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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在杭州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会议上，有关“贫困”的定义再次成为与会者的关注焦点。在与会者眼中，“贫困”不再仅仅是物质资源（如衣食住行）的缺乏，它也意味着非物质资源（如教育资源和健康环境）的缺乏，以及由于社会承认的缺乏而产生的孤独、被边缘化的感觉等。相关人士指出，国际社会需要超越物质上的贫困，把更多的领域和因素纳入到衡量贫穷的指标体系中来。
事实上，关于贫困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其间更是经历了对于贫困问题认知的若干次历史性转变。在工业革命之前，普遍性的贫困是各个人类社会的共同特征，贫困也被大多数人视为一种“自然现象”。这既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直接表现，也与当时榨取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直接相连。比如，在中世纪的欧洲，保持农奴经济上的贫困是领主维系其政治主导和经济控制的必要条件。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以及急剧增长的物质财富，贫困不再是一种“自然现象”—它应当能够通过经济的持续发展而得以消除。然而，尽管人类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实现了物质财富的几何式增长，但时至今日，世界范围内的贫困问题依然严峻。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2008年，全世界仍有12.9亿人处在绝对贫困之中。人们逐渐意识到，贫困问题并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它更有着深刻的政治和社会根源。
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于“贫困”界定也经历了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的转变。“贫困”，按其字面意思，意味着特定物质条件的缺乏。所谓“绝对贫困”，就是指“某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的缺乏。例如，世界银行将“绝对贫困”界定为“基本人类需求被剥夺的状况”，而“基本的人类需求”一般包括食品、饮用水、卫生设施、衣服、庇护所、医疗救助和教育等。与之不同，“相对贫困”一般与特定社会的经济不平等状况联系在一起，如果说“绝对贫困”的关注重点是“寡”，那么，“相对贫困”的关注重点则是“不均”。譬如，经合组织和欧盟都通过“经济差距”指标来衡量贫困—如果一个家庭没能达到中等家庭收入的60%，那么它将被划入“贫困”之列。
在如何应对贫困这一问题上，国际社会也经历了从单纯关注经济因素到深入挖掘贫困的社会和政治根源的转变。例如，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贫困的根源或许在于人们缺乏按照自己意愿生活的能力，这包括缺乏信息来源、受教育的机会、医疗救助以及政治权利。世界银行对23个国家20000多位穷人进行了调查，归纳出一系列导致贫困的因素，包括社会关系不佳、缺乏安全、当权者滥用权力、制度赋权不足以及社区组织无力等。
从“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变的背后，则是人类对于自身生存状态的反思。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物质财富的激增，在普遍改善人类物质生存状况的同时，也使得物质财富的不平等占有达到了骇人的地步。与此同时，工业化带来的传统社会联结的衰落和社会关系的稀薄，又使得个人的“原子化存在”等“现代病”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此，“相对贫困”话题的出现代表了人类对于现时代生存状况的反思：作为个体的个人，究竟应当如何确定自身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原子化存在”是否意味着个体在面对不平等时更显得孤立无助和绝望？如果说“绝对贫困”问题为发展中国家“专属”的话，那么，“相对贫困”问题则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必须直面的问题。进而言之，“相对贫困”问题所引发的人类对于自身生存状况的反思，彰显了人类的平等理想与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之间的持续碰撞和冲突，而对平等的追求则深嵌于人类的本性之中。
事实上，关于贫困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其间更是经历了对于贫困问题认知的若干次历史性转变。在工业革命之前，普遍性的贫困是各个人类社会的共同特征，贫困也被大多数人视为一种“自然现象”。这既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直接表现，也与当时榨取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直接相连。比如，在中世纪的欧洲，保持农奴经济上的贫困是领主维系其政治主导和经济控制的必要条件。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以及急剧增长的物质财富，贫困不再是一种“自然现象”—它应当能够通过经济的持续发展而得以消除。然而，尽管人类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实现了物质财富的几何式增长，但时至今日，世界范围内的贫困问题依然严峻。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2008年，全世界仍有12.9亿人处在绝对贫困之中。人们逐渐意识到，贫困问题并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它更有着深刻的政治和社会根源。
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于“贫困”界定也经历了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的转变。“贫困”，按其字面意思，意味着特定物质条件的缺乏。所谓“绝对贫困”，就是指“某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的缺乏。例如，世界银行将“绝对贫困”界定为“基本人类需求被剥夺的状况”，而“基本的人类需求”一般包括食品、饮用水、卫生设施、衣服、庇护所、医疗救助和教育等。与之不同，“相对贫困”一般与特定社会的经济不平等状况联系在一起，如果说“绝对贫困”的关注重点是“寡”，那么，“相对贫困”的关注重点则是“不均”。譬如，经合组织和欧盟都通过“经济差距”指标来衡量贫困—如果一个家庭没能达到中等家庭收入的60%，那么它将被划入“贫困”之列。
在如何应对贫困这一问题上，国际社会也经历了从单纯关注经济因素到深入挖掘贫困的社会和政治根源的转变。例如，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贫困的根源或许在于人们缺乏按照自己意愿生活的能力，这包括缺乏信息来源、受教育的机会、医疗救助以及政治权利。世界银行对23个国家20000多位穷人进行了调查，归纳出一系列导致贫困的因素，包括社会关系不佳、缺乏安全、当权者滥用权力、制度赋权不足以及社区组织无力等。
从“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变的背后，则是人类对于自身生存状态的反思。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物质财富的激增，在普遍改善人类物质生存状况的同时，也使得物质财富的不平等占有达到了骇人的地步。与此同时，工业化带来的传统社会联结的衰落和社会关系的稀薄，又使得个人的“原子化存在”等“现代病”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此，“相对贫困”话题的出现代表了人类对于现时代生存状况的反思：作为个体的个人，究竟应当如何确定自身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原子化存在”是否意味着个体在面对不平等时更显得孤立无助和绝望？如果说“绝对贫困”问题为发展中国家“专属”的话，那么，“相对贫困”问题则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必须直面的问题。进而言之，“相对贫困”问题所引发的人类对于自身生存状况的反思，彰显了人类的平等理想与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之间的持续碰撞和冲突，而对平等的追求则深嵌于人类的本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