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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伟大的企业史学家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在撰写美国企业史时曾经说过：“历史学家早就被企业家吸引，却甚少注意这些企业家所创立的机构以及他们的管理方式和所实现的功能。与此相反，历史学家们一直在争论这些创业的先辈是强盗企业家还是工业政治家即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样的观点读来令人感同身受。
在中国，企业家的角色一直是社会争议的焦点，而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时代，“仇富”与“原罪”是不断被提及的两个名词。作为国内优秀的财经作家之一，吴晓波在创作了畅销书《激荡三十年》后，又将目光投向了更深远的历史深处，2008年底，他又创作了《跌荡一百年》，试图找寻到存在于中国人血液中的商业基因。
在一部电影或电视剧中，最受瞩目的当然是“男一号”，其次是“男二号”，可是却很少有人会关注“男三号”。在几乎所有的关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书籍中，政治家是“男一号”，知识精英是“男二号”，企业家则正是那个“可有可无”的“男三号”。
吴晓波此次记述的，正是这样一群在历史上被嘲笑和漠视的“男三号”。没有人从思想史的高度去审视他们，尽管英国小说家毛姆说“连剃须刀也有其哲学”，可是偏偏中国企业家阶层什么都没有。在各种版本的近现代史书中，他们的故事如一地碎了的瓷片，总是在不经意的暗处毫无价值的寂寞闪光。在乱世之中，企业家似乎总是缺位的，是懦弱的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只是一群等待被勒索的人，是一群见利忘义的人。
这也难怪，因为企业家的生命中绝少有让人怦然心动的激越，他们似乎总是很冷静，不会提口号，总是不怎么讨人欢喜。他们的血液是冷的，他们的灵魂是金色的，他们的愤怒是有成本边际的，即使怒发冲冠，他们也不会去大雨中把栏杆拍遍。中国几千年来所形成的轻商文化，严重地影响了社会对企业家的认知。这在他们与官员及高级知识分子的交往中尤为突出。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甚至扭曲了企业家们对自己的评价与判断，以至于在一些关键时刻，他们总是不能以一个独立的阶层出现。
但真的是这样吗?吴晓波在他的《跌荡一百年中》证明，过去百年间，那一代代乱世中的企业家，竟是如此的英勇。
在那些国运衰竭的时代，他们的未来毫无希望可言，但是他们却从来不乏对国家的热诚。商业上的智慧以及长期的实务浸泡则让他们往往有着比政治家，革命家更为现实的立足与眼光。即便是在最无奈的绝境，他们仍然期望用自己的力量实现进步与和平。他们曾经扮演过进步势力的最坚定的支持者，或者在某些城市，他们一度成为主角，他们有机会改变国家和自己的命运。他们也有软弱的一面，在某些重要的历史时刻，他们做出了完全错误的选择，从而把自己的命运带入了泥潭。他们始终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与强大的政府机器的关系。
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些名字：范旭东，正是他研制出了精盐，让中国人摆脱了“食土民族”的耻辱；虞洽卿，正是他的“沉船”，打破了日本军部“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穆藕初，他不仅是昆曲留存的恩人，更是全中国最懂棉花的人；张公权，他在27岁那年就领导了中国最大的银行；郑观应，他不仅写过《盛世危言》，还是一个被长期蔑视的买办阶层的代表；卢作孚，瘦小寡言却有着猛虎般个性的“中国船王”……这些名字背后的辉煌，放到今天依然会闪闪发亮并无人可及，但走过历史，他们却好像是一群显赫的‘隐身人’，即便在百年之后，仍然模糊而渺小。
在写作《激荡三十年》时，吴晓波已经注意到，中国企业的成长实际上是社会转型的一个伴生现象，或者说，它受到了社会变革的深刻影响。在中国经营企业，如果对国家的宏观环境和政策沿革一无所知，那么，获得持续性成功的概率就非常低。我们在观察所有的成功者时，都必须思考政治环境和制度设计的影响。这样的观察不得不让我们对企业家阶层，特别是依赖于民间自由资本力量的财富阶层在中国进步中的角色进行新的审视。
这样的结论，在看罢《跌荡一百年》后，会变成一个清晰的思考，而这，大概也是吴晓波最乐意看到的。因为对企业家阶层的社会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和确认，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从来没有进行过的“思想解放”。
在中国，企业家的角色一直是社会争议的焦点，而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时代，“仇富”与“原罪”是不断被提及的两个名词。作为国内优秀的财经作家之一，吴晓波在创作了畅销书《激荡三十年》后，又将目光投向了更深远的历史深处，2008年底，他又创作了《跌荡一百年》，试图找寻到存在于中国人血液中的商业基因。
在一部电影或电视剧中，最受瞩目的当然是“男一号”，其次是“男二号”，可是却很少有人会关注“男三号”。在几乎所有的关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书籍中，政治家是“男一号”，知识精英是“男二号”，企业家则正是那个“可有可无”的“男三号”。
吴晓波此次记述的，正是这样一群在历史上被嘲笑和漠视的“男三号”。没有人从思想史的高度去审视他们，尽管英国小说家毛姆说“连剃须刀也有其哲学”，可是偏偏中国企业家阶层什么都没有。在各种版本的近现代史书中，他们的故事如一地碎了的瓷片，总是在不经意的暗处毫无价值的寂寞闪光。在乱世之中，企业家似乎总是缺位的，是懦弱的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只是一群等待被勒索的人，是一群见利忘义的人。
这也难怪，因为企业家的生命中绝少有让人怦然心动的激越，他们似乎总是很冷静，不会提口号，总是不怎么讨人欢喜。他们的血液是冷的，他们的灵魂是金色的，他们的愤怒是有成本边际的，即使怒发冲冠，他们也不会去大雨中把栏杆拍遍。中国几千年来所形成的轻商文化，严重地影响了社会对企业家的认知。这在他们与官员及高级知识分子的交往中尤为突出。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甚至扭曲了企业家们对自己的评价与判断，以至于在一些关键时刻，他们总是不能以一个独立的阶层出现。
但真的是这样吗?吴晓波在他的《跌荡一百年中》证明，过去百年间，那一代代乱世中的企业家，竟是如此的英勇。
在那些国运衰竭的时代，他们的未来毫无希望可言，但是他们却从来不乏对国家的热诚。商业上的智慧以及长期的实务浸泡则让他们往往有着比政治家，革命家更为现实的立足与眼光。即便是在最无奈的绝境，他们仍然期望用自己的力量实现进步与和平。他们曾经扮演过进步势力的最坚定的支持者，或者在某些城市，他们一度成为主角，他们有机会改变国家和自己的命运。他们也有软弱的一面，在某些重要的历史时刻，他们做出了完全错误的选择，从而把自己的命运带入了泥潭。他们始终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与强大的政府机器的关系。
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些名字：范旭东，正是他研制出了精盐，让中国人摆脱了“食土民族”的耻辱；虞洽卿，正是他的“沉船”，打破了日本军部“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穆藕初，他不仅是昆曲留存的恩人，更是全中国最懂棉花的人；张公权，他在27岁那年就领导了中国最大的银行；郑观应，他不仅写过《盛世危言》，还是一个被长期蔑视的买办阶层的代表；卢作孚，瘦小寡言却有着猛虎般个性的“中国船王”……这些名字背后的辉煌，放到今天依然会闪闪发亮并无人可及，但走过历史，他们却好像是一群显赫的‘隐身人’，即便在百年之后，仍然模糊而渺小。
在写作《激荡三十年》时，吴晓波已经注意到，中国企业的成长实际上是社会转型的一个伴生现象，或者说，它受到了社会变革的深刻影响。在中国经营企业，如果对国家的宏观环境和政策沿革一无所知，那么，获得持续性成功的概率就非常低。我们在观察所有的成功者时，都必须思考政治环境和制度设计的影响。这样的观察不得不让我们对企业家阶层，特别是依赖于民间自由资本力量的财富阶层在中国进步中的角色进行新的审视。
这样的结论，在看罢《跌荡一百年》后，会变成一个清晰的思考，而这，大概也是吴晓波最乐意看到的。因为对企业家阶层的社会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和确认，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从来没有进行过的“思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