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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流动性过剩是国内产业与贸易政策、汇率与结售汇政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短期内国内流动性过剩问题很难单纯地依靠货币政策予以解决，应视全球流动性变化情况，从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入手，加快制度创新，并加强国际货币合作，以实现对流动性过剩的标本兼治。
流动性过剩，通俗的理解是指流通中的货币资本总量相对于实体经济实际需求偏多。自2005年以来，随着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基础货币的被动投放，流动性过剩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掣肘，如何有效抑制流动性过剩是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期内国家宏观调控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流动性过剩的表象
商业银行存贷差持续扩大。当前，我国商业银行仍以存贷款业务为主，流动性过剩主要体现在存贷款之间的差额及超额准备金率等指标上。
2000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存差不断扩大，银行资金日渐充裕，到2006年末，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人民币存贷差达到11万亿元，占存款余额的32.8%。从存贷比指标来看，在2003年以前，尽管存差不断增加，但各年度存贷比都高于75％，流动性过剩并未明显显现。但是，自2004年以来，商业银行存贷比连续三年迅速走低，2006年下降到67.2％。与之相对应，商业银行流动性较强的二类资产（超额准备金与所持有的央行票据）之和占各项存款的比例持续走高，2003～2006年这一比例分别为：6.8％、8.9％、11.3％、12.4％。尤其近两年，在清算效率已大大提高的情况下，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仍继续维持高位运行，2006年底，全部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率为4.8%，比2005年末提高了0.6个百分点，流动性过剩现象凸显。
资产价格快速上升。过剩流动性的另一个必然表现，就是资产价格快速上升，尤以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上涨最为典型。2002年以来，我国商品房销售额大幅持续攀升，虽然2005年和2006年中央连续出台了两轮针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部分地区的房地产价格有所回落，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地产价格仍然呈现明显上升的势头。与此同时，2006年以来，股票市场迅速回暖，呈现历史性的大转折和大发展,市场持续走牛，两年来上证指数上涨了三倍以上，涨幅居全球首位。
M2/GDP比例持续上升。作为衡量一国货币供应量适度与否的重要指标M2/GDP，从另一个侧面也同样反映了我国的流动性状况。自2000年至2006年，我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1.357、1.444、1.537、1.629、1.589、1.632、1.650。这组数据表明，近年来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持续加速快于GDP增长，国内货币环境日趋宽松，流动性过剩日益显现。
流动性过剩之缘由
国内经济结构性失衡是根本内因。客观来说，在全球流动性泛滥的外部因素影响下，国内经济结构性失衡（通过引发巨额贸易顺差及外汇储备骤增，促使被动投放大量基础货币）是导致我国流动性过剩的根本性内因，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失衡、投资消费结构的失衡与贸易结构的失衡。产业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二高一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过大比例，这部分产业主要以出口为主，企业以大量牺牲国内环境、能源和资源为代价，换取出口创汇，导致外汇储备大幅增加。而投资消费结构和贸易结构失衡对流动性过剩的影响则更为明显，近年来，我国消费增长呈现出明显加快的趋势，但是相对于投资而言，消费增速仍远远落后。正是消费的相对落后，不仅使大量资金沉淀于银行体系，而且导致大量国内产品不得不面向国际市场寻求销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实行鼓励出口的政策，国内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在现有人、财、物及技术等资源条件下，导致国内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发展出现严重的失衡现象。多年来，加工贸易增长速度大大高于非加工贸易，而加工贸易的内在特质决定了长期大量贸易顺差的积累。2006年我国加工贸易实现顺差1888.8亿美元，非加工贸易则维持逆差，2006年逆差为114.2亿美元。正是由于这种贸易结构不均衡的主导作用，引致我国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连续多年实现巨额贸易顺差，进而促使外汇储备快速增加。
强制结售汇制及外储过快增长是直接原因。1994年，我国对汇率制度进行了重要改革，确立了强制结售汇制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对资本流动实行严格控制。尽管2005年7月21日我国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事实上其还是在努力维持汇率的基本稳定。这样做可以一定程度避免国际资本市场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排除货币大规模投机冲击的可能。但现实中，在全球流动性泛滥的国际大环境下，我国的结售汇制度使资本流动呈现单向自由化，并且外汇储备的增长是以人民币等值投放为代价的，外汇储备增长已成为人民币投放的主要闸门。虽然，近几年，在强制结售汇政策方面，我国也做了适当调整，并有所松动，但整体上并未改变非自愿结汇的局面。
此外，从2002年下半年起，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增大，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导致大量境外逐利资金在升值预期的驱动下，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涌入我国境内。虽然我国外汇监管当局采取了多种积极措施，控制热钱流入，然而在目前的管理体制和技术条件下，监管当局还很难完全实现对境外热钱流动的有效监测和控制，大量热钱绕过了监管当局的限制，以各种方式流入国内，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外汇储备增长，进而在目前的结售汇政策下，直接形成基础货币的大量投放。截至2006年末，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由2000年底的1656亿美元迅速增加到10663亿美元，增幅达544％，2007年6月末更进一步上升到1.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量稳居全球第一。中央银行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也相应大幅增加，外汇占款总量占基础货币总量的比例由2000年的46.4％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108.5％，外汇占款已成为我国基础货币投放最主要源泉。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再通过乘数效应的放大，
流动性过剩现象的出现已不难理解。
发挥货币政策操作的功效
近两年，为了有效控制我国的流动性过剩，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人民银行连续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措施包括：
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调节货币流通量。人民银行从2003年开始，通过发行央行票据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截至2007年6月末，累计发行央票113693亿元，央票余额38213亿元，回笼了大量基础货币，对冲了市场流动性。其中2006年分四次共发行了总量达3700亿元的定向央行票据，2007年1－7月分三次发行了约3000亿元定向央行票据，抽走商业银行流动性，有效抑制了银行贷款过快增长。
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发挥利率杠杆作用。2006年至2007年7月，人民银行已连续五次上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四次上调存款基准利率,累计上调一年期存款利率108BPS，上调贷款利率126BPS。通过提高利率使得全社会使用资金的成本提高，降低贷款需求，从而抑制货币信贷投放总量。
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加强流动性管理。从2006年7月至2007年8月，人民银行连续九次提高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由2006年之前的7.5％上调至目前的12％，达到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多抽走商业银行资金约1.6万亿元。
此外，自2006年以来，人民银行还多次对金融机构进行窗口指导，要求商业银行合理把握信贷投放总量和投放进度，并大幅压缩商业银行短期外债限额，取得了一定成效。
诚然，人民银行一系列的调控措施，对缓解我国流动性过剩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全球流动性泛滥尚未得到有效遏制、我国内部各项相关政策没有进行充分调整的前提下，人民银行现行的措施很难使我国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得到根本改变。事实上，自2000年至2006年，我国因外汇储备增加而导致的外汇占款增加了约7万亿元，而同期人民银行通过发行央行票据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手段仅回收流动性5.3万亿元，尚有约1.7万亿元未得到有效对冲。目前全国流动性过剩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工业增长明显偏快，贸易顺差持续过大，投资继续高位运行。
由于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各不相同，各方利益难以协调，因此，全球流动性泛滥的格局很难在短期内有较大改变。同样，就国内情况而言，我国的产业政策、汇率政策、货币政策等一系列政策的调整及实施，也都需要假以时日，不能一蹴而就，因此，在国际国内等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根本解决，抑制流动性过剩仍将成为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内宏观调控的主题之一。
从源头上抑制流动性过剩
如前所述，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是在全球流动性泛滥的背景下国内多项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单纯依赖货币政策工具缓解流动性压力的效果十分有限，很难实现标本兼治。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央行票据等各种货币政策手段虽然对流动性起到一定的收缩作用，但在准备金率和利率屡次上调之后，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逐步缩小。因此，应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综合运用多种措施，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从源头上对流动性过剩予以抑制。
调整产业结构，改革经济增长方式。由于国内经济结构失衡是我国流动性过剩的根本性内因，因此，要实现对流动性过剩问题的标本兼治，应从调整产业结构着手，积极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努力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产品的出口，逐步实现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和进出口贸易的平衡。为了达到这一结构调整目标，要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加大力度调整进出口税收政策，鼓励低污染、低能耗、低资源消耗的产业发展，尤其是要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非加工贸易，促进贸易结构的优化调整，从而缓解贸易顺差过大带来的突出矛盾。
灵活并适当平衡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避免商业银行逆向选择。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外汇政策的调整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需要一个渐进过程，短期内缓解流动性过剩的手段仍将主要依赖于货币政策工具。然而，一方面由于利率工具受制于汇率改革，为防止大量热钱投机性流入，在美元已维持一年停止加息的情况下，人民币利率进一步上调的空间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存款准备金率自2006年至2007年8月已经连续上调9次，对商业银行利润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每提高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减少商业银行利润约40亿元）。若继续过度频繁使用这一政策工具，不仅其公示性边际效应将发生递减，对市场的影响力将逐步退减，而且还很可能促使商业银行迫于股东回报压力而发生逆向选择，将大量资金投向高风险领域，不利于金融稳定。因此，短期内缓解流动性过剩宜以相对市场化的公开市场操作方式为主，通过发行市场化央票和定向央票，既可有效紧缩市场货币总量，又可避免对商业银行收益造成过大冲击。
加快制度创新，减少外汇占款导致的基础货币投放。由于不断增加的巨额外汇储备是导致央行不得不被动投放基础货币的直接原因，而外汇储备与基础货币投放之间的联系纽带则是当前的外汇管理制度。因此，在外汇制度改革方面，我国首先应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的市场机制，通过汇率浮动区间的逐步扩大，利用市场机制调节外汇市场供求，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为了维持汇率稳定而被动地过多增发基础货币。其次，应根据我国经济的承受能力，按照可控性、渐进性的原则，进一步放宽企业和个人用汇自由度，由强制结售汇制向自愿结售汇制转变，由国家集中储备外汇向民间分散外汇转变。再次，要以优化产业结构为基本前提，彻底改变过去粗放的引资方式，适当提高引资门槛，坚决摒弃“二高一资”的外资项目，要按照全国一盘棋的原则，有选择地引进外资。同时，还要从“鼓励外资流入、限制资本流出”逐步向相对中立的外汇管理体制转变为，在对投机资本流入进行限制的同时，要对资本流出管制进行相应的放松，创造条件进一步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积极开展对外投资。目前，应加快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组建和运作，拓宽外汇资产的运用渠道，提高外汇储备的运用效率，使增量贸易顺差顺利地通过此渠道运用于境外，避免增量外汇储备在境内循环而增加基础货币投放，从源头上缓解央行因外汇资产增加被动投放流动性的问题。此外，在企业与居民外汇使用方面，应赋予企业和居民更多的自主权，逐步实现从“藏汇于国”到“藏汇于民”过渡。
加强国际货币合作，增强经济话语权。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是全球流动性泛滥的一个局部表现，在这样的大格局之下，在国际间资金往来日益畅通的背景之下，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仅仅依靠自身内部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整，往往很难独善其身，还需要通过进一步加强国际货币合作，完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来完成。在目前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下，我国应积极联合有关国家和地区，增强在国际经济舞台的话语权，敦促有关国家切实负起大国责任，及时调整国内财政政策、贸易政策和货币政策，尽快改变双赤字和低利率局面，从源头上缓解对全球流动性的影响，以提高我国在国际贸易合作以及人民币汇率政策分歧中的谈判地位和谈判筹码。此外，我国还可考虑会同亚洲诸国加快区域货币合作，逐步考虑实施“去美元化”问题，以减少美元汇率过度波动对亚洲各国经济稳定增长以及资本流动的负面影响。
（作者系中信银行行长助理）
流动性过剩，通俗的理解是指流通中的货币资本总量相对于实体经济实际需求偏多。自2005年以来，随着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基础货币的被动投放，流动性过剩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掣肘，如何有效抑制流动性过剩是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期内国家宏观调控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流动性过剩的表象
商业银行存贷差持续扩大。当前，我国商业银行仍以存贷款业务为主，流动性过剩主要体现在存贷款之间的差额及超额准备金率等指标上。
2000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存差不断扩大，银行资金日渐充裕，到2006年末，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人民币存贷差达到11万亿元，占存款余额的32.8%。从存贷比指标来看，在2003年以前，尽管存差不断增加，但各年度存贷比都高于75％，流动性过剩并未明显显现。但是，自2004年以来，商业银行存贷比连续三年迅速走低，2006年下降到67.2％。与之相对应，商业银行流动性较强的二类资产（超额准备金与所持有的央行票据）之和占各项存款的比例持续走高，2003～2006年这一比例分别为：6.8％、8.9％、11.3％、12.4％。尤其近两年，在清算效率已大大提高的情况下，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仍继续维持高位运行，2006年底，全部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率为4.8%，比2005年末提高了0.6个百分点，流动性过剩现象凸显。
资产价格快速上升。过剩流动性的另一个必然表现，就是资产价格快速上升，尤以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上涨最为典型。2002年以来，我国商品房销售额大幅持续攀升，虽然2005年和2006年中央连续出台了两轮针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部分地区的房地产价格有所回落，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地产价格仍然呈现明显上升的势头。与此同时，2006年以来，股票市场迅速回暖，呈现历史性的大转折和大发展,市场持续走牛，两年来上证指数上涨了三倍以上，涨幅居全球首位。
M2/GDP比例持续上升。作为衡量一国货币供应量适度与否的重要指标M2/GDP，从另一个侧面也同样反映了我国的流动性状况。自2000年至2006年，我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1.357、1.444、1.537、1.629、1.589、1.632、1.650。这组数据表明，近年来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持续加速快于GDP增长，国内货币环境日趋宽松，流动性过剩日益显现。
流动性过剩之缘由
国内经济结构性失衡是根本内因。客观来说，在全球流动性泛滥的外部因素影响下，国内经济结构性失衡（通过引发巨额贸易顺差及外汇储备骤增，促使被动投放大量基础货币）是导致我国流动性过剩的根本性内因，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失衡、投资消费结构的失衡与贸易结构的失衡。产业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二高一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过大比例，这部分产业主要以出口为主，企业以大量牺牲国内环境、能源和资源为代价，换取出口创汇，导致外汇储备大幅增加。而投资消费结构和贸易结构失衡对流动性过剩的影响则更为明显，近年来，我国消费增长呈现出明显加快的趋势，但是相对于投资而言，消费增速仍远远落后。正是消费的相对落后，不仅使大量资金沉淀于银行体系，而且导致大量国内产品不得不面向国际市场寻求销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实行鼓励出口的政策，国内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在现有人、财、物及技术等资源条件下，导致国内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发展出现严重的失衡现象。多年来，加工贸易增长速度大大高于非加工贸易，而加工贸易的内在特质决定了长期大量贸易顺差的积累。2006年我国加工贸易实现顺差1888.8亿美元，非加工贸易则维持逆差，2006年逆差为114.2亿美元。正是由于这种贸易结构不均衡的主导作用，引致我国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连续多年实现巨额贸易顺差，进而促使外汇储备快速增加。
强制结售汇制及外储过快增长是直接原因。1994年，我国对汇率制度进行了重要改革，确立了强制结售汇制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对资本流动实行严格控制。尽管2005年7月21日我国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事实上其还是在努力维持汇率的基本稳定。这样做可以一定程度避免国际资本市场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排除货币大规模投机冲击的可能。但现实中，在全球流动性泛滥的国际大环境下，我国的结售汇制度使资本流动呈现单向自由化，并且外汇储备的增长是以人民币等值投放为代价的，外汇储备增长已成为人民币投放的主要闸门。虽然，近几年，在强制结售汇政策方面，我国也做了适当调整，并有所松动，但整体上并未改变非自愿结汇的局面。
此外，从2002年下半年起，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增大，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导致大量境外逐利资金在升值预期的驱动下，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涌入我国境内。虽然我国外汇监管当局采取了多种积极措施，控制热钱流入，然而在目前的管理体制和技术条件下，监管当局还很难完全实现对境外热钱流动的有效监测和控制，大量热钱绕过了监管当局的限制，以各种方式流入国内，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外汇储备增长，进而在目前的结售汇政策下，直接形成基础货币的大量投放。截至2006年末，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由2000年底的1656亿美元迅速增加到10663亿美元，增幅达544％，2007年6月末更进一步上升到1.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量稳居全球第一。中央银行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也相应大幅增加，外汇占款总量占基础货币总量的比例由2000年的46.4％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108.5％，外汇占款已成为我国基础货币投放最主要源泉。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再通过乘数效应的放大，
流动性过剩现象的出现已不难理解。
发挥货币政策操作的功效
近两年，为了有效控制我国的流动性过剩，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人民银行连续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措施包括：
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调节货币流通量。人民银行从2003年开始，通过发行央行票据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截至2007年6月末，累计发行央票113693亿元，央票余额38213亿元，回笼了大量基础货币，对冲了市场流动性。其中2006年分四次共发行了总量达3700亿元的定向央行票据，2007年1－7月分三次发行了约3000亿元定向央行票据，抽走商业银行流动性，有效抑制了银行贷款过快增长。
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发挥利率杠杆作用。2006年至2007年7月，人民银行已连续五次上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四次上调存款基准利率,累计上调一年期存款利率108BPS，上调贷款利率126BPS。通过提高利率使得全社会使用资金的成本提高，降低贷款需求，从而抑制货币信贷投放总量。
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加强流动性管理。从2006年7月至2007年8月，人民银行连续九次提高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由2006年之前的7.5％上调至目前的12％，达到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多抽走商业银行资金约1.6万亿元。
此外，自2006年以来，人民银行还多次对金融机构进行窗口指导，要求商业银行合理把握信贷投放总量和投放进度，并大幅压缩商业银行短期外债限额，取得了一定成效。
诚然，人民银行一系列的调控措施，对缓解我国流动性过剩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全球流动性泛滥尚未得到有效遏制、我国内部各项相关政策没有进行充分调整的前提下，人民银行现行的措施很难使我国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得到根本改变。事实上，自2000年至2006年，我国因外汇储备增加而导致的外汇占款增加了约7万亿元，而同期人民银行通过发行央行票据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手段仅回收流动性5.3万亿元，尚有约1.7万亿元未得到有效对冲。目前全国流动性过剩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工业增长明显偏快，贸易顺差持续过大，投资继续高位运行。
由于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各不相同，各方利益难以协调，因此，全球流动性泛滥的格局很难在短期内有较大改变。同样，就国内情况而言，我国的产业政策、汇率政策、货币政策等一系列政策的调整及实施，也都需要假以时日，不能一蹴而就，因此，在国际国内等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根本解决，抑制流动性过剩仍将成为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内宏观调控的主题之一。
从源头上抑制流动性过剩
如前所述，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是在全球流动性泛滥的背景下国内多项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单纯依赖货币政策工具缓解流动性压力的效果十分有限，很难实现标本兼治。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央行票据等各种货币政策手段虽然对流动性起到一定的收缩作用，但在准备金率和利率屡次上调之后，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逐步缩小。因此，应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综合运用多种措施，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从源头上对流动性过剩予以抑制。
调整产业结构，改革经济增长方式。由于国内经济结构失衡是我国流动性过剩的根本性内因，因此，要实现对流动性过剩问题的标本兼治，应从调整产业结构着手，积极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努力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产品的出口，逐步实现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和进出口贸易的平衡。为了达到这一结构调整目标，要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加大力度调整进出口税收政策，鼓励低污染、低能耗、低资源消耗的产业发展，尤其是要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非加工贸易，促进贸易结构的优化调整，从而缓解贸易顺差过大带来的突出矛盾。
灵活并适当平衡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避免商业银行逆向选择。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外汇政策的调整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需要一个渐进过程，短期内缓解流动性过剩的手段仍将主要依赖于货币政策工具。然而，一方面由于利率工具受制于汇率改革，为防止大量热钱投机性流入，在美元已维持一年停止加息的情况下，人民币利率进一步上调的空间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存款准备金率自2006年至2007年8月已经连续上调9次，对商业银行利润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每提高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减少商业银行利润约40亿元）。若继续过度频繁使用这一政策工具，不仅其公示性边际效应将发生递减，对市场的影响力将逐步退减，而且还很可能促使商业银行迫于股东回报压力而发生逆向选择，将大量资金投向高风险领域，不利于金融稳定。因此，短期内缓解流动性过剩宜以相对市场化的公开市场操作方式为主，通过发行市场化央票和定向央票，既可有效紧缩市场货币总量，又可避免对商业银行收益造成过大冲击。
加快制度创新，减少外汇占款导致的基础货币投放。由于不断增加的巨额外汇储备是导致央行不得不被动投放基础货币的直接原因，而外汇储备与基础货币投放之间的联系纽带则是当前的外汇管理制度。因此，在外汇制度改革方面，我国首先应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的市场机制，通过汇率浮动区间的逐步扩大，利用市场机制调节外汇市场供求，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为了维持汇率稳定而被动地过多增发基础货币。其次，应根据我国经济的承受能力，按照可控性、渐进性的原则，进一步放宽企业和个人用汇自由度，由强制结售汇制向自愿结售汇制转变，由国家集中储备外汇向民间分散外汇转变。再次，要以优化产业结构为基本前提，彻底改变过去粗放的引资方式，适当提高引资门槛，坚决摒弃“二高一资”的外资项目，要按照全国一盘棋的原则，有选择地引进外资。同时，还要从“鼓励外资流入、限制资本流出”逐步向相对中立的外汇管理体制转变为，在对投机资本流入进行限制的同时，要对资本流出管制进行相应的放松，创造条件进一步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积极开展对外投资。目前，应加快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组建和运作，拓宽外汇资产的运用渠道，提高外汇储备的运用效率，使增量贸易顺差顺利地通过此渠道运用于境外，避免增量外汇储备在境内循环而增加基础货币投放，从源头上缓解央行因外汇资产增加被动投放流动性的问题。此外，在企业与居民外汇使用方面，应赋予企业和居民更多的自主权，逐步实现从“藏汇于国”到“藏汇于民”过渡。
加强国际货币合作，增强经济话语权。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是全球流动性泛滥的一个局部表现，在这样的大格局之下，在国际间资金往来日益畅通的背景之下，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仅仅依靠自身内部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整，往往很难独善其身，还需要通过进一步加强国际货币合作，完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来完成。在目前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下，我国应积极联合有关国家和地区，增强在国际经济舞台的话语权，敦促有关国家切实负起大国责任，及时调整国内财政政策、贸易政策和货币政策，尽快改变双赤字和低利率局面，从源头上缓解对全球流动性的影响，以提高我国在国际贸易合作以及人民币汇率政策分歧中的谈判地位和谈判筹码。此外，我国还可考虑会同亚洲诸国加快区域货币合作，逐步考虑实施“去美元化”问题，以减少美元汇率过度波动对亚洲各国经济稳定增长以及资本流动的负面影响。
（作者系中信银行行长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