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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时间检验，具有典范价值和深刻影响力的人类精神遗产被称为经典。经典是一个国家、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和文化认同的符码，是构筑共同精神家园的核心要素。1942年朱自清的《经典常谈》问世以来，“什么是经典”“经典的基本属性”“经典怎样产生和流传”“经典的内部与外部关系”“中国经典独特的当代价值”等问题成为当代中国学人高度关注、历久弥新的话语焦点。上世纪80年代后，伴随西方后现代思潮涌入和大众传媒时代的兴起，“是否存在经典”“经典还是非典”等关乎经典存在本质的讨论纷纭众起。检视当前理论界，怀抱不同动机力图远离经典、消解经典、否定经典的话语不绝于耳，在商业化和娱乐化浪潮的蛊惑下，消费经典、戏仿经典、颠覆经典的书写比比皆是，“经典”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许多学者以“捍卫经典就是捍卫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守护经典、弘扬经典，奋力支撑民族的本质精神，科学阐释经典的永恒价值，詹福瑞先生便是其中的代表。不久前问世的《论经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4月版）是他近年来对经典论题的思想结晶。这部2014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入选作品，在解析阐释大量历史遗留下来并被认可的经典基础上，从传世性、普适性、权威性、耐读性、累积性等多个属性层面论述了经典的形成机制和科学内涵，从经典与政治、媒体、教育及大众阅读的关系等方面评述了经典的社会维度和当代价值，在诸多方面实现了对经典研究的突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理论价值和社会价值，捍卫了关于经典的本土话语权。
首先，《论经典》针对后现代思潮甚嚣尘上的文化语境，从学理层面重申和确立了“经典”的本质规定性，有效抵制了质疑经典、解构经典和否定经典的不良思潮。诞生于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后现代思潮以消解中心、反抗本质、否定传统等为整体价值取向，以理论对真理的非垄断性功能等为基本特征，从非理性主义视角否定经典的内在意蕴和思想深度，在形式上则力求突破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在分离、破碎和不确定性中抹平传统经典。应该看到，后现代思潮的引入对于打破单一理论体制，超越主客二分的的思维方式，从而走向百花齐放的多元化局面，的确起到了积极助推作用。但同时，我们更应警惕其消解本质的动机和诱发感官主义、消费主义、反人本主义的倾向。当前文学创作、电影院线和电视节目中大量出现的戏说、调侃和恶搞经典的作品，正是后现代思潮汹涌而至、消费主义推波助澜和文化娱乐主义一哄而上的共同结果，所形成的放纵欲望、淡漠理想、肉身至上的风气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忧虑。对此，《论经典》坚守本土文化立场，针对上述“去经典”的现象，从传世性、普适性、耐读性、权威性和累积性等方面系统论述了“经典”的属性和价值。以经典的传世性为例，《论经典》具体分析了约翰逊、席柏莱和布尔迪厄等西方后现代理论家“以多元性和断裂性否定和怀疑任何形式的经典具有同一性或固定性”的观点，通过丰赡史料列举了诸如诗骚传统、比兴寄托传统、魏晋风度传统等在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中的传承与回响，在文化价值普遍性和连续性的认识基础上，从时间累积和空间超越的角度有力证明了经典的永久性和权威性价值，从理论上指明了后现代夸大文化阶段断裂性而忽视文化延续性的偏颇之处。
其次，《论经典》以科学态度和学术标准，厘定了经典的生成机制、累积特性、传播途径和典范原则，给予了历史虚无主义否定经典的论调强有力的学理反击。“我们所接受的经典，并不是经典文本的个体或经典文本本身，而是一个历史的整体”，这是《论经典》所秉持的历史公正态度的集中表达，也是对待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严正立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作为一种文化情绪，在当下的经典解读、传播和书写中均有表现，主要体现为刻意夸大历史事件的主观性和偶然性而回避其客观性和规律性，混淆历史本体和历史文本之间的区别和界限，把单一偶发的历史片断作为样本解说历史本体，只讲“历史的文本性”，规避“文本的历史性”，只强调文学经典的虚构性和想象性，而无视经典叙事中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在这种极端主观化的历史虚无主义中，经典成为了可以肆意改写、涂抹、移植和调侃的文本，经过时间检验和历史淘洗的经典及其所承载的文化价值意义受到了致命伤害。对此，《论经典》指出，经典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是其最鲜明而深沉的精神底色，绝非凭空偶然想象而来，更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其生成和发展具有深厚可信的历史积淀，也彰显出作为传世的文化遗产的历史规律。为此，《论经典》分析了中国文学经典的累积性特征，认为应将经典作为元文本及其诠释文本的整体看待，分为原生层和次生层，在经典原初的文本之外还有一个包括整理与注释文本、评点与批评文本在内的次生层。经典的次生层就是由历代读者阅读经典的当下理解和解释经过时间沉淀而形成的阅读前见，积累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和历史评价，经典次生层的厚薄，也是考察文化遗产是否经典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学经典这一特性的发现，有力肯定了经典与历史发展同质同构的本质属性，在经典所承载的文化价值体系的连续性和动态性的辩证关系中，论证了经典作为千百年来积淀而成的民族精神结晶的历史选择性和价值确定性，揭示了体现历史理性的经典所具有的根本存在方式。这无疑是对无视历史的客观性、连续性、总体性，颠覆以历史为载体的文化价值体系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的有力反拨。
再次，《论经典》直面当下中国文学经典阅读和传播的新动态，以敏锐的学术视角和强烈的反思精神提出了大众文化时代泛阅读导致的经典边缘化问题及其解决之道。毋庸置疑，当代社会已经进入到电视媒体和网络平台渠道主导的大众文化的泛阅读时代。在大数据海量信息存储条件下，电脑手机阅读以快捷、效率为第一要义，使传统意义上的经典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阅读方式上浏览和扫描取代了对传统纸质文本的凝视和沉思，在阅读内容上图像和标题的斑斓和眩迷扫荡了书籍阅读的质感和优雅，在阅读功能上娱乐和休闲则彻底抛弃了关怀人生存本质的诸多话题的深度和超越。正如詹福瑞所言：在资本逻辑和商品生产消费规律宰制的当代，视频、读图和读文混同成为大众阅读的主要形态。大众媒体剥夺了阅读自由自主，阅读呈现为单向度、同质化、快餐式的消费特征。在对泛阅读时代缺乏个性、盲目从众、快感优先、享乐至上等本质洞若观火的理解下，《论经典》满怀忧虑地指出这种去经典化的碎片式和新闻式阅读方式将会导致阅读者的理解力、判断力和想象力逐步降低，同时从阅读是读者自我认识理解、自我感情培养、自我思想健全和自我精神成长的根本目的出发，深切呼吁尊重经典对现实生活反省和批判的宝贵品质，高扬文学经典遗世独立的崇高价值和审美理想，抵制反经典潮流对人的精神生活造成的矮化和异化，其中不但渗透着一名身处时代前沿学者的敏锐眼光和深刻见地，更彰显出一代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和责任道义，令人感佩赞许。
最后，必须特别肯定的是，《论经典》站在中国立场，以中国观念、中国方法、中国文本阐明了中国经典的历史内涵与独特价值，增强了中国经典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理论自信，禀持并捍卫了本土的话语权。纵观《论经典》珍视和弘扬中国传统经典是其贯穿始终的理论主线，作者以多年古典文学研究的深厚学养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挚热爱，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从诸子散文到屈平歌赋、从陶潜佳篇到李杜诗骚、从苏辛词曲到话本小说，纵横上下五千年、历览华夏之精粹，对于中国文学经典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双重维度进行了理论化和系统性凝练和总结。诸如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精神，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顽强意志，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海纳百川、虚怀若谷的博大胸怀，修齐治平、治国安民的政治理想，“载舟覆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执着追求等中华传统经典所彰显的美学风格、人生理想和核心价值在作者的论述中俯仰皆是、熠熠闪光，其中洋溢的强烈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使人读来深受振奋鼓舞。可以说，阅读《论经典》本身就是对中国传统经典及其本土民族精神的温故和新知，充分体现了理论性与普及性、学术性和耐读性、创新性和延续性相统一的治学原则，为建设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普遍有效性和内在亲和力树立了典范。
要之，《论经典》作为目前国内学界第一部关于经典的系统专著，在当前中国社会现实文化语境下，以纵贯中西的学识涵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全面系统的历史眼光和深厚沉实的研究功力，弘扬时代正气、矗立经典价值，彰显了直面时代问题、挖掘时代精神和构筑学术体系的理论勇气，表现出当代中国学者守护民族文化血脉、捍卫经典尊严的责任担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是对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使命信念的经典表达，是中国学人信奉的话语准则和精神价值，而《论经典》的问世无疑是这一话语准则和精神价值的当代回响和有力诠释。
首先，《论经典》针对后现代思潮甚嚣尘上的文化语境，从学理层面重申和确立了“经典”的本质规定性，有效抵制了质疑经典、解构经典和否定经典的不良思潮。诞生于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后现代思潮以消解中心、反抗本质、否定传统等为整体价值取向，以理论对真理的非垄断性功能等为基本特征，从非理性主义视角否定经典的内在意蕴和思想深度，在形式上则力求突破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在分离、破碎和不确定性中抹平传统经典。应该看到，后现代思潮的引入对于打破单一理论体制，超越主客二分的的思维方式，从而走向百花齐放的多元化局面，的确起到了积极助推作用。但同时，我们更应警惕其消解本质的动机和诱发感官主义、消费主义、反人本主义的倾向。当前文学创作、电影院线和电视节目中大量出现的戏说、调侃和恶搞经典的作品，正是后现代思潮汹涌而至、消费主义推波助澜和文化娱乐主义一哄而上的共同结果，所形成的放纵欲望、淡漠理想、肉身至上的风气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忧虑。对此，《论经典》坚守本土文化立场，针对上述“去经典”的现象，从传世性、普适性、耐读性、权威性和累积性等方面系统论述了“经典”的属性和价值。以经典的传世性为例，《论经典》具体分析了约翰逊、席柏莱和布尔迪厄等西方后现代理论家“以多元性和断裂性否定和怀疑任何形式的经典具有同一性或固定性”的观点，通过丰赡史料列举了诸如诗骚传统、比兴寄托传统、魏晋风度传统等在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中的传承与回响，在文化价值普遍性和连续性的认识基础上，从时间累积和空间超越的角度有力证明了经典的永久性和权威性价值，从理论上指明了后现代夸大文化阶段断裂性而忽视文化延续性的偏颇之处。
其次，《论经典》以科学态度和学术标准，厘定了经典的生成机制、累积特性、传播途径和典范原则，给予了历史虚无主义否定经典的论调强有力的学理反击。“我们所接受的经典，并不是经典文本的个体或经典文本本身，而是一个历史的整体”，这是《论经典》所秉持的历史公正态度的集中表达，也是对待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严正立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作为一种文化情绪，在当下的经典解读、传播和书写中均有表现，主要体现为刻意夸大历史事件的主观性和偶然性而回避其客观性和规律性，混淆历史本体和历史文本之间的区别和界限，把单一偶发的历史片断作为样本解说历史本体，只讲“历史的文本性”，规避“文本的历史性”，只强调文学经典的虚构性和想象性，而无视经典叙事中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在这种极端主观化的历史虚无主义中，经典成为了可以肆意改写、涂抹、移植和调侃的文本，经过时间检验和历史淘洗的经典及其所承载的文化价值意义受到了致命伤害。对此，《论经典》指出，经典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是其最鲜明而深沉的精神底色，绝非凭空偶然想象而来，更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其生成和发展具有深厚可信的历史积淀，也彰显出作为传世的文化遗产的历史规律。为此，《论经典》分析了中国文学经典的累积性特征，认为应将经典作为元文本及其诠释文本的整体看待，分为原生层和次生层，在经典原初的文本之外还有一个包括整理与注释文本、评点与批评文本在内的次生层。经典的次生层就是由历代读者阅读经典的当下理解和解释经过时间沉淀而形成的阅读前见，积累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和历史评价，经典次生层的厚薄，也是考察文化遗产是否经典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学经典这一特性的发现，有力肯定了经典与历史发展同质同构的本质属性，在经典所承载的文化价值体系的连续性和动态性的辩证关系中，论证了经典作为千百年来积淀而成的民族精神结晶的历史选择性和价值确定性，揭示了体现历史理性的经典所具有的根本存在方式。这无疑是对无视历史的客观性、连续性、总体性，颠覆以历史为载体的文化价值体系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的有力反拨。
再次，《论经典》直面当下中国文学经典阅读和传播的新动态，以敏锐的学术视角和强烈的反思精神提出了大众文化时代泛阅读导致的经典边缘化问题及其解决之道。毋庸置疑，当代社会已经进入到电视媒体和网络平台渠道主导的大众文化的泛阅读时代。在大数据海量信息存储条件下，电脑手机阅读以快捷、效率为第一要义，使传统意义上的经典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阅读方式上浏览和扫描取代了对传统纸质文本的凝视和沉思，在阅读内容上图像和标题的斑斓和眩迷扫荡了书籍阅读的质感和优雅，在阅读功能上娱乐和休闲则彻底抛弃了关怀人生存本质的诸多话题的深度和超越。正如詹福瑞所言：在资本逻辑和商品生产消费规律宰制的当代，视频、读图和读文混同成为大众阅读的主要形态。大众媒体剥夺了阅读自由自主，阅读呈现为单向度、同质化、快餐式的消费特征。在对泛阅读时代缺乏个性、盲目从众、快感优先、享乐至上等本质洞若观火的理解下，《论经典》满怀忧虑地指出这种去经典化的碎片式和新闻式阅读方式将会导致阅读者的理解力、判断力和想象力逐步降低，同时从阅读是读者自我认识理解、自我感情培养、自我思想健全和自我精神成长的根本目的出发，深切呼吁尊重经典对现实生活反省和批判的宝贵品质，高扬文学经典遗世独立的崇高价值和审美理想，抵制反经典潮流对人的精神生活造成的矮化和异化，其中不但渗透着一名身处时代前沿学者的敏锐眼光和深刻见地，更彰显出一代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和责任道义，令人感佩赞许。
最后，必须特别肯定的是，《论经典》站在中国立场，以中国观念、中国方法、中国文本阐明了中国经典的历史内涵与独特价值，增强了中国经典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理论自信，禀持并捍卫了本土的话语权。纵观《论经典》珍视和弘扬中国传统经典是其贯穿始终的理论主线，作者以多年古典文学研究的深厚学养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挚热爱，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从诸子散文到屈平歌赋、从陶潜佳篇到李杜诗骚、从苏辛词曲到话本小说，纵横上下五千年、历览华夏之精粹，对于中国文学经典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双重维度进行了理论化和系统性凝练和总结。诸如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精神，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顽强意志，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海纳百川、虚怀若谷的博大胸怀，修齐治平、治国安民的政治理想，“载舟覆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执着追求等中华传统经典所彰显的美学风格、人生理想和核心价值在作者的论述中俯仰皆是、熠熠闪光，其中洋溢的强烈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使人读来深受振奋鼓舞。可以说，阅读《论经典》本身就是对中国传统经典及其本土民族精神的温故和新知，充分体现了理论性与普及性、学术性和耐读性、创新性和延续性相统一的治学原则，为建设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普遍有效性和内在亲和力树立了典范。
要之，《论经典》作为目前国内学界第一部关于经典的系统专著，在当前中国社会现实文化语境下，以纵贯中西的学识涵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全面系统的历史眼光和深厚沉实的研究功力，弘扬时代正气、矗立经典价值，彰显了直面时代问题、挖掘时代精神和构筑学术体系的理论勇气，表现出当代中国学者守护民族文化血脉、捍卫经典尊严的责任担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是对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使命信念的经典表达，是中国学人信奉的话语准则和精神价值，而《论经典》的问世无疑是这一话语准则和精神价值的当代回响和有力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