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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培浩：我去过肇庆几次，住过鼎湖山，游过七星岩，可以说作为游客打卡过肇庆的重要景点。在鼎湖山回来后还写过一首诗，如今看到这首诗，还会激活很多鲜活的记忆。我相信每一个公共空间，都一定贮存着无数个体的个人记忆，但这些个人记忆本身仅属于个人，除非有什么特别的历史因缘，它很难进入公共讨论的范围。事实上，进入肇庆有很多维度，我们既可以从自然地理角度，也可以从历史文化角度。肇庆的历史文化名人也不少，远的如汉代古文经学的代表人物陈钦、陈元父子，近的如近代岭南画派代表人物黎雄才等等，中间的还有在中国民间具有极高知名度的宋代名臣包拯，都有可说道的地方。
王威廉：肇庆古称“端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从汉代到清代，肇庆多次成为岭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因此，在大湾区的视野中谈论肇庆及其文化、文学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像你提到的陈钦，他是大学问家，向王莽传授《左氏春秋》，有很多自己的独到见解，故自名为《陈氏春秋》。王莽称帝虽短，但陈钦无疑也是帝师，远在汉代之际，岭南就能出这样的人才，是令人刮目相看的。说到肇庆，确实不得不提“包青天”包拯，他出生于合肥，成名在端州，扬名于开封。所以，端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包大人于公元1040年，到端州任知州，时年42岁，是他首次担任州级长官。他因地制宜，开创了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农业模式，创建了端州第一个交通和邮政总站，创办了端州第一所公立学校，设立了一座庞大的储粮备荒的丰济仓，使得端州成为西江中下游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我们可以看到，他不仅仅是福尔摩斯似的破案神探，更是一个有开拓性和创造性的政治家。包拯留下来的文学作品极少，但有一首诗就是关于肇庆的，叫《书端州郡斋壁》：“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修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燕雀喜，草尽狐兔愁。往牒有遗训，无贻来者羞。”在端州寓所一面素洁的墙壁上，包大人写下了自己的心性与期许。肇庆的端砚那会儿就十分有名了，包拯的美谈之一就是从端州离开后，没有带走半块端砚。从陈元到包拯，我们意识到，我们对岭南、对大湾区和中原主流文化的关系是存在误解的。岭南在很早之前，就完全处在中国主流文化政治的生成和发展的范畴之内。
陈培浩：谈肇庆，我想特别谈到利玛窦。我曾经说过，湾区的实质就是大陆和海洋的对话，是多元文明的碰撞和融合。在文明融合的视野下谈利玛窦是十分有意思的。利玛窦是教皇国马切拉塔人，即今天的意大利马切拉塔人。作为耶稣会的传教士于明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传教，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1583年9月，利玛窦和另一个传教士罗明坚一起进入中国，1584年，利玛窦和罗明坚获准入居肇庆，次年8月，利玛窦在此建立了“仙花寺”，建立了第一个传教驻地，开始传教。利玛窦在肇庆绘制并印行了第一份中文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使中国人首次接触近代地理学知识。1589年夏，广东新任总督把传教士驱逐出肇庆。虽经多方努力，利玛窦仍未能在肇庆继续居住和传教。他来到韶州，即现在的韶关，建立了第二个传教基地。日后利玛窦还在南京结交了诸多名士，如南京礼部侍郎叶向高、思想家李贽、徐光启等;1600年后又长居北京，作为欧洲使节被召命带进北京紫禁城，在京期间他一直拥有朝廷的俸禄，直到临终。
王威廉：利玛窦从澳门往北，进入中国大陆的第一站就是肇庆。1583年，利玛窦和罗明坚（都是他们给自己起的中国名）获得两广总督郭应聘的许可，怀着兴奋与忐忑的心情，他们乘坐船只从澳门来到了肇庆。肇庆知府王泮允许他们在崇禧塔旁修建了一座带有教堂的小房子，在肇庆建立了第一个传教驻地。在这里，我想提下，宋重和元年（1118年），宋徽宗親赐御书设肇庆府，端州自此得名肇庆。“肇”是开始的意思，“庆”为吉庆，意即宋徽宗自被封为端王开始，招来继承帝位而统治天下之吉庆。因而“肇庆”这个名字是御赐，是一种对于新开端的庆贺。说回利玛窦，他对中国官员自称来自“天竺”，致使中国人以为他们是佛教徒。利玛窦是这样解释来中国的原因：“我们是从遥远的西方而来的教士，因为仰慕中国，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这里侍奉天主。”他不敢说自己是来传教的，否则他一定会被驱逐。为了传教，他们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等。其中还有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的新事物，令中国人眼界大开。虽然欧洲人自15世纪以来，开始了全球探索，但利玛窦到中国来的时候，物质文明并没有差别太大，因而利玛窦对中国文明是非常称赞的，他认为中国除了没有“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是举世无双的。他还说：“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这个观点在今天依然意味深长。肇庆对于利玛窦来说太重要了，他和当地文人共同探讨，第一次将“God”翻译为“天主”。“肇庆”这个名字，仿佛在召唤着一种新的开端。
陈培浩：利玛窦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近代的故事，是一个拓荒者携带着一种文明的种子，执着地要在另一种异质文明的腹地种下，并让其生根发芽的故事。早在利玛窦来中国之前的一百多年前，1405年，郑和第一次率领船队下西洋。然而，郑和下西洋却只是一个圣朝上邦扬威布泽于海外的古老故事的延续，它浩浩荡荡但在文明的立场上却是骄矜而闭合，并不催生什么样的新质。在下西洋的过程中，郑和船队展示了明帝国的政治和军事优势，加之经济利益的刺激，明廷主导的朝贡体系的规模大为扩展，但是却完全不能改变帝国观看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利玛窦来中国，却是带着传教的任务。所谓传教，就是要把根植于另一种文明中的信仰体系进行空间移植。它要挑战的就是已经获得了制度、文化等加持的观念系统。
王威廉：在利玛窦的时代，欧洲人在中国传教的优势并不明显，这跟晚清时期不可同日而语，晚清时代，完全成了两个文明层次之间的遭遇，是现在戏称的“降维打击”。利玛窦来到中国时，大家都勉强在一个维度里边。他把所看到的一切，写成书信，寄回给罗马，在西方也引发了不小的震动。散文家祝勇在写利玛窦的一篇文章里，提到传教士的书简，差点动摇了上帝在欧洲的地位。他写得很生动：“因为他们对中国历史的描述，使欧洲人逐渐相信，在上帝创世之前，世界就已经存在。无论是盘古开天，还是大禹治水，都远远早于上帝创世和诺亚方舟……中国人在上帝缺席的情况下创造了伟大的世俗文明，这表明上帝的存在无足轻重。”如果利玛窦当时没有随身带着望远镜和自鸣钟，恐怕是举步维艰。这和佛教传入中国时的情况已经大不一样了。中国文化在明代已经进入到了儒释道一体的稳定格局当中了，并不需要一种新的宗教来弥补中国人对精神超越性的需要。 陈培浩：我觉得，利玛窦在肇庆所绘制印行的《山海舆地全图》具有鲜明的隐喻性。某种意义上说，地图学是人类克服个体行走空间的有限性，而把握外在空间无限性的一种理性方式。地图以微缩的方式复制世界，但中国古代地图受天地观念的限制，并没有“世界”概念。《山海舆地全图》的意义就在于“全图”所隐含的不同的世界观念和认识世界的方法上。不过，说利玛窦改变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的眼光是不客观的。有时我想想利玛窦这样的人就会感觉很奇特，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一个异邦人，在一个辽阔的异域帝国内部持久进行文化漂流，以期敲开一条缝隙，播进自己信仰的种子。或许，利玛窦证明的不是文明融合的奇迹，而是文明融合的艰难。当年，肇庆就是这样一个文明融合的入口，但它不是大明帝国主动轻启的朱唇。要到1842年，清政府才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作为通商口岸，等于有了国际间正式的贸易、文化的出入口。
利玛窦又让我想起《百年孤独》中的吉普赛人。《百年孤独》中的吉普赛人带着冰块、磁铁和放大镜等物就把马孔多小镇带到了现代的入口。可是利玛窦面对的明帝国并非马孔多小镇，它内部正在发生的经济变化几百年后看似乎昭示着些新可能，但在当时，依然要被文明和制度的惯性裹挟着走很远。如今，学界有一种看法颇为流行，那就是把中国现代性的发生起点上溯到明代。风气所及，王德威主编的哈佛版《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把“现代”的起点设定自1635年晚明文人杨廷筠的“文学”新诠，这当然并非没有道理，但反对的声音同样可以很确凿。至少要再过二百年，中国的国门才被迫打开，被迫睁眼看世界，被迫以“科学”知识方法看取“天下”之外的“世界”。
因此，我才说与其说利玛窦显示了文明融合的奇迹，不如说它显示了文明融合的艰难。利玛窦并不是刚好站在一个帝国走向现代的入口，轻按一下按钮一个新世界就纷至沓来。更多时候，他需要自我隐匿、自我伪装来获得居存下去的机会。比如，他很快就意识到天主教士的身份不容易在中国民眾中获得信任，遑论传教。因此他在肇庆创建的传教驻地叫“仙花寺”，借用了佛教的伪装。他放弃建造教堂和公开传教的方法，进一步用中国自古就有的“天主”偷换“上帝”的概念。利玛窦让我想起同样跟肇庆有渊源的日本僧人荣睿。荣睿是日本奈良福寺僧人，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随日本遣唐使入唐，在河南洛阳从大福先寺定宾和尚受戒。荣睿是来大唐王朝佛学院留学的，天宝元年（742年）要回国，先到扬州恳求鉴真和尚到日本传经。荣睿想把大唐佛法带回日本去，奈何从天宝二年到三年，他四次东渡失败。天宝七年（748年）6月，荣睿第五次东渡，船出扬州，经长江口，遇到飓风，漂流到了海南岛。当年秋天，经过广西梧州而至端州，就是肇庆，入住鼎湖山龙兴寺，隔年春染疾而圆寂于鼎湖山龙兴寺。
荣睿的故事比利玛窦的故事要更早八百年，那个时候的技术条件使人类在大海面前并没有多少胜算，靠着勇气、坚韧和信仰，面对大海，很多时候命运只能交给偶然。这个一生五次东渡而无法还乡的荣睿就是那个时代文化播种者的命运缩影。肇庆是荣睿的终点，却是利玛窦的起点，在某种意义上，隐藏在肇庆历史上的这两段故事构成了文明融合与历史时代关系的绝妙隐喻。
王威廉：荣睿确实是悲剧。幸好鉴真大师得以东渡日本成功。鉴真大师在东渡成功前也多次失败，有一次失败后，还来到了韶关。这也证明当时的技术条件，从中国到日本的这片海域是很难顺利跨越的。如果这片海再近一些，东亚肯定是另外一个样子。有海湾的地方，尤其是适度距离的海湾，对于多元文明的滋养力量是巨大的。荣睿和利玛窦，他们身上的宗教精神都极为强大，让我们想起的还有玄奘、法显这样的伟大僧人。这让我不免想到，能够让人忍受跨越时空的巨大痛苦的，只能是宗教般的信念。如今地球已经成为地球村，面对未来，在宇宙中进行“星际穿越”，无疑再一次需要这样的强健信念。未来人类心底的那种来自科学的信念，与过去来自上帝的信念，究竟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和驱动，这是令人好奇的。科学会不会是一种更加可靠的可以掌握的宗教呢？换句话说，如果科学只是技术，而不提供宗教般的信念，人类凭什么穿越荒寒的宇宙？肇庆，让我们能够一次又一次想象和思考那样的新开端，并庆贺那样的时刻。只是，置身在历史的行进过程中，我们也许任由最重要的线索由身边穿过而未能觉察。我希望，我们都不再那样的不敏感。
陈培浩：人类从穴居而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同历史时代有着不同的障碍和敌人。在荣睿的时代，最直接的障碍来自于自然所制造的危险。而在利玛窦时代，随着人类航海技术的发展，障碍更多呈现为文明自身的壁垒。事实上，即使是进入到21世纪，全球化成为最重要的人类趋势，文明之间的傲慢与偏见依然无所不在。2020年，全球共同面对的新冠危机使全球化的前景蒙上了阴影。今天，交通和通讯条件使得全球性的跨区域交流完全不是问题，甚至由于即时翻译技术的发展，语言所制造的壁垒也几乎完全消融。但是，我们并不能说，我们正在面对一个更和谐、更多元、更有活力的世界;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多摩擦、更多误解、更多危机的世界。这背后的“文明冲突”和“文化冲突”是否可以化解？该如何化解？我想这是“大湾区”这个隐含着文明融合视野的概念要求我们去回答的。
王威廉：肇庆古称“端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从汉代到清代，肇庆多次成为岭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因此，在大湾区的视野中谈论肇庆及其文化、文学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像你提到的陈钦，他是大学问家，向王莽传授《左氏春秋》，有很多自己的独到见解，故自名为《陈氏春秋》。王莽称帝虽短，但陈钦无疑也是帝师，远在汉代之际，岭南就能出这样的人才，是令人刮目相看的。说到肇庆，确实不得不提“包青天”包拯，他出生于合肥，成名在端州，扬名于开封。所以，端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包大人于公元1040年，到端州任知州，时年42岁，是他首次担任州级长官。他因地制宜，开创了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农业模式，创建了端州第一个交通和邮政总站，创办了端州第一所公立学校，设立了一座庞大的储粮备荒的丰济仓，使得端州成为西江中下游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我们可以看到，他不仅仅是福尔摩斯似的破案神探，更是一个有开拓性和创造性的政治家。包拯留下来的文学作品极少，但有一首诗就是关于肇庆的，叫《书端州郡斋壁》：“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修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燕雀喜，草尽狐兔愁。往牒有遗训，无贻来者羞。”在端州寓所一面素洁的墙壁上，包大人写下了自己的心性与期许。肇庆的端砚那会儿就十分有名了，包拯的美谈之一就是从端州离开后，没有带走半块端砚。从陈元到包拯，我们意识到，我们对岭南、对大湾区和中原主流文化的关系是存在误解的。岭南在很早之前，就完全处在中国主流文化政治的生成和发展的范畴之内。
陈培浩：谈肇庆，我想特别谈到利玛窦。我曾经说过，湾区的实质就是大陆和海洋的对话，是多元文明的碰撞和融合。在文明融合的视野下谈利玛窦是十分有意思的。利玛窦是教皇国马切拉塔人，即今天的意大利马切拉塔人。作为耶稣会的传教士于明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传教，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1583年9月，利玛窦和另一个传教士罗明坚一起进入中国，1584年，利玛窦和罗明坚获准入居肇庆，次年8月，利玛窦在此建立了“仙花寺”，建立了第一个传教驻地，开始传教。利玛窦在肇庆绘制并印行了第一份中文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使中国人首次接触近代地理学知识。1589年夏，广东新任总督把传教士驱逐出肇庆。虽经多方努力，利玛窦仍未能在肇庆继续居住和传教。他来到韶州，即现在的韶关，建立了第二个传教基地。日后利玛窦还在南京结交了诸多名士，如南京礼部侍郎叶向高、思想家李贽、徐光启等;1600年后又长居北京，作为欧洲使节被召命带进北京紫禁城，在京期间他一直拥有朝廷的俸禄，直到临终。
王威廉：利玛窦从澳门往北，进入中国大陆的第一站就是肇庆。1583年，利玛窦和罗明坚（都是他们给自己起的中国名）获得两广总督郭应聘的许可，怀着兴奋与忐忑的心情，他们乘坐船只从澳门来到了肇庆。肇庆知府王泮允许他们在崇禧塔旁修建了一座带有教堂的小房子，在肇庆建立了第一个传教驻地。在这里，我想提下，宋重和元年（1118年），宋徽宗親赐御书设肇庆府，端州自此得名肇庆。“肇”是开始的意思，“庆”为吉庆，意即宋徽宗自被封为端王开始，招来继承帝位而统治天下之吉庆。因而“肇庆”这个名字是御赐，是一种对于新开端的庆贺。说回利玛窦，他对中国官员自称来自“天竺”，致使中国人以为他们是佛教徒。利玛窦是这样解释来中国的原因：“我们是从遥远的西方而来的教士，因为仰慕中国，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这里侍奉天主。”他不敢说自己是来传教的，否则他一定会被驱逐。为了传教，他们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等。其中还有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的新事物，令中国人眼界大开。虽然欧洲人自15世纪以来，开始了全球探索，但利玛窦到中国来的时候，物质文明并没有差别太大，因而利玛窦对中国文明是非常称赞的，他认为中国除了没有“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是举世无双的。他还说：“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这个观点在今天依然意味深长。肇庆对于利玛窦来说太重要了，他和当地文人共同探讨，第一次将“God”翻译为“天主”。“肇庆”这个名字，仿佛在召唤着一种新的开端。
陈培浩：利玛窦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近代的故事，是一个拓荒者携带着一种文明的种子，执着地要在另一种异质文明的腹地种下，并让其生根发芽的故事。早在利玛窦来中国之前的一百多年前，1405年，郑和第一次率领船队下西洋。然而，郑和下西洋却只是一个圣朝上邦扬威布泽于海外的古老故事的延续，它浩浩荡荡但在文明的立场上却是骄矜而闭合，并不催生什么样的新质。在下西洋的过程中，郑和船队展示了明帝国的政治和军事优势，加之经济利益的刺激，明廷主导的朝贡体系的规模大为扩展，但是却完全不能改变帝国观看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利玛窦来中国，却是带着传教的任务。所谓传教，就是要把根植于另一种文明中的信仰体系进行空间移植。它要挑战的就是已经获得了制度、文化等加持的观念系统。
王威廉：在利玛窦的时代，欧洲人在中国传教的优势并不明显，这跟晚清时期不可同日而语，晚清时代，完全成了两个文明层次之间的遭遇，是现在戏称的“降维打击”。利玛窦来到中国时，大家都勉强在一个维度里边。他把所看到的一切，写成书信，寄回给罗马，在西方也引发了不小的震动。散文家祝勇在写利玛窦的一篇文章里，提到传教士的书简，差点动摇了上帝在欧洲的地位。他写得很生动：“因为他们对中国历史的描述，使欧洲人逐渐相信，在上帝创世之前，世界就已经存在。无论是盘古开天，还是大禹治水，都远远早于上帝创世和诺亚方舟……中国人在上帝缺席的情况下创造了伟大的世俗文明，这表明上帝的存在无足轻重。”如果利玛窦当时没有随身带着望远镜和自鸣钟，恐怕是举步维艰。这和佛教传入中国时的情况已经大不一样了。中国文化在明代已经进入到了儒释道一体的稳定格局当中了，并不需要一种新的宗教来弥补中国人对精神超越性的需要。 陈培浩：我觉得，利玛窦在肇庆所绘制印行的《山海舆地全图》具有鲜明的隐喻性。某种意义上说，地图学是人类克服个体行走空间的有限性，而把握外在空间无限性的一种理性方式。地图以微缩的方式复制世界，但中国古代地图受天地观念的限制，并没有“世界”概念。《山海舆地全图》的意义就在于“全图”所隐含的不同的世界观念和认识世界的方法上。不过，说利玛窦改变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的眼光是不客观的。有时我想想利玛窦这样的人就会感觉很奇特，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一个异邦人，在一个辽阔的异域帝国内部持久进行文化漂流，以期敲开一条缝隙，播进自己信仰的种子。或许，利玛窦证明的不是文明融合的奇迹，而是文明融合的艰难。当年，肇庆就是这样一个文明融合的入口，但它不是大明帝国主动轻启的朱唇。要到1842年，清政府才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作为通商口岸，等于有了国际间正式的贸易、文化的出入口。
利玛窦又让我想起《百年孤独》中的吉普赛人。《百年孤独》中的吉普赛人带着冰块、磁铁和放大镜等物就把马孔多小镇带到了现代的入口。可是利玛窦面对的明帝国并非马孔多小镇，它内部正在发生的经济变化几百年后看似乎昭示着些新可能，但在当时，依然要被文明和制度的惯性裹挟着走很远。如今，学界有一种看法颇为流行，那就是把中国现代性的发生起点上溯到明代。风气所及，王德威主编的哈佛版《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把“现代”的起点设定自1635年晚明文人杨廷筠的“文学”新诠，这当然并非没有道理，但反对的声音同样可以很确凿。至少要再过二百年，中国的国门才被迫打开，被迫睁眼看世界，被迫以“科学”知识方法看取“天下”之外的“世界”。
因此，我才说与其说利玛窦显示了文明融合的奇迹，不如说它显示了文明融合的艰难。利玛窦并不是刚好站在一个帝国走向现代的入口，轻按一下按钮一个新世界就纷至沓来。更多时候，他需要自我隐匿、自我伪装来获得居存下去的机会。比如，他很快就意识到天主教士的身份不容易在中国民眾中获得信任，遑论传教。因此他在肇庆创建的传教驻地叫“仙花寺”，借用了佛教的伪装。他放弃建造教堂和公开传教的方法，进一步用中国自古就有的“天主”偷换“上帝”的概念。利玛窦让我想起同样跟肇庆有渊源的日本僧人荣睿。荣睿是日本奈良福寺僧人，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随日本遣唐使入唐，在河南洛阳从大福先寺定宾和尚受戒。荣睿是来大唐王朝佛学院留学的，天宝元年（742年）要回国，先到扬州恳求鉴真和尚到日本传经。荣睿想把大唐佛法带回日本去，奈何从天宝二年到三年，他四次东渡失败。天宝七年（748年）6月，荣睿第五次东渡，船出扬州，经长江口，遇到飓风，漂流到了海南岛。当年秋天，经过广西梧州而至端州，就是肇庆，入住鼎湖山龙兴寺，隔年春染疾而圆寂于鼎湖山龙兴寺。
荣睿的故事比利玛窦的故事要更早八百年，那个时候的技术条件使人类在大海面前并没有多少胜算，靠着勇气、坚韧和信仰，面对大海，很多时候命运只能交给偶然。这个一生五次东渡而无法还乡的荣睿就是那个时代文化播种者的命运缩影。肇庆是荣睿的终点，却是利玛窦的起点，在某种意义上，隐藏在肇庆历史上的这两段故事构成了文明融合与历史时代关系的绝妙隐喻。
王威廉：荣睿确实是悲剧。幸好鉴真大师得以东渡日本成功。鉴真大师在东渡成功前也多次失败，有一次失败后，还来到了韶关。这也证明当时的技术条件，从中国到日本的这片海域是很难顺利跨越的。如果这片海再近一些，东亚肯定是另外一个样子。有海湾的地方，尤其是适度距离的海湾，对于多元文明的滋养力量是巨大的。荣睿和利玛窦，他们身上的宗教精神都极为强大，让我们想起的还有玄奘、法显这样的伟大僧人。这让我不免想到，能够让人忍受跨越时空的巨大痛苦的，只能是宗教般的信念。如今地球已经成为地球村，面对未来，在宇宙中进行“星际穿越”，无疑再一次需要这样的强健信念。未来人类心底的那种来自科学的信念，与过去来自上帝的信念，究竟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和驱动，这是令人好奇的。科学会不会是一种更加可靠的可以掌握的宗教呢？换句话说，如果科学只是技术，而不提供宗教般的信念，人类凭什么穿越荒寒的宇宙？肇庆，让我们能够一次又一次想象和思考那样的新开端，并庆贺那样的时刻。只是，置身在历史的行进过程中，我们也许任由最重要的线索由身边穿过而未能觉察。我希望，我们都不再那样的不敏感。
陈培浩：人类从穴居而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同历史时代有着不同的障碍和敌人。在荣睿的时代，最直接的障碍来自于自然所制造的危险。而在利玛窦时代，随着人类航海技术的发展，障碍更多呈现为文明自身的壁垒。事实上，即使是进入到21世纪，全球化成为最重要的人类趋势，文明之间的傲慢与偏见依然无所不在。2020年，全球共同面对的新冠危机使全球化的前景蒙上了阴影。今天，交通和通讯条件使得全球性的跨区域交流完全不是问题，甚至由于即时翻译技术的发展，语言所制造的壁垒也几乎完全消融。但是，我们并不能说，我们正在面对一个更和谐、更多元、更有活力的世界;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多摩擦、更多误解、更多危机的世界。这背后的“文明冲突”和“文化冲突”是否可以化解？该如何化解？我想这是“大湾区”这个隐含着文明融合视野的概念要求我们去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