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前记：記忆，好像早晨爱人离别后枕头上柔软的凹印，那是他在你生命里存在过的证据。你似乎能感到那里的温度，忍不住伸手去抚摸它，把脸贴住它。等你再抬起身，却发现那凹印已经走样，失去了他的痕迹。记忆也好像一个犯罪现场，你一次又一次地去那里查看，反而践踏了那些手印足迹，丢失了真相。我们的头脑总是不停地把记忆里的碎片逻辑化、合理化、美化或丑化，而且每一次造访，都似乎令它离原始印象更远一些。我从很年轻开始被各路记者采访，不少过去的事，已经被反复叙述，变成了翻版的翻版，连我自己也很难看清它们的原貌。也许，要保持原始的记忆，唯有不去触动它。
有一日，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形下，我突然回到了一片未曾被自己过多调用过的记忆，有些只是模糊的印象，也有些清晰犹如昨天。我企图把它们写下来，或许人们能看到我在枕头上留下来的那个凹印。
我从小脸皮薄，羞于在人前流露感情，还惧怕人群，不是一块演戏的料。如果在我十四岁的时候，上影厂的武珍年导演没有偶然地出现，我今天会在哪里？
不过仔细回忆起来，在看了电影《春苗》之后，我跑到母亲大衣柜的镜子前，对着镜子模仿李秀明说电影里的台词。也许那份莫名的冲动，就是我未来乐章的第一个音符。
每个星期天我们一家都会到奶奶爷爷家吃午饭，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星期天，上影厂的武珍年导演通过我姑姑的一位朋友，来奶奶家看我。在那之前，她见到过一张父亲为我照的相片。印象里她没跟我多说什么，也没有留下吃饭就走了。几天后她通知我去上影厂面试，不过那时还没有面试这个讲法。武导演只是说，去厂里让其他人也见见你吧。
记得那是穿薄外套的季节，上海人称“两用衫”，就是春秋两用的衣服。我一共有两件两用衫，一件军装，还有一件淡色带粉红花的娃娃衫。在去上影厂之前，母亲、姥姥和我反复讨论了两件衣服的利弊：军装精神，但是左上臂被钉子勾破打了补丁;娃娃衫可爱，但是缺乏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风格。最后决定“不爱红装爱武装”。
到上影厂后我被领到一间办公室，里面站着、坐着有五六个大概是副导演的人。我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审视过，但是勇敢地抬头看着他们。初生牛犊不怕虎也许就是我那副样子吧。其中一位问，有什么可以为我们表演的吗？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却把我问住了。小学期间我是学习委员，课余爱好是打乒乓;中学我是射击队的运动员，还负责出黑板报，实在没有可以拉出来就表演的文艺节目。尴尬了一会儿后，我说，我为你们背诵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吧。周围的人也许有点吃惊，都没反应。我又加上一句，用英文。不知道这个想法是怎么出现在我脑子里的，没等他们回答，我就朗朗地开始了。那时我和母亲每天准时开无线电听英语课程广播，《为人民服务》也是那样学了以后背下来的，我非常引以为豪。我无法想像在场的人对我的表演是怎么想的，我只知道我就这样被选中去演电影《井冈山》里的小游击队员。
摄制组到共青中学去借调我的时候，副导演和制片主任顺便看了看学校的其他女同学。老师为他们推荐了学校讲故事组的一位同学，她有很大的眼睛，上面长了浓密的睫毛，还会说一口比较标准的普通话。我突然觉得受到威胁，失去自信。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职业给我造成的自卑感。我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是伪劣品。或许，这份不安全感是与生俱来的，它一直都在折磨我的同时鞭策我。回头看，我一生的努力都是在企图把自己从伪劣品变成真货。
在我出生前，我家后门的墙外原来是上海的一条运河，叫肇嘉浜，浜上有许多座桥，我家在枫林桥边。
北洋政府时期，第六混成旅旅长何丰林被任命为淞沪护军使，成为上海最高军政首脑。那时肇嘉浜以北为法租界，以南为中国地区。他到任不久就在邻近的交通路（现平江路）两侧盖起了几栋西式楼房，“护海道尹公署”、“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公署”相继迁入办公。又筹银征地在肇嘉浜以南修建了一条通向沈家浜路（现医学院路）的马路，并在肇嘉浜上建造了一座桥，以何丰林的名字将这一桥一路命名为丰林桥、丰林路，这一带遂为上海华界的政治中心。
1927年奉系张作霖在京成立安国军政府，随后上海特别市市政府成立，市政府就设在交通路旧道署内，年底就将交通路改为市政府路（解放后改为平江路），丰林路改为枫林路;1930年代市政府迁移江湾后，市政府楼和它西面的外交大楼转让给上海军医事业委员会;上海沦陷时期，这里曾为汪伪政府办事机构的一部分，也是一个血腥的屠杀场地;抗战胜利后，这里成为上海医学院的生活区，市政府楼成为上医幼儿园，而外交大楼则为家属院。
我家的地址虽然是平江路170弄，但是附近几条街的人都称我们弄堂为“外交大楼”。弄堂口有两扇大铁门，大门左面的小平房里面，住着一个疯子，他经常围着院子自言自语地疾走，病重的时候，就被绑在他门前一棵大树上吼叫挣扎，令我胆颤心惊。
原来十栋房子住十户人家，“文革”开始后，一下子搬进来好几十家。又过几年，我家的房子里搬进来五户人家。每家每户放在厨房里的酱油、老酒、菜油的瓶子上，都画了线，记录每天用掉多少，别人如果偷用，马上可以察觉。
客厅里搬来一家苏北人——父母、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们经常争吵，还骂脏话，但日子过得生龙活虎。我经常偷看他们的举动，偷听他们的对话，偷闻他们厨房里的味道。有一次，他们一下子煮了好几锅黄豆。我心想，这么多，吃不完馊了多可惜啊。这些黄豆的命运，变成了我在那几个礼拜最关注的事情。接下来，它们被碾碎，拌了佐料，又被装进两个开水烫过的坛子里。然后，好些天都没有黄豆的踪影，我心里充满疑惑。终于有一天，坛子又出现了，里面的黄豆都长了白花花的毛，一股又香又臭的气味充满了整栋房子。他们一家人有说有笑，把黏糊糊的霉黄豆捏成一块块饼，放在竹匾里在花园里晒。后来我从他们家小女儿那儿打听出来，他们原来是在酿制鲜酱油。
饭厅里搬进一家三口，进门出门、烧饭上厕所都低着头。没人知道他们的姓名或者职业，没人看见过他们的眼睛或听见过他们说话，就连小毛头都似乎没有哭声。后来他们家一个崇明阿婆也搬了进来，在厨房里带孩子，我总是看见她把饭菜放在嘴里嚼得很烂，再吐出来放到小毛头的嘴里，觉得她不懂卫生。 每天早上六点，我们穿着剧团发给我们的棉布灯笼裤，开始在空地上七倒八歪地踢腿、伸腰、展臂做形体训练，然后摸住腹腔咿咿呀呀大声开嗓门，找丹田共鸣。记得有一个老师跟我们说，大笑的时候用的就是丹田气，我们可以用大笑来感受横膈膜的位置，那天空地上此起彼伏都是我们疯狂的笑声。晨练后，我们到食堂吃早饭，饭后开始正式上课。我们当中有两三个农场文工团唱歌跳舞的，但是大多数是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文艺表演的，普通话都说得很勉强，更别说用丹田气了。排练小品的时候，男生女生都不好意思对视，只好互相看着额头或鼻子。
我们这批叫床头柜“夜壶箱”的上海人，分不清平舌翘舌、前鼻音后鼻音，更搞不懂儿化韵。对于郊区的同学，f和h的音也常常混淆。当时的台词老师有林臻和乔琪，他们油印了手抄的绕口令教我们——
学好声韵辨四声，阴阳上去要分明。
部位方法须找准，开齐合撮属口形。
双唇班报必百波，舌尖当地斗点丁;
舌根高狗工耕故，舌面积结教坚精;
翘舌主争真志照，平舌资则早在增。
擦音发翻飞分复，送气查柴产彻称。
合口呼午枯胡古，开口河坡歌安争;
嘴撮虚学寻徐剧，齐齿衣优摇业英。
前鼻恩因烟弯稳，后鼻昂迎中拥生。
咬紧字头归字尾，不难达到纯和清。
老师说，这条绕口令是发音的要领口诀。“咬紧字头归字尾”就是要我们牢记吐字归音这一最重要原则。我们便每天念几十遍、一百遍，练到舌头发硬。以至于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能将它倒背如流。
林老师很耐心，他针对上海郊区农村来的同学的问题，自己编写了一条绕口令——
杜五虎，无父母，五虎诉苦不孤独。
杜五虎，入互助，不入互助无出路。
老师请一位宝山来的同学站起来念这条绕口令，他一出口就成了：杜五腐，无户母。
为了加快我们普通话的熟练程度，老师要求我们在平时生活中也不说上海话，这让我们很不习惯，甚至到食堂打饭也成了一件令人焦灼的事情。我们拿着饭盒排队，心里暗暗把小黑板上的菜名翻译成普通话，有时候吃不准发音，就会跟后面同学说，你先买。食堂的大厨是一位姓余的导演，做完饭，他就在窗口为我们打饭，有时剧团的其他演员也轮流来食堂劳动。我们打饭就像见考官，当我们把炒茭白说成“草高白”，把一两粥说成“一两猪”，把番茄炒蛋说成“番茄炒痰”的时候，他们会纠正我们。大家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这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前途。但每次发生这样的事，我们还是忍不住要笑到弯腰。
当然，对前途最至关重要的并不是普通话，而是思想意识。我们每天批判名利思想，强调艰苦朴素，抵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负责我们思想意识的老师姓王，是个善良的“老左”，经常找同学谈心。但众所周知，被王老师找去谈心，就意味着思想意识出现了问题。有一次，一位姓朱的女生，在两用衫里面穿了领口有蝴蝶结的衬衣，王老师见后便找她谈心，跟她说，小朱啊，你里面怎么穿了这样的衣服？你可是共产党员，这件衣服不符合你的身份啊。女同学搪塞说，这是睡衣，我没来得及换下来。王老师也不戳穿她，只是语重心长地说，这个地方是个大染缸啊，你以后要注意啊。那以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那件漂亮的衬衣了。还有一个姓程的男同学，从家里带来一双锃亮的新皮鞋，跟上还钉了金属，走起路来很响亮。我们跟他说，这鞋你也敢穿啊？王老师要找你谈心喽。他说，王老师问起皮鞋的话，我就告诉她皮鞋是我弟弟工厂发的工作鞋。那天，王老师低头看了一眼男同学的皮鞋后，抬眼用失望的口气跟他说，小程啊，我们好久没有学习啦。男同学立刻语塞。王老师走开后，他气急败坏地跟我们说，册那，她不问我鞋，只说好久没有学习啦，我没办法回答了。
我因为年龄最小，所有人都不把我当回事，所以有点逍遥法外。记得姥姥曾经来剧团找王老师，了解我在培训班的情况。王老师说，剧团对“小陈冲”挺满意的，唯一的问题就是交友不慎，跟闵安琪太要好了，她思想作风不正，不是一个好榜样。对于这一批评，我只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我想，反正闵安琪不是阶级敌人，我不用划清界限。
那段时候，我跟闵安琪形影不离，就连星期天回家都想拉上她一起。我总是用食物勾引她，说，我家里有白砂糖番茄，或者，家里有酒酿。
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俩想逃离课堂出去自由一下，便自告奋勇踏黄鱼车去厂里拉冷饮回剧团。黄鱼车是当年最常见的人力三轮拉货车，她和我在那之前都没有骑过。剧团和上影厂大概五六站公车的路程，闵安琪先从大木桥路歪歪扭扭地骑到了徐家汇，我说我来换你吧。没想到我一上车龙头就歪了，直冲着马路当中一辆42路汽车撞去。黄鱼车一路失控，我还一路在哈哈大笑，结果被42路车的司机大骂一通，“小赤佬不要命啦！寻死啊？”
王老师只跟我谈过一次心，是让我不要跟男同学疯疯癫癫。她再三跟我强调，这种表现如果不及时纠正的话，将会导致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其实，我只是爱跟每个愿意打球的男同学打乒乓，总是打得不亦乐乎，满脸通红。同学们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小番茄”。那是我一辈子最无忧无虑和开心的时候，既不用做家务，也不用做功课，还有一群大男孩跟我玩。
那時我们差不多一星期才洗一次澡，我整天打球，总是汗淋淋的，头发也甩得乱七八糟。有一天，一位喜欢我的同学看见我邋里邋遢的样子，提醒我说，不小了，以后你要注意个人卫生。他的话非但没让我难堪，反而让我觉得受到关爱，很温暖。我在这儿就叫这位同学M吧。M长得十分英俊，心底也很善良细腻。那时我情窦初开，跟他在一起心里就非常甜蜜。
最近几个月来，美国的疫情越来越严重，我趁宅在家里，整理了一下当年的旧照片。我看到跟M一起的照片，便发信问候。我们聊了一些同学们的近况、互相的家庭和新冠疫情。我突然好奇，问他，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我有好感的？他突然不好意思，说，哎，我俩的事啊。我心想，是啊，我俩，那是多遥远的过去啊。他说，我这儿还留着好几封你写给我的信呢，等下次见面还给你。我有些惊讶，居然完全忘记了给他写信的事。又觉得感激，他还留着它们。停顿了一会儿后，他说，记得《欢腾的小凉河》吗？我想起来了，那是我们刚进培训班不久，老师说厂里有个摄制组需要群众演员，我们可以去参与拍摄，得到宝贵的现场经验。那天我们演的第一个镜头，脸上需要有兴奋和激动的反应。摄影机横移划过我们的时候，摄影师说，这个小孩脸上还蛮有戏的。我兴奋激动的表情就更真实了。 那天舞台背后另一出更触目惊心的戏，发生在演出之后。在党中央拨乱反正的号召下，上影组织了几次“三大讲”会议。我平时打乒乓球的那间房里，摆了一排排长凳，剧团里在“文革”中迫害过别人和被迫害的人，都面对面坐下，“讲清楚”过往的恩怨。那些颤抖的、声嘶力竭的、哽咽的声音，诉说着曾经发生在同事间的互相揭发、诬陷、暴力和无奈。当演员穆虹的爱人描述她丈夫是怎样被活活打死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只有坐在她对面的打手双手捂住自己的脸，眼泪像滂沱的雨水那样在指缝里留下来，滴到地上。尤其难忘的是个别被迫害者——或者心有余悸，或者不愿参与“报复”，或者明白“讲清楚”在本质上是徒劳的——坚持沉默，散会时他们的凳前总是一堆烟头。我们的老师中有不少人遭受过殴打，其中孙景璐老师因承受不住企图自杀，被送到医院抢救回来。人与人之间脸皮全撕掉，伤疤全揭开，培训班的同学们听得目瞪口呆。那些以前在我们眼里虚焦的喝茶、看报、下棋、织毛衣的人突然有了焦点，变得鲜活、立体、复杂起来。
“四人帮”倒台后不久，谢晋导演请我去主演他的电影《青春》。谢导之前来过我们培训班一次，好像是为了他的另外一部电影找女主角。班上的女同学都为他演了小品，但是老师们觉得我太小了不合适，所以没有参与小品演出。没想到谢晋导演留心到了坐在台下的我。进组后我发现，《青春》的摄影师沈西林也是之前《欢腾的小凉河》的那个摄影师，他那天也留心到了我。
那个年代拍戏周期长，一部电影可以拍上十个月一年，有足够的时间去体验生活和排练。开拍前，我们演员组在宁波东海舰队待了一个月，每天夹在一群女兵当中在东钱湖边操练，完后到食堂用巨大的钢勺盛饭盛菜，尽情地吃。吃完午饭，谢导就拿出那天新写的小品，为我和张瑜排练。我害怕排练，害怕谢晋导演，总觉得他会在开拍前觉悟过来，发现我不可调教，不要我了。那年夏天很热，谢导总是穿着一件白衬衣或者白汗衫。他工作的时候十分忘我，完全不知道他的衣服已经汗透。心情好的时候，他会在排练结束后顺手拧干滴着汗的下摆，开玩笑说，我每天喝上好的白酒，出的汗吃下去可以治病的，你们要不要。
拍摄期间，张瑜、余平和我三个人同住一间简陋的平房。厕所离我们的房间很远，需要走过一块泥地。厕所就是一长条蹲坑，蹲在那里能看到下面又肥又白的蛆在屎堆里拱。刚到不久的一个雨夜，我去上厕所。路过那片没有路灯的泥泞地，我非常害怕。一走到厕所我就滑了一跤，差点没掉进去。第二天到食堂吃饭的时候，我把桌上盛粥盛汤的搪瓷小脸盆偷了回去，洗干净后搁在床底下，晚上不用再去厕所了。
也许是因为那时的胶片相对人和时间更为昂贵吧，我们是隔天拍戏。第一天技术掌握，第二天实际拍摄。技术掌握的时候，我们把要拍的内容——演员的台词和走位、摄影机的位置和运动、灯光的数量和布置——都仔细排演一遍。拍摄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按照头天的计划，很少有即兴的发挥。
那时的胶片感光度差，需要打很亮的灯光。记忆中照明组好像是摄制組里最庞大的部门，有好几辆大卡车。每天工作结束后，我总是躺在照明组卡车的大卷黑色电线上，一路睡回招待所。也许是缺乏安全感，我跟导演组或演员组的人在一起，总是觉得有压力，害怕被审视和评定。所以我总是跟照明组的人在一起，自由自在，还有些被宠爱的感觉。有时候，路边有卖农产品的摊子，卡车就会停下来，我和几个照明师傅就跳下车去买炒花生、炒黄豆吃。有一天，我们看到一个老乡在卖老母鸡，就下车跟他讨价还价，但是扯了好久还谈不拢。我偷偷从口袋里拿出一盒万金油，趁老乡不注意，抹到了鸡的眼睛上。老母鸡开始抖动它的头，发出奇怪的声音。老乡看到后有点纳闷，不知这鸡突然得了什么病，马上同意把它便宜卖给我们。我们高兴得一路嘻嘻哈哈，到招待所马上开始杀鸡、拔毛、炖汤。两小时后，我们每人盛了一大碗，吃了一口才发现，万金油的气味还在，这锅汤根本没法喝。*
《青春》上映以后，我一夜成名，被邀请到各学校和少年团体去做讲座，让我父母非常担忧。正巧那一年，停止了十年的高考终于恢复。家里决定我必须复习功课，奔赴考场。母亲跟我说，演电影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演员不是终身职业。她希望我能学医。她还问我，你想做电影厂里中等好看的，还是科学院里最好看的人？但是我读小学的时候正遇上“文革”，基本没学到什么文化，中学又只上了几个月，数理化水平离同龄人太远，要报考医学院是不可能的事。父母、姥姥商量下来，决定我应该报考文科。我那些年没有中断跟着无线电学习英文，考外语学院就成了我唯一的优势了。
右一为作者
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天，培训班院子里的树叶和叶草纹丝不动，小湖里还滋生出好多蚊子，我打着扇子，点了蚊香，坐在桌前学习。总是M，拿着一只热水瓶，里面盛了冰凉的酸梅汤，给我送来。那是多么甜蜜的慰藉。我边喝冷饮边小歇一下，跟他诉说自己的不自信。他说，你这么用功，上帝一定会保佑你的。说来也奇怪，我们经常提到“上帝”和“命运”这样的字眼。我那时还不知道，M已经开始渐渐地成为一名虔诚的信奉者。
有一次，在复习了一天以后，M、闵安琪、我，还有另外一位同学，坐在我们女生宿舍前聊到深夜。印象中那天大院里好像只剩我们四个人，远处几间平房的窗户都是暗的，到处一片漆黑。我们宿舍外的木头电线杆有点歪斜，灯罩把灯光聚成一个黄色的圆圈，笼罩着我们四个。我不记得那晚我们具体说了什么，只记得我们不是在说笑，而是在交流思想。那份信任和知心的酣畅，是日后很少再有的。
高考的那个星期，我搬回家里住，姥姥每天为我蒸状元蛋，那是用鲜鸡蛋、咸蛋和肉糜做的炖蛋。姥姥从来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但她坚持说这个状元蛋很灵的，在她自己身上、在她女儿身上都得到过验证，我吃了一定考得上。那时的物质生活还是很贫乏的，状元蛋是极其奢侈的食物，每天吃了去考场，我感到非常满足、温暖和笃定。记得在我高考前两年，哥哥要参加一场全国划船比赛，前三名的运动员可以留在上海队。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排名前三才可以避免到农村插队落户。赛前晚上哥哥很紧张，姥姥见了就从壁橱里找出一根一寸长的高丽红参，跟他说，这个很灵的，以前我弟弟打仗开战斗机几天没觉睡，就靠咬着高丽红参活了命。明天你把它咬在腮帮子里，你就会超出你以前的速度。哥哥果然在那场比赛中超出了自己过去的最佳成绩，进入了前三名。在我和哥哥准备背水一战的焦灼时刻，姥姥那么不动声色，那么巧妙地赋予了我们一种神秘的信念。 奇迹般地，我真的考取了上海外国语学院。我的相册里，保存了一张去上外之前的照片，我捧着一大堆同学们送给我的纪念礼物，抬头看着照相的人。礼物大多数是在扉页上留了言的笔记本，这是那个时代最时兴的临别礼品，寄托了两年多来同学之间的情谊。
到上外报道那天，好多同学都去送我，每人手上拎着一点行李：被子、枕头、垫被、蚊帐、脸盆、热水瓶、箱子，浩浩荡荡的一群浓眉大眼的“一号人物”，吸引了全校师生的目光。我好骄傲啊，别人最多只有一家人，而我像一只森林里傲慢的狼，有我的群。同学们放下行李离去的时候，我心好痛，不只是离别友人的伤感，而是预感到我们将要真正意义上地分道扬镳，各自奔向完全不同的未来。
陈冲致闵安琪，一九七八年月日
闵安琪：
你好！进学校才两天，可我觉得已经有几个月了似的，我特别、特别地想你们！！！这是用不着再花时间和脑子去描写的。如果一百个惊叹号能表达这个程度，我也是不会偷懒的，只是它们还远远不能。进了学校，一切都是陌生的：同学、校舍、床、桌子、课堂、饭堂……新同学谈论的是和过去我所熟悉的一切截然不同的，人物关系完全变了，每天要和新的同学找话头谈两句，其他就不说什么了。说什么呢？谈某某电影？谈某某演员的表演？还是骂剧团不好？废话！总之，在剧团我过惯了松散的生活，经常空谈学习、工作、前途，还自以为是地认为我每天都学习过，挺紧张的。所以一进学校，对学校这种有压力的、非常紧张的生活极不习惯。但是我会习惯的，肯定会的。我也不指望和同学的关系像培训班那样了，因为我们还是各管各的时间占的比例多，不会有太大的矛盾，也不会像培训班这样，请原谅，除了四个，我想不出能足够达意的词，反正咱们有共鸣，不写更好。
我们星期一开始正式上课，这两天，考试、入学教育等。我留恋培训班和同学们，但在理智上，我更爱这儿的生活，它目前对我这个“演员”来说还很枯燥、单调，但我每天都在紧张地学习，没有在大木桥时候的那种空虚和烦闷。这是两种不同的压力。
昨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培训班的一个个形象都像电影一样出现在我的眼前，有高兴的事，倒霉的事，各种各样的事都成了一种很有趣的回忆。最后在梦里还梦到朱延芹结婚了，要同学们去吃饭，后来戴兆安故意和她开玩笑把饭烧得很烂、很烂，像稀饭似的，后来小毛不知怎么变成了阿刘，他觉得这样在客人面前“坍招势”，气跑了。还梦见许多怪事也不多讲了，多讲就成废话了。
我现在其实不应该给你写信的，因为我在开会，被老师看见了很不好，但我怎么也忍不住。原来你在厂里，我在剧团，也并不是每天见面，不过那时候，我觉得要见面很容易。现在不同了，我也许很久不会来厂里了，一是时间紧，二是昨天订了法则六天内不准回家，三是我是外头人了，说不定连门房都会拦我的。
等我苦修四年吧！那时候再见面那该多有劲啊！你什么时候出外景呢？一定要给我来信，告诉我你的情况，还有大英的情况。
好了，我还有很多很多的话没说，如果你能想像得出我要说什么，那么你想像一下吧！
有机会碰见同学们的话，告诉他们我很想他们，并祝他们运气好！
你的好朋友
陈冲
（地址下封信告诉你，现在不知道，
来信可寄家里）
陈冲致闵安琪和培训班同学，一九七八年月日
闵老兄并培训班的其他老兄：
你们好！那是我前几天给老闵写的信，后来我觉得那封信很没什么意思。这两天我觉得习惯多了，经过了两次考试我们分了班。是这样的：1班到10班是基础班，从头一册教本学起。11班是高班从第三册开始，这里头都是些外院附中的畢业生和外院培训班的毕业生。12、13班算中班，从第二册上起。我是12班的，老师认为我的口语很有发展，语法还不够严格。昨天我们搬了家，我现在住到二楼了，屋子比较亮，也干净了。
学校发给我们每人一个耳机，插上后听电化大楼发出的外语教材，还发了借书证，有图书馆和阅览室，学习条件很好，图书馆里那么多书，我真不知先看哪本是好。我们这儿也经常有电影看，今天放《江姐》《东港》我都不愿去看，省得引起联想，外语电影（不是原版故事片）也常有。
我现在经常这样，当我走进教室的时候，会突然想起现在同学们也许正在走进剧团的“山洞”。当我吃饭的时候，经常想起，也许现在同学们都在我们的“小天地”吃饭，也许他们也在想，现在陈冲在干啥，也许不……
培训班有劲的生活，是可留恋的，培训班的同学们是叫人想念的，还有电影厂的外国电影也是有极大吸引力的，只有一个真的已经离开了的人，才知道这一切。
现在那一切都已经不存在了，我已经完全离开了那里的生活。但是一个新的生活马上就填补上来了，朝气蓬勃的，我想像我们青年人应有的紧张的生活，马上就填补了空白。一个多星期过去了，我渐渐觉得，这枯燥的生活变得可爱了。我们同学之间很明显地都会进行比赛，争上游，但我们目前的关系还是很单纯的，所以，我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有议论任何人与事，没有参加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有谈论“伟大”、“正直”、“卑鄙”……这些慷慨激昂的词了。我觉得我或多或少地有一点变了。
在培训班的时候，同学们经常说起“命运”、“命中注定”，不知是受影响还是什么，我以前也常常这样想。但是现在我认为，只有在一个生活毫无寄托的时候才这样想。有时候，有些事情明明是通过努力可以争取到的，却不争取，欺骗了自己，说是“命中注定”。
上次送我在我家，同学们讲，他们绝不求谁去演个戏，但他们心里是想演戏的，我敢肯定，只是都很有志气。使我想起《罗马之战》里那些有志气、勇敢的勇士们却因为太诚实、没诡计而失败了。有时候，目的是正义的，或者很普通，或者很伟大的，但是却要通过那种途径。反正我也不太懂，只想了这些。
问同学们好！
再见！
陈冲
（你的黑夹子忘在我家了）
有一日，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形下，我突然回到了一片未曾被自己过多调用过的记忆，有些只是模糊的印象，也有些清晰犹如昨天。我企图把它们写下来，或许人们能看到我在枕头上留下来的那个凹印。
我从小脸皮薄，羞于在人前流露感情，还惧怕人群，不是一块演戏的料。如果在我十四岁的时候，上影厂的武珍年导演没有偶然地出现，我今天会在哪里？
不过仔细回忆起来，在看了电影《春苗》之后，我跑到母亲大衣柜的镜子前，对着镜子模仿李秀明说电影里的台词。也许那份莫名的冲动，就是我未来乐章的第一个音符。
每个星期天我们一家都会到奶奶爷爷家吃午饭，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星期天，上影厂的武珍年导演通过我姑姑的一位朋友，来奶奶家看我。在那之前，她见到过一张父亲为我照的相片。印象里她没跟我多说什么，也没有留下吃饭就走了。几天后她通知我去上影厂面试，不过那时还没有面试这个讲法。武导演只是说，去厂里让其他人也见见你吧。
记得那是穿薄外套的季节，上海人称“两用衫”，就是春秋两用的衣服。我一共有两件两用衫，一件军装，还有一件淡色带粉红花的娃娃衫。在去上影厂之前，母亲、姥姥和我反复讨论了两件衣服的利弊：军装精神，但是左上臂被钉子勾破打了补丁;娃娃衫可爱，但是缺乏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风格。最后决定“不爱红装爱武装”。
到上影厂后我被领到一间办公室，里面站着、坐着有五六个大概是副导演的人。我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审视过，但是勇敢地抬头看着他们。初生牛犊不怕虎也许就是我那副样子吧。其中一位问，有什么可以为我们表演的吗？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却把我问住了。小学期间我是学习委员，课余爱好是打乒乓;中学我是射击队的运动员，还负责出黑板报，实在没有可以拉出来就表演的文艺节目。尴尬了一会儿后，我说，我为你们背诵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吧。周围的人也许有点吃惊，都没反应。我又加上一句，用英文。不知道这个想法是怎么出现在我脑子里的，没等他们回答，我就朗朗地开始了。那时我和母亲每天准时开无线电听英语课程广播，《为人民服务》也是那样学了以后背下来的，我非常引以为豪。我无法想像在场的人对我的表演是怎么想的，我只知道我就这样被选中去演电影《井冈山》里的小游击队员。
摄制组到共青中学去借调我的时候，副导演和制片主任顺便看了看学校的其他女同学。老师为他们推荐了学校讲故事组的一位同学，她有很大的眼睛，上面长了浓密的睫毛，还会说一口比较标准的普通话。我突然觉得受到威胁，失去自信。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职业给我造成的自卑感。我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是伪劣品。或许，这份不安全感是与生俱来的，它一直都在折磨我的同时鞭策我。回头看，我一生的努力都是在企图把自己从伪劣品变成真货。
*
在我出生前，我家后门的墙外原来是上海的一条运河，叫肇嘉浜，浜上有许多座桥，我家在枫林桥边。
北洋政府时期，第六混成旅旅长何丰林被任命为淞沪护军使，成为上海最高军政首脑。那时肇嘉浜以北为法租界，以南为中国地区。他到任不久就在邻近的交通路（现平江路）两侧盖起了几栋西式楼房，“护海道尹公署”、“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公署”相继迁入办公。又筹银征地在肇嘉浜以南修建了一条通向沈家浜路（现医学院路）的马路，并在肇嘉浜上建造了一座桥，以何丰林的名字将这一桥一路命名为丰林桥、丰林路，这一带遂为上海华界的政治中心。
1927年奉系张作霖在京成立安国军政府，随后上海特别市市政府成立，市政府就设在交通路旧道署内，年底就将交通路改为市政府路（解放后改为平江路），丰林路改为枫林路;1930年代市政府迁移江湾后，市政府楼和它西面的外交大楼转让给上海军医事业委员会;上海沦陷时期，这里曾为汪伪政府办事机构的一部分，也是一个血腥的屠杀场地;抗战胜利后，这里成为上海医学院的生活区，市政府楼成为上医幼儿园，而外交大楼则为家属院。
我家的地址虽然是平江路170弄，但是附近几条街的人都称我们弄堂为“外交大楼”。弄堂口有两扇大铁门，大门左面的小平房里面，住着一个疯子，他经常围着院子自言自语地疾走，病重的时候，就被绑在他门前一棵大树上吼叫挣扎，令我胆颤心惊。
原来十栋房子住十户人家，“文革”开始后，一下子搬进来好几十家。又过几年，我家的房子里搬进来五户人家。每家每户放在厨房里的酱油、老酒、菜油的瓶子上，都画了线，记录每天用掉多少，别人如果偷用，马上可以察觉。
客厅里搬来一家苏北人——父母、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们经常争吵，还骂脏话，但日子过得生龙活虎。我经常偷看他们的举动，偷听他们的对话，偷闻他们厨房里的味道。有一次，他们一下子煮了好几锅黄豆。我心想，这么多，吃不完馊了多可惜啊。这些黄豆的命运，变成了我在那几个礼拜最关注的事情。接下来，它们被碾碎，拌了佐料，又被装进两个开水烫过的坛子里。然后，好些天都没有黄豆的踪影，我心里充满疑惑。终于有一天，坛子又出现了，里面的黄豆都长了白花花的毛，一股又香又臭的气味充满了整栋房子。他们一家人有说有笑，把黏糊糊的霉黄豆捏成一块块饼，放在竹匾里在花园里晒。后来我从他们家小女儿那儿打听出来，他们原来是在酿制鲜酱油。
饭厅里搬进一家三口，进门出门、烧饭上厕所都低着头。没人知道他们的姓名或者职业，没人看见过他们的眼睛或听见过他们说话，就连小毛头都似乎没有哭声。后来他们家一个崇明阿婆也搬了进来，在厨房里带孩子，我总是看见她把饭菜放在嘴里嚼得很烂，再吐出来放到小毛头的嘴里，觉得她不懂卫生。 每天早上六点，我们穿着剧团发给我们的棉布灯笼裤，开始在空地上七倒八歪地踢腿、伸腰、展臂做形体训练，然后摸住腹腔咿咿呀呀大声开嗓门，找丹田共鸣。记得有一个老师跟我们说，大笑的时候用的就是丹田气，我们可以用大笑来感受横膈膜的位置，那天空地上此起彼伏都是我们疯狂的笑声。晨练后，我们到食堂吃早饭，饭后开始正式上课。我们当中有两三个农场文工团唱歌跳舞的，但是大多数是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文艺表演的，普通话都说得很勉强，更别说用丹田气了。排练小品的时候，男生女生都不好意思对视，只好互相看着额头或鼻子。
我们这批叫床头柜“夜壶箱”的上海人，分不清平舌翘舌、前鼻音后鼻音，更搞不懂儿化韵。对于郊区的同学，f和h的音也常常混淆。当时的台词老师有林臻和乔琪，他们油印了手抄的绕口令教我们——
学好声韵辨四声，阴阳上去要分明。
部位方法须找准，开齐合撮属口形。
双唇班报必百波，舌尖当地斗点丁;
舌根高狗工耕故，舌面积结教坚精;
翘舌主争真志照，平舌资则早在增。
擦音发翻飞分复，送气查柴产彻称。
合口呼午枯胡古，开口河坡歌安争;
嘴撮虚学寻徐剧，齐齿衣优摇业英。
前鼻恩因烟弯稳，后鼻昂迎中拥生。
咬紧字头归字尾，不难达到纯和清。
老师说，这条绕口令是发音的要领口诀。“咬紧字头归字尾”就是要我们牢记吐字归音这一最重要原则。我们便每天念几十遍、一百遍，练到舌头发硬。以至于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能将它倒背如流。
林老师很耐心，他针对上海郊区农村来的同学的问题，自己编写了一条绕口令——
杜五虎，无父母，五虎诉苦不孤独。
杜五虎，入互助，不入互助无出路。
老师请一位宝山来的同学站起来念这条绕口令，他一出口就成了：杜五腐，无户母。
为了加快我们普通话的熟练程度，老师要求我们在平时生活中也不说上海话，这让我们很不习惯，甚至到食堂打饭也成了一件令人焦灼的事情。我们拿着饭盒排队，心里暗暗把小黑板上的菜名翻译成普通话，有时候吃不准发音，就会跟后面同学说，你先买。食堂的大厨是一位姓余的导演，做完饭，他就在窗口为我们打饭，有时剧团的其他演员也轮流来食堂劳动。我们打饭就像见考官，当我们把炒茭白说成“草高白”，把一两粥说成“一两猪”，把番茄炒蛋说成“番茄炒痰”的时候，他们会纠正我们。大家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这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前途。但每次发生这样的事，我们还是忍不住要笑到弯腰。
当然，对前途最至关重要的并不是普通话，而是思想意识。我们每天批判名利思想，强调艰苦朴素，抵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负责我们思想意识的老师姓王，是个善良的“老左”，经常找同学谈心。但众所周知，被王老师找去谈心，就意味着思想意识出现了问题。有一次，一位姓朱的女生，在两用衫里面穿了领口有蝴蝶结的衬衣，王老师见后便找她谈心，跟她说，小朱啊，你里面怎么穿了这样的衣服？你可是共产党员，这件衣服不符合你的身份啊。女同学搪塞说，这是睡衣，我没来得及换下来。王老师也不戳穿她，只是语重心长地说，这个地方是个大染缸啊，你以后要注意啊。那以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那件漂亮的衬衣了。还有一个姓程的男同学，从家里带来一双锃亮的新皮鞋，跟上还钉了金属，走起路来很响亮。我们跟他说，这鞋你也敢穿啊？王老师要找你谈心喽。他说，王老师问起皮鞋的话，我就告诉她皮鞋是我弟弟工厂发的工作鞋。那天，王老师低头看了一眼男同学的皮鞋后，抬眼用失望的口气跟他说，小程啊，我们好久没有学习啦。男同学立刻语塞。王老师走开后，他气急败坏地跟我们说，册那，她不问我鞋，只说好久没有学习啦，我没办法回答了。
我因为年龄最小，所有人都不把我当回事，所以有点逍遥法外。记得姥姥曾经来剧团找王老师，了解我在培训班的情况。王老师说，剧团对“小陈冲”挺满意的，唯一的问题就是交友不慎，跟闵安琪太要好了，她思想作风不正，不是一个好榜样。对于这一批评，我只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我想，反正闵安琪不是阶级敌人，我不用划清界限。
那段时候，我跟闵安琪形影不离，就连星期天回家都想拉上她一起。我总是用食物勾引她，说，我家里有白砂糖番茄，或者，家里有酒酿。
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俩想逃离课堂出去自由一下，便自告奋勇踏黄鱼车去厂里拉冷饮回剧团。黄鱼车是当年最常见的人力三轮拉货车，她和我在那之前都没有骑过。剧团和上影厂大概五六站公车的路程，闵安琪先从大木桥路歪歪扭扭地骑到了徐家汇，我说我来换你吧。没想到我一上车龙头就歪了，直冲着马路当中一辆42路汽车撞去。黄鱼车一路失控，我还一路在哈哈大笑，结果被42路车的司机大骂一通，“小赤佬不要命啦！寻死啊？”
王老师只跟我谈过一次心，是让我不要跟男同学疯疯癫癫。她再三跟我强调，这种表现如果不及时纠正的话，将会导致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其实，我只是爱跟每个愿意打球的男同学打乒乓，总是打得不亦乐乎，满脸通红。同学们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小番茄”。那是我一辈子最无忧无虑和开心的时候，既不用做家务，也不用做功课，还有一群大男孩跟我玩。
那時我们差不多一星期才洗一次澡，我整天打球，总是汗淋淋的，头发也甩得乱七八糟。有一天，一位喜欢我的同学看见我邋里邋遢的样子，提醒我说，不小了，以后你要注意个人卫生。他的话非但没让我难堪，反而让我觉得受到关爱，很温暖。我在这儿就叫这位同学M吧。M长得十分英俊，心底也很善良细腻。那时我情窦初开，跟他在一起心里就非常甜蜜。
最近几个月来，美国的疫情越来越严重，我趁宅在家里，整理了一下当年的旧照片。我看到跟M一起的照片，便发信问候。我们聊了一些同学们的近况、互相的家庭和新冠疫情。我突然好奇，问他，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我有好感的？他突然不好意思，说，哎，我俩的事啊。我心想，是啊，我俩，那是多遥远的过去啊。他说，我这儿还留着好几封你写给我的信呢，等下次见面还给你。我有些惊讶，居然完全忘记了给他写信的事。又觉得感激，他还留着它们。停顿了一会儿后，他说，记得《欢腾的小凉河》吗？我想起来了，那是我们刚进培训班不久，老师说厂里有个摄制组需要群众演员，我们可以去参与拍摄，得到宝贵的现场经验。那天我们演的第一个镜头，脸上需要有兴奋和激动的反应。摄影机横移划过我们的时候，摄影师说，这个小孩脸上还蛮有戏的。我兴奋激动的表情就更真实了。 那天舞台背后另一出更触目惊心的戏，发生在演出之后。在党中央拨乱反正的号召下，上影组织了几次“三大讲”会议。我平时打乒乓球的那间房里，摆了一排排长凳，剧团里在“文革”中迫害过别人和被迫害的人，都面对面坐下，“讲清楚”过往的恩怨。那些颤抖的、声嘶力竭的、哽咽的声音，诉说着曾经发生在同事间的互相揭发、诬陷、暴力和无奈。当演员穆虹的爱人描述她丈夫是怎样被活活打死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只有坐在她对面的打手双手捂住自己的脸，眼泪像滂沱的雨水那样在指缝里留下来，滴到地上。尤其难忘的是个别被迫害者——或者心有余悸，或者不愿参与“报复”，或者明白“讲清楚”在本质上是徒劳的——坚持沉默，散会时他们的凳前总是一堆烟头。我们的老师中有不少人遭受过殴打，其中孙景璐老师因承受不住企图自杀，被送到医院抢救回来。人与人之间脸皮全撕掉，伤疤全揭开，培训班的同学们听得目瞪口呆。那些以前在我们眼里虚焦的喝茶、看报、下棋、织毛衣的人突然有了焦点，变得鲜活、立体、复杂起来。
*
“四人帮”倒台后不久，谢晋导演请我去主演他的电影《青春》。谢导之前来过我们培训班一次，好像是为了他的另外一部电影找女主角。班上的女同学都为他演了小品，但是老师们觉得我太小了不合适，所以没有参与小品演出。没想到谢晋导演留心到了坐在台下的我。进组后我发现，《青春》的摄影师沈西林也是之前《欢腾的小凉河》的那个摄影师，他那天也留心到了我。
那个年代拍戏周期长，一部电影可以拍上十个月一年，有足够的时间去体验生活和排练。开拍前，我们演员组在宁波东海舰队待了一个月，每天夹在一群女兵当中在东钱湖边操练，完后到食堂用巨大的钢勺盛饭盛菜，尽情地吃。吃完午饭，谢导就拿出那天新写的小品，为我和张瑜排练。我害怕排练，害怕谢晋导演，总觉得他会在开拍前觉悟过来，发现我不可调教，不要我了。那年夏天很热，谢导总是穿着一件白衬衣或者白汗衫。他工作的时候十分忘我，完全不知道他的衣服已经汗透。心情好的时候，他会在排练结束后顺手拧干滴着汗的下摆，开玩笑说，我每天喝上好的白酒，出的汗吃下去可以治病的，你们要不要。
拍摄期间，张瑜、余平和我三个人同住一间简陋的平房。厕所离我们的房间很远，需要走过一块泥地。厕所就是一长条蹲坑，蹲在那里能看到下面又肥又白的蛆在屎堆里拱。刚到不久的一个雨夜，我去上厕所。路过那片没有路灯的泥泞地，我非常害怕。一走到厕所我就滑了一跤，差点没掉进去。第二天到食堂吃饭的时候，我把桌上盛粥盛汤的搪瓷小脸盆偷了回去，洗干净后搁在床底下，晚上不用再去厕所了。
也许是因为那时的胶片相对人和时间更为昂贵吧，我们是隔天拍戏。第一天技术掌握，第二天实际拍摄。技术掌握的时候，我们把要拍的内容——演员的台词和走位、摄影机的位置和运动、灯光的数量和布置——都仔细排演一遍。拍摄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按照头天的计划，很少有即兴的发挥。
那时的胶片感光度差，需要打很亮的灯光。记忆中照明组好像是摄制組里最庞大的部门，有好几辆大卡车。每天工作结束后，我总是躺在照明组卡车的大卷黑色电线上，一路睡回招待所。也许是缺乏安全感，我跟导演组或演员组的人在一起，总是觉得有压力，害怕被审视和评定。所以我总是跟照明组的人在一起，自由自在，还有些被宠爱的感觉。有时候，路边有卖农产品的摊子，卡车就会停下来，我和几个照明师傅就跳下车去买炒花生、炒黄豆吃。有一天，我们看到一个老乡在卖老母鸡，就下车跟他讨价还价，但是扯了好久还谈不拢。我偷偷从口袋里拿出一盒万金油，趁老乡不注意，抹到了鸡的眼睛上。老母鸡开始抖动它的头，发出奇怪的声音。老乡看到后有点纳闷，不知这鸡突然得了什么病，马上同意把它便宜卖给我们。我们高兴得一路嘻嘻哈哈，到招待所马上开始杀鸡、拔毛、炖汤。两小时后，我们每人盛了一大碗，吃了一口才发现，万金油的气味还在，这锅汤根本没法喝。*
《青春》上映以后，我一夜成名，被邀请到各学校和少年团体去做讲座，让我父母非常担忧。正巧那一年，停止了十年的高考终于恢复。家里决定我必须复习功课，奔赴考场。母亲跟我说，演电影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演员不是终身职业。她希望我能学医。她还问我，你想做电影厂里中等好看的，还是科学院里最好看的人？但是我读小学的时候正遇上“文革”，基本没学到什么文化，中学又只上了几个月，数理化水平离同龄人太远，要报考医学院是不可能的事。父母、姥姥商量下来，决定我应该报考文科。我那些年没有中断跟着无线电学习英文，考外语学院就成了我唯一的优势了。
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天，培训班院子里的树叶和叶草纹丝不动，小湖里还滋生出好多蚊子，我打着扇子，点了蚊香，坐在桌前学习。总是M，拿着一只热水瓶，里面盛了冰凉的酸梅汤，给我送来。那是多么甜蜜的慰藉。我边喝冷饮边小歇一下，跟他诉说自己的不自信。他说，你这么用功，上帝一定会保佑你的。说来也奇怪，我们经常提到“上帝”和“命运”这样的字眼。我那时还不知道，M已经开始渐渐地成为一名虔诚的信奉者。
有一次，在复习了一天以后，M、闵安琪、我，还有另外一位同学，坐在我们女生宿舍前聊到深夜。印象中那天大院里好像只剩我们四个人，远处几间平房的窗户都是暗的，到处一片漆黑。我们宿舍外的木头电线杆有点歪斜，灯罩把灯光聚成一个黄色的圆圈，笼罩着我们四个。我不记得那晚我们具体说了什么，只记得我们不是在说笑，而是在交流思想。那份信任和知心的酣畅，是日后很少再有的。
高考的那个星期，我搬回家里住，姥姥每天为我蒸状元蛋，那是用鲜鸡蛋、咸蛋和肉糜做的炖蛋。姥姥从来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但她坚持说这个状元蛋很灵的，在她自己身上、在她女儿身上都得到过验证，我吃了一定考得上。那时的物质生活还是很贫乏的，状元蛋是极其奢侈的食物，每天吃了去考场，我感到非常满足、温暖和笃定。记得在我高考前两年，哥哥要参加一场全国划船比赛，前三名的运动员可以留在上海队。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排名前三才可以避免到农村插队落户。赛前晚上哥哥很紧张，姥姥见了就从壁橱里找出一根一寸长的高丽红参，跟他说，这个很灵的，以前我弟弟打仗开战斗机几天没觉睡，就靠咬着高丽红参活了命。明天你把它咬在腮帮子里，你就会超出你以前的速度。哥哥果然在那场比赛中超出了自己过去的最佳成绩，进入了前三名。在我和哥哥准备背水一战的焦灼时刻，姥姥那么不动声色，那么巧妙地赋予了我们一种神秘的信念。 奇迹般地，我真的考取了上海外国语学院。我的相册里，保存了一张去上外之前的照片，我捧着一大堆同学们送给我的纪念礼物，抬头看着照相的人。礼物大多数是在扉页上留了言的笔记本，这是那个时代最时兴的临别礼品，寄托了两年多来同学之间的情谊。
到上外报道那天，好多同学都去送我，每人手上拎着一点行李：被子、枕头、垫被、蚊帐、脸盆、热水瓶、箱子，浩浩荡荡的一群浓眉大眼的“一号人物”，吸引了全校师生的目光。我好骄傲啊，别人最多只有一家人，而我像一只森林里傲慢的狼，有我的群。同学们放下行李离去的时候，我心好痛，不只是离别友人的伤感，而是预感到我们将要真正意义上地分道扬镳，各自奔向完全不同的未来。
陈冲致闵安琪，一九七八年月日
闵安琪：
你好！进学校才两天，可我觉得已经有几个月了似的，我特别、特别地想你们！！！这是用不着再花时间和脑子去描写的。如果一百个惊叹号能表达这个程度，我也是不会偷懒的，只是它们还远远不能。进了学校，一切都是陌生的：同学、校舍、床、桌子、课堂、饭堂……新同学谈论的是和过去我所熟悉的一切截然不同的，人物关系完全变了，每天要和新的同学找话头谈两句，其他就不说什么了。说什么呢？谈某某电影？谈某某演员的表演？还是骂剧团不好？废话！总之，在剧团我过惯了松散的生活，经常空谈学习、工作、前途，还自以为是地认为我每天都学习过，挺紧张的。所以一进学校，对学校这种有压力的、非常紧张的生活极不习惯。但是我会习惯的，肯定会的。我也不指望和同学的关系像培训班那样了，因为我们还是各管各的时间占的比例多，不会有太大的矛盾，也不会像培训班这样，请原谅，除了四个，我想不出能足够达意的词，反正咱们有共鸣，不写更好。
我们星期一开始正式上课，这两天，考试、入学教育等。我留恋培训班和同学们，但在理智上，我更爱这儿的生活，它目前对我这个“演员”来说还很枯燥、单调，但我每天都在紧张地学习，没有在大木桥时候的那种空虚和烦闷。这是两种不同的压力。
昨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培训班的一个个形象都像电影一样出现在我的眼前，有高兴的事，倒霉的事，各种各样的事都成了一种很有趣的回忆。最后在梦里还梦到朱延芹结婚了，要同学们去吃饭，后来戴兆安故意和她开玩笑把饭烧得很烂、很烂，像稀饭似的，后来小毛不知怎么变成了阿刘，他觉得这样在客人面前“坍招势”，气跑了。还梦见许多怪事也不多讲了，多讲就成废话了。
我现在其实不应该给你写信的，因为我在开会，被老师看见了很不好，但我怎么也忍不住。原来你在厂里，我在剧团，也并不是每天见面，不过那时候，我觉得要见面很容易。现在不同了，我也许很久不会来厂里了，一是时间紧，二是昨天订了法则六天内不准回家，三是我是外头人了，说不定连门房都会拦我的。
等我苦修四年吧！那时候再见面那该多有劲啊！你什么时候出外景呢？一定要给我来信，告诉我你的情况，还有大英的情况。
好了，我还有很多很多的话没说，如果你能想像得出我要说什么，那么你想像一下吧！
有机会碰见同学们的话，告诉他们我很想他们，并祝他们运气好！
你的好朋友
陈冲
（地址下封信告诉你，现在不知道，
来信可寄家里）
陈冲致闵安琪和培训班同学，一九七八年月日
闵老兄并培训班的其他老兄：
你们好！那是我前几天给老闵写的信，后来我觉得那封信很没什么意思。这两天我觉得习惯多了，经过了两次考试我们分了班。是这样的：1班到10班是基础班，从头一册教本学起。11班是高班从第三册开始，这里头都是些外院附中的畢业生和外院培训班的毕业生。12、13班算中班，从第二册上起。我是12班的，老师认为我的口语很有发展，语法还不够严格。昨天我们搬了家，我现在住到二楼了，屋子比较亮，也干净了。
学校发给我们每人一个耳机，插上后听电化大楼发出的外语教材，还发了借书证，有图书馆和阅览室，学习条件很好，图书馆里那么多书，我真不知先看哪本是好。我们这儿也经常有电影看，今天放《江姐》《东港》我都不愿去看，省得引起联想，外语电影（不是原版故事片）也常有。
我现在经常这样，当我走进教室的时候，会突然想起现在同学们也许正在走进剧团的“山洞”。当我吃饭的时候，经常想起，也许现在同学们都在我们的“小天地”吃饭，也许他们也在想，现在陈冲在干啥，也许不……
培训班有劲的生活，是可留恋的，培训班的同学们是叫人想念的，还有电影厂的外国电影也是有极大吸引力的，只有一个真的已经离开了的人，才知道这一切。
现在那一切都已经不存在了，我已经完全离开了那里的生活。但是一个新的生活马上就填补上来了，朝气蓬勃的，我想像我们青年人应有的紧张的生活，马上就填补了空白。一个多星期过去了，我渐渐觉得，这枯燥的生活变得可爱了。我们同学之间很明显地都会进行比赛，争上游，但我们目前的关系还是很单纯的，所以，我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有议论任何人与事，没有参加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有谈论“伟大”、“正直”、“卑鄙”……这些慷慨激昂的词了。我觉得我或多或少地有一点变了。
在培训班的时候，同学们经常说起“命运”、“命中注定”，不知是受影响还是什么，我以前也常常这样想。但是现在我认为，只有在一个生活毫无寄托的时候才这样想。有时候，有些事情明明是通过努力可以争取到的，却不争取，欺骗了自己，说是“命中注定”。
上次送我在我家，同学们讲，他们绝不求谁去演个戏，但他们心里是想演戏的，我敢肯定，只是都很有志气。使我想起《罗马之战》里那些有志气、勇敢的勇士们却因为太诚实、没诡计而失败了。有时候，目的是正义的，或者很普通，或者很伟大的，但是却要通过那种途径。反正我也不太懂，只想了这些。
问同学们好！
再见！
陈冲
（你的黑夹子忘在我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