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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鄂、川（渝）边界的永顺、龙山、来凤、咸丰、酉阳、秀山等县土家人每年正月举行的“摆手”活动，是一种具有神秘感的奇特的民俗文化。就其社会功能来考察，土家“摆手”既是祭祀祖先，又是娱乐群众，还是祈求丰年。
“摆手”，祭祀祖先
素以勤劳刚勇、能歌善舞著称的土家人，在以独特的社会内容和民族形式过“赶年”（腊月二十九或二十八）以后，正月初三至十七间又陆续进行“摆手”活动。“赶年”和“摆手”，都是很能体现上述民族特性的传统民族民俗文化活动。
“摆手”，土家语为“社巴”，就是载歌载舞（而且多为群歌群舞）祭祀祖先的古老礼俗。根据活动的规模、内容、时间及所祀神主的差异，有“大摆手”和“小摆手”的区别。
“大摆手”，系土家人祭奠其最早始祖“八部大王”的隆重盛大的祀典。据比兹卡（含巴人、土家之意，意为“本地人”）神话史诗说，很古老的时候，有一对老夫妻年过半百膝下还无儿女。在挖药老人送的一包药茶的帮助下，老妇人怀孕三年零六个月，一下子就生了八个儿子。老头子以为是“怪物”来家，把他们都背到深山里丢弃了。但在凤遮龙哺之下，八个神奇的孩童竟然“长得门高树大，力大无穷”。后来碰上异族入侵，神奇的八兄弟踊跃抗敌，他们像八头猛兽一样横冲直撞，把敌兵抓起来如麻雀一样撕扯得稀巴烂；敌兵听见他们的名字就吓得牙巴骨打颤，看到他们的身影就怕得屁滚尿流。他们获得全胜后，被皇帝封为八部大王，各自分管一峒。这种古老的神话反映了氏族社会末期父权制时土家先民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反击外侮、定居拓疆的历史。后来，他们被土家子孙尊奉为最早的始祖神，即“八部大王”。
那么，祭祀“八部大王”的祀典怎么会叫“大摆手”呢？这是因为祭典中必须跳整个的摆手舞，唱整个的摆手歌，规模甚为宏大，内容也最为广博。而且，参与活动的人数非常多，最多时高达数千乃至万人以上，连湖北来凤、恩施和四川秀山等县的土家人也赶到湖南龙山（或永顺）来参加“大摆手”。龙山县马蹄案、龙车（今农车）等地，都曾举办过如此规模的“大摆手”。
“大摆手”活动在“八部大王”庙前的摆手坪举行。摆手堂祭桌的两边绳子上挂满从山上打来的各种飞禽走兽（以有老虎皮等为最好），表示祖先曾以打猎为生。同时，摆手坪边地周边的彩灯上，则有“五谷丰登”、“恭贺新春”、“国泰民安”等字样，土家人后来的农耕时期亦在“大摆手”中得到鲜明的反映。
不过，“大摆手”之“大”，似乎主要还是在更深层次的气势和内容上面。其一，参与“摆手”的“专业”队伍庞大且有气势。其中包括祭典队（即“梯玛”队，“梯玛”—土司，巫师，祭典主持者）、舞蹈队（龙凤旗队，参与者均手持龙凤旗跳各种舞蹈动作）、小旗队、乐队、“披甲”队（由身披“西朗卡普”—土家织锦的青壮年男子组成）、炮仗队等。他们分门别类地归属于各个“专业”队伍，类属分明，进场有序，安排井然，调遣方便。其二，“摆手”的歌舞（主要为舞蹈）内容丰富多彩，场面大且连贯紧。“大摆手”的摆手舞，由8个部分组成，即：“排甲起驾”、“闯驾进堂”、“纪念八部”、“兄妹成亲”、“迁徙定居”、“建设家园”、“自卫抗敌”、“送驾扫堂”。
“小摆手”，不只规模较小，内容较单一，而且祭祀的神主也有所不同。“小摆手”多以村寨为单位，在土王祠或者村寨摆手堂进行；祀主为土司王（唐末五代彭士愁，入主该州后被奉祀为“彭公爵主”），或者加上本姓氏的始祖（如田姓的田好汉、向姓的向老官人等）作为陪祭神。歌舞的内容多以农事为主，而且参与群众在“梯玛”主唱之中“和以歌”（唱和以衬词）。同“大摆手”比较起来，“小摆手”的祀典要灵活而普及。故“小摆手”年年不断，流行甚广。
湘西北龙山县西湖乡卸甲寨摆手堂迄今仍然保存着清代嘉庆年间的一块碑文，其中载述：“自我老公爵主（按，即“彭公爵主”）历代建庙供养奉祀以来，数百岁矣。每岁正月十五日进庙，十七日圆散。男女齐集神堂，击鼓鸣钟歌舞之，名曰摆手，以为人之欢也。”据此，“小摆手”肇始于唐末五代，距今已有1000余年历史。而“大摆手”如果源于“八部大王”之时，其历史就更为悠久了。
不论“大摆手”还是“小摆手”，其主体皆是土家人祭祀祖先的风俗、礼仪及歌舞。
“摆手”，娱乐群众
从民俗文化学的观点来考察，自古以来的祭祀天地、山川及祖先、英雄（或国圣乡贤），祀神（悦神）与娱人总是微妙地糅合着的；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醒觉意识的增长，祀典礼仪的宗教色调日趋薄弱，而娱乐成分则日益加强。神农氏的蜡祭，商周的名山大川祭，春秋战国时楚国的祀“东皇太一”，汉、唐的祖先崇祀，以及苗族的“椎牛”，土家的“摆手”，侗寨的“祀萨”（祭祀女始祖萨神简称），瑶山的“跳盘王”，等等，皆莫例外。
土家的“摆手”，尤其是“大摆手”，集诗、歌、舞、戏及游戏、体育等于一体，而“小摆手”则参与群众“且和以歌”（讴唱中的衬词全由群众“和声”），因而“摆手”活动中娱乐的成分甚重，而且大多贯彻始终，独具魅力。这里，择其要者略述之。
1.歌。“摆手”进行过程中，参与的“梯玛”、歌手及群众在许多时候都要唱歌，包括领唱、对唱、众唱（和声）等。所唱之歌，除长达10000余行的“摆手歌”（这也可作为“诗”看待）以外，还穿插着不少当地的土家山歌。就是参与群众唱得最多的和声，虽然并不是实词，但也值得一提。试听：
（领唱）土家儿女上歌台，
（众唱）嗬，嗬，哟。
（领唱）大哥大姐你莫挨，
（众唱）嗬嗒哟，哟嗬嗬。
（领唱）摆手堂里唱歌来，
（众唱）嗬嗬哟，哟嗬嗬，嗬哟嗬呀！
尽管这些众唱的“和声”都只是喊腔，旋律性不强，但颇为健朗，能表现强烈的欢乐情绪。所以，此种一唱群和、兴高采烈的大众帮腔，确实给“摆手”增添了许多闹新春的热烈气氛。
2.舞。土家“摆手”中，运用最广、变化最多，且刚柔相济、婀娜多姿的，要算贯穿其中的舞蹈了。摆手舞，土家语称为“社巴日”，在湘西北龙山、永顺、保靖、古丈等县及鄂、川（渝）、黔边界广为流传，是比兹卡民间舞蹈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
从内容上说，摆手舞亦有“大摆手”舞和“小摆手”舞之别。其区别，大致也如本文第一节所述。从动作上看，摆手舞姿有“单摆”（单人舞）、“双摆”（双人舞）、“回旋摆”（集体回旋舞）及战舞等。众所周知，土家及其先民素来能歌善舞，又勇敢善战，武陵山区、“五溪”流域等地的自然环境及人文生态，培养出土家人刚勇豪爽、坚忍不拔的民族性格，从而使他们世代相承、不断锤炼的摆手舞具有粗犷、豪迈、勇往直前的特质。正月新春（土家“赶年”及与汉族一道的春节等）祭祖、祝愿时，尽情地欢跳“社巴日”，自然而然地给闹新春增添许多热烈、欢乐气氛。
3.“戏”。土家人每逢“调年”及“摆手”，都要表演“毛古斯”—比兹卡戏剧雏形。“毛古斯”，土家语是“古斯拔佩”，意为古代“毛人”故事（或“祖父祖母的故事”）。这是一种反映土家先民的狩猎和原始农耕生涯的艺术。所以，在服饰、道具及表演上，都保持着浓厚的原始色调：穿草衣着草裙，舞蹈动作及对白十分简单粗犷，富有一种独特的“野”劲。历经数千年的传承，至今仍在湘西北龙山、永顺、保靖等土家地区留存，这真是艺术上的奇迹。经过长期的磨洗，“毛古斯”从原来的群舞或“亚傩戏”发展成为有念白、对话和简单故事情节的原始戏曲。龙山县的“毛古斯”，分为“找野果”、“理足迹”、“围猎”、“打粑粑”等7个“节目”；永顺县的“毛古斯”，除上述节目以外，还有“钓鱼”、“接新娘”、“学读书”、“扫进扫出”等节目。
在“摆手”活动中，“梯玛”请神安位、念诵经文、祷词，皆属宗教色彩的部分，枯燥无味。而跳摆手舞、唱摆手歌和演“毛古斯”，则情趣盎然，顿使群众欢呼雀跃，“毛古斯”的表演，使土家“摆手”增色不少。
4.游艺。土家“摆手”活动中，也有游戏、杂艺一类的项目。包括当地传统的“围老虎”、“鲤鱼滩”、“黑查也罗”、“装嘎撒嘎”等，也有外地或外民族流传进来的“踩高脚”、“跳花灯”、“舞龙灯”、“耍狮子”、“打秋千”等。
5.体育。“摆手”活动中，还有土家民间体育表演，如“南急尺块”（土家语译音，意为“拱龙”）、“滚桐籽”、“发界鸡”，以及“罗汉晒肚”、“观音坐莲”、“堆宝塔”、“鸡公走路”等。
6.军事（动作）。比兹卡经历过许许多多的战争，兼之民性刚勇坚毅，因而，“摆手”中也出现一些军事活动（或动作），诸如“列队”、“披甲”（以“锦”代甲，即用土家织锦代替）、“登长竿”、“夺长竿”、“涉水”、“过沟”等。
7.扎彩。湘西北土家“调年”及“摆手”活动中，有些地方还有“扎彩”的习俗。也就是扎灯彩，包括走马灯、鲤鱼灯、蜈蚣灯、茶盘灯、青苗灯及一些耕作的“家具”。这些器物，全是竹篾和纸扎成的。灯彩，扎得多的则是鸟雀、鱼虾一类的动物。每种动物一盏灯，八九十种动物的灯串成一线，把它们点亮，形成一长串“灯花”，五光十色，缤纷辉煌，为土家“调年”增添不少胜景。不仅如此，这些灯彩及纸扎的“农具”（犁、耙、筒车、水车等）在夜晚的“摆手”活动中，更是“物尽其用”，锦上添花。它们分别放（或挂）在“调年”场、“摆手”堂两旁，引人入胜。而且，“摆手”（主要是“小摆手”）中歌舞的内容多以农耕为主，表演一些农事动作。诸如农历二月赶水、做秧田；三月插秧、种包谷；五月草、点豆；八月割稻；十月犁板田……灯彩及“农具”历历在目，使观众对唱述和舞蹈的内容，增加了更多的形象感和真实感；同时，也激起他（她）们对“五谷丰登”的更美好的憧憬。
8.服饰。乾隆年间《永顺府志》载：“土民赛以土司神……披五花被锦帕首，击鼓鸣钲，跳舞歌唱，竟数夕乃止。”所谓“披五花被锦帕首”，是指“摆手”时的参与者“头裹刺花巾帕”。前面说“披甲队”，已经涉及“摆手”的服饰。所谓“披甲”，就是身披“西朗卡普”（土家织锦）的男子们在跳摆手舞中以“锦”为“甲”（铠甲），既显得轻捷，又表现出威武雄壮。这些“刺花巾帕”、“西朗卡普”以及“梯玛”所穿“八幅罗裙”，皆为土家族的民族服饰，且沿袭已久，早在元、明、清时，史籍、地方志（如《明一统志》，乾隆《永顺府志》等）中已有载录。
“摆手”活动涉及到诗、歌、舞、戏、游艺、体育、工艺制作（含美术、竹艺、服饰、灯饰）等，充分显现出土家人的多才多艺，土家人“摆手”闹新春，怎能不闹得别出心裁、红红火火、有滋有味！怎能不令人无限神往！
摆手，祈求丰年
汉族春节期间的舞龙灯、赞土地等习俗，含着祝愿年成丰收的祈愿。土家正月新春的“摆手”，亦有祈求丰年之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把祭祀祖先、娱乐群众和祈求丰年三者结合起来，并且以本民族独特的民俗、艺术、游戏等形式巧妙地表现出来，是土家人“摆手”祀祖祈年的独特之处。这在土家人传唱了多少世代的史诗《摆手歌》的开头就十分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毕（比）兹卡摆手祈丰收，
迎来丰年好安乐。
祖宗留下的话，
后代不能忘。
跳好摆手舞哩唱好摆手歌，
神也高兴人欢畅。
风调雨顺啊，
硕果累累满山坡。
你看哩，
粟米穗穗啊，像是牛缆索，
包谷球球啊，像是水牛角，
稻禾穗子啊，像是马尾巴，
黄豆荚荚喜鹊窝，
芝麻荚荚像高楼……
养的肥猪像水牛，
养的黄牯像老虎，
儿子肥胖冬瓜样，
讨个婆娘如花朵。
毕兹卡年年做“摆手”，
家发人旺喜事多。
“摆手”祈年的善良愿望和美好憧憬，不只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且也有“家发人旺”的种族繁衍。在那风雨如磐、灾难深重的时代，土家人把能过好日子的热烈期望放在每年举行的虔诚而隆重的“摆手”活动（“小摆手”一年一度，“大摆手”三年两度或五年三度）上面，寄托于“八部大王”、“土王爷爷威灵显，保佑儿孙得太平”之上。这充分体现出土家人浓厚的祖先崇拜意识和“摆手”“调年”的风俗习惯之古朴、醇醪。
土家人的上述习俗风情与思想观念，既有原始宗教古朴祭典的遗存，也有封建宗法与迷信思想的沿袭。从此可以窥出，土家“摆手”礼俗所积淀的文化内涵之古老与复杂。
最后，借用清同治年间土家诗人彭勇功咏唱“摆手”的一首“竹枝词”来结束本文：
新春摆手闹年华，
尽是当年老土家。
问到村人为何事，
大家报赛土王爷（“爷”读如ｙā）。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摆手”，祭祀祖先
素以勤劳刚勇、能歌善舞著称的土家人，在以独特的社会内容和民族形式过“赶年”（腊月二十九或二十八）以后，正月初三至十七间又陆续进行“摆手”活动。“赶年”和“摆手”，都是很能体现上述民族特性的传统民族民俗文化活动。
“摆手”，土家语为“社巴”，就是载歌载舞（而且多为群歌群舞）祭祀祖先的古老礼俗。根据活动的规模、内容、时间及所祀神主的差异，有“大摆手”和“小摆手”的区别。
“大摆手”，系土家人祭奠其最早始祖“八部大王”的隆重盛大的祀典。据比兹卡（含巴人、土家之意，意为“本地人”）神话史诗说，很古老的时候，有一对老夫妻年过半百膝下还无儿女。在挖药老人送的一包药茶的帮助下，老妇人怀孕三年零六个月，一下子就生了八个儿子。老头子以为是“怪物”来家，把他们都背到深山里丢弃了。但在凤遮龙哺之下，八个神奇的孩童竟然“长得门高树大，力大无穷”。后来碰上异族入侵，神奇的八兄弟踊跃抗敌，他们像八头猛兽一样横冲直撞，把敌兵抓起来如麻雀一样撕扯得稀巴烂；敌兵听见他们的名字就吓得牙巴骨打颤，看到他们的身影就怕得屁滚尿流。他们获得全胜后，被皇帝封为八部大王，各自分管一峒。这种古老的神话反映了氏族社会末期父权制时土家先民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反击外侮、定居拓疆的历史。后来，他们被土家子孙尊奉为最早的始祖神，即“八部大王”。
那么，祭祀“八部大王”的祀典怎么会叫“大摆手”呢？这是因为祭典中必须跳整个的摆手舞，唱整个的摆手歌，规模甚为宏大，内容也最为广博。而且，参与活动的人数非常多，最多时高达数千乃至万人以上，连湖北来凤、恩施和四川秀山等县的土家人也赶到湖南龙山（或永顺）来参加“大摆手”。龙山县马蹄案、龙车（今农车）等地，都曾举办过如此规模的“大摆手”。
“大摆手”活动在“八部大王”庙前的摆手坪举行。摆手堂祭桌的两边绳子上挂满从山上打来的各种飞禽走兽（以有老虎皮等为最好），表示祖先曾以打猎为生。同时，摆手坪边地周边的彩灯上，则有“五谷丰登”、“恭贺新春”、“国泰民安”等字样，土家人后来的农耕时期亦在“大摆手”中得到鲜明的反映。
不过，“大摆手”之“大”，似乎主要还是在更深层次的气势和内容上面。其一，参与“摆手”的“专业”队伍庞大且有气势。其中包括祭典队（即“梯玛”队，“梯玛”—土司，巫师，祭典主持者）、舞蹈队（龙凤旗队，参与者均手持龙凤旗跳各种舞蹈动作）、小旗队、乐队、“披甲”队（由身披“西朗卡普”—土家织锦的青壮年男子组成）、炮仗队等。他们分门别类地归属于各个“专业”队伍，类属分明，进场有序，安排井然，调遣方便。其二，“摆手”的歌舞（主要为舞蹈）内容丰富多彩，场面大且连贯紧。“大摆手”的摆手舞，由8个部分组成，即：“排甲起驾”、“闯驾进堂”、“纪念八部”、“兄妹成亲”、“迁徙定居”、“建设家园”、“自卫抗敌”、“送驾扫堂”。
“小摆手”，不只规模较小，内容较单一，而且祭祀的神主也有所不同。“小摆手”多以村寨为单位，在土王祠或者村寨摆手堂进行；祀主为土司王（唐末五代彭士愁，入主该州后被奉祀为“彭公爵主”），或者加上本姓氏的始祖（如田姓的田好汉、向姓的向老官人等）作为陪祭神。歌舞的内容多以农事为主，而且参与群众在“梯玛”主唱之中“和以歌”（唱和以衬词）。同“大摆手”比较起来，“小摆手”的祀典要灵活而普及。故“小摆手”年年不断，流行甚广。
湘西北龙山县西湖乡卸甲寨摆手堂迄今仍然保存着清代嘉庆年间的一块碑文，其中载述：“自我老公爵主（按，即“彭公爵主”）历代建庙供养奉祀以来，数百岁矣。每岁正月十五日进庙，十七日圆散。男女齐集神堂，击鼓鸣钟歌舞之，名曰摆手，以为人之欢也。”据此，“小摆手”肇始于唐末五代，距今已有1000余年历史。而“大摆手”如果源于“八部大王”之时，其历史就更为悠久了。
不论“大摆手”还是“小摆手”，其主体皆是土家人祭祀祖先的风俗、礼仪及歌舞。
“摆手”，娱乐群众
从民俗文化学的观点来考察，自古以来的祭祀天地、山川及祖先、英雄（或国圣乡贤），祀神（悦神）与娱人总是微妙地糅合着的；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醒觉意识的增长，祀典礼仪的宗教色调日趋薄弱，而娱乐成分则日益加强。神农氏的蜡祭，商周的名山大川祭，春秋战国时楚国的祀“东皇太一”，汉、唐的祖先崇祀，以及苗族的“椎牛”，土家的“摆手”，侗寨的“祀萨”（祭祀女始祖萨神简称），瑶山的“跳盘王”，等等，皆莫例外。
土家的“摆手”，尤其是“大摆手”，集诗、歌、舞、戏及游戏、体育等于一体，而“小摆手”则参与群众“且和以歌”（讴唱中的衬词全由群众“和声”），因而“摆手”活动中娱乐的成分甚重，而且大多贯彻始终，独具魅力。这里，择其要者略述之。
1.歌。“摆手”进行过程中，参与的“梯玛”、歌手及群众在许多时候都要唱歌，包括领唱、对唱、众唱（和声）等。所唱之歌，除长达10000余行的“摆手歌”（这也可作为“诗”看待）以外，还穿插着不少当地的土家山歌。就是参与群众唱得最多的和声，虽然并不是实词，但也值得一提。试听：
（领唱）土家儿女上歌台，
（众唱）嗬，嗬，哟。
（领唱）大哥大姐你莫挨，
（众唱）嗬嗒哟，哟嗬嗬。
（领唱）摆手堂里唱歌来，
（众唱）嗬嗬哟，哟嗬嗬，嗬哟嗬呀！
尽管这些众唱的“和声”都只是喊腔，旋律性不强，但颇为健朗，能表现强烈的欢乐情绪。所以，此种一唱群和、兴高采烈的大众帮腔，确实给“摆手”增添了许多闹新春的热烈气氛。
2.舞。土家“摆手”中，运用最广、变化最多，且刚柔相济、婀娜多姿的，要算贯穿其中的舞蹈了。摆手舞，土家语称为“社巴日”，在湘西北龙山、永顺、保靖、古丈等县及鄂、川（渝）、黔边界广为流传，是比兹卡民间舞蹈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
从内容上说，摆手舞亦有“大摆手”舞和“小摆手”舞之别。其区别，大致也如本文第一节所述。从动作上看，摆手舞姿有“单摆”（单人舞）、“双摆”（双人舞）、“回旋摆”（集体回旋舞）及战舞等。众所周知，土家及其先民素来能歌善舞，又勇敢善战，武陵山区、“五溪”流域等地的自然环境及人文生态，培养出土家人刚勇豪爽、坚忍不拔的民族性格，从而使他们世代相承、不断锤炼的摆手舞具有粗犷、豪迈、勇往直前的特质。正月新春（土家“赶年”及与汉族一道的春节等）祭祖、祝愿时，尽情地欢跳“社巴日”，自然而然地给闹新春增添许多热烈、欢乐气氛。
3.“戏”。土家人每逢“调年”及“摆手”，都要表演“毛古斯”—比兹卡戏剧雏形。“毛古斯”，土家语是“古斯拔佩”，意为古代“毛人”故事（或“祖父祖母的故事”）。这是一种反映土家先民的狩猎和原始农耕生涯的艺术。所以，在服饰、道具及表演上，都保持着浓厚的原始色调：穿草衣着草裙，舞蹈动作及对白十分简单粗犷，富有一种独特的“野”劲。历经数千年的传承，至今仍在湘西北龙山、永顺、保靖等土家地区留存，这真是艺术上的奇迹。经过长期的磨洗，“毛古斯”从原来的群舞或“亚傩戏”发展成为有念白、对话和简单故事情节的原始戏曲。龙山县的“毛古斯”，分为“找野果”、“理足迹”、“围猎”、“打粑粑”等7个“节目”；永顺县的“毛古斯”，除上述节目以外，还有“钓鱼”、“接新娘”、“学读书”、“扫进扫出”等节目。
在“摆手”活动中，“梯玛”请神安位、念诵经文、祷词，皆属宗教色彩的部分，枯燥无味。而跳摆手舞、唱摆手歌和演“毛古斯”，则情趣盎然，顿使群众欢呼雀跃，“毛古斯”的表演，使土家“摆手”增色不少。
4.游艺。土家“摆手”活动中，也有游戏、杂艺一类的项目。包括当地传统的“围老虎”、“鲤鱼滩”、“黑查也罗”、“装嘎撒嘎”等，也有外地或外民族流传进来的“踩高脚”、“跳花灯”、“舞龙灯”、“耍狮子”、“打秋千”等。
5.体育。“摆手”活动中，还有土家民间体育表演，如“南急尺块”（土家语译音，意为“拱龙”）、“滚桐籽”、“发界鸡”，以及“罗汉晒肚”、“观音坐莲”、“堆宝塔”、“鸡公走路”等。
6.军事（动作）。比兹卡经历过许许多多的战争，兼之民性刚勇坚毅，因而，“摆手”中也出现一些军事活动（或动作），诸如“列队”、“披甲”（以“锦”代甲，即用土家织锦代替）、“登长竿”、“夺长竿”、“涉水”、“过沟”等。
7.扎彩。湘西北土家“调年”及“摆手”活动中，有些地方还有“扎彩”的习俗。也就是扎灯彩，包括走马灯、鲤鱼灯、蜈蚣灯、茶盘灯、青苗灯及一些耕作的“家具”。这些器物，全是竹篾和纸扎成的。灯彩，扎得多的则是鸟雀、鱼虾一类的动物。每种动物一盏灯，八九十种动物的灯串成一线，把它们点亮，形成一长串“灯花”，五光十色，缤纷辉煌，为土家“调年”增添不少胜景。不仅如此，这些灯彩及纸扎的“农具”（犁、耙、筒车、水车等）在夜晚的“摆手”活动中，更是“物尽其用”，锦上添花。它们分别放（或挂）在“调年”场、“摆手”堂两旁，引人入胜。而且，“摆手”（主要是“小摆手”）中歌舞的内容多以农耕为主，表演一些农事动作。诸如农历二月赶水、做秧田；三月插秧、种包谷；五月草、点豆；八月割稻；十月犁板田……灯彩及“农具”历历在目，使观众对唱述和舞蹈的内容，增加了更多的形象感和真实感；同时，也激起他（她）们对“五谷丰登”的更美好的憧憬。
8.服饰。乾隆年间《永顺府志》载：“土民赛以土司神……披五花被锦帕首，击鼓鸣钲，跳舞歌唱，竟数夕乃止。”所谓“披五花被锦帕首”，是指“摆手”时的参与者“头裹刺花巾帕”。前面说“披甲队”，已经涉及“摆手”的服饰。所谓“披甲”，就是身披“西朗卡普”（土家织锦）的男子们在跳摆手舞中以“锦”为“甲”（铠甲），既显得轻捷，又表现出威武雄壮。这些“刺花巾帕”、“西朗卡普”以及“梯玛”所穿“八幅罗裙”，皆为土家族的民族服饰，且沿袭已久，早在元、明、清时，史籍、地方志（如《明一统志》，乾隆《永顺府志》等）中已有载录。
“摆手”活动涉及到诗、歌、舞、戏、游艺、体育、工艺制作（含美术、竹艺、服饰、灯饰）等，充分显现出土家人的多才多艺，土家人“摆手”闹新春，怎能不闹得别出心裁、红红火火、有滋有味！怎能不令人无限神往！
摆手，祈求丰年
汉族春节期间的舞龙灯、赞土地等习俗，含着祝愿年成丰收的祈愿。土家正月新春的“摆手”，亦有祈求丰年之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把祭祀祖先、娱乐群众和祈求丰年三者结合起来，并且以本民族独特的民俗、艺术、游戏等形式巧妙地表现出来，是土家人“摆手”祀祖祈年的独特之处。这在土家人传唱了多少世代的史诗《摆手歌》的开头就十分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毕（比）兹卡摆手祈丰收，
迎来丰年好安乐。
祖宗留下的话，
后代不能忘。
跳好摆手舞哩唱好摆手歌，
神也高兴人欢畅。
风调雨顺啊，
硕果累累满山坡。
你看哩，
粟米穗穗啊，像是牛缆索，
包谷球球啊，像是水牛角，
稻禾穗子啊，像是马尾巴，
黄豆荚荚喜鹊窝，
芝麻荚荚像高楼……
养的肥猪像水牛，
养的黄牯像老虎，
儿子肥胖冬瓜样，
讨个婆娘如花朵。
毕兹卡年年做“摆手”，
家发人旺喜事多。
“摆手”祈年的善良愿望和美好憧憬，不只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且也有“家发人旺”的种族繁衍。在那风雨如磐、灾难深重的时代，土家人把能过好日子的热烈期望放在每年举行的虔诚而隆重的“摆手”活动（“小摆手”一年一度，“大摆手”三年两度或五年三度）上面，寄托于“八部大王”、“土王爷爷威灵显，保佑儿孙得太平”之上。这充分体现出土家人浓厚的祖先崇拜意识和“摆手”“调年”的风俗习惯之古朴、醇醪。
土家人的上述习俗风情与思想观念，既有原始宗教古朴祭典的遗存，也有封建宗法与迷信思想的沿袭。从此可以窥出，土家“摆手”礼俗所积淀的文化内涵之古老与复杂。
最后，借用清同治年间土家诗人彭勇功咏唱“摆手”的一首“竹枝词”来结束本文：
新春摆手闹年华，
尽是当年老土家。
问到村人为何事，
大家报赛土王爷（“爷”读如ｙā）。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