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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帮我检整旧文卷时，见到一幅我写的变化体美术字，很喜欢，说她收藏了。这是我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一家杂志写的封面字草稿，正稿已经交付出版社了。
这些信手而为的东西，我尚有很多，会有多少收藏意义呢？
我毕业后从事科技展览设计工作18年，写美术字是基本功，一是要会写各种字体；二是大至两米小如蝇头小楷都能拿得起来；三是既能借助制图工具写印刷制版用的字，也会徒手在展览图版上书写文字；四是要按质、按量、按时完成任务。做到了这些才能应对各种规模的展览需要。当年流行的美术字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规范的宋体、黑体、仿宋体美术字（也有叫印刷体的），一种是变化体美术字。我的本职工作是美术设计，不写美术字，因每个展览都集中了几十位专门写美术字的人。必要时我也会写，记得在一个展览中用了两天两夜连续徒手用老宋体写过大幅长篇前言。我对写变化体美术字更有兴趣，在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由于工作和各方面约稿需要，曾编创过一两种字体，适应度广，熟练到能顺捷完成。但心中最看重的还是老宋体，视为基本功中的基本功，犹如书法中的楷书，看上去平常，写好了不容易。
我给女儿看了一张1963年为首都国庆节游行时写的“人民公社万岁”照片，那六个字就是老宋体。今天再看，觉得那时写得很稚弱。
不过女儿看过还是赞赏我，惊呼：“老爸那时才24岁呀！”
我上小学时喜欢画画，更喜欢美术字，曾到京城崇文区文化馆跟着成人美术字训练班学习过。到中学后很快被发现我有这种“才能”，初一就把我召到学校的黑板报组专门写美术字标题。黑板报组全体曾拍过一张照片，特地让板报组里我这个唯一的“小屁孩”坐在黑板前边中间，身后《青少年》报头字就是我写的。在汇文中学六年为学校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写各种需要的美术字。
在大学我不是活跃分子，能为学校干的事也还是写写美术字。1960年和1961年我为国庆游行时少先队队伍写过大标语字。当时北京艺术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校舍相邻，少先队游行用的各类气球由化学系充气制备，十几个大气球下面悬挂的长条标语就交给了我们学院美术系，系领导又把任务交给了我，国庆节前一周就不让我上课了，做前期准备：把搜集到的旧报纸粘贴成两米见方的大纸，约200多件；再购买一些白色纱布，请人将两幅缝制在一起，每条幅宽约2.4米长约15米；又购买很多大红纸。到国庆节前两天口号文本送到了，我立即在拼贴的纸上写成宽1.8米、高视字数多少而定的宋体字，系里组织学生把我写的字复制到红纸上剪出来，粘贴到规定尺寸的白纱布上，一直忙到9月30日午夜，准时把这些完整的大标语送到师大化学系，他们连同气球再送到游行指定的地点。
那几年，天安门广场前还有为欢迎外国元首来访时悬挂一排十几个大气球，气球仍是师大化学系制备，悬挂的各种欢迎的大标语也是让我写，记得欢迎过塞古杜尔、西哈努克等等。一年中有好几次这样的任务。
写“人民公社万岁”对我是个考验。
1963年8月下旬中国科协普及部命我马上去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区委宣传部报到，去了之后才知道是参加北京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4周年“城乡人民公社”游行队伍分指挥部的工作。
办公地点在东城钱粮胡同的区委大院，一位宣传部的干部具体负责。我的工作是游行队伍队容设计，负责人说正在抽调人组成队容设计组，开始还见到过两个人，后来也不见了。负责人问我，你一个人能否把队容设计工作承担下来？我刚从校门出来，社会上很多事情不了解，此事更生疏，可又不敢违抗，只能说“试试吧”。后来“设计组”果然只有我一个人了。
由于不懂什么叫“队容”，我就到一些分指挥部去求教，知道了基本涵义以及设计制作要素。此前总指挥部已经就各个队伍的队容设计原则和要求都做了部署，我仔细研读文件之后，能够知道城乡人民公社队伍具有什么特点了，又查阅了历次国庆游行的新闻照片，之后遵照要求做了几个队容方案。
人民公社是我国农村自1958年至1982年所实行的行政管理体制，自有了人民公社后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北京举办国庆节游行中就有了人民公社的队伍，那么就一定有“人民公社万岁”这样的口号。我的方案中有一个是突出“人民公社万岁”六个字，每个字用一辆汽车承载，前后排成一行，只占用队伍一个排面行进，高大鲜明，既突出了主题，也不会出现队伍散乱和空档的情况。分指挥部讨论后同意了这个方案，并报到总指挥部，获得批准。
我也没想到，首次做这样的事竟如此顺当。
这六个字每个约高2.8米宽4.5米，这么大的字我以前没有写过。
难免发愁了。当知道游行仪仗队总设计组有个姓李的人写大型美术字很有功力，我就跑去请他帮忙。去了之后，不但没见着本人，还被那里的工作人员奚落了一顿：“他很忙，哪有时间给你们写！”
在失望中只好自己动手了。
正好一位副总指挥到我们这里检查工作，我汇报时提到请李某写字未果的事情，他说，李的任务的确很重。副总指挥看了我已经写好的这六个字之后说，写得不错嘛，为什么要找他们写？并问我过去写过没有？我汇报了在大学期间写大气球标语的事，他说，那不是很有经验吗，就用你写的吧，不用找别人了。他嘱咐我说，中国老宋体很厚重，笔画肩角有的地方要圆润一些，显得大气平和，说着就动手给我改了改一些局部。他的一席很亲切的话，给了我勇气，一个行政负责人有如此的知识，敬意油然而生。
放大这六个字的时候依然用过去的笨办法，将废报纸粘贴成3米×5米大小，平放在区委小礼堂的舞台上，拿个大木条在上面画来画去。因为不能看到整体效果，写完一个就要请人帮着挂在墙上看。一位区武装部的军官看到后，建议我先把字写在幻灯片上，放大后描画下来会更方便一些，这让我顿开茅塞。当然也有个问题，最大的幻灯片画面也只有几公分，那么小的字放大几米后，比例也不协调。我就把两个方法结合起来，互相比对纠正，总算完成了。 车身设计好之后，指挥部领导就让我到现场参与施工去了。
施工现场是在故宫午门和端门之间的广场上，临时封闭成为一个大工地，各分指挥部的彩车施工统一安排。总指挥部叫我去工地找徐队长，见到了一位50多岁的工人师傅，他说话有点胶东口音，我把六个大字和彩车设计图交给了他，看了后，叫我画了一些更细致的施工放大稿等，我都很快完成了。他对我的积极配合很高兴，休息的时候主动找我聊天。我问他：
“您是不是山东人？”
“是啊！”
我说：“我也是。”
他问：“你是哪里的？”
“招远。”
老徐高兴地说：“嘿！咱俩是老乡，我也是招远的。”
“怪不得哪，听您说话像我父亲说话的味道！”
在现场，我什么也插不上手，老徐说：“小杨，这里的事你就不用管了，玩去吧！”
我说：“可不敢。擅自离开岗位是要受处分的。再说，我还想跟您学点本事哪。”
参与彩车制作的主要是木工、漆工、电工、架子工等，老徐队长是八级漆工，领导着这里的各个工种。各个分指挥部的彩车划在不同的区域，老徐每天到处巡看，他话不多，可眼睛厉害，一眼就能看到哪里出了问题，马上和工作的人协调解决办法。一次有个小徒工把我们车身上的一个图案画坏了，周边也搞脏了，他很严厉地批评道：叫你小心，总是记不住。然后就自己动手修补，居然把坏了的地方修补得一点没有损坏过的痕迹。我看他在描画花纹时，漆笔行走捻转非常自如，线条流利挺拔，是个有真本事的人。他到处走的时候我就跟着，看着他如何安排工作程序，如何指挥各个工种协作，做得有条不紊，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工作方法，对我后来做展览总体设计有很大的帮助。
在施工现场，第一次见识了古代就有的“粉本”。老徐让我把图案的线描稿画在厚一点的纸上，然后他们用桐油将画稿刷透，干了之后，就沿着画线用锥子扎上了小孔，再把它附着在车身图案的部位上，用色粉扑上去，再按其勾画，反复使用，虽然原始，但很实用。
有趣的是，六个大字做好了之后，立在工地上特别高大显眼，总指挥部那位姓李的写字专家特地跑来逐字端详。看他来了，我跟在后边，他偶然回头看到了我，就问：
“这字是谁写的？”
“我。”
他的表情有些异样，看得出对一个毛头小伙能否写出了这么大的字有点疑惑。他说，“我都没写过这么大的字……你写得不错嘛！”我明白，若说“很好”那是肯定，说“不错”只是应酬而已，但对于初出茅庐的我来说，听到说“不错”，已经很激动了！我说明了求他未成的事，他说，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你别介意。自此我们相识，第二年我专门去拜访过他，求教如何写好宋体字。
节前，游行还要进行一次夜间彩排，我是这个分指挥部唯一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命令我要保证彩车万无一失，坚持到最后。六辆车都做好了后，仔细检查了万一汽车中途熄火的解决办法。随后我让分指挥部把司机们请来，六辆车子在广场上试走了一圈，没有出现问题。见到广场上的群众都高兴地对着彩车热烈鼓掌，我的心才踏实下来。
彩排的晚上，我和孙金荣受邀观礼，看到了我们分指挥部的六辆大字彩车稳稳地走过了天安门，心里很是高兴。
国庆前夜，彩车按指定地点去就位，我在这里的工作结束了，离开时我和六个司机一一握手，又去向老徐致谢道别。
我在这次工作中的表现，得到了总指挥部的表彰。
事势推迁，往事如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高呼多年“万岁”的人民公社只活了24岁。从天安门前走过的那六个字也烟消云散了。
对于我，1963年则是生命历程中最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检验了我进入社会后的表现。
回想前一年我在等待毕业分配时，用两个月在故宫研读古代书画，用两个月在北京图书馆阅读馆藏所有的中国美术史书籍（那时没有多少）。11月时，带着做油画家的梦想到了中国科协普及部，知道了是从事与油画完全无关的科普工作，心理落差可想而知。1963年马不停蹄地做了四件事，没有一件与油画创作有关，面对这种与之相去甚远的境况甚感郁闷。然而工作一件接着一件，忙得我连闹情绪的时间都没有。
我明白，不能让时光白白流过，既然不能创作油画，那就去观察社会，去长见识吧。
参与《植物保护科学技术普及展览》，我负责的是马铃薯晚疫病、甘薯黑斑病等专题设计任务，在展览中见到了主管展览的许多专家学者，如微生物所所长裘维藩（1912—2000），已是顶级科学家；见到了科协领导人范长江（1909—1970），是部级干部。这些人常来审视展览进展，审查到自己的部分时就要随时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具体与我合作的是两位中年科学家，合作得愉快。在这个过程中，我多少了解了一些科技知识分子身上的优长之处。
1963年初让我去军委总参动员部绘制《防空知识挂图》，这更是我完全生疏的事情，一个人硬是在三个月中画了十几张对开水彩纸大小的彩色图，每张上都有七至十幅的小图。总参动员部在写给中国科协的公函中说：“三个月以来，杨悦浦同志在工作中表现能大胆创作，耐心细心，并能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意见；对图画的设计、配色等方面做得也较好；另外还帮助我们绘制了一些教材插图。”在这里见到过部长傅秋涛上将（1907—1981），和几位将军级的人物，他们都亲自参与过挂图审阅。在动员部我学到了一些国防知识，知晓了军人的特征，从少尉到上将的级别和等级观念。
之后又回到本单位参加“全国安全用电科普展览”，这个展览是中国及北京市电机工程学会主办和主持，也见到了这方面的许多顶级的专家，可惜在这个展览中停留的时间很短，记不住他们的名字了。让我难忘是工人安全用电专家张纪英，也是个八级工，很有实践经验，从树干架线到如何用电无所不知。和他的认识，让我知道任何工种都有杰出人才，应有敬畏之心。
在游行队伍分指挥部的工作中，更是见识了党政机关的工作状态，见到了北京市级、区级负责人，跟随他们到区县人民公社检查游行准备工作，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工作方法。在参加北京市总指挥部的会议时又见了辛毅，听到介绍他的名字时，我悄悄地从后排走到主席台那里把他看了个仔细。分指挥部领导好生奇怪。我说，辛毅是1962年底上映的电影《停战以后》的编剧，是根据其亲身经历加进一些其他的情节编写的一部受人欢迎的故事片。本以为辛毅是个剧作家，没想到是位政治工作者，时任北京市委副秘书长、1963年国庆游行的总指挥，一副文人气质的辛毅竟能井然有序地组织调动数十万人的大型活动，怎能不让一个文艺青年佩服？
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只有在这里才能开启闳识知正的历程吧。
说到美术字，不过是大千世界中不起眼的山花野卉，当社会发展出现巨大飞跃时，它的清妍哪里敌得过时代的光芒？有的东西还会随之泯灭，比如，当年的那些手工制作，在今天的科技发展中，完全被新的科技手段所淘汰，那些我们曾视为生命的技能、技术、规则，甚至一些理念，失去了存在价值。
唯一留下的是记忆，是那些我们曾经为之努力过的记忆。
这些信手而为的东西，我尚有很多，会有多少收藏意义呢？
我毕业后从事科技展览设计工作18年，写美术字是基本功，一是要会写各种字体；二是大至两米小如蝇头小楷都能拿得起来；三是既能借助制图工具写印刷制版用的字，也会徒手在展览图版上书写文字；四是要按质、按量、按时完成任务。做到了这些才能应对各种规模的展览需要。当年流行的美术字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规范的宋体、黑体、仿宋体美术字（也有叫印刷体的），一种是变化体美术字。我的本职工作是美术设计，不写美术字，因每个展览都集中了几十位专门写美术字的人。必要时我也会写，记得在一个展览中用了两天两夜连续徒手用老宋体写过大幅长篇前言。我对写变化体美术字更有兴趣，在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由于工作和各方面约稿需要，曾编创过一两种字体，适应度广，熟练到能顺捷完成。但心中最看重的还是老宋体，视为基本功中的基本功，犹如书法中的楷书，看上去平常，写好了不容易。
我给女儿看了一张1963年为首都国庆节游行时写的“人民公社万岁”照片，那六个字就是老宋体。今天再看，觉得那时写得很稚弱。
不过女儿看过还是赞赏我，惊呼：“老爸那时才24岁呀！”
我上小学时喜欢画画，更喜欢美术字，曾到京城崇文区文化馆跟着成人美术字训练班学习过。到中学后很快被发现我有这种“才能”，初一就把我召到学校的黑板报组专门写美术字标题。黑板报组全体曾拍过一张照片，特地让板报组里我这个唯一的“小屁孩”坐在黑板前边中间，身后《青少年》报头字就是我写的。在汇文中学六年为学校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写各种需要的美术字。
在大学我不是活跃分子，能为学校干的事也还是写写美术字。1960年和1961年我为国庆游行时少先队队伍写过大标语字。当时北京艺术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校舍相邻，少先队游行用的各类气球由化学系充气制备，十几个大气球下面悬挂的长条标语就交给了我们学院美术系，系领导又把任务交给了我，国庆节前一周就不让我上课了，做前期准备：把搜集到的旧报纸粘贴成两米见方的大纸，约200多件；再购买一些白色纱布，请人将两幅缝制在一起，每条幅宽约2.4米长约15米；又购买很多大红纸。到国庆节前两天口号文本送到了，我立即在拼贴的纸上写成宽1.8米、高视字数多少而定的宋体字，系里组织学生把我写的字复制到红纸上剪出来，粘贴到规定尺寸的白纱布上，一直忙到9月30日午夜，准时把这些完整的大标语送到师大化学系，他们连同气球再送到游行指定的地点。
那几年，天安门广场前还有为欢迎外国元首来访时悬挂一排十几个大气球，气球仍是师大化学系制备，悬挂的各种欢迎的大标语也是让我写，记得欢迎过塞古杜尔、西哈努克等等。一年中有好几次这样的任务。
写“人民公社万岁”对我是个考验。
1963年8月下旬中国科协普及部命我马上去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区委宣传部报到，去了之后才知道是参加北京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4周年“城乡人民公社”游行队伍分指挥部的工作。
办公地点在东城钱粮胡同的区委大院，一位宣传部的干部具体负责。我的工作是游行队伍队容设计，负责人说正在抽调人组成队容设计组，开始还见到过两个人，后来也不见了。负责人问我，你一个人能否把队容设计工作承担下来？我刚从校门出来，社会上很多事情不了解，此事更生疏，可又不敢违抗，只能说“试试吧”。后来“设计组”果然只有我一个人了。
由于不懂什么叫“队容”，我就到一些分指挥部去求教，知道了基本涵义以及设计制作要素。此前总指挥部已经就各个队伍的队容设计原则和要求都做了部署，我仔细研读文件之后，能够知道城乡人民公社队伍具有什么特点了，又查阅了历次国庆游行的新闻照片，之后遵照要求做了几个队容方案。
人民公社是我国农村自1958年至1982年所实行的行政管理体制，自有了人民公社后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北京举办国庆节游行中就有了人民公社的队伍，那么就一定有“人民公社万岁”这样的口号。我的方案中有一个是突出“人民公社万岁”六个字，每个字用一辆汽车承载，前后排成一行，只占用队伍一个排面行进，高大鲜明，既突出了主题，也不会出现队伍散乱和空档的情况。分指挥部讨论后同意了这个方案，并报到总指挥部，获得批准。
我也没想到，首次做这样的事竟如此顺当。
这六个字每个约高2.8米宽4.5米，这么大的字我以前没有写过。
难免发愁了。当知道游行仪仗队总设计组有个姓李的人写大型美术字很有功力，我就跑去请他帮忙。去了之后，不但没见着本人，还被那里的工作人员奚落了一顿：“他很忙，哪有时间给你们写！”
在失望中只好自己动手了。
正好一位副总指挥到我们这里检查工作，我汇报时提到请李某写字未果的事情，他说，李的任务的确很重。副总指挥看了我已经写好的这六个字之后说，写得不错嘛，为什么要找他们写？并问我过去写过没有？我汇报了在大学期间写大气球标语的事，他说，那不是很有经验吗，就用你写的吧，不用找别人了。他嘱咐我说，中国老宋体很厚重，笔画肩角有的地方要圆润一些，显得大气平和，说着就动手给我改了改一些局部。他的一席很亲切的话，给了我勇气，一个行政负责人有如此的知识，敬意油然而生。
放大这六个字的时候依然用过去的笨办法，将废报纸粘贴成3米×5米大小，平放在区委小礼堂的舞台上，拿个大木条在上面画来画去。因为不能看到整体效果，写完一个就要请人帮着挂在墙上看。一位区武装部的军官看到后，建议我先把字写在幻灯片上，放大后描画下来会更方便一些，这让我顿开茅塞。当然也有个问题，最大的幻灯片画面也只有几公分，那么小的字放大几米后，比例也不协调。我就把两个方法结合起来，互相比对纠正，总算完成了。 车身设计好之后，指挥部领导就让我到现场参与施工去了。
施工现场是在故宫午门和端门之间的广场上，临时封闭成为一个大工地，各分指挥部的彩车施工统一安排。总指挥部叫我去工地找徐队长，见到了一位50多岁的工人师傅，他说话有点胶东口音，我把六个大字和彩车设计图交给了他，看了后，叫我画了一些更细致的施工放大稿等，我都很快完成了。他对我的积极配合很高兴，休息的时候主动找我聊天。我问他：
“您是不是山东人？”
“是啊！”
我说：“我也是。”
他问：“你是哪里的？”
“招远。”
老徐高兴地说：“嘿！咱俩是老乡，我也是招远的。”
“怪不得哪，听您说话像我父亲说话的味道！”
在现场，我什么也插不上手，老徐说：“小杨，这里的事你就不用管了，玩去吧！”
我说：“可不敢。擅自离开岗位是要受处分的。再说，我还想跟您学点本事哪。”
参与彩车制作的主要是木工、漆工、电工、架子工等，老徐队长是八级漆工，领导着这里的各个工种。各个分指挥部的彩车划在不同的区域，老徐每天到处巡看，他话不多，可眼睛厉害，一眼就能看到哪里出了问题，马上和工作的人协调解决办法。一次有个小徒工把我们车身上的一个图案画坏了，周边也搞脏了，他很严厉地批评道：叫你小心，总是记不住。然后就自己动手修补，居然把坏了的地方修补得一点没有损坏过的痕迹。我看他在描画花纹时，漆笔行走捻转非常自如，线条流利挺拔，是个有真本事的人。他到处走的时候我就跟着，看着他如何安排工作程序，如何指挥各个工种协作，做得有条不紊，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工作方法，对我后来做展览总体设计有很大的帮助。
在施工现场，第一次见识了古代就有的“粉本”。老徐让我把图案的线描稿画在厚一点的纸上，然后他们用桐油将画稿刷透，干了之后，就沿着画线用锥子扎上了小孔，再把它附着在车身图案的部位上，用色粉扑上去，再按其勾画，反复使用，虽然原始，但很实用。
有趣的是，六个大字做好了之后，立在工地上特别高大显眼，总指挥部那位姓李的写字专家特地跑来逐字端详。看他来了，我跟在后边，他偶然回头看到了我，就问：
“这字是谁写的？”
“我。”
他的表情有些异样，看得出对一个毛头小伙能否写出了这么大的字有点疑惑。他说，“我都没写过这么大的字……你写得不错嘛！”我明白，若说“很好”那是肯定，说“不错”只是应酬而已，但对于初出茅庐的我来说，听到说“不错”，已经很激动了！我说明了求他未成的事，他说，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你别介意。自此我们相识，第二年我专门去拜访过他，求教如何写好宋体字。
节前，游行还要进行一次夜间彩排，我是这个分指挥部唯一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命令我要保证彩车万无一失，坚持到最后。六辆车都做好了后，仔细检查了万一汽车中途熄火的解决办法。随后我让分指挥部把司机们请来，六辆车子在广场上试走了一圈，没有出现问题。见到广场上的群众都高兴地对着彩车热烈鼓掌，我的心才踏实下来。
彩排的晚上，我和孙金荣受邀观礼，看到了我们分指挥部的六辆大字彩车稳稳地走过了天安门，心里很是高兴。
国庆前夜，彩车按指定地点去就位，我在这里的工作结束了，离开时我和六个司机一一握手，又去向老徐致谢道别。
我在这次工作中的表现，得到了总指挥部的表彰。
事势推迁，往事如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高呼多年“万岁”的人民公社只活了24岁。从天安门前走过的那六个字也烟消云散了。
对于我，1963年则是生命历程中最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检验了我进入社会后的表现。
回想前一年我在等待毕业分配时，用两个月在故宫研读古代书画，用两个月在北京图书馆阅读馆藏所有的中国美术史书籍（那时没有多少）。11月时，带着做油画家的梦想到了中国科协普及部，知道了是从事与油画完全无关的科普工作，心理落差可想而知。1963年马不停蹄地做了四件事，没有一件与油画创作有关，面对这种与之相去甚远的境况甚感郁闷。然而工作一件接着一件，忙得我连闹情绪的时间都没有。
我明白，不能让时光白白流过，既然不能创作油画，那就去观察社会，去长见识吧。
参与《植物保护科学技术普及展览》，我负责的是马铃薯晚疫病、甘薯黑斑病等专题设计任务，在展览中见到了主管展览的许多专家学者，如微生物所所长裘维藩（1912—2000），已是顶级科学家；见到了科协领导人范长江（1909—1970），是部级干部。这些人常来审视展览进展，审查到自己的部分时就要随时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具体与我合作的是两位中年科学家，合作得愉快。在这个过程中，我多少了解了一些科技知识分子身上的优长之处。
1963年初让我去军委总参动员部绘制《防空知识挂图》，这更是我完全生疏的事情，一个人硬是在三个月中画了十几张对开水彩纸大小的彩色图，每张上都有七至十幅的小图。总参动员部在写给中国科协的公函中说：“三个月以来，杨悦浦同志在工作中表现能大胆创作，耐心细心，并能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意见；对图画的设计、配色等方面做得也较好；另外还帮助我们绘制了一些教材插图。”在这里见到过部长傅秋涛上将（1907—1981），和几位将军级的人物，他们都亲自参与过挂图审阅。在动员部我学到了一些国防知识，知晓了军人的特征，从少尉到上将的级别和等级观念。
之后又回到本单位参加“全国安全用电科普展览”，这个展览是中国及北京市电机工程学会主办和主持，也见到了这方面的许多顶级的专家，可惜在这个展览中停留的时间很短，记不住他们的名字了。让我难忘是工人安全用电专家张纪英，也是个八级工，很有实践经验，从树干架线到如何用电无所不知。和他的认识，让我知道任何工种都有杰出人才，应有敬畏之心。
在游行队伍分指挥部的工作中，更是见识了党政机关的工作状态，见到了北京市级、区级负责人，跟随他们到区县人民公社检查游行准备工作，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工作方法。在参加北京市总指挥部的会议时又见了辛毅，听到介绍他的名字时，我悄悄地从后排走到主席台那里把他看了个仔细。分指挥部领导好生奇怪。我说，辛毅是1962年底上映的电影《停战以后》的编剧，是根据其亲身经历加进一些其他的情节编写的一部受人欢迎的故事片。本以为辛毅是个剧作家，没想到是位政治工作者，时任北京市委副秘书长、1963年国庆游行的总指挥，一副文人气质的辛毅竟能井然有序地组织调动数十万人的大型活动，怎能不让一个文艺青年佩服？
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只有在这里才能开启闳识知正的历程吧。
说到美术字，不过是大千世界中不起眼的山花野卉，当社会发展出现巨大飞跃时，它的清妍哪里敌得过时代的光芒？有的东西还会随之泯灭，比如，当年的那些手工制作，在今天的科技发展中，完全被新的科技手段所淘汰，那些我们曾视为生命的技能、技术、规则，甚至一些理念，失去了存在价值。
唯一留下的是记忆，是那些我们曾经为之努力过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