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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五代导演不同，第六代导演一出道就得考虑市场，他们不可能如前辈般蛰伏在电影厂里励精图治，即使蛰伏，也得伏在市场中。很多人就这么一直“伏”下去了，拍了七年电视剧的管虎不愿这么“伏”着了，终于靠着电影《厨子戏子痞子》，打个了翻身仗。
“坏学生中的奇葩”
管虎出生在北影大院的一个演艺世家。虽然父母都是演员，但与他日后从事导演却“几乎没有关系”。从出生到12岁，管虎从未见过父母。在他出生时，正值“文革”时期，父母被打成“右派”，发配到东北和青海进行劳改。
管虎寄养在邻居家。一家三口分隔三地，一别就是12年。
常人看似坎坷的童年，在管虎眼里却是享受。“我觉得比任何人的童年都美好，因为没人管你，没人约束你，满大街跑，特自由。”
因为“没人管”，没人“约束”，管虎8岁时就因为打老师被抓进了公安局。从那时起，他的打架恶习一直延续到长大成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管虎渐渐成为了一个标准的“北京胡同串子”。煤场、小卖部、理发店、公共厕所是管虎最熟悉的地方。少年管虎，是家长们眼中的“坏孩子”，老师眼里的“坏学生”，逃课对他来说是“天经地义”，打架更是“家常便饭”。因此管虎没少挨过学校的处分，也换过许多所学校。
1980年，管虎的父母政策落实，重新回到了北京。见到自己的亲生父母，管虎觉得除了身体里流淌着“熟悉”的血液，剩余的全部都是“陌生”。父母回家后，他照样经常背着包到处走，在那个青涩的年龄阶段，他把这种行为叫做“流浪”。他有一群“臭味相投”的伙伴，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那群孩子那样，逃课、打架，惹是生非。
时间一晃到了1987年，管虎面临高考。即便平时再胡闹，他也知道高考的重要性。
若想考上综合性大学，文化课需要达到500分以上。按照管虎的学习成绩，显然无望。他决定另辟蹊径，报考父母并不同意但只要200分就可以录取的艺术院校。
管虎临阵磨枪，看了看文艺常识类的科目，然后撒网式地把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的电影专业统统报考了一遍。
几轮考试下来，让管虎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竟然拿到了三所学校专业课的录取通知书。
管虎从小在北影大院长大，每周周末，院里都会放映电影，北影厂会组织职工家属一起观看。
1980年代看电影，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但对于彼时的管虎只是当做闲来无事用来消磨时间的一种方式。虽然无心，但周围的环境跟氛围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他比同龄人更早地接触到了电影。
在专业课的考试当中，管虎惊奇地发现了自己在剧本创作方面的才能，他天马星空的想象在别人眼中看做是“另类”，但在评委老师的眼中却是“人才”。经过三次考试，一批又一批用功学习、准备充分的学生惨遭淘汰，而管虎却留了下来。
就这样，管虎“糊里糊涂”地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成为了他后来口中经常自称的“学院派”。
进入电影学院学习的管虎，每周要看20部不同的电影。管虎乐在其中。他认为学习电影是在“玩儿”，在“玩儿”的氛围里，管虎觉得非常轻松、游刃有余。“电影是一个有感染力的东西，如果你是块儿料，它会不自觉地把你往那儿引，那种氛围带着你走向一个方向。”
电影梦乱了
“天之骄子”，1991年大学毕业的管虎是这样比喻自己的。
“当时满腔热情，自我感觉非常良好，觉得自己终于可以一展抱负，就想拍电影，一心只想拍电影，那会儿觉得电影就是至高无上。”
1990年代初，中国第五代导演已经开始崭露头角，《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等优秀作品相继问世，屡屡斩获许多国际大奖。管虎心里急得发痒。电影背后的掌声雷鸣、花团锦簇，他已不知道想象了多少遍。
大学毕业第二年，管虎通过女朋友筹得了一笔40万元的投资。拿到钱，管虎组建了自己的团队。“一群青涩的小毛头，全是同学，还完全没有实战经历，就上战场了。”
有充足的资金作后盾，管虎舍得“烧钱”。所有的场景都是自己搭，所有的机器都用最好的。因为没有执导电影的经验，拍摄进度一拖再拖，在资金几近用完的时候，整部戏终于杀青了。
管虎迫不及待地搬着胶片到剪片室，这一天他已经盼望已久。他感觉整个人热血沸腾，激动得手直哆嗦，但当播放机“咔咔”作响，屏幕出现拍摄的素材时，管虎傻了。所有镜头，所有画面都是闪的！没有一个能用！
付出的心血瞬间毁于一旦，这对于他无异于一道晴天霹雳。
剪片室里沉寂了半晌，他大吼一声：“重拍！”
剧组第一时间赶回拍摄地，此时由于资金已经不足，管虎只能用剩下的钱简单地拍了几场。但是拍完之后，发现画面还是在闪！
“当时感觉天瞬间就塌下来了。”
管虎只得向电影学院的老师求助。老师痛斥道：“路还不会走就想跑！摄影机是有开广角的，发电车转速是有周数的，俩没匹配，怎么能不闪！搭什么景，赶紧拆了！”
“梦想没本儿就变妄想了。就是眼高手低，其实当时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完成电影。电影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随随便便拿个机器就能拍的，更何况当时拿着机器都拍不出来。”
此时的管虎，已经没有资金继续拍摄。原本十几个人的剧组，最后只剩下了五个。整部戏眼看就要流产。
想到梦想，管虎的心还是颤动了，他决定最后再试一次。管虎跟同学们商量，各自从家里拿钱，咬紧牙关坚持把戏拍完。
这部电影叫做《头发乱了》，一部带有明显青春期反叛色彩的处女作。虽然过程坎坷，电影最终还是按照管虎原本的意愿完成了。
满怀信心的管虎带着自己的作品到电影局送审。“电影局的领导当场就给了我一棒子！”
“你这也叫电影？！”领导大声责问道。
“打入冷宫，直接枪毙。”这八个字是管虎送审得到的最直白的答案。 从电影局出来，1米90大个子的管虎躺在草地上哭了。
“灰暗的现实把你的梦想热情彻底打垮，完全是一个冰冷的世界，当时对电影有一种失望感，拍电影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把电影当做一种表达，有人接受，有人反馈的那种状态。有时候还想了很多电影后面的东西，那种花团锦簇，掌声奖项，全都没了。”
蛰伏电视剧
管虎陷入了低谷。一段时间，他甚至解决不了温饱问题，每天骑着自行车，四处蹭饭。接下来的几年，管虎再没有触碰过电影，“一个人，如果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文化准备、身体准备，是拍不了电影的。”
从1994年开始，管虎一直在从事电影周边的工作。广告片、MV、室内剧，只要跟镜头和画面有关的，管虎都做过。这样的工作，他一做做了五年。
1990年代末，电视剧浪潮兴起，电视市场突然突飞猛进地繁荣起来。也因这个时代，好运再次降临到管虎身上。由于管虎善于剧本创作，在1999年，金英马电视投资公司找到管虎，想请他执导一部名为《黑洞》的电视剧。在那个年代，北京电影学院科班出身的学生们压根儿不屑于制作电视剧，但在管虎看来，这是一个机会。管虎并没有按照以往电视剧惯用的拍摄方法制作《黑洞》，而是用他自己的风格，“把电视剧当做电影来拍”。也正因此，他饱受演员和公司的质疑。
2001年《黑洞》收视率居高不下，广受好评。电视剧的制作承载着无法想象的高收益。《黑洞》的热映，让管虎尝到了甜头。除了金钱的回报，管虎从此拥有了话语权，他说的话开始有人信了。
从那开始，管虎投身电视市场。七年间，他参与制作了大约上千集电视剧。随着《七日》、《冬至》、《民工之生存》等剧好评如潮，管虎也不再是那个骑着自行车四处蹭饭的穷小子。
他连续制作了一系列关注社会底层群体的作品，也慢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管虎常常把镜头聚焦在小人物身上，喜欢通过小人物表达对社会的寄托和反思，“关注小人物是我的使命”。
这或许跟管虎的生长环境有关，从小在胡同长大的他，看过太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
七年电视剧制作经历，让管虎在电视剧的“江湖”牢牢站稳脚跟，他可以继续吸金，但他却选择了放弃。
“电视剧来钱太快，诱惑也多，如果长期做下去，手就会练臭，手臭了还怎么拍电影？其实我做电视剧最重要的并不是钱，我看好的是电视剧的平台。它可以为我积累资源、设备、演员好多资源。在拍电视剧的时候我就隐隐约约地为未来的电影做实验，在为以后拍摄电影做准备，虽然不知道那电影什么时候来，漫漫无期，但我知道总有一天，它一定会来的。”
2007年，管虎来到自己的老家山东临沂，拍摄电视剧《沂蒙》。在拍摄过程中，当地一位老乡在聊天时不经意间提到“有一个男人和一头牛自1937年就生活在一起”的故事。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个不寻常的故事自此挂在了管虎的心头，迟迟挥之不去。
回京后，管虎把这个故事改编成了剧本《斗牛》。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却满足了管虎对于电影的种种诉求，重新点燃了他当年对于电影的激情。
“我觉得，我的电影时代来了。”
心中的猛虎
2009年，管虎拍摄了人生中第一部可以进入院线公映的电影《斗牛》。这部电影投资1000万，其中有管虎自己的500万。故事的背景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但是管虎却努力地避开“正义、是非”这些观念，“只是单纯地表达一种对生命的希望。”
《斗牛》的文艺色彩注定了它是一部叫好不叫座的电影。虽然票房平平，但却为管虎赚足了口碑。台湾金马奖7项提名，主演黄渤也因为该片获得金马奖最佳男演员奖。对于初登大荧幕的管虎来说，这算是一个漂亮的开场秀。
2012年，管虎的第二部作品《杀生》问世。此时的管虎却陷入了一种矛盾，“如今的电影都投身到滚滚商业大潮里，而自己的路该怎么继续往前走？是去试水商业市场，还是坚持自己独立的品质？我坚持把《杀生》拍出来是因为我有表达欲，我希望跟小众交流，希望改变电影形态，观赏习惯。我们都知道这会挑战大众的价值观，会有危险，票房不会特别好，但是干不干？还是得干。”
果然不出管虎所料，《杀生》仅以两千万票房告终。“投资两千万，票房两千万，对于电影，这就是赔了。”但《杀生》在管虎看来，是成功的。影片里的“牛结实”从小无依无靠，受到异乡人的排挤，表面上看似横行霸道、蛮不讲理，其实是遮掩内心的恐慌。悲惨的遭遇或许就是管虎童年生活中的缩影，他用独特的表达方式打动了观众，也打动了金马奖的评委。《杀生》获得了台湾金马奖的最佳美术设计奖。管虎的妻子梁静也因该片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
两部影片相继获奖之后，管虎在电影界的名气越来越大。虽然他已经不用再为自己的电影找钱而发愁，但两部戏的收益惨淡也让投资公司们苦不堪言。
2013年，管虎拍了一部赚钱的商业喜剧—《厨子戏子痞子》。《厨子戏子痞子》的运作模式采用美国独立制片的方式。在影片的筹备阶段，管虎邀请黄渤、刘烨、张涵予开了一个圆桌会议。管虎提出，《厨子戏子痞子》不会给这几位演员任何片酬，他们的片酬会化作股份投入电影制作并参与影片最终的票房分成。三位影帝毫不犹豫，几人一拍即合。
因为是喜剧，管虎特意把这部新戏放在4月1日愚人节上映。《厨子戏子痞子》上映首周三日的票房就突破了8000万，最终以3亿票房完美收官。面对票房佳绩，管虎自己也大吃一惊，但吃惊背后却透露着一种心酸。“《斗牛》票房1千4百万，《杀生》就2千多万，没想到这部戏第一天就把这俩都超了，你说能不心酸吗？！”妻子梁静解释道，“其实票房越高他越心酸，因为之前的电影才是他的东西。”
时间回到1968年，管虎刚刚出生，父亲因为被打为“右派”，发配到东北。临走时，给他留下个名字，管虎。父亲的寓意是希望这个孤单的孩子，能管住自己心中的“猛虎”。
45岁的管虎已然变得沉稳，再也不像少年时的意气用事。他说，他管住了心中的猛虎。
在华语影坛，“心中的猛虎”也有另有所指的意象。2000年，台湾导演李安的电影《卧虎藏龙》大获成功，这部武侠电影指向的是人心中的虎与龙。李安解释说，每个人心中都卧虎藏龙，这头卧虎是我们的欲望，也是我们的恐惧，有时候我们说不出它，我们搞不定它，它给我们危险，它给我们不安，但也正是因为它的存在，才让我们保持精神上的警觉，才激发你全部的生命力与之共存。
李安描述的“卧虎”，像极了管虎心中的电影梦。
“坏学生中的奇葩”
管虎出生在北影大院的一个演艺世家。虽然父母都是演员，但与他日后从事导演却“几乎没有关系”。从出生到12岁，管虎从未见过父母。在他出生时，正值“文革”时期，父母被打成“右派”，发配到东北和青海进行劳改。
管虎寄养在邻居家。一家三口分隔三地，一别就是12年。
常人看似坎坷的童年，在管虎眼里却是享受。“我觉得比任何人的童年都美好，因为没人管你，没人约束你，满大街跑，特自由。”
因为“没人管”，没人“约束”，管虎8岁时就因为打老师被抓进了公安局。从那时起，他的打架恶习一直延续到长大成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管虎渐渐成为了一个标准的“北京胡同串子”。煤场、小卖部、理发店、公共厕所是管虎最熟悉的地方。少年管虎，是家长们眼中的“坏孩子”，老师眼里的“坏学生”，逃课对他来说是“天经地义”，打架更是“家常便饭”。因此管虎没少挨过学校的处分，也换过许多所学校。
1980年，管虎的父母政策落实，重新回到了北京。见到自己的亲生父母，管虎觉得除了身体里流淌着“熟悉”的血液，剩余的全部都是“陌生”。父母回家后，他照样经常背着包到处走，在那个青涩的年龄阶段，他把这种行为叫做“流浪”。他有一群“臭味相投”的伙伴，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那群孩子那样，逃课、打架，惹是生非。
时间一晃到了1987年，管虎面临高考。即便平时再胡闹，他也知道高考的重要性。
若想考上综合性大学，文化课需要达到500分以上。按照管虎的学习成绩，显然无望。他决定另辟蹊径，报考父母并不同意但只要200分就可以录取的艺术院校。
管虎临阵磨枪，看了看文艺常识类的科目，然后撒网式地把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的电影专业统统报考了一遍。
几轮考试下来，让管虎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竟然拿到了三所学校专业课的录取通知书。
管虎从小在北影大院长大，每周周末，院里都会放映电影，北影厂会组织职工家属一起观看。
1980年代看电影，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但对于彼时的管虎只是当做闲来无事用来消磨时间的一种方式。虽然无心，但周围的环境跟氛围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他比同龄人更早地接触到了电影。
在专业课的考试当中，管虎惊奇地发现了自己在剧本创作方面的才能，他天马星空的想象在别人眼中看做是“另类”，但在评委老师的眼中却是“人才”。经过三次考试，一批又一批用功学习、准备充分的学生惨遭淘汰，而管虎却留了下来。
就这样，管虎“糊里糊涂”地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成为了他后来口中经常自称的“学院派”。
进入电影学院学习的管虎，每周要看20部不同的电影。管虎乐在其中。他认为学习电影是在“玩儿”，在“玩儿”的氛围里，管虎觉得非常轻松、游刃有余。“电影是一个有感染力的东西，如果你是块儿料，它会不自觉地把你往那儿引，那种氛围带着你走向一个方向。”
电影梦乱了
“天之骄子”，1991年大学毕业的管虎是这样比喻自己的。
“当时满腔热情，自我感觉非常良好，觉得自己终于可以一展抱负，就想拍电影，一心只想拍电影，那会儿觉得电影就是至高无上。”
1990年代初，中国第五代导演已经开始崭露头角，《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等优秀作品相继问世，屡屡斩获许多国际大奖。管虎心里急得发痒。电影背后的掌声雷鸣、花团锦簇，他已不知道想象了多少遍。
大学毕业第二年，管虎通过女朋友筹得了一笔40万元的投资。拿到钱，管虎组建了自己的团队。“一群青涩的小毛头，全是同学，还完全没有实战经历，就上战场了。”
有充足的资金作后盾，管虎舍得“烧钱”。所有的场景都是自己搭，所有的机器都用最好的。因为没有执导电影的经验，拍摄进度一拖再拖，在资金几近用完的时候，整部戏终于杀青了。
管虎迫不及待地搬着胶片到剪片室，这一天他已经盼望已久。他感觉整个人热血沸腾，激动得手直哆嗦，但当播放机“咔咔”作响，屏幕出现拍摄的素材时，管虎傻了。所有镜头，所有画面都是闪的！没有一个能用！
付出的心血瞬间毁于一旦，这对于他无异于一道晴天霹雳。
剪片室里沉寂了半晌，他大吼一声：“重拍！”
剧组第一时间赶回拍摄地，此时由于资金已经不足，管虎只能用剩下的钱简单地拍了几场。但是拍完之后，发现画面还是在闪！
“当时感觉天瞬间就塌下来了。”
管虎只得向电影学院的老师求助。老师痛斥道：“路还不会走就想跑！摄影机是有开广角的，发电车转速是有周数的，俩没匹配，怎么能不闪！搭什么景，赶紧拆了！”
“梦想没本儿就变妄想了。就是眼高手低，其实当时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完成电影。电影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随随便便拿个机器就能拍的，更何况当时拿着机器都拍不出来。”
此时的管虎，已经没有资金继续拍摄。原本十几个人的剧组，最后只剩下了五个。整部戏眼看就要流产。
想到梦想，管虎的心还是颤动了，他决定最后再试一次。管虎跟同学们商量，各自从家里拿钱，咬紧牙关坚持把戏拍完。
这部电影叫做《头发乱了》，一部带有明显青春期反叛色彩的处女作。虽然过程坎坷，电影最终还是按照管虎原本的意愿完成了。
满怀信心的管虎带着自己的作品到电影局送审。“电影局的领导当场就给了我一棒子！”
“你这也叫电影？！”领导大声责问道。
“打入冷宫，直接枪毙。”这八个字是管虎送审得到的最直白的答案。 从电影局出来，1米90大个子的管虎躺在草地上哭了。
“灰暗的现实把你的梦想热情彻底打垮，完全是一个冰冷的世界，当时对电影有一种失望感，拍电影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把电影当做一种表达，有人接受，有人反馈的那种状态。有时候还想了很多电影后面的东西，那种花团锦簇，掌声奖项，全都没了。”
蛰伏电视剧
管虎陷入了低谷。一段时间，他甚至解决不了温饱问题，每天骑着自行车，四处蹭饭。接下来的几年，管虎再没有触碰过电影，“一个人，如果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文化准备、身体准备，是拍不了电影的。”
从1994年开始，管虎一直在从事电影周边的工作。广告片、MV、室内剧，只要跟镜头和画面有关的，管虎都做过。这样的工作，他一做做了五年。
1990年代末，电视剧浪潮兴起，电视市场突然突飞猛进地繁荣起来。也因这个时代，好运再次降临到管虎身上。由于管虎善于剧本创作，在1999年，金英马电视投资公司找到管虎，想请他执导一部名为《黑洞》的电视剧。在那个年代，北京电影学院科班出身的学生们压根儿不屑于制作电视剧，但在管虎看来，这是一个机会。管虎并没有按照以往电视剧惯用的拍摄方法制作《黑洞》，而是用他自己的风格，“把电视剧当做电影来拍”。也正因此，他饱受演员和公司的质疑。
2001年《黑洞》收视率居高不下，广受好评。电视剧的制作承载着无法想象的高收益。《黑洞》的热映，让管虎尝到了甜头。除了金钱的回报，管虎从此拥有了话语权，他说的话开始有人信了。
从那开始，管虎投身电视市场。七年间，他参与制作了大约上千集电视剧。随着《七日》、《冬至》、《民工之生存》等剧好评如潮，管虎也不再是那个骑着自行车四处蹭饭的穷小子。
他连续制作了一系列关注社会底层群体的作品，也慢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管虎常常把镜头聚焦在小人物身上，喜欢通过小人物表达对社会的寄托和反思，“关注小人物是我的使命”。
这或许跟管虎的生长环境有关，从小在胡同长大的他，看过太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
七年电视剧制作经历，让管虎在电视剧的“江湖”牢牢站稳脚跟，他可以继续吸金，但他却选择了放弃。
“电视剧来钱太快，诱惑也多，如果长期做下去，手就会练臭，手臭了还怎么拍电影？其实我做电视剧最重要的并不是钱，我看好的是电视剧的平台。它可以为我积累资源、设备、演员好多资源。在拍电视剧的时候我就隐隐约约地为未来的电影做实验，在为以后拍摄电影做准备，虽然不知道那电影什么时候来，漫漫无期，但我知道总有一天，它一定会来的。”
2007年，管虎来到自己的老家山东临沂，拍摄电视剧《沂蒙》。在拍摄过程中，当地一位老乡在聊天时不经意间提到“有一个男人和一头牛自1937年就生活在一起”的故事。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个不寻常的故事自此挂在了管虎的心头，迟迟挥之不去。
回京后，管虎把这个故事改编成了剧本《斗牛》。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却满足了管虎对于电影的种种诉求，重新点燃了他当年对于电影的激情。
“我觉得，我的电影时代来了。”
心中的猛虎
2009年，管虎拍摄了人生中第一部可以进入院线公映的电影《斗牛》。这部电影投资1000万，其中有管虎自己的500万。故事的背景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但是管虎却努力地避开“正义、是非”这些观念，“只是单纯地表达一种对生命的希望。”
《斗牛》的文艺色彩注定了它是一部叫好不叫座的电影。虽然票房平平，但却为管虎赚足了口碑。台湾金马奖7项提名，主演黄渤也因为该片获得金马奖最佳男演员奖。对于初登大荧幕的管虎来说，这算是一个漂亮的开场秀。
2012年，管虎的第二部作品《杀生》问世。此时的管虎却陷入了一种矛盾，“如今的电影都投身到滚滚商业大潮里，而自己的路该怎么继续往前走？是去试水商业市场，还是坚持自己独立的品质？我坚持把《杀生》拍出来是因为我有表达欲，我希望跟小众交流，希望改变电影形态，观赏习惯。我们都知道这会挑战大众的价值观，会有危险，票房不会特别好，但是干不干？还是得干。”
果然不出管虎所料，《杀生》仅以两千万票房告终。“投资两千万，票房两千万，对于电影，这就是赔了。”但《杀生》在管虎看来，是成功的。影片里的“牛结实”从小无依无靠，受到异乡人的排挤，表面上看似横行霸道、蛮不讲理，其实是遮掩内心的恐慌。悲惨的遭遇或许就是管虎童年生活中的缩影，他用独特的表达方式打动了观众，也打动了金马奖的评委。《杀生》获得了台湾金马奖的最佳美术设计奖。管虎的妻子梁静也因该片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
两部影片相继获奖之后，管虎在电影界的名气越来越大。虽然他已经不用再为自己的电影找钱而发愁，但两部戏的收益惨淡也让投资公司们苦不堪言。
2013年，管虎拍了一部赚钱的商业喜剧—《厨子戏子痞子》。《厨子戏子痞子》的运作模式采用美国独立制片的方式。在影片的筹备阶段，管虎邀请黄渤、刘烨、张涵予开了一个圆桌会议。管虎提出，《厨子戏子痞子》不会给这几位演员任何片酬，他们的片酬会化作股份投入电影制作并参与影片最终的票房分成。三位影帝毫不犹豫，几人一拍即合。
因为是喜剧，管虎特意把这部新戏放在4月1日愚人节上映。《厨子戏子痞子》上映首周三日的票房就突破了8000万，最终以3亿票房完美收官。面对票房佳绩，管虎自己也大吃一惊，但吃惊背后却透露着一种心酸。“《斗牛》票房1千4百万，《杀生》就2千多万，没想到这部戏第一天就把这俩都超了，你说能不心酸吗？！”妻子梁静解释道，“其实票房越高他越心酸，因为之前的电影才是他的东西。”
时间回到1968年，管虎刚刚出生，父亲因为被打为“右派”，发配到东北。临走时，给他留下个名字，管虎。父亲的寓意是希望这个孤单的孩子，能管住自己心中的“猛虎”。
45岁的管虎已然变得沉稳，再也不像少年时的意气用事。他说，他管住了心中的猛虎。
在华语影坛，“心中的猛虎”也有另有所指的意象。2000年，台湾导演李安的电影《卧虎藏龙》大获成功，这部武侠电影指向的是人心中的虎与龙。李安解释说，每个人心中都卧虎藏龙，这头卧虎是我们的欲望，也是我们的恐惧，有时候我们说不出它，我们搞不定它，它给我们危险，它给我们不安，但也正是因为它的存在，才让我们保持精神上的警觉，才激发你全部的生命力与之共存。
李安描述的“卧虎”，像极了管虎心中的电影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