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胡鞍钢：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认为：发展是硬道理不简单地等同于ＧＤＰ增长是硬道理。发展既包括经济发展，也包括社会发展。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标志着人类发展的进步性和持续性。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并不是自动形成的，只有实施有效的政策，才能够使得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发展，也使得社会发展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这里，政府的政策具有决定性作用，应当有意识地促进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推动和相互作用。国家发展计划要突出社会发展事业的重要地位。在今后的发展计划中应把社会发展放在与经济发展同等优先的位置上，应提出旨在缩小地区社会发展差距的公共政策。这包括为人民创造就业岗位，为公民提供社会保障，为人们提供基础教育、终身学习、灵活学习的机会，为人们提供公共卫生和医疗健康服务，为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态环境。
薛澜：政府和市场应当"各司其职"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薛澜认为：在集科研教育、疾病预防与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共卫生体系中，政府和市场应当"各司其职"。首先，要加大政府对公共卫生科研、教育的投入，在政府支持及引导下建立跨学科、跨部门的科技创新平台，为公共卫生系统提供有力支撑。其次，政府应当在疾病预防与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机制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在医疗服务领域，市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必须充分引入市场机制，弱化政府直接管理、补贴职能，将公共支出集中到真正体现公益性的方面，如公共卫生科研和教育、疾病预防和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体系以及基础性大众卫生服务等。政府应承担完善城镇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的责任，并逐渐实现城乡统筹医疗保障制度。
应松年：法制先行 依法行政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授应松年认为：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法制要先行，必须严格依法行政。这次防治非典中使人称道的是信息公开，我们不仅需要经济信息公开系统，同时也必须建立相应的社会信息公开系统，而建立信息公开系统的最重要措施之一，是尽快制定信息公开的法律制度。在公共卫生领域，有时将采取如隔离等强制措施，影响人身自由，按我国的法治原则，要有法律授权才能实施。我们有传染病防治法，政府可按授权采取适当措施，但还可能有其他突发事件，因此，需要制定统一的紧急状态法。国务院及时制定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使防治传染病的法律体系更为完善，无疑，这是抗击非典的必要措施，也是依法行政的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法律的废、改、立必须及时进行，在任何领域都应如此。有了法律，就必须严格执行，对一切违法者严格追究责任。
史培军：建立健全国家安全体系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史培军认为：国家安全建设对促进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在国家安全建设中，减轻各种自然灾害、预防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防御各种生产事故等方面都需要建立完善的管理体系、与经济水平相适应的设施体系，以及应急处置体系。SARS对我们是一次防生物恐怖的实战演习。生物恐怖具有突发性、易行性、散发性、隐蔽性等特点。从有预谋的主动袭击方面看，发生生物恐怖的因素始终存在，生物恐怖甚至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世界战争模式。因此，我们很难准确地知道，生物恐怖事件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能够做到的，就是在灾害发生之前，建立健全快速应急反应能力体系，将损失降到最低。建立健全国家统一的处置突发事件指挥系统和应急机制，加快人才培养，尽快建立全国性的、规范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反生物恐怖知识培训与资质制度。
黄平：创建新型农村医疗体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黄平认为：改革开放20多年，主要解决了广大农村地区的温饱问题，但还有很多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基本医疗，特别是防疫和保健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首先，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尤其是防疫和基本的医疗、妇幼保健等都是属于政府的责任，不能简单甩给市场。其次，要搞全民爱国卫生运动，要以预防为主。第三，建立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防疫制度，既要适应大量人口流动和市场经济的特色，又不能过于市场化、商业化。第四，建立包括农村地区的低成本、高效率的卫生防疫网络和应急体系。在目前城乡分割的体制条件下，如何从城乡一体化的思路通盘考虑，建立起动态的、社会化的防疫-医疗网络，逐步把中国社会的防疫、基本医疗、基础教育、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等等从整体上加以解决，这是今后在制度创新和政策框架方面特别要注意的问题。
张成福：增强政府及社会的危机管理能力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张成福认为：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会遭受到各种各样的灾难和危机，但是危机管理可以把危机造成的损失尽可能的减少到最低限度。因此，对于一个社会和政府而言，最重要的战略选择在于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公共危机管理的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增强政府以及整个社会的危机管理的能力。一切危机和灾难都是人为的，许多灾难和危机是人类不理智、不合理的生产和发展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结果。因此，危机管理的一个重要的政策选择在于把危机管理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尽量减少那些可能引发灾难和危机的因素。制定预防各种灾难和危机的战略、政策和规划，有助于明确危机管理的目标、指导社会危机管理的行动、统一调配危机管理的资源、强化危机管理的能力。
胡祖六：中国应尽早实行灵活的汇率制度
由于美元汇率持续下跌，一直保持兑美元"名义汇率稳定"的人民币，近期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人民币汇率应当重估还是维持现状两种观点交锋激烈。一直关注中国货币制度改革的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胡祖六认为，中国目前更明智，也是更可行的一个选项是"制度改革"，就是以名副其实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取代现行的固定的汇率制度。胡祖六认为，倡导人民币汇率重估和维持现状不变这两种方式不但对解决全球经济面临的问题无济于事，还会在中长期对中国经济造成伤害。胡祖六说，"重估派"的观点是错误的。人民币确实被低估了，但并不是像"重估派"所说的那样是被"严重低估"，而是被温和低估。胡祖六表示，实行灵活汇率制度的时机非常重要，一般应选择在一国经济强势的时候。对于经济保持高增长的中国而言，越早实行，自身和贸易伙伴就会越早受益。
李庆云：如何减缓目前面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庆云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人民币只是短期内存在升值压力，目前减缓升值压力的措施应该从维持贸易总量与结构平衡、进一步放宽经常项目下外汇汇兑限制以及加强汇率市场建设等方面考虑。针对目前面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李庆云提出6点政策建议：一是维持贸易的总量及结构性平衡。在遵守入世承诺，逐步减少对贸易的限制时，更要慎重对待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顺差问题；二是进一步放宽对经常项目下的外汇限制，包括逐步取消强制性的银行结售汇制度，放宽对旅游等外汇汇兑限制；三是建立银行、企业间外汇市场，放开主要外贸企业进入外汇市场，扩大外汇交易主体、提高外汇交易规模；四是放宽汇率波动幅度，至少可以考虑从目前的3‰放宽至1%的固定汇率下的波动幅度；五是减少对外汇交易者的头寸控制；六是加强外汇期权及远期市场建设。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认为：发展是硬道理不简单地等同于ＧＤＰ增长是硬道理。发展既包括经济发展，也包括社会发展。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标志着人类发展的进步性和持续性。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并不是自动形成的，只有实施有效的政策，才能够使得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发展，也使得社会发展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这里，政府的政策具有决定性作用，应当有意识地促进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推动和相互作用。国家发展计划要突出社会发展事业的重要地位。在今后的发展计划中应把社会发展放在与经济发展同等优先的位置上，应提出旨在缩小地区社会发展差距的公共政策。这包括为人民创造就业岗位，为公民提供社会保障，为人们提供基础教育、终身学习、灵活学习的机会，为人们提供公共卫生和医疗健康服务，为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态环境。
薛澜：政府和市场应当"各司其职"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薛澜认为：在集科研教育、疾病预防与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共卫生体系中，政府和市场应当"各司其职"。首先，要加大政府对公共卫生科研、教育的投入，在政府支持及引导下建立跨学科、跨部门的科技创新平台，为公共卫生系统提供有力支撑。其次，政府应当在疾病预防与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机制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在医疗服务领域，市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必须充分引入市场机制，弱化政府直接管理、补贴职能，将公共支出集中到真正体现公益性的方面，如公共卫生科研和教育、疾病预防和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体系以及基础性大众卫生服务等。政府应承担完善城镇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的责任，并逐渐实现城乡统筹医疗保障制度。
应松年：法制先行 依法行政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授应松年认为：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法制要先行，必须严格依法行政。这次防治非典中使人称道的是信息公开，我们不仅需要经济信息公开系统，同时也必须建立相应的社会信息公开系统，而建立信息公开系统的最重要措施之一，是尽快制定信息公开的法律制度。在公共卫生领域，有时将采取如隔离等强制措施，影响人身自由，按我国的法治原则，要有法律授权才能实施。我们有传染病防治法，政府可按授权采取适当措施，但还可能有其他突发事件，因此，需要制定统一的紧急状态法。国务院及时制定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使防治传染病的法律体系更为完善，无疑，这是抗击非典的必要措施，也是依法行政的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法律的废、改、立必须及时进行，在任何领域都应如此。有了法律，就必须严格执行，对一切违法者严格追究责任。
史培军：建立健全国家安全体系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史培军认为：国家安全建设对促进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在国家安全建设中，减轻各种自然灾害、预防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防御各种生产事故等方面都需要建立完善的管理体系、与经济水平相适应的设施体系，以及应急处置体系。SARS对我们是一次防生物恐怖的实战演习。生物恐怖具有突发性、易行性、散发性、隐蔽性等特点。从有预谋的主动袭击方面看，发生生物恐怖的因素始终存在，生物恐怖甚至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世界战争模式。因此，我们很难准确地知道，生物恐怖事件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能够做到的，就是在灾害发生之前，建立健全快速应急反应能力体系，将损失降到最低。建立健全国家统一的处置突发事件指挥系统和应急机制，加快人才培养，尽快建立全国性的、规范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反生物恐怖知识培训与资质制度。
黄平：创建新型农村医疗体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黄平认为：改革开放20多年，主要解决了广大农村地区的温饱问题，但还有很多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基本医疗，特别是防疫和保健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首先，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尤其是防疫和基本的医疗、妇幼保健等都是属于政府的责任，不能简单甩给市场。其次，要搞全民爱国卫生运动，要以预防为主。第三，建立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防疫制度，既要适应大量人口流动和市场经济的特色，又不能过于市场化、商业化。第四，建立包括农村地区的低成本、高效率的卫生防疫网络和应急体系。在目前城乡分割的体制条件下，如何从城乡一体化的思路通盘考虑，建立起动态的、社会化的防疫-医疗网络，逐步把中国社会的防疫、基本医疗、基础教育、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等等从整体上加以解决，这是今后在制度创新和政策框架方面特别要注意的问题。
张成福：增强政府及社会的危机管理能力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张成福认为：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会遭受到各种各样的灾难和危机，但是危机管理可以把危机造成的损失尽可能的减少到最低限度。因此，对于一个社会和政府而言，最重要的战略选择在于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公共危机管理的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增强政府以及整个社会的危机管理的能力。一切危机和灾难都是人为的，许多灾难和危机是人类不理智、不合理的生产和发展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结果。因此，危机管理的一个重要的政策选择在于把危机管理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尽量减少那些可能引发灾难和危机的因素。制定预防各种灾难和危机的战略、政策和规划，有助于明确危机管理的目标、指导社会危机管理的行动、统一调配危机管理的资源、强化危机管理的能力。
胡祖六：中国应尽早实行灵活的汇率制度
由于美元汇率持续下跌，一直保持兑美元"名义汇率稳定"的人民币，近期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人民币汇率应当重估还是维持现状两种观点交锋激烈。一直关注中国货币制度改革的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胡祖六认为，中国目前更明智，也是更可行的一个选项是"制度改革"，就是以名副其实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取代现行的固定的汇率制度。胡祖六认为，倡导人民币汇率重估和维持现状不变这两种方式不但对解决全球经济面临的问题无济于事，还会在中长期对中国经济造成伤害。胡祖六说，"重估派"的观点是错误的。人民币确实被低估了，但并不是像"重估派"所说的那样是被"严重低估"，而是被温和低估。胡祖六表示，实行灵活汇率制度的时机非常重要，一般应选择在一国经济强势的时候。对于经济保持高增长的中国而言，越早实行，自身和贸易伙伴就会越早受益。
李庆云：如何减缓目前面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庆云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人民币只是短期内存在升值压力，目前减缓升值压力的措施应该从维持贸易总量与结构平衡、进一步放宽经常项目下外汇汇兑限制以及加强汇率市场建设等方面考虑。针对目前面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李庆云提出6点政策建议：一是维持贸易的总量及结构性平衡。在遵守入世承诺，逐步减少对贸易的限制时，更要慎重对待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顺差问题；二是进一步放宽对经常项目下的外汇限制，包括逐步取消强制性的银行结售汇制度，放宽对旅游等外汇汇兑限制；三是建立银行、企业间外汇市场，放开主要外贸企业进入外汇市场，扩大外汇交易主体、提高外汇交易规模；四是放宽汇率波动幅度，至少可以考虑从目前的3‰放宽至1%的固定汇率下的波动幅度；五是减少对外汇交易者的头寸控制；六是加强外汇期权及远期市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