争取在有限的版位上发表，竞争其实颇大和颇激烈的;其次是即使稿件能够发表，但要通过继续发表来让读者认识，也相当不容易，这同样也跟发表园地有限有关。因为即使稿件具有份量，但刊物也不便连续两、三期刊出同一作者的作品，因为这样会让读者觉得，编辑没有做好组稿、选稿的工作，甚至会被人误会，刊物没有名家的稿可用。因此刊物一般都会避免连续刊出相同作家的稿件，而新人的作品就更加不在话下。因此，香港的新人一般都比较难通过持续投稿来晋身文坛。
那么，香港的年轻写作人，一般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出道的呢？就着这问题，我或者稍微绕远一点，先交代一下香港的年轻人一般都是怎样跟文坛结缘，这样就比较容易说明他们怎样晋身文坛。
一般的年轻创作人开始与文坛结缘，往往都是通过一些文艺活动，例如香港公共图书馆举办的文学节讲座、文学月会。而在2000年左右之后，不少高校都開设了文学创作课（香港公开大学还开设了第一个创意写作文学硕士项目），催生了一些以院校为单位的文社、诗社;此外，也是在2000年前后，香港的中学课程，文学创作也成为了评核学生公开考试成绩的一个选项，因此有不少中学，都拨出了一些资源，专门聘请了一些资深或新晋的创作人，到学校兼教一些课后的文学创作班，藉此提升学生的创作水平。上述这三个途径，都为近二十年香港年轻的文艺创作人，提供了相当宽阔，而且质量有相当保证的文艺创作训练平台。而正如前面提及，香港的文艺创作前辈，往往都很乐意提携后学，所以当他们在公共图书馆的公开活动、高校的写作课、中学的创作课，遇到对文艺感兴趣的学生，都很乐意花时间栽培。除了指导学员写作，前辈们还会鼓励同学组成文社、诗社，好让活动或者写作课结束之后，学员仍可以自己组成一个平台，交流和互相观摩彼此的作品，建立氛围，好让他们的创作生命，在写作活动或课程结束后，得以延续。而当学员持续创作并有一些比较具水平的作品，前辈们就会尝试帮他们投稿给刊物，又或者文学比赛，藉此让更多人可以认识他们。
周洁茹：关于香港的文学比赛、文学奖，可以谈一谈。《香港文学》去年也做了两个文奖特辑，一是与“90后作家小说专辑”同期推出的“第十届大学文学奖首奖作品特辑”，一是“第二届恒大中文文学奖大专组三甲作品特辑”，持续关注和推动院校文学创作，也是《香港文学》的重心之一。
唐睿：对，文学奖对香港文学的发展，确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就像前面提及，一般的年轻写作者，主要是在一些文学活动，例如讲座、工作坊和写作班，开始与文学结缘。然后，愿意继续在创作路上走下去的人，就会开始向文艺刊物投稿，而其中具有实力的，就有机会获得刊载，在文坛初试啼声。但尽管如此，普遍读者还是会有个印象，认为一位年轻作者是否出道的凭证，并不是在文艺刊物刊载作品，而是获得文学奖。
香港历史比较悠久的文学奖，首先应该就是“青年文学奖”，这个奖创设于1972年，是香港其中一个最具认受性的文学创作奖，也应该是香港文学比赛之中，比赛组别最多的文学奖。近年有愈来愈多香港以外的年轻华文作者，都向青年文学奖投稿，因此获奖者除了香港的年轻人之外，也有不少内地、澳门、台湾地区、马华，以及海外的年轻创作人，奖项在海外的认识受也愈来愈高。
此外，另外两个比较多年轻作家关注的，是大学文学奖和城市文学奖。这两个奖分别由香港两家大学主办，大学文学奖由香港浸会大学语文中心筹划;至于城市文学奖，则是由城市大学的中文及历史学系主持。两个比赛都是以中学生和大专生为征稿对象，在过去的二十年，成为了不少香港新晋作家出道的重要里程碑。前面提到的香港“中生代”作家，例如谢晓虹、麦树坚、郑政恒、邹文律、关天林和我等等，都是首几届大学文学奖的得奖者。
青年文学奖、大学文学奖和城市文学奖，都可说是新晋作家立足文坛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在这几个奖之后，年轻作家如果希望更上一层楼，在文坛站稳阵脚，就可以尝试参加中文文学创作奖和中文文学双年奖。
这两个奖，都是由香港公共图书馆举办，每两年一次交替举行，也就是说，这一年若举办了创作奖，那么明年举办双年奖。创作奖共分为六个组别，包括新诗、散文、小说、文学评论、儿童故事及儿童图画故事组，参加的，大都是比较具经验、实力的创作人，有时甚至会有颇为资深的前辈作家参加，可以想象，比赛的竞争相当激烈。
至于双年奖，跟其它的文学奖略为不同，它是一个以书作为单位的文学比赛，参加作品必须由香港的出版社出版，也就是说，在参赛之前，作者的作品必须先获出版社肯定，换言之，比其它文学比赛，多了一条门槛。奖项分新诗、散文、小说、文学评论及儿童少年文学五组，评审除了香港本地的资深作家和学者，也会邀请一些外地著名作家或学者。以去年4月截止的第十五届双年奖为例，就邀请了著名诗人西川与浙江大学的江弱水教授，分别担任新诗和散文组的评审。外地名作家、学者担任评审，除了加强了奖项的认受性，对获奖者而言，也是极大的鼓励，甚至奖励。
我获双年奖的那一年，正好就是由我非常喜欢的苏童老师担任外地评审。因为我当时正在海外留学，所以参赛的时候并不知道，到获奖之时，得知前辈偶像对自己投下了肯定的一票，那种喜悦，真是难以形容。
其实，香港还有许多有意思的文学奖，例如浸会大学的红楼梦奖，以及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等等，但如果要逐一介绍下去，恐怕谈很久也谈不完。
在这里有点琐碎地介绍香港的文学奖，主要是希望描绘一下香港一般的年轻创作者晋身成为作家的历程和进路，此外，也藉此勾勒一下香港文学圈的生态。香港地方虽小，文学奖却挺多的，这些文学奖都各有自己的参赛群、不同程度的认受性，对年轻作家而言，都分别具有不同的意义。这些奖项，构成了一个成长阶梯，鼓励年轻创作人不断精进，对香港文学的发展，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周洁茹：这种创作的氛围，对香港文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诗歌。
唐睿：是的，因为诗歌的篇幅相对短，比较能够方便刚开始创作的年轻人，集中和大量创作，力求精进，然后再挑出最好的，投给比赛，因此在本地的文学比赛里，诗歌组可说是竞争最激烈的组别之一（另一个往往是小说组）。除了比赛，年轻人与文学结缘的因素，也加强了年轻人从事诗歌创作的兴趣。以前面提及的文学班、文社或诗社为例，因为刚开始创作的年轻人，都希望通过这些平台互相交流自己创作的作品，所以参加者不时都会在聚会时发表、朗读自己的近作，然后互相讨论、点评。但由于聚会的时间有限，如果大家发表的是小说，就很难在聚会时讨论，因此大家一般都会在聚会上发表诗歌，或者比较短的散文。因而也就造就了年轻创作人以诗歌作为创作起点的风气。除了方便讨论，篇幅较短的诗歌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方便创作，当然这并不是说诗歌创作就比其它文体容易或者简单，所谓创作方便，这只是从于创作新手的角度来谈，对于新手而言，要投入时间、精力去创作一篇小说，往往比较困难，特别是在香港这种生活节奏比较快、琐事比较多的城市，要在生活里拨出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来构思一个比较有体系的小说，对创作新手而言，可说是有点奢侈和困难的;相比之下，如果要写一首相对简单的诗，新手们就比较容易应付。这些客观条件，可说是造就了香港文学中阅读和创作诗歌传统，因为大家在参与文学工作坊、写作班或者文社聚会时，除了会互相观摩彼此的作品，还会阅读一些名家的作品，基于上面提及的原因，诗歌也成为了大家聚会时常读的一种文体。而为了有效引起初学者对作品的共鸣，香港本地诗人的作品，也就成了文艺聚会时，比较常选用的作品，例如笔名也斯的诗人梁秉钧先生，他的诗可说是大部分年轻作者都接触过的作品。不过除了诗歌之外，年轻一代也相当关注本地其它文体的经典，例如西西的小说、散文，以及刘以鬯先生的作品，能请周老师谈一谈你对刘以鬯先生的印象吗？
周洁茹：上世纪80年代，一系列报刊停刊，香港文学面临危机。1985年1月，《香港文学》月刊创刊，刘以鬯先生任创刊总编辑。刘先生兼收并蓄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作家作品，令《香港文学》不仅接续了香港文学的命脉，而且创造了香港文学的新生命。对文学事业的坚守与坚持，对内心真实的不懈探索和追求，这是我印象中的刘以鬯先生—一位伟大的编辑，也是一位伟大的作家。陈国球教授曾说过：“刘以鬯先生以内地的文学养成和生活体验，在南天一隅之地开花结果，并向世间宣明：文学，即使在香港这个唯实用是尚、经济利益挂帅的环境中，还是一种令人崇敬的文化力量。”
唐睿：香港的作家、文学刊物跟海外华文文学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你觉得《香港文学》在海外华文文学这个领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周洁茹：《香港文学》创刊号刘以鬯先生发表的“发刊词”中强调了这一点，“香港文学与各地华文文学问于同一根源，都是中国文学组成部分，存在着不能摆脱也不会中断的血缘关系。 ”
三十五年来，《香港文学》联合香港各个流派的作家，同时也汇聚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作家，刊发大量相当重要的海外华文文学作品。其中东南亚华文文学是我们尤为重视的，创刊号就刊发了“马来西亚作品特辑”，今年我们更是在6月号和7月号，连续推出两期“东南亚华文小说专辑”，展示不同代际东南亚华文作家的创作实力。
同时，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创作，例如欧美华文文学，日韩华文文学等，我们也都予以充分关注及专辑支持。这里我举一些实例，去年2月号“美国新移民作家散文专辑”，3月号“从首尔到南怡岛专辑”，8月号“日本华文作家散文专辑”，9月号“海外华文作家小说专辑”，今年5月号的“海外华文女作家小说专辑”……
刘以鬯先生在“发刊词”中明确指出：“香港是沟通东西文化的桥梁，有资格在加强联系与促进交流上担當一个重要的角色，进一步提供推动华文文学所需的条件 ”。因此，《香港文学》在海外华文文学这个领域充分发挥了沟通与联结的作用，提供文学平台、形成交流空间，这可以说是《香港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唐睿：确实，三十多年来，《香港文学》为香港文学的发展，做了相当大的贡献，它一方面挖掘本地优秀的创作者，将他们引介给内地和海外的读者，同时也刊登了不少优秀内地和海外华文作家、学者的作品，成为了香港作家与海内外作家的沟通互动平台。
周洁茹：多谢唐睿，由于这次对谈的时间有限，在余下来的一点时间，希望你向大家推荐介绍几位年轻的写作人。
唐睿：由于时间有限，或许我就集中介绍两位我最近阅读得比较多的年轻作家吧。这两位年轻作家恰巧都是女性，她们分别是黄怡和梁莉姿。或者我在此分别选一篇她们的作品谈谈，好让读者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她们的创作。我想用作介绍黄怡的，是《塘西的亚当和夏娃》;至于梁莉姿，我就希望可以谈谈她的《双双》。
我最初见到《塘西的亚当和夏娃》这篇文章，应该是在征文比赛当评审的时候，因为比赛是匿名的，所以当时也不知道那是黄怡的作品，只是觉得这作品很机智、很幽默、同时又很能深刻地谈论各种传统、偏见如何沉淀在一个地方集体记忆，从而指导或者限制了后来的人的生活和人生选择。《塘西的亚当与夏娃》这篇小说，讲述叙事者“妳”认识了一位外国男友亚当，当“妳”跟亚当在石塘咀一带同游时，“妳”不断想起二人的文化差异，想起石塘咀曾经是香港开埠初期的风月场所，想起社会对于华洋恋的歧视，以及对女性主动结识异性的偏见。基于种种沉淀在城市里的文化记忆，“妳”在跟亚当相处的时候，不断自我质疑，最后更在和亚当亲热时，因过度焦虑而呼吸困难，最后需要由救护车送到医院。故事通篇都充满幽默感，但同时又能严肃地呈现文化记忆的力量，小说结尾“妳”在被送到医院的过程里，还是不断担心路上的人将如何对自己指指点点，看来非常荒谬，但亦鲜明地刻划了，地区的文化记忆，牢牢地限制着她对生活的想象，让人觉得这女孩既可笑，却同时非常可怜。这篇作品后来发表在2019年1月号第409期的《香港文学》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读。
至于梁莉姿的《双双》，首次读到也是在文学比赛当评审的时候，当时这篇文章应该只叫《双》，也是因为匿了名，并不知道是梁的作品，只是觉得这小说写深水埗一些小人物的身世，写得非常具实感和亲切感，然后到比赛揭晓时，才知道原来是梁的作品。这小说后来结集到《明媚如是》的时候，改成了《双双》，象征意味似乎更强了。《双双》这故事讲述“单非”男生─生哥，与来自广东、从事性工作的女孩─双双，在深水埗区相逢的故事。生哥和双双虽然生活在香港，但却无法融入到这市，这里面，有他们自己的原因，但同时城市似乎也没有给予他们机会，让他们成为城市的一份子。他们分别为这城市献出了自己的身体（生哥是地铁挖掘工人，是这城市基建的功臣，并不时因为长期在地底工作，泡在地下水里，而熬出了许多毛病;至于双双则是妓女），但却只能在城市里，像隐形人一样，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双双》这篇作品，以颇为写实的手法，呈现了香港底层人口的生活，读来让人颇唏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