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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首席顾问寇尔森,由于牵涉“水门事件”而锒铛入狱,却因此反思人生际遇, 改变了接下来的人生轨迹。出狱后,他创办了“监狱团体”,为犯人提供心灵净化之道……
我刚满41岁,正处于事业鼎盛时期,拥有三年半的白宫工作经验,正准备重返律师界。然而,我发现在这样一个浮华的世界里,要保持澄明的心境并不容易。现在回过头看,我知道当时的我已接近绝望边缘。
1973年夏天,“水门事件”丑闻进一步扩大,我成了报界每天攻击的对象。每天清晨醒来时,我都会经历一次特殊的折磨: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中,内容多是控告。
放下自我,才能真正找到自我
1974年7月8日,我吻别了妻子帕蒂,登上了一辆没有任何标记的轿车,被送到了荷拉柏监狱。
夜里,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独自听着自己在炙热空气中起伏的呼吸声。对我而言,监狱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它将剥夺我再度投身那些有着高尚意义事业的权利,而与家人的分离和那种孤独无助的感受也让我痛苦万分。
我一直相信自己可以为国家做一番事业,然而现在却进了监狱,这将成为笼罩我余生的阴云。我曾身处权力的巅峰,可现在却跌到人生的低谷,也许我再也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我的人生出现了一个断层,我的未来似乎已经被判无期徒刑。
然而不曾料到,监狱生涯却彻底改变了我对生命的看法,让我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我被移送到了麦克威尔空军基地联邦监狱,那地方让我特别压抑,所有用具都是单调的米黄色。有好一阵子我的心情异常沮丧。
到那的第三天,天下起了雨。于是我利用这个空闲,一个人在休息室静静地看书,突然,一句话呈现在我的眼前:“他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
对我而言,那是个重要时刻。因为这句话使我对生命真谛有了顿悟:那些在我身边的人,他们不是所谓的“杀人犯”、“抢劫犯”,他们是和我一样的人,也就是我的弟兄。
的确,他们中的有些人以前做过可怕的事,但我不是也一样吗?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和身边的人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我们都是有缺陷的人,我不能摆出一副好像我有权论断别人的姿态。
在我失去一切并入狱之前,我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他人,也从未对他人有过真正的同情心。但这次重大挫折使我开始与周围的人建立更真实的关系,并通过他们去认识生命的真谛。我由此意识到一个道理:当放下自我的时候,才能真正找到自我。
不为错误的人生方向而活
1975年1月31日,我减刑出狱。摆在我面前有一些很好的工作机会,甚至连前总统尼克松也表示要助我一臂之力。他说,我可以为自己挣得百万身价。
要是之前,这些邀请对我很有吸引力。然而,我发现,在经历了那些监狱时光后,它们已经不再能激发我的兴趣。我无法忘记那些在监狱遇到的人们。同时我还发现,自由的定义,其实并不关乎我们身处监狱高墙的哪一侧,而在于我们能否选择不为那些错误的人生方向而活。
监狱里发生的一个场景总在我心里浮现。那是一天夜里,我正在写信,一位名叫阿奇的狱友突然站起身来,大声问我:“嘿,我说,寇尔森!等你出狱了,你会为我们做点什么事情?”我当时愣住了,想了一会儿才对他说:“我离开后不会忘记大家的。”“哈,你们这些大人物总是这么说,过后就把我们忘得一干二净。”
出狱后的几个月里,我时常想起阿奇的话。渐渐我有了一个想法:帮助那些在监狱里对自己人生不抱希望的人。对于这个决定,我足足挣扎了一年半的时间,到了1976年夏天,我确信这正是我生命中的召唤,于是,我开始组建“监狱团体”,用探访、演讲的方式给大墙内的人带去鼓励、希望和爱。由此,我开始了一项新的挑战。
“监狱团体”:黑暗中的“希望之光”
80年代中期,我和“监狱团体”的同事去印度拜访一些监狱。在一间能容纳一千多名囚犯的监狱礼堂内,我们被带上讲台。在人们一脸茫然的眼神中,我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当说到他们也可以拥有新的生命时,他们的眼睛睁得大大的,露出惊讶的神情。
我从未预料到会有这样的反应。在监狱里,“希望”是个罕见的字眼。演讲结束后,狱警走上前来要陪我回到座位上去,但我想和那些人有直接的接触。于是,我跳下了讲台,径直走到离我最近的那个人面前,握住了他的手。我只是觉得,如果我能够和一些人握握手,可以让他们了解我的想法。
顷刻间,约有一千人起身向我涌了过来。然而,我没有受到一点点伤害。整个过程井然有序:我被人群紧紧包围,我不停地和面前的犯人握手,人们不停地依次移到最靠近我的位置,但每个人都非常礼貌,没有出现任何推搡的现象。他们需要的,只是某个人愿意用身体接触他们。当时很多人眼里噙满了泪水,整个过程持续了整整20分钟。
对我而言,那是一次生命中崭新的经历。在那些犯人的眼神和泪水中,我看到了对他们而言全新的词汇——“希望”。
因为“监狱团体”获得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力,1993年,我被授予了邓普顿促进奖,特雷莎修女也曾获得该奖项,我既感到吃惊,又觉得兴奋不已,这意味着我们的工作已在全球范围获得认可。奖励的奖金是100万美元,我几乎未加思索就全部捐给了“监狱团体”。
对于我而言,奖牌尽管设计精美,但归根结底也只不过是片金属而已。
时隔多年,那块邓普顿奖章放在哪个地方,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有一封信却一直保存在我的公文包里,每当我疲乏、沮丧或气馁的时候,我就会把它拿出来读上一遍。这是一封三年前从西伯利亚监狱寄来的信,那是犯人们在读了我的书以后寄来的,每当我读这封信时,看到自己居然能够有机会为他们贡献些力量,心里就暖乎乎的。在我写书的时候,我从没想过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去影响别人。
我刚满41岁,正处于事业鼎盛时期,拥有三年半的白宫工作经验,正准备重返律师界。然而,我发现在这样一个浮华的世界里,要保持澄明的心境并不容易。现在回过头看,我知道当时的我已接近绝望边缘。
1973年夏天,“水门事件”丑闻进一步扩大,我成了报界每天攻击的对象。每天清晨醒来时,我都会经历一次特殊的折磨: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中,内容多是控告。
放下自我,才能真正找到自我
1974年7月8日,我吻别了妻子帕蒂,登上了一辆没有任何标记的轿车,被送到了荷拉柏监狱。
夜里,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独自听着自己在炙热空气中起伏的呼吸声。对我而言,监狱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它将剥夺我再度投身那些有着高尚意义事业的权利,而与家人的分离和那种孤独无助的感受也让我痛苦万分。
我一直相信自己可以为国家做一番事业,然而现在却进了监狱,这将成为笼罩我余生的阴云。我曾身处权力的巅峰,可现在却跌到人生的低谷,也许我再也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我的人生出现了一个断层,我的未来似乎已经被判无期徒刑。
然而不曾料到,监狱生涯却彻底改变了我对生命的看法,让我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我被移送到了麦克威尔空军基地联邦监狱,那地方让我特别压抑,所有用具都是单调的米黄色。有好一阵子我的心情异常沮丧。
到那的第三天,天下起了雨。于是我利用这个空闲,一个人在休息室静静地看书,突然,一句话呈现在我的眼前:“他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
对我而言,那是个重要时刻。因为这句话使我对生命真谛有了顿悟:那些在我身边的人,他们不是所谓的“杀人犯”、“抢劫犯”,他们是和我一样的人,也就是我的弟兄。
的确,他们中的有些人以前做过可怕的事,但我不是也一样吗?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和身边的人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我们都是有缺陷的人,我不能摆出一副好像我有权论断别人的姿态。
在我失去一切并入狱之前,我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他人,也从未对他人有过真正的同情心。但这次重大挫折使我开始与周围的人建立更真实的关系,并通过他们去认识生命的真谛。我由此意识到一个道理:当放下自我的时候,才能真正找到自我。
不为错误的人生方向而活
1975年1月31日,我减刑出狱。摆在我面前有一些很好的工作机会,甚至连前总统尼克松也表示要助我一臂之力。他说,我可以为自己挣得百万身价。
要是之前,这些邀请对我很有吸引力。然而,我发现,在经历了那些监狱时光后,它们已经不再能激发我的兴趣。我无法忘记那些在监狱遇到的人们。同时我还发现,自由的定义,其实并不关乎我们身处监狱高墙的哪一侧,而在于我们能否选择不为那些错误的人生方向而活。
监狱里发生的一个场景总在我心里浮现。那是一天夜里,我正在写信,一位名叫阿奇的狱友突然站起身来,大声问我:“嘿,我说,寇尔森!等你出狱了,你会为我们做点什么事情?”我当时愣住了,想了一会儿才对他说:“我离开后不会忘记大家的。”“哈,你们这些大人物总是这么说,过后就把我们忘得一干二净。”
出狱后的几个月里,我时常想起阿奇的话。渐渐我有了一个想法:帮助那些在监狱里对自己人生不抱希望的人。对于这个决定,我足足挣扎了一年半的时间,到了1976年夏天,我确信这正是我生命中的召唤,于是,我开始组建“监狱团体”,用探访、演讲的方式给大墙内的人带去鼓励、希望和爱。由此,我开始了一项新的挑战。
“监狱团体”:黑暗中的“希望之光”
80年代中期,我和“监狱团体”的同事去印度拜访一些监狱。在一间能容纳一千多名囚犯的监狱礼堂内,我们被带上讲台。在人们一脸茫然的眼神中,我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当说到他们也可以拥有新的生命时,他们的眼睛睁得大大的,露出惊讶的神情。
我从未预料到会有这样的反应。在监狱里,“希望”是个罕见的字眼。演讲结束后,狱警走上前来要陪我回到座位上去,但我想和那些人有直接的接触。于是,我跳下了讲台,径直走到离我最近的那个人面前,握住了他的手。我只是觉得,如果我能够和一些人握握手,可以让他们了解我的想法。
顷刻间,约有一千人起身向我涌了过来。然而,我没有受到一点点伤害。整个过程井然有序:我被人群紧紧包围,我不停地和面前的犯人握手,人们不停地依次移到最靠近我的位置,但每个人都非常礼貌,没有出现任何推搡的现象。他们需要的,只是某个人愿意用身体接触他们。当时很多人眼里噙满了泪水,整个过程持续了整整20分钟。
对我而言,那是一次生命中崭新的经历。在那些犯人的眼神和泪水中,我看到了对他们而言全新的词汇——“希望”。
因为“监狱团体”获得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力,1993年,我被授予了邓普顿促进奖,特雷莎修女也曾获得该奖项,我既感到吃惊,又觉得兴奋不已,这意味着我们的工作已在全球范围获得认可。奖励的奖金是100万美元,我几乎未加思索就全部捐给了“监狱团体”。
对于我而言,奖牌尽管设计精美,但归根结底也只不过是片金属而已。
时隔多年,那块邓普顿奖章放在哪个地方,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有一封信却一直保存在我的公文包里,每当我疲乏、沮丧或气馁的时候,我就会把它拿出来读上一遍。这是一封三年前从西伯利亚监狱寄来的信,那是犯人们在读了我的书以后寄来的,每当我读这封信时,看到自己居然能够有机会为他们贡献些力量,心里就暖乎乎的。在我写书的时候,我从没想过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去影响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