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祥林嫂的悲剧命运使我常常联想到加缪的“局外人”，是的，祥林嫂不属于鲁镇，不属于卫家山的婆家，也不属于贺家坳，她被买卖、被驱逐，被欺骗、被嘲笑，生不见容于人间，死亦不能保全于阴曹，这是一个多么痛苦无助的生灵。在无边的夜一样的大海里，祥林嫂四处寻觅，竭力表现，争取回归到奴隶的身份和被收容的境地，但这一切都注定了她的徒劳无益。鲁迅正是深刻意识到这一点，但他要怀着浓重的悲悯揭开这个过程，以细节集中展示身份认同的文化悲剧与宿命局限，将无价值的追求与信仰撕破，以悲剧的手段来展示荒诞与无意义。
后现代叙事理论研究者马克·柯里认为叙事就是“身份的制造”。他在列举了声音、距离、判断、意识形态、视角等与身份有建构关系的要素之后认为，“叙事是制造身份和意识形态主体的方法之一”。①显然小说自从成为叙事性作品的重要成员，人物作为其关注的核心要素之后，塑造人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身份制造的过程。作者对人物故事的展示以及人物自身的讲述成为其获得身份的最主要途径。
祥林嫂之不同于孔乙己、阿Q的身份制造过程，是在于祥林嫂从一开始就在形式上“拥有”某种文化身份，她的出现是有“名”的(尽管这种有“名”是依附于从祥林到贺老六到阿毛)；而孔乙己、阿Q是无“名”的，他们的身份制造存在证明与辨谬的过程。但祥林嫂后来被驱逐，被无形的拒绝之剑所谋害，终于失去了她孜孜以求的身份认同。叙述者“我”是这一过程的见证。
“我”在还乡之前就有了某些不祥的感觉，“虽说是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鲁镇对于“我”和对于祥林嫂似乎在冥冥之中存在某种对应。因此叙述者就可能“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在叙述一开始就推测，“她大约因为在别人的祝福时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故而问到灵魂的事。但祥林嫂第二天死了，这使“我”对她不得不产生一些评价：“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惊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祥林嫂生命的终结让叙述者感慨而释然，一则是对于魂灵的追问，让“我”不安：再则这样一个痛苦的生命，死亡也许是对活人的一个暂时解脱，“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
那么祥林嫂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作者似乎延续了他以往的叙事策略：即一边正面描述，一边故布疑阵，留下种种疑点，使我们在建构人物身份的同时又面临拆建的趋向。正面描述的文字最为显眼，也是读者注意的焦点，如“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这些文字极简练地刻画出了人物形象。但有一些属于过渡性的补充的文字却极易被读者忽略，从而失去对人物身份的把握。比如对祥林嫂身份的交代，如果仔细推敲，就会发现种种疑点。“她不是鲁镇人”，“人家都叫她祥林嫂；没问她姓什么，但中人是卫家山人，既说是邻居，那大概也就姓卫了。她不很爱说话，别人问了才回答，答的也不多。直到十几天之后，这才陆续的知道她家里还有严厉的婆婆；一个小叔子，十多岁，能打柴了；她是春天没了丈夫的；他本来也打柴为生，比她小十岁。”关于祥林嫂的背景不过这些，除了“她不是鲁镇人”是确切的之外，她的姓名、家庭等都比较模糊，有些推测的成分，而她的丈夫比她小十岁的事实更充满了悬疑，现在是一个寡妇的身份又使故事预设了种种可能(不是么?四叔就为这一点在皱眉了)。但祥林嫂的表现却极好，“试工期内，她整天的做，似乎闲着就无聊，又有力，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她不很爱说话，别人问了才回答，答的也不多”，“她的做工却毫没有懈，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祥林嫂终于取得了暂时的身份认同，这仅仅是故事的开始。但之后祥林嫂被绑架，被嫁到贺家坳，并且生了儿子，她似乎再一次获得了她的身份，但随着她的第二任丈夫贺老六的死亡，尤其是他们唯一的儿子阿毛的惨死，她被赶了出来，刚刚获得的身份又失去了。
祥林嫂再一次来到鲁镇，她面临着身份的再次取得。叙述者不失时机地提醒读者，“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她最近的身份应该是贺老六的妻子，阿毛的妈妈)，这确实是一个尴尬的存在。祥林嫂能获得她的身份认同吗?显然她必须克服两重障碍，其一是回到先前的状态，其二是得到道德舆论的宽容。叙述者告诉我们，“主人们觉得她手脚已没有先前一样灵活，记性也坏了，死尸似的脸上又整日没有笑影”，“甚而至于常常忘了去淘米”，显然她已经不可能回到先前的状态；而舆论道德也没有宽容她，首先是四叔告诫“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可以，祭祖的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其次是男人们的冷笑和女人们的鄙薄，还有柳妈之流的淫邪和捉弄，舆论道德的利剑唯独遇到祥林嫂才显出其森森杀气，毫不宽容。更有甚者，阿毛的悲惨故事不过是满足无聊人们的鄙薄情感，当他们满足了之后，就没有任何兴趣。“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厌烦和唾弃；但从人们的笑影上，也仿佛觉得这又冷又尖……”祥林嫂身份的追寻之路被彻底堵死，“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但音调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她讲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
祥林嫂终于没有获得当下存在的身份，或者说她从来就没有获得自我的身份。她的身份因祥林的存在而存在，但祥林死了；她的身份因贺老六的存在而存在，但贺老六死了；她的身份因阿毛的存在而存在，但阿毛被狼吃了；她在鲁镇的身份似乎是她自己努力的结果，她虽然不属于鲁镇(她也不属于别处)，却渴望凭借勤快地做工获取暂时的身份认同，但这一切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如马克·柯里清楚地告诉我们，个人身份的取得还在于讲述自我的故事，达到自我表现的目的，“我们解释自身的惟一方法，就是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选择能表现我们特性的事件，并按叙事的形式原则将他们组织起来，以仿佛在跟他人说话的方式将我们自己外化，从而达到自我表现的目的”。②祥林嫂确实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但那些与死亡有关的故事非但无助于自我表现，无助于身份的确立，相反她的自我故事成为瓦解其身份的双刃剑，正是有了她越来越多的故事，一遍遍的重复讲述，某些隐秘的文化内容被无意识强化。祥林嫂成了一个“不洁”的象征，成为一个与死亡相伴的怪物，也成了“鲁镇”的男男女女淫亵与凌辱的对象。身份的制造成了一件徒劳的伤心、愤慨和悲悯的过程，成了一个从一开始就陷入的建构与拆建的矛盾。
参考文献
①②[英]马克·柯里著，宁一中译。《后现代叙事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通联：甘肃陇东实验中学]
后现代叙事理论研究者马克·柯里认为叙事就是“身份的制造”。他在列举了声音、距离、判断、意识形态、视角等与身份有建构关系的要素之后认为，“叙事是制造身份和意识形态主体的方法之一”。①显然小说自从成为叙事性作品的重要成员，人物作为其关注的核心要素之后，塑造人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身份制造的过程。作者对人物故事的展示以及人物自身的讲述成为其获得身份的最主要途径。
祥林嫂之不同于孔乙己、阿Q的身份制造过程，是在于祥林嫂从一开始就在形式上“拥有”某种文化身份，她的出现是有“名”的(尽管这种有“名”是依附于从祥林到贺老六到阿毛)；而孔乙己、阿Q是无“名”的，他们的身份制造存在证明与辨谬的过程。但祥林嫂后来被驱逐，被无形的拒绝之剑所谋害，终于失去了她孜孜以求的身份认同。叙述者“我”是这一过程的见证。
“我”在还乡之前就有了某些不祥的感觉，“虽说是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鲁镇对于“我”和对于祥林嫂似乎在冥冥之中存在某种对应。因此叙述者就可能“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在叙述一开始就推测，“她大约因为在别人的祝福时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故而问到灵魂的事。但祥林嫂第二天死了，这使“我”对她不得不产生一些评价：“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惊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祥林嫂生命的终结让叙述者感慨而释然，一则是对于魂灵的追问，让“我”不安：再则这样一个痛苦的生命，死亡也许是对活人的一个暂时解脱，“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
那么祥林嫂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作者似乎延续了他以往的叙事策略：即一边正面描述，一边故布疑阵，留下种种疑点，使我们在建构人物身份的同时又面临拆建的趋向。正面描述的文字最为显眼，也是读者注意的焦点，如“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这些文字极简练地刻画出了人物形象。但有一些属于过渡性的补充的文字却极易被读者忽略，从而失去对人物身份的把握。比如对祥林嫂身份的交代，如果仔细推敲，就会发现种种疑点。“她不是鲁镇人”，“人家都叫她祥林嫂；没问她姓什么，但中人是卫家山人，既说是邻居，那大概也就姓卫了。她不很爱说话，别人问了才回答，答的也不多。直到十几天之后，这才陆续的知道她家里还有严厉的婆婆；一个小叔子，十多岁，能打柴了；她是春天没了丈夫的；他本来也打柴为生，比她小十岁。”关于祥林嫂的背景不过这些，除了“她不是鲁镇人”是确切的之外，她的姓名、家庭等都比较模糊，有些推测的成分，而她的丈夫比她小十岁的事实更充满了悬疑，现在是一个寡妇的身份又使故事预设了种种可能(不是么?四叔就为这一点在皱眉了)。但祥林嫂的表现却极好，“试工期内，她整天的做，似乎闲着就无聊，又有力，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她不很爱说话，别人问了才回答，答的也不多”，“她的做工却毫没有懈，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祥林嫂终于取得了暂时的身份认同，这仅仅是故事的开始。但之后祥林嫂被绑架，被嫁到贺家坳，并且生了儿子，她似乎再一次获得了她的身份，但随着她的第二任丈夫贺老六的死亡，尤其是他们唯一的儿子阿毛的惨死，她被赶了出来，刚刚获得的身份又失去了。
祥林嫂再一次来到鲁镇，她面临着身份的再次取得。叙述者不失时机地提醒读者，“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她最近的身份应该是贺老六的妻子，阿毛的妈妈)，这确实是一个尴尬的存在。祥林嫂能获得她的身份认同吗?显然她必须克服两重障碍，其一是回到先前的状态，其二是得到道德舆论的宽容。叙述者告诉我们，“主人们觉得她手脚已没有先前一样灵活，记性也坏了，死尸似的脸上又整日没有笑影”，“甚而至于常常忘了去淘米”，显然她已经不可能回到先前的状态；而舆论道德也没有宽容她，首先是四叔告诫“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可以，祭祖的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其次是男人们的冷笑和女人们的鄙薄，还有柳妈之流的淫邪和捉弄，舆论道德的利剑唯独遇到祥林嫂才显出其森森杀气，毫不宽容。更有甚者，阿毛的悲惨故事不过是满足无聊人们的鄙薄情感，当他们满足了之后，就没有任何兴趣。“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厌烦和唾弃；但从人们的笑影上，也仿佛觉得这又冷又尖……”祥林嫂身份的追寻之路被彻底堵死，“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但音调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她讲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
祥林嫂终于没有获得当下存在的身份，或者说她从来就没有获得自我的身份。她的身份因祥林的存在而存在，但祥林死了；她的身份因贺老六的存在而存在，但贺老六死了；她的身份因阿毛的存在而存在，但阿毛被狼吃了；她在鲁镇的身份似乎是她自己努力的结果，她虽然不属于鲁镇(她也不属于别处)，却渴望凭借勤快地做工获取暂时的身份认同，但这一切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如马克·柯里清楚地告诉我们，个人身份的取得还在于讲述自我的故事，达到自我表现的目的，“我们解释自身的惟一方法，就是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选择能表现我们特性的事件，并按叙事的形式原则将他们组织起来，以仿佛在跟他人说话的方式将我们自己外化，从而达到自我表现的目的”。②祥林嫂确实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但那些与死亡有关的故事非但无助于自我表现，无助于身份的确立，相反她的自我故事成为瓦解其身份的双刃剑，正是有了她越来越多的故事，一遍遍的重复讲述，某些隐秘的文化内容被无意识强化。祥林嫂成了一个“不洁”的象征，成为一个与死亡相伴的怪物，也成了“鲁镇”的男男女女淫亵与凌辱的对象。身份的制造成了一件徒劳的伤心、愤慨和悲悯的过程，成了一个从一开始就陷入的建构与拆建的矛盾。
参考文献
①②[英]马克·柯里著，宁一中译。《后现代叙事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通联：甘肃陇东实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