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的第一个病人是个怀孕8个月的孕妇。她因为常年营养不良而贫血，还发着高烧，可能是疟疾引起的。但事实上，几乎在安哥拉古老的省份奎罗的每一个人都营养不良，2年多的内乱和贫困把这里变成了疟疾肆虐的地狱。那个孕妇是在躲避叛乱军队的袭击时，被人们送到这个被炮弹炸得千疮百孔的急救所来的。那是2001年的中旬，奎罗依然饱受着持续了26年仍未结束的军事冲突的折磨。1975年，安哥拉内战开始后，奎罗一直是军队争夺的重地，安哥拉全国独立联盟的叛军和政府军队的战事遍部了每一条街道，每一个村镇。我所在的时候，奎罗是在政府军的微弱控制之下，但叛军从来没有放弃过骚扰，每当夜幕降临以后，在边线内外，袭击事件持续不断。
这个孕妇非常不幸，一粒子弹从她的脖子一边进入，又从她的左眼钻出。在褴褛的衣服下面，她所受到的伤害是可怕的，她深陷的眼窝里全是被炸碎了的组织。负责麻醉的护士不太敢用高效麻醉剂克他命，因为它会危及到孕妇腹中的婴儿，可是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最后护士只能将克他命推进了孕妇的静脉。病人的呼吸立刻急促了起来，她的脸上带着一个氧气面罩，可从嘴里进去的氧气一直不停地从她受伤的眼睛里漏出来——子弹击碎了鼻子和眼睛之间的骨头。我将一块纱布塞进了那个部位，试图阻止氧气的不断渗漏。孕妇不停地大口吸气、咳嗽，最后终于开始正常呼吸，我们也可以进行手术了。
战地手术通常都是残酷却很直接的：止血，然后切除已经坏死或被炸碎的组织。我用手指拉着破碎的眼球，将它周围的一些组织割开，将神经缝合。然后，我将眼窝中那些骨头碎片剔除干净。病人的脸肿胀着，全是淤青，鼻孔中流出透明的脑脊髓液，这说明病人保护大脑的膜已经被子弹破坏了，她今后非常有可能要承受并发症脑膜炎的折磨。在我动手术的过程中，一个安哥拉人用葡萄牙语记录着手术的过程，随后，给病人开了一些静脉用抗生素。在我们的头顶，军用直升机和运输机不断呼啸而过，巨大的轰鸣仿佛要将简陋的诊所彻底刮跑。
大多数时间，我是一个外科医生。我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在南非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我的母亲是一名病理学家，我的舅舅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成了一名勇敢的军医，而我的父亲，在1940年结束了自己的学习生涯后，就穿上了军装，他在北非和欧洲野战医院里学会了怎样动整形手术。我家的那些世交——我父母的同学，大都成了军医，他们每天都要面对数不胜数的各类伤口，然后坐着战地救护车满处乱跑。我一直就很清楚，只有承受过痛苦折磨，有过艰难经历的医生才会显示出惊人的冷静，才会充满自信地面对所有的危机，而且用最适当的方式解决它们。
我在南非开普敦的一所医校毕业，随后到英国和美国进修。1990年，我正在伦敦的一家医院工作，大好前程似乎正在向我招手。一天夜里，我从一个女病人的肠内取出了一大块绿色的结石，在手术结束后，我把结石放进了标本瓶中，让护士放到病人的床旁，在病人醒后，她就能亲眼看见这些折磨着她的小东西。在最后一次巡夜时，我来到了病人的床前，发现她的脸色不对，我问她是否是因为感到不舒服。
“医生，我的胃特别难受，”她发着脾气说，“护士什么药都不给我吃。所以我只好把床头柜上那些绿色的药片给吃了。它们真难下咽，而且好像根本不起效果。”
在第二次完成开腹手术后，我独自一人走在医院走廊里，走廊里静悄悄的，甚至连我的脚后跟接触油布地毯的声音都清晰可辨。我感到极度疲惫。窗外，天色灰暗，伦敦的天空似乎永远都看不见那种透明的颜色。忽然，我开始意识到，像这样孤独的凌晨4点的回家之旅将会伴随我的余生。我想我真的应该走出这个让人窒息的城市，去思考一下我到底想得到什么，又到底该去哪里。窗外一阵风轻轻拂上了我的脸庞，那种清润的凉爽让我想起了我的非洲老家。
我回到了家乡，在南非祖鲁省的一家医院工作。那是一片拥挤不堪、贫困落后的土地，南非的白人统治者们将他们不喜欢的黑人都赶到了那里。祖鲁的政府官员们将大量的预算资金都用在建造宏伟的政府大楼、豢养凶残的警察部队上了，而当地贫民基本的居住环境一点都没有得到改善，基本的医疗设施也相当匮乏，人们甚至没有适合居住的房屋和干净的饮用水。除此以外，祖鲁省的暴力事件也相当猖獗：当地的一些武装经常袭击支持纳尔逊·曼德拉的机构组织，而在夜晚的街道上，大批手持利刃的歹徒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抢劫的对象。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工作，我每天都要接待大量患有各种肠道疾病和肺结核的病人，还得习惯在手术的时候面对那些被尖刀刺伤，被子弹击中的受害者喷涌而出的鲜血，这些刺激眼球的场景，让我回想起了立志学医时的豪情壮志：在一个没有惯常而稳定的规则的社会环境中，做有个能挽救生命的人，一个有用的人。
为了观察医疗情况，我当起了观察员。作为一个志愿医生活动在战区和一些局势紧张地区。第一次是在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反抗战争中。当时，武器简陋的库尔德人和装备有重型坦克的伊拉克政府军打着仗，我和一小队救护人员在几百码开外的地方进行着对伤员的救护，当伊拉克政府军开过来的时候，我的助手们全都跑开了。
我已经忘了我们到底进行了多少次手术，大多数都是枪伤或者伤口恶化带来的后遗症，要不就是肺血肿伴随的肺功能衰竭。我知道感染是多么可怕，它能带来不停的手术，直到最后，病人慢慢地死去。
手术室的铁皮屋顶吸收着热气；在灯光照耀下，我知道自己头上戴着的手术帽是多么神圣。我能从脱水导致的头重脚轻中恢复过来，最后习惯这种工作强度。
这项工作对人的帮助是很大的。当饥荒带走那些无辜生命的时候，生命的速度被加快了，死亡随时都能突然降临，一场大雨都可能在这里激起爆炸般的恐惧。在这之前我从事的那些工作，诸如实习医生、海运医学官员，甚至一个纪录片制片人和摄影师，都不能给我带来这些经验。
中央高地，这块曾经安哥拉盛产水果的土地，现在已经荒芜了。战争带来的创伤是巨大的，奎罗现在唯一一家还在运转的工厂，是个假肢厂，就在国际红十字会的驻地旁边。假肢的需求数量巨大：整个城市都被严重毁坏了，每个星期都会出现严重的事故。安哥拉三分之一的人口成为国内难民，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在奎罗发放了供应16万人的粮食。这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因为更多人生活在没饮水、没食品的状况下。
5月，我和朋友盖伊·提力姆一起降落在了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机场。整个安哥拉，现在只有这个机场是相对安全的。曾经有飞机被击落，经过协商后，1999年，交战双方最终同意，但凡有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标志的飞机，将不再射击。我们安然抵达。
一队白色车辆驶过，他们属于安哥拉当地援助机构、国际红十字会、爱尔兰人道主义援助机构、国际儿童救援署和国际粮食署、无国界医生组织。他们来了，来到战区。盖伊之前就来过这里，他是典型的援助人员，热心正直。很少有人自动选择来到安哥拉首都奎罗。
军用卡车在另一条路上行驶，孩子们爬上芒果树看着热闹，路边站着一个只有一条手臂的人，他那只空荡荡的袖管随风飘扬。在镇子里，主要街道的楼房还在战火中燃烧，到处都是弹洞和火箭炮袭击后的痕迹。一片住宅小区已经完全变成了废墟，可是看起来依然有人住在里面。殖民地时期的漂亮建筑都在中心广场：银行，政府办公楼，议会大厅，它们都已经空无一人了。
在一个平房里，盖伊和我得到了考林·墨菲关于当地情况的简报。“在奎罗，形势依然危急，”他一边说着，一边用地图向我们介绍着当地的情况，“这里只有年久失修的急诊室可供使用，而且随时都有被轰炸的危险。”他解释道，安哥拉政府军队，正计划从叛军手里夺回乌姆婆罗的战略要地，战场就在离这里60英里的地方。平民们都逃往奎罗以躲避战争，那里的人们普遍没有粮食，没有医疗。援助机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帮助这些国内战争难民：开展医疗活动和发放粮食。当那些枪伤患者到达医院时，会有一些医生诊治，这些医生将来自无国界医生组织。考林告诉我去该组织办公室的路，于是我到了那里向他们驻当地的负责人斯蒂芬介绍了自己。并且等待他给我安排工作。
“欢迎你，”斯蒂芬握着我手说。“医院，嗯……好吧，你要去的地方，可能看起来不像个医院。1993年，那里就成了废墟，两年前重建后的医院又变成了废墟，我们正在再次重建。但是一切只有最基础的设施，拥挤、药品短缺、很多患者，当然还有那些伤员。”
“事实上，我和你们的组织以前一起工作过，”我向他解释，1992年，我在莫桑比克进行一个纪录片的前期准备工作时，访问过当地小城（有点像奎罗现在的情况）的一个医院：被敌军切断一切供给。然后我停止了手头的工作，义务当起了外科医生。“你是个外科大夫？”斯蒂芬欢呼了起来，“我们只有一个外科大夫。她已经连续工作了整整10个星期，她应该休息一下了，我们决定让她回到首都，享受个小假期，”他接着说，“你能接替她吗？”“当然，当然，”我说。
盖伊和我在一个门上有洞的房子里暂时安置了下来。早晨，我穿过街道，到了医院。主入口现在被重新刷上了白色涂料，但是别的墙看起来很脆弱，原先的粉红色现在都变得灰秃秃了。一个护士给我带路，来到了外科病人候诊的地方。孩子和大人躺在床上和地上的担架上，有些是枪伤，有些需要截肢，有些需要外科引流。其中一个年轻妇女站着，只有她一个人是外国人。她看起来30出头，苗条干练，我意识到她就是那个我要接班的外科医生。
“我是罗莎，”她自我介绍道，握了下我的手。“谢谢你提供帮助。”然后她又给我介绍了哈索斯和爱德瓦多。两个接受过基础外科培训的安哥拉当地人，当罗莎忙着手术的时候，他们可以先给病人进行些必要的处理。我用我笨拙的，从莫桑比克和巴西学来的葡萄牙语感谢了他们。很快，罗莎到了赶车去机场的时间，现在我是奎罗唯一的外科大夫了。
在半个小时内，我给我的第一个病人进行了手术。那个女病人的眼睛掉了出来。当我完成的时候，下一个病人是腹股沟被打穿的男子，伤口接近主动脉，他已经被麻醉了。处理完了他的伤口后，我又为一个腹部感染的妇女做了手术，但是手术失败了。
就这样周而复始，每天早晨，我们把一天的手术安排写在手术室门前的黑板上，并且随时接待需要紧急开刀的病人。有些日子里，手术从早做到晚；另一些时候，巡视和手术交替进行。巡视的时候，能看到很多国内难民，大多数是孩子，他们和自己的父母分开，醒了的孩子会找到等待着的双亲。援助机构给他们提供了牛奶等物品，但是他们中的四分之一还是会死去。大多数活下来的孩子会回到自己的家庭。这些孩子都看起来一样，火柴棒细的胳膊、脏兮兮的头发、眼神沮丧。他们拒绝身体接触，不说话，向游魂一样行动。很难想像他们的未来会是怎样。
无论战争带来的伤害有多大，生活还是有乐趣的。有一次，哈索斯和我在巡视产科的时候，一个孕妇腹痛剧烈。走廊黑乎乎的，我们非常麻利地把她送上手术台，一个产婆陪伴着她，不久孩子出生了。
医院外面是行政区，到处都乱哄哄的：人们修建着没有屋顶的教堂；孩子们在学校废墟边上课。如果要按照指示上找，恐怕想要找到医院真的很难。
在荒废的电影院对面,学校和Esplanade酒吧都恢复了生机,塑料布装点了断壁残垣。白天，市场相当繁荣。消费品从军用航班上被押运至安度罗,农场主们,带着他们堆成小金字塔状的西红柿,挤进卖着美国香烟和红方酒的摊位。
但是,在夜晚,炮火处处可见。援助人员在日落以后的自由活动是被禁止的,所以我总是驾车到医院，睡在卡车里。一天,很晚了，我被一连串敲门声和随之而来的灯光吵醒。被武装警卫保护的爱德瓦多要我去医院,他说: “traumatismo de bala(急诊室有枪伤病人)。”
病人只有10岁“这是玛丽亚，”哈索斯说，“在本地金邦图语里的意思就是‘活下来的那个’，也许她的母亲在她之前已经失去了一个孩子。”玛丽亚躺在沙发上，每次呼吸都伴随着一阵痛苦的呻吟。她的伤口在左侧背部，我希望子弹没有打中腹腔内的器官。
她的肠蠕动正常，但是疼痛使她的胃部过分紧张，以至于我不能进行彻底的检查。通过我的听诊器，我发现她的左侧胸部无呼吸音：她的肺快不行了，我们需要把她送进手术室，插入引流管，这样才能使她的肺重新工作。虽然遭受了孤独和惊恐，玛丽亚依然显示了超凡的镇定。当我给她背后那些洞里注射麻药的时候，她躺在手术台上一动不动，无论她的每一次呼吸有多么困难，有多少血泡呲呲地冒出来。
在插引流管之前，我迅速地对伤口周围的皮肤做了处理。在她的腋下，注入麻药。针头穿过胸膜，可以感觉到胸膜的坚韧，扑哧一声，针管内开始注入红色液体，这表明胸腔内已经充满了血液，肺开始积血。我用一把手术刀，在之前标明的区域下刀，同时把引流管的头部切成斜口。当引流管在她体内穿来穿去的时候，玛丽亚咳嗽并且叫了起来。我在管子的另外一端装了个海姆利克阀门，可以使她在胸腔之外也吸收空气，增强肺功能。玛丽亚的呼吸越来越轻松，我希望能对她说话，可是我有限的葡萄牙语，并不足以安慰一个孩子。我们开了些止痛药，明天早晨将对她的手术进行术后评估。
在回去的路上，我和保镖穿过沙漠和鹿群。在车上，我们两个看着南十字星座，我给了他一根烟，然后自己也来上一根。几年前我就戒烟了，但是在这里我又开始抽烟了。部分原因是因为食物短缺——援助物资只能满足65％的热量摄取，烟草则能减低饥饿感。另外部分原因，则是和战争的危险比起来，抽烟简直是积极向上和安全的。
第二天，罗莎从罗安达回来，她被一塌糊涂的交通和那些首都人的麻木不仁吓坏了（首都还没爆发战争）。我们一起对玛丽亚进行了术后评估，她的左肺有了呼吸音，显示肺扩张成功，但是她的肚子有膨胀现象，我们决定再进行一次手术。
腹部的肌肉比较容易穿透，她的腹腔内有些血块，不是一个好兆头。检查腹腔内的行动并不容易，我们的牵引器太小；疟疾使她的脾脏肿大。但是我们依然在横隔膜的最深处，发现了由肋骨碎片造成的一个洞。脾脏的最顶端，有个伤口，但是居然奇迹般的停止了出血。罗莎恰到好处的协助，使我能把脾脏伤口缝合起来。经过一番努力，现在看起来玛里亚能活下来了。
然后，罗莎和我开始巡视我别的病人。我最初到医院时的混乱形势，现在已经变得井井有条了。腹股沟手术的那个病人，恢复得很好；那个头上受伤的妇女活了下来，开始有点清醒，手术的时候我临时决定附加一个眼部修复术，现在看来也很成功，同时她的胎儿看起来很健康，我为她开了些抗生素，以预防脑膜炎。
在奎罗的最后一天，罗莎列出了一些需要密切观察的病人。她应该能一个人完成手术了，虽然她的外科经验比我还少，但是我知道没有一个医科院校能像这里这样考验人，同时也没有一个地方像这里能让人感觉到医生的责任重大。在我们一起手术的病例中，一个女病人的腹部手术最为复杂。当她刚刚到达医院的时候，已经大面积感染，并伴有肠坏死，即便修复，她也将会死于血液感染。她的术后评估结果很不乐观。最后她还是无缘无故地突然死亡了。
作为一个外科大夫，有时候就是和死亡同行。所有的医生都有属于自己的灵魂：那些死于我们手里，因为疏忽、糟糕的运气或者失败，而无法拯救的生命。在战区，手术有时候会让人觉得那个无助的、躺着的伤者，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学到了生命无常，我们更应该运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去拯救生命。
当我接到回路安达的命令的时候，罗莎送我走出医院大门。我们有点尴尬，随后她回到了手术室进行她的下一个手术。我找着哈索斯和爱德瓦多，想跟他们告别，并送他们点小纪念品：我的听诊器、葡英字典，但是这些跟我们在一起的日子相比，微不足道。
世界粮食署的飞机在跑道上慢慢启动，然后向东飞去。几天后，我又上了从路安达到约翰内斯堡的飞机。“我们在37000尺高空”，他说，“比平时高了一点，我们也会比平时更往西飞一点，以避免接近奎罗地区，现在那里激战正酣，预计会在一个半小时内在约翰内斯堡降落，旅途愉快。”
我向下望了一眼奎罗，想着急诊室和那些即将到来的援助物资，援助飞机。10天内，联合国维和部队也会到达。但是如果国际关注不够的话，安哥拉的和平曙光还是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