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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经济金融界内外，有很多人在批评“垄断企业”。他们所谓的垄断企业，其实专指中国的国有企业。他们认为，中国市场经济搞不好就是因为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垄断市场和资源，国有企业（银行）的所谓垄断已经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只有破除国有企业（银行）的垄断，市场经济才能发展。怎样才能破除国有企业（银行）垄断呢？他们认为，那就是国企（银行）让出社会资源和市场给私营资本，削弱国企，甚至变国企为私企。我认为这种观点不合乎实际，不符合中国国情，理论上也不成立。
国有经济与金融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石
国有控股五大银行是所谓国有垄断论者主要的诟病对象。然而放眼国际，美国前四大银行，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前四大银行的占比分别在58%、76%和57%，我国五大银行资产在银行业总量中的占比仅有43%左右，何谈垄断？我认为，把国企和国有银行说成垄断是不合实际的说法，实质是妖魔化国有经济。垄断已经成为打压、削弱国有经济的一块“砖头”。
其二，所谓垄断就一定是“坏东西”吗？垄断就一定不好吗？其实从理论上讲，垄断是一种规律性的经济现象，或者说是商品经济下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规律。只要搞商品经济，搞商品的社会化大生产，就会出现资源、资本、商品的集中和积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专门论述了资本集中、积聚的规律和过程，这个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会产生垄断。这个过程具有必然性，这种要素的集中与积聚是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也是资本繁衍的必然。自给自足的经济不会产生垄断，小商品经济也不会产生垄断，只有大商品经济、社会化大生产下的商品经济，垄断成为必然的产物、规律性的产物。规律是什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有的人会说，发达国家都在反垄断。是的，发达国家确实在反垄断，但是反垄断的存在和强调，只是对垄断这种商品化社会大生产规律的一种矫正或约制。当然，这种矫正和约制并不能改变和阻止规律的产生与作用。
其三，指责国有企业垄断，是经济改革的对象，要削弱国有企业的论点，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什么是中国的国情？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和基本经济制度，国有企业是中国公有制经济的主心骨，是主要载体，削弱国有企业就会削弱公有制经济，就会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国有银行为例，国有控股大银行的存在和强大，是中国国家经济强盛、稳定和安全的必要。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充分表明了，国有控股大银行的强大和存在是改革开放的稳定器和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保障。改革之初，随着国家对企业的放权搞活，社会资金由中央向地方、由政府向企业、向居民大量转移，财政收入急剧收缩，社会建设资金已经不能再由财政统一供应。在改革中，为了防止社会资本的积累和供应链条发生断裂，国家迅速地把国有银行制度化为新的社会资本积累和供给渠道。先是“拨改贷”，后是“企业流动资金统一由银行管理”，使基本建设财政拨款和企业流动资金财政拨款都转变为银行贷款。通过这种制度安排，国有银行迅速代替财政承担起社会资本积累和融通的重担，保证了改革30多年来我国社会资本供给链的平稳和畅通，如此才有中国经济30年的腾飞和奇迹。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国有银行在我国金融业的主体地位和对国家意图的坚定实现，中国经济可能早就崩溃了！今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国梦，实现两个100年的发展目标，更需要强大的国有控股银行系统的存在和发展。说到底，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银行如果被拆散了，被“反垄断”了，中国经济就会崩溃。
实施金融监管要切合国情
正如习总书记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顾名思义，就是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既不照搬外国社会主义的模式，也不搞本本主义，而是“走自己的路”，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传统苏联式计划经济及其调控经济的方式在我国受到了较为彻底的批判和摒弃，但是有些人转而笃信西方经济模式，将其奉为经典“教科书”，金科玉律，不顾中国具体国情，照本宣科。在宏观调控领域，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这种西方崇拜的影响。比如说目前的金融监管，基本照搬了巴塞尔资本协议，甚至比其还要严厉，对商业银行实施了更为严格的资本限制。实际上，巴塞尔协议是针对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中，资本杠杆率过高，金融衍生过度，从而造成次贷危机等金融危机的情况，为抑制资本过度逐利影响金融安全而制定的管理办法，是针对欧美银行特有的病症所开的药方。而我国银行没有过高资本杠杆率的操作。却把它囫囵吞枣拿过来，给我国商业银行服下去。这是别人生病而让我们吃药。在我国，金融衍生业务很不发达，在几十种金融衍生工具和产品中，我国银行业开展的仅有10种左右，把抑制过度衍生的管理办法用在金融衍生发展严重不足的我国银行身上，不是自我束缚吗？另一方面，我国的国情不同于西方，特别不同于美国。直到目前，我国仍然是间接金融为主的金融市场，商业银行承担着我国建设资金特别长期资本的供给任务，资本市场虽经20多年发展，但其筹融资能力（企业债+非金融机构股权融资）仅占社会资金总量的11.7%左右。债券市场近年虽有发展和提速，但一是缺乏长期债券，二是债券大部分还在银行手中。所以在中国，社会长期资本主要还是靠银行提供。实施过于严格的资本管理办法将严重地抑制商业银行提供长期贷款的积极性和实际能力。由于长期贷款是耗费资本最多的融资种类，在新版资本管理办法的压力下，商业银行将越来越倾向于少发放长期贷款。
我国的经济建设还处在起飞前的爬坡阶段，对长期资本的要求十分强烈，在间接融资为主的条件下，如果商业银行不倾向于发放长期贷款，那么，我国实现经济腾飞所必需的长期建设资金从何而来？近两年来持续困扰中国经济的“融资难”问题已经显现了新资本管理办法的负效应，商业银行的放贷能力已经受到了明显抑制。
所以，我认为，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要实事求是地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实施适合于我国国情的宏观管理政策。对中国银行业的资本管理，不要超越本国的国情，应当根据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灵活制定适合我们自己的、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的资本管理办法。
国有经济与金融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石
国有控股五大银行是所谓国有垄断论者主要的诟病对象。然而放眼国际，美国前四大银行，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前四大银行的占比分别在58%、76%和57%，我国五大银行资产在银行业总量中的占比仅有43%左右，何谈垄断？我认为，把国企和国有银行说成垄断是不合实际的说法，实质是妖魔化国有经济。垄断已经成为打压、削弱国有经济的一块“砖头”。
其二，所谓垄断就一定是“坏东西”吗？垄断就一定不好吗？其实从理论上讲，垄断是一种规律性的经济现象，或者说是商品经济下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规律。只要搞商品经济，搞商品的社会化大生产，就会出现资源、资本、商品的集中和积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专门论述了资本集中、积聚的规律和过程，这个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会产生垄断。这个过程具有必然性，这种要素的集中与积聚是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也是资本繁衍的必然。自给自足的经济不会产生垄断，小商品经济也不会产生垄断，只有大商品经济、社会化大生产下的商品经济，垄断成为必然的产物、规律性的产物。规律是什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有的人会说，发达国家都在反垄断。是的，发达国家确实在反垄断，但是反垄断的存在和强调，只是对垄断这种商品化社会大生产规律的一种矫正或约制。当然，这种矫正和约制并不能改变和阻止规律的产生与作用。
其三，指责国有企业垄断，是经济改革的对象，要削弱国有企业的论点，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什么是中国的国情？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和基本经济制度，国有企业是中国公有制经济的主心骨，是主要载体，削弱国有企业就会削弱公有制经济，就会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国有银行为例，国有控股大银行的存在和强大，是中国国家经济强盛、稳定和安全的必要。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充分表明了，国有控股大银行的强大和存在是改革开放的稳定器和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保障。改革之初，随着国家对企业的放权搞活，社会资金由中央向地方、由政府向企业、向居民大量转移，财政收入急剧收缩，社会建设资金已经不能再由财政统一供应。在改革中，为了防止社会资本的积累和供应链条发生断裂，国家迅速地把国有银行制度化为新的社会资本积累和供给渠道。先是“拨改贷”，后是“企业流动资金统一由银行管理”，使基本建设财政拨款和企业流动资金财政拨款都转变为银行贷款。通过这种制度安排，国有银行迅速代替财政承担起社会资本积累和融通的重担，保证了改革30多年来我国社会资本供给链的平稳和畅通，如此才有中国经济30年的腾飞和奇迹。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国有银行在我国金融业的主体地位和对国家意图的坚定实现，中国经济可能早就崩溃了！今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国梦，实现两个100年的发展目标，更需要强大的国有控股银行系统的存在和发展。说到底，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银行如果被拆散了，被“反垄断”了，中国经济就会崩溃。
实施金融监管要切合国情
正如习总书记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顾名思义，就是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既不照搬外国社会主义的模式，也不搞本本主义，而是“走自己的路”，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传统苏联式计划经济及其调控经济的方式在我国受到了较为彻底的批判和摒弃，但是有些人转而笃信西方经济模式，将其奉为经典“教科书”，金科玉律，不顾中国具体国情，照本宣科。在宏观调控领域，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这种西方崇拜的影响。比如说目前的金融监管，基本照搬了巴塞尔资本协议，甚至比其还要严厉，对商业银行实施了更为严格的资本限制。实际上，巴塞尔协议是针对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中，资本杠杆率过高，金融衍生过度，从而造成次贷危机等金融危机的情况，为抑制资本过度逐利影响金融安全而制定的管理办法，是针对欧美银行特有的病症所开的药方。而我国银行没有过高资本杠杆率的操作。却把它囫囵吞枣拿过来，给我国商业银行服下去。这是别人生病而让我们吃药。在我国，金融衍生业务很不发达，在几十种金融衍生工具和产品中，我国银行业开展的仅有10种左右，把抑制过度衍生的管理办法用在金融衍生发展严重不足的我国银行身上，不是自我束缚吗？另一方面，我国的国情不同于西方，特别不同于美国。直到目前，我国仍然是间接金融为主的金融市场，商业银行承担着我国建设资金特别长期资本的供给任务，资本市场虽经20多年发展，但其筹融资能力（企业债+非金融机构股权融资）仅占社会资金总量的11.7%左右。债券市场近年虽有发展和提速，但一是缺乏长期债券，二是债券大部分还在银行手中。所以在中国，社会长期资本主要还是靠银行提供。实施过于严格的资本管理办法将严重地抑制商业银行提供长期贷款的积极性和实际能力。由于长期贷款是耗费资本最多的融资种类，在新版资本管理办法的压力下，商业银行将越来越倾向于少发放长期贷款。
我国的经济建设还处在起飞前的爬坡阶段，对长期资本的要求十分强烈，在间接融资为主的条件下，如果商业银行不倾向于发放长期贷款，那么，我国实现经济腾飞所必需的长期建设资金从何而来？近两年来持续困扰中国经济的“融资难”问题已经显现了新资本管理办法的负效应，商业银行的放贷能力已经受到了明显抑制。
所以，我认为，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要实事求是地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实施适合于我国国情的宏观管理政策。对中国银行业的资本管理，不要超越本国的国情，应当根据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灵活制定适合我们自己的、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的资本管理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