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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写“报头”
毛泽东早年创办并主编过报纸，从此便与报纸结下不解之缘。他不仅为报纸撰写发刊词，写作消息、述评、社论、时评、调查报告等大量新闻作品，而且还经常为报纸书写报头。
毛泽东为报纸题写报头的时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前后。当时为了迎接和推动抗日高潮的到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在延安先后编辑出版了一些革命报纸。毛泽东对此非常关注，并为一些影响力较大的报纸题写报头。
第二阶段是建国前后即1945年至1955年期间。这时期毛泽东题的报头颇多。值得一提的是，报头中省级党委机关报占的比重不小，可见毛泽东对报纸这一发行量大、影响面广、时效性强的舆论工具的重视。第三个阶段是1964年至1966年，由于毛泽东书法日臻完美，他不仅应约为即将创刊的报纸题报头，同时还主动提出更换一批他自认为“写得不好”的报头。
毛泽东书写报头的报纸，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在首都出版的中央级报纸；二是大行政区级的报纸；三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级的报纸；四是城市晚报；五是地市级的报纸。此外，他还为内部发行的报纸和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的壁报题写过报头。在上述报头字中，以给省、自治区、直辖市级党报书写的报头最多。
毛泽东为如此多的报刊题写刊头，却不局限一成不变的款式。归纳一下大致有以下数种：一、横式一行。即将报头样字从左至右横向书写。二、横书分排。即将所书报头横排两行。其中，又分为上排从左至右横书式及下排从左至右横书式两种。三 、一式一幅。为一家报刊一次只题写一幅刊头，没有选择余地。四、一式多幅。同一时间为同一种报刊题写几幅同一字样的刊头，供选择使用。五、单幅单字。毛泽东为报刊题写刊头，多数情况下只在一尺的宣纸上书写，但有时却在单幅宣纸上独写一字。六、一幅数字。在所书一幅内将他不满意的字圈掉，在同一纸内续写一字供选用。七、只题不嘱。毛泽东为报刊题写刊头，一般都有嘱咐。这些嘱咐有叙述性的,如“照写如另纸”；有礼节性的，如“如不可用，再行写过”；有建议性的，如“则以在今年国庆节改换为宜”等等。但有时题写后却无一字之嘱。八、有题有嘱。在题字的同时有所嘱咐。九、字旁附义。即在其所书刊头字旁，另有书写的对此字的议论。这种款式在毛泽东为众多报刊题写的报头并不常见。十、自为更换。在现今使用的毛泽东书写的刊头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毛泽东后来自行更换的。这种更换，一般都是他自己认为原刊头“写得不好”，有时也另有意图。
毛泽东写报头的特点：一是形式多样，有横有竖。毛泽东题写的大部分报头都是横式的，他写的横式是从左起首写一行，现代式排列。二是两头字重大，中间字较小。毛泽东题写的报刊刊头多为四个字，他在写时安排章法总是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大而重，并能前呼后应，迎合有情，中间的字小而轻，主次分明，有起伏节奏感，整体感很强。三是正侧兼有，以侧为主。在结构上，毛泽东的报刊题字是正侧兼而有之，但他仍是以侧势为主的。侧斜、斜仰是毛泽东行书结构的重要特点。四是多以行楷。行书为主，行中夹草，行草相间。在书体用笔上，毛泽东题写的报刊刊头字，多以行楷书，但以行书为主，兼有草意。圆方兼使，50年代以前是方多于圆。60年代以后，题写的报刊刊头草意更为明显，所以圆多于方。
毛泽东题写的报头有的沉实秀逸，朴素潇洒；有的柔中见刚，顾盼有情；有的平正古拙，老而持重，整体感很强。幅幅见神采，字字有生气，气韵生动,意趣盎然，富有情趣。（王巧云）
夏明翰最后的三封信
1928年初，中国革命进入低潮，武汉三镇笼罩在一片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到处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夏明翰刚到汉口，不顾个人安危，与新任湖北省委书记郭亮一起研究决定取消不顾政治形势而盲目冒险的两湖年关暴动计划，并迅速通知各县农民武装转移，保存革命有生力量。
这时，湖北省委的交通机关已被敌人破坏。但一直忙于工作的夏明翰对此毫不知情，直至2月7日才从谢觉哉那里获悉交通员宋若林不可靠的消息。当夏明翰回到租住的汉口东方旅社烧毁机密文件正准备转移时，宋若林带着几个匪徒闯了进来，将他逮捕，关进了国民党监狱。在武汉昏暗潮湿的牢房里，夏明翰忍受着敌人残酷折磨，压抑着对亲人的切切思念，对革命前途充满憧憬，他有多少话儿要对亲人倾吐！要对战友诉说！要对敌人痛驳！他忍着剧痛，挣扎着拾起敌人叫他写“自白书”的纸笔，拖着手铐脚镣，写下了最后三封信。
第一封信是写给他母亲的：“你用慈母的心抚育了我的童年，你用优秀古典诗词开拓了我的心田。爷爷骂我、关我，反动派又将我百般折磨。亲爱的妈妈，你和他们从来是格格不入的。你只教儿为民除害、为国除奸。在我和弟弟妹妹投身革命的关键时刻，你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关心，物质上的支持。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呜咽，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
夏明翰的第二封信是写给夫人、战友郑家钧的。他深情地劝慰鼓励妻子：“亲爱的夫人钧：同志们曾说世上唯有家钧好，今日里才觉得你是巾帼贤。我一生无愁无泪无私念，你切莫悲悲凄凄泪涟涟，张眼望，这人世，几家夫妻偕老有百年？抛头颅、洒热血，明真早已视等闲。各取所需终有日，革命事业代代传。红珠留着相思念，赤云孤苦望成全，坚持革命继吾志，暂将真理传人寰！”写完此信，夏明翰抑制不住对妻子儿女的强烈爱恋和思念，用嘴唇和着鲜血，在信上留下一个深深的吻印。
夏明翰的第三封信是写给大姐夏明玮和她的两个女儿的。他写道：“大姐为我坐监牢，外甥为我受株连，我们没有罪，我们要斗争，人该怎样做，路该怎样走，要有正确的答案。我一生无遗憾，认定了共产主义这个为人类翻身解放造幸福的真理，就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
写完三封家书，已是遍体鳞伤、血肉模糊的夏明翰受到了敌人更为残酷的对待。1928年3月20日，对夏明翰无计可施的反动派在武汉郊外残忍杀害了这名年轻的共产主义斗士。（盛义良）
李聚奎敢于犯上
1935年4月，中央军委审时度势，决定长征中的红一方面军速渡金沙江，去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时任红一军团一师师长的李聚奎在渡江行动中，指挥一师担任先头部队从元谋出发，迅速抢占龙街渡口。来到江边，李聚奎才发现江上的渡船已全部被敌人拖到对岸烧毁。没有渡船，一时又难以架起桥，大部队到达后，情况会变得非常危险，一师的先头渡江任务很难完成。想到此，他立即命人向后架了15里电话线，以便与军团司令部随时联络。接着，又组织全师团以上领导干部商讨渡江的办法，但经过试验后，都被一一否定。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军团长林彪打电话到李聚奎的师部，询问先头部队的渡江准备情况。李聚奎想实事求是地把情况向他汇报，可刚一开口，林彪就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你不要讲情况了，干脆回答我，你的部队什么时候才能过江？”李聚奎正在为没有办法迅速渡江而焦急，见林彪如此不体察下情，心里顿时升起了无名火，对林彪说：“要是干脆回答的话，桥架不起来，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
听李聚奎说话的口气不好，电话那边的林彪也破口大骂发起了脾气，李聚奎心里虽然不服气，但还是尽量克制着自己。骂过一阵后，林彪的口气也有些缓和说：“那你说说，为什么架不起桥来？”李聚奎便把他们多次试验失败的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但林彪还是坚持说：“你们再想办法，明天一早一定要过河。”李聚奎赶紧向林彪提出了他的想法：“据我们了解，军委纵队已在皎平抢到了渡船，我们是否可以到那里去渡江？”林彪武断地说：“不行，从龙街到皎平无路可走。”李聚奎解释说：“我们已经调查过了，虽然没有大路可走，但有小路可走。”林彪有些不耐烦了：“不行，还是按原计划进行，你们一定要在明天一早从龙街渡过河！”说完便啪地一声把电话挂断了。
李聚奎十分恼火，对林彪盛气凌人的态度非常反感。但反过来一想，敌人有80个团紧追而来，而我军先头部队过不了河，也难怪林彪发脾气。想到此，李聚奎又带领有关人员来到江边，面对激流，苦苦思索。他想起了毛泽东的反复教导：灵活机动。他感到，自己作为最了解情况的一线指挥员，不应该光知道消极地执行命令，不能让部队“在一棵树上吊死”，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他决定马上返回师部，再次通过电话向林彪反映情况、陈述己见。接到李聚奎的电话，林彪见他固执己见，便不耐烦地说：“行了，情况不要再讲了。你把部队收拢起来，吃了饭休息两个小时即出发。你们在前面走快点，把路让出来，二师跟在你们后面，明天上午一定要赶到皎平渡。”
当时，林彪虽然非常不高兴，但李聚奎最终说服了他，使他改变了命令，允许李聚奎组织部队，向皎平进发。但由于部队在龙街折腾了两天，加之道路难行，赶到皎平时，还是到了第二天下午，在刘伯承等领导同志的协调指挥下，李聚奎的一师终于全部安全过了江。（马宏骄）
张学良晚年三次会见周恩来亲属
1997年，为筹备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淮安的周恩来纪念馆、周恩来故居委托周恩来的侄孙女周晓芳请张学良写几个字或题个词。这样就引出了周恩来的亲属和晚年张学良一些交往故事。
第一次 会见周晓芳
1997年6月1日，周晓芳应邀参加张学良在夏威夷希尔顿大酒店举行的寿宴。贺寿的场面很壮观，气氛也很热烈。当周晓芳向张学良走过去的时候，张学良微笑着，一边握着她的手，一边高兴地把她揽到身边。并凑到她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由于老人年事已高，周晓芳除听见说出的话中有“周恩来”三个字外，其余都没听清。原来，周晓芳和张学良的侄女张阎之是好朋友，她见周晓芳走过去时，早已向她大伯介绍了周晓芳是周恩来的侄孙女，所以张学良一见如故，显得格外亲切。
第二次 会见周秉建
1999年4月，周恩来最小的嫡亲侄女、时任国家财政干部培训中心主任的周秉建赴美考察，夏威夷是她此次行程的最后一站。周秉建也想见见这位传奇将军，便事先让周晓芳联系。
时张学良已近百岁，很少见客，且因年事已高，体质下降，一般访谈多是回避。然而，当老人得知是挚友的亲侄女时，爽快地答应见上一面。
1999年4月29日，周晓芳陪着周秉建如约来到希尔顿大酒店。张学良端坐轮椅，在侍从陪护下缓缓来到酒店会见大厅。周秉建、周晓芳两人便迅速迎上去。张学良也很兴奋，很快伸出双手，一边一个地抓住。并深情地望着周秉建说：“周恩来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我们谈判过，我非常敬佩他的为人，对他的印象很深刻。我们也是好朋友。”周秉建听了张学良的话也俯下身子，凑近张学良的耳际说：“在我们七妈邓颖超逝世时，我见到了您送的花圈，我们都很感动。我母亲和全家委托我向您表示诚挚的感谢！祝福您健康长寿！”
张学良仔细认真地听完周秉建的话，十分伤感地说：“一个人在生命快终结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周恩来就知道这一点。”
之后，张学良与周秉建、周晓芳又聊了很多，回忆了不少往事，当说到诗句时，张学良的随员插话说：“张老很喜欢作诗，经常吟咏他所喜爱的诗句。”周晓芳一听，想到她还肩负为老家淮安的周恩来纪念馆、周恩来故居向张老征集题词的使命，就很快掏出钢笔和笔记本，一边递给张学良一边说：“请题一首您最喜爱的诗吧。”张学良诗兴大发地吟咏起了自己的诗作：“好梦未圆愁夜短，虚名终久误人生。”
当周晓芳双手托着笔记本请张学良把他刚才吟咏的诗句写下来时，张学良毫不犹豫地接过了笔，用左手扶着笔记本一字一字认真地写出“好梦未圆愁夜”六个字之后，忽然停住了笔，写不下去了。是张老年高提笔忘字了？还是老人家另有隐情？不得而知。于是周秉建和周晓芳姑侄俩就对张学良说：“就写到这里吧，请签上您的大名吧。”张学良面有难色地说：“我的律师不允许我给任何人签名。”至此，请张学良为周恩来纪念馆和故居题词的事也就只能作罢了。
第三次 会见周庆
2001年2月6日，周恩来的侄孙周庆访美，他通过妹妹周晓芳的介绍求见张学良。此时，张学良的夫人赵四小姐已经先他而去。赵四小姐的去世，对张学良的打击太大了，不仅使老人心情不好，而且直接影响到了老人的饮食起居，使这位百岁老人的身体每况愈下，基本上是闭门谢客了。可是当老人又一次听说是周恩来的一位侄孙求见，而且是从祖国的首都北京来的时，老人再一次高兴地表示：“一定要见见。”为此，还特意请理发师帮他刮了胡子。当周庆按时来到会见场所，激动地抓住张学良的那双饱经沧桑的手时，老人眼里闪着泪光，陪同会见的周晓芳也与赵莉小姐紧紧拥抱，泪水涟涟。这一次会见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周华章）
毛泽东早年创办并主编过报纸，从此便与报纸结下不解之缘。他不仅为报纸撰写发刊词，写作消息、述评、社论、时评、调查报告等大量新闻作品，而且还经常为报纸书写报头。
毛泽东为报纸题写报头的时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前后。当时为了迎接和推动抗日高潮的到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在延安先后编辑出版了一些革命报纸。毛泽东对此非常关注，并为一些影响力较大的报纸题写报头。
第二阶段是建国前后即1945年至1955年期间。这时期毛泽东题的报头颇多。值得一提的是，报头中省级党委机关报占的比重不小，可见毛泽东对报纸这一发行量大、影响面广、时效性强的舆论工具的重视。第三个阶段是1964年至1966年，由于毛泽东书法日臻完美，他不仅应约为即将创刊的报纸题报头，同时还主动提出更换一批他自认为“写得不好”的报头。
毛泽东书写报头的报纸，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在首都出版的中央级报纸；二是大行政区级的报纸；三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级的报纸；四是城市晚报；五是地市级的报纸。此外，他还为内部发行的报纸和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的壁报题写过报头。在上述报头字中，以给省、自治区、直辖市级党报书写的报头最多。
毛泽东为如此多的报刊题写刊头，却不局限一成不变的款式。归纳一下大致有以下数种：一、横式一行。即将报头样字从左至右横向书写。二、横书分排。即将所书报头横排两行。其中，又分为上排从左至右横书式及下排从左至右横书式两种。三 、一式一幅。为一家报刊一次只题写一幅刊头，没有选择余地。四、一式多幅。同一时间为同一种报刊题写几幅同一字样的刊头，供选择使用。五、单幅单字。毛泽东为报刊题写刊头，多数情况下只在一尺的宣纸上书写，但有时却在单幅宣纸上独写一字。六、一幅数字。在所书一幅内将他不满意的字圈掉，在同一纸内续写一字供选用。七、只题不嘱。毛泽东为报刊题写刊头，一般都有嘱咐。这些嘱咐有叙述性的,如“照写如另纸”；有礼节性的，如“如不可用，再行写过”；有建议性的，如“则以在今年国庆节改换为宜”等等。但有时题写后却无一字之嘱。八、有题有嘱。在题字的同时有所嘱咐。九、字旁附义。即在其所书刊头字旁，另有书写的对此字的议论。这种款式在毛泽东为众多报刊题写的报头并不常见。十、自为更换。在现今使用的毛泽东书写的刊头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毛泽东后来自行更换的。这种更换，一般都是他自己认为原刊头“写得不好”，有时也另有意图。
毛泽东写报头的特点：一是形式多样，有横有竖。毛泽东题写的大部分报头都是横式的，他写的横式是从左起首写一行，现代式排列。二是两头字重大，中间字较小。毛泽东题写的报刊刊头多为四个字，他在写时安排章法总是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大而重，并能前呼后应，迎合有情，中间的字小而轻，主次分明，有起伏节奏感，整体感很强。三是正侧兼有，以侧为主。在结构上，毛泽东的报刊题字是正侧兼而有之，但他仍是以侧势为主的。侧斜、斜仰是毛泽东行书结构的重要特点。四是多以行楷。行书为主，行中夹草，行草相间。在书体用笔上，毛泽东题写的报刊刊头字，多以行楷书，但以行书为主，兼有草意。圆方兼使，50年代以前是方多于圆。60年代以后，题写的报刊刊头草意更为明显，所以圆多于方。
毛泽东题写的报头有的沉实秀逸，朴素潇洒；有的柔中见刚，顾盼有情；有的平正古拙，老而持重，整体感很强。幅幅见神采，字字有生气，气韵生动,意趣盎然，富有情趣。（王巧云）
夏明翰最后的三封信
1928年初，中国革命进入低潮，武汉三镇笼罩在一片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到处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夏明翰刚到汉口，不顾个人安危，与新任湖北省委书记郭亮一起研究决定取消不顾政治形势而盲目冒险的两湖年关暴动计划，并迅速通知各县农民武装转移，保存革命有生力量。
这时，湖北省委的交通机关已被敌人破坏。但一直忙于工作的夏明翰对此毫不知情，直至2月7日才从谢觉哉那里获悉交通员宋若林不可靠的消息。当夏明翰回到租住的汉口东方旅社烧毁机密文件正准备转移时，宋若林带着几个匪徒闯了进来，将他逮捕，关进了国民党监狱。在武汉昏暗潮湿的牢房里，夏明翰忍受着敌人残酷折磨，压抑着对亲人的切切思念，对革命前途充满憧憬，他有多少话儿要对亲人倾吐！要对战友诉说！要对敌人痛驳！他忍着剧痛，挣扎着拾起敌人叫他写“自白书”的纸笔，拖着手铐脚镣，写下了最后三封信。
第一封信是写给他母亲的：“你用慈母的心抚育了我的童年，你用优秀古典诗词开拓了我的心田。爷爷骂我、关我，反动派又将我百般折磨。亲爱的妈妈，你和他们从来是格格不入的。你只教儿为民除害、为国除奸。在我和弟弟妹妹投身革命的关键时刻，你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关心，物质上的支持。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呜咽，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
夏明翰的第二封信是写给夫人、战友郑家钧的。他深情地劝慰鼓励妻子：“亲爱的夫人钧：同志们曾说世上唯有家钧好，今日里才觉得你是巾帼贤。我一生无愁无泪无私念，你切莫悲悲凄凄泪涟涟，张眼望，这人世，几家夫妻偕老有百年？抛头颅、洒热血，明真早已视等闲。各取所需终有日，革命事业代代传。红珠留着相思念，赤云孤苦望成全，坚持革命继吾志，暂将真理传人寰！”写完此信，夏明翰抑制不住对妻子儿女的强烈爱恋和思念，用嘴唇和着鲜血，在信上留下一个深深的吻印。
夏明翰的第三封信是写给大姐夏明玮和她的两个女儿的。他写道：“大姐为我坐监牢，外甥为我受株连，我们没有罪，我们要斗争，人该怎样做，路该怎样走，要有正确的答案。我一生无遗憾，认定了共产主义这个为人类翻身解放造幸福的真理，就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
写完三封家书，已是遍体鳞伤、血肉模糊的夏明翰受到了敌人更为残酷的对待。1928年3月20日，对夏明翰无计可施的反动派在武汉郊外残忍杀害了这名年轻的共产主义斗士。（盛义良）
李聚奎敢于犯上
1935年4月，中央军委审时度势，决定长征中的红一方面军速渡金沙江，去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时任红一军团一师师长的李聚奎在渡江行动中，指挥一师担任先头部队从元谋出发，迅速抢占龙街渡口。来到江边，李聚奎才发现江上的渡船已全部被敌人拖到对岸烧毁。没有渡船，一时又难以架起桥，大部队到达后，情况会变得非常危险，一师的先头渡江任务很难完成。想到此，他立即命人向后架了15里电话线，以便与军团司令部随时联络。接着，又组织全师团以上领导干部商讨渡江的办法，但经过试验后，都被一一否定。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军团长林彪打电话到李聚奎的师部，询问先头部队的渡江准备情况。李聚奎想实事求是地把情况向他汇报，可刚一开口，林彪就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你不要讲情况了，干脆回答我，你的部队什么时候才能过江？”李聚奎正在为没有办法迅速渡江而焦急，见林彪如此不体察下情，心里顿时升起了无名火，对林彪说：“要是干脆回答的话，桥架不起来，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
听李聚奎说话的口气不好，电话那边的林彪也破口大骂发起了脾气，李聚奎心里虽然不服气，但还是尽量克制着自己。骂过一阵后，林彪的口气也有些缓和说：“那你说说，为什么架不起桥来？”李聚奎便把他们多次试验失败的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但林彪还是坚持说：“你们再想办法，明天一早一定要过河。”李聚奎赶紧向林彪提出了他的想法：“据我们了解，军委纵队已在皎平抢到了渡船，我们是否可以到那里去渡江？”林彪武断地说：“不行，从龙街到皎平无路可走。”李聚奎解释说：“我们已经调查过了，虽然没有大路可走，但有小路可走。”林彪有些不耐烦了：“不行，还是按原计划进行，你们一定要在明天一早从龙街渡过河！”说完便啪地一声把电话挂断了。
李聚奎十分恼火，对林彪盛气凌人的态度非常反感。但反过来一想，敌人有80个团紧追而来，而我军先头部队过不了河，也难怪林彪发脾气。想到此，李聚奎又带领有关人员来到江边，面对激流，苦苦思索。他想起了毛泽东的反复教导：灵活机动。他感到，自己作为最了解情况的一线指挥员，不应该光知道消极地执行命令，不能让部队“在一棵树上吊死”，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他决定马上返回师部，再次通过电话向林彪反映情况、陈述己见。接到李聚奎的电话，林彪见他固执己见，便不耐烦地说：“行了，情况不要再讲了。你把部队收拢起来，吃了饭休息两个小时即出发。你们在前面走快点，把路让出来，二师跟在你们后面，明天上午一定要赶到皎平渡。”
当时，林彪虽然非常不高兴，但李聚奎最终说服了他，使他改变了命令，允许李聚奎组织部队，向皎平进发。但由于部队在龙街折腾了两天，加之道路难行，赶到皎平时，还是到了第二天下午，在刘伯承等领导同志的协调指挥下，李聚奎的一师终于全部安全过了江。（马宏骄）
张学良晚年三次会见周恩来亲属
1997年，为筹备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淮安的周恩来纪念馆、周恩来故居委托周恩来的侄孙女周晓芳请张学良写几个字或题个词。这样就引出了周恩来的亲属和晚年张学良一些交往故事。
第一次 会见周晓芳
1997年6月1日，周晓芳应邀参加张学良在夏威夷希尔顿大酒店举行的寿宴。贺寿的场面很壮观，气氛也很热烈。当周晓芳向张学良走过去的时候，张学良微笑着，一边握着她的手，一边高兴地把她揽到身边。并凑到她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由于老人年事已高，周晓芳除听见说出的话中有“周恩来”三个字外，其余都没听清。原来，周晓芳和张学良的侄女张阎之是好朋友，她见周晓芳走过去时，早已向她大伯介绍了周晓芳是周恩来的侄孙女，所以张学良一见如故，显得格外亲切。
第二次 会见周秉建
1999年4月，周恩来最小的嫡亲侄女、时任国家财政干部培训中心主任的周秉建赴美考察，夏威夷是她此次行程的最后一站。周秉建也想见见这位传奇将军，便事先让周晓芳联系。
时张学良已近百岁，很少见客，且因年事已高，体质下降，一般访谈多是回避。然而，当老人得知是挚友的亲侄女时，爽快地答应见上一面。
1999年4月29日，周晓芳陪着周秉建如约来到希尔顿大酒店。张学良端坐轮椅，在侍从陪护下缓缓来到酒店会见大厅。周秉建、周晓芳两人便迅速迎上去。张学良也很兴奋，很快伸出双手，一边一个地抓住。并深情地望着周秉建说：“周恩来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我们谈判过，我非常敬佩他的为人，对他的印象很深刻。我们也是好朋友。”周秉建听了张学良的话也俯下身子，凑近张学良的耳际说：“在我们七妈邓颖超逝世时，我见到了您送的花圈，我们都很感动。我母亲和全家委托我向您表示诚挚的感谢！祝福您健康长寿！”
张学良仔细认真地听完周秉建的话，十分伤感地说：“一个人在生命快终结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周恩来就知道这一点。”
之后，张学良与周秉建、周晓芳又聊了很多，回忆了不少往事，当说到诗句时，张学良的随员插话说：“张老很喜欢作诗，经常吟咏他所喜爱的诗句。”周晓芳一听，想到她还肩负为老家淮安的周恩来纪念馆、周恩来故居向张老征集题词的使命，就很快掏出钢笔和笔记本，一边递给张学良一边说：“请题一首您最喜爱的诗吧。”张学良诗兴大发地吟咏起了自己的诗作：“好梦未圆愁夜短，虚名终久误人生。”
当周晓芳双手托着笔记本请张学良把他刚才吟咏的诗句写下来时，张学良毫不犹豫地接过了笔，用左手扶着笔记本一字一字认真地写出“好梦未圆愁夜”六个字之后，忽然停住了笔，写不下去了。是张老年高提笔忘字了？还是老人家另有隐情？不得而知。于是周秉建和周晓芳姑侄俩就对张学良说：“就写到这里吧，请签上您的大名吧。”张学良面有难色地说：“我的律师不允许我给任何人签名。”至此，请张学良为周恩来纪念馆和故居题词的事也就只能作罢了。
第三次 会见周庆
2001年2月6日，周恩来的侄孙周庆访美，他通过妹妹周晓芳的介绍求见张学良。此时，张学良的夫人赵四小姐已经先他而去。赵四小姐的去世，对张学良的打击太大了，不仅使老人心情不好，而且直接影响到了老人的饮食起居，使这位百岁老人的身体每况愈下，基本上是闭门谢客了。可是当老人又一次听说是周恩来的一位侄孙求见，而且是从祖国的首都北京来的时，老人再一次高兴地表示：“一定要见见。”为此，还特意请理发师帮他刮了胡子。当周庆按时来到会见场所，激动地抓住张学良的那双饱经沧桑的手时，老人眼里闪着泪光，陪同会见的周晓芳也与赵莉小姐紧紧拥抱，泪水涟涟。这一次会见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周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