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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5月,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在上海联合招生。我脚蹬一双塑料凉鞋,手提一只尼龙网兜,怀揣几枚茶叶蛋,肩扛一架手风琴,从家乡泰兴到上海赶考。我在一个亲戚家安顿好,就随着滚滚人流参加考试。
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复试榜贴出来了,我看来看去,就是看不见我那后来变得很性感的“徐小平”的名字!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复试名单榜要过好几天才公布,我决定先回泰兴老家。走之前,我告诉亲戚:“到了发榜日,如果有我的名字,赶紧给我拍个电报通知我。”
嘱咐完,我还是不放心。可还能拜托谁呢?想来想去,我想到了在考场上刚刚认识的考友——王次炤。
我和次炤在考场相识,谈得很投机。于是,我把自己最后一线希望委托给他。对次炤兄的委托,凝聚着我对自己命运最深沉的期盼。
比我年长七岁的次炤兄,毫无疑问比我更希望获得复试。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在全国范围内只招10个名额,考生之间竞争之惨烈不言而喻。我和次炤既是考友,也是竞争者,但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只是怀着对次炤完全的信赖离开了上海。
复试发榜那天是我的生日。早晨起来我就开始等电报,到下午两点时,还是没有任何消息。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门外响起了命运的敲门声:“电报!电报!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复试通知终于到达了!”随后街坊邻居纷纷喧嚷起来,爸爸妈妈和我的眼睛立即亮了。
当时泰兴到上海已经没有班车,于是在离家20多公里的长江边上,我赶上了最后一班开往江对面的渡轮。五等舱的乘客,全是带着鸡鸭鱼蟹猪去上海赶早市的江北农民。舱内什么动物的摇滚都有,而我,美滋滋地与那些即将被上海人民吃掉的鸡鸭鱼虾一起,脚沾着鸡毛,头枕着波涛,面露着微笑,向着大上海,向着我的未来航行!
那天深夜,就在我和各种动物酣眠在一起的时候,另外一份通知我面试的电报到了泰兴家里!
家里人接到这份作为喜讯的电报,却出了一身冷汗:如果我只委托了一个人,而这个人恰恰是发送这份深夜来电的主,我的前途可就毁了!因为复试就在第二天早晨8点举行,除非我有直升机,否则只好望洋兴叹了!这比收不到复试通知还要冤!
幸亏那第一份电报!但庆幸之后,大家又感到纳闷:是谁,选择这么晚的时间把复试通知送给我呢?这个人显然不会是我的亲戚,肯定是那位受托的考生,故意拖延到晚上才发电报。这样,他也许就可以消除一个竞争对手了。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大家的推测都错了。恰恰是王次炤——这位当时和我萍水相逢的考友,看到复试榜上我的名字之后,花了宝贵的钱、宝贵的时间,在第一时间给我送来了复试的喜讯。我的亲戚却没想去看名单,因为他觉得我根本没戏。到了傍晚,他信步走到离家不远的发榜处,看到了我的名字,才给我发电报,当时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了!
我心里充满对次炤的无限感激。如果不是他,我的大学梦,一定就会梦断扬子江了。
我说不清楚,次炤后来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和他当年给我发电报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好人有好报!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为和自己毫无关系甚至还有利益冲突的陌生人做好事。
那份电报原件,已经不复存在,否则,我会把它捐给中央音乐学院,摆在校史馆里,告诉学生:想当院长吗?看看王次炤是怎么帮助徐小平的!
王灿海摘自《郑州日报》 编辑/静眉
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复试榜贴出来了,我看来看去,就是看不见我那后来变得很性感的“徐小平”的名字!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复试名单榜要过好几天才公布,我决定先回泰兴老家。走之前,我告诉亲戚:“到了发榜日,如果有我的名字,赶紧给我拍个电报通知我。”
嘱咐完,我还是不放心。可还能拜托谁呢?想来想去,我想到了在考场上刚刚认识的考友——王次炤。
我和次炤在考场相识,谈得很投机。于是,我把自己最后一线希望委托给他。对次炤兄的委托,凝聚着我对自己命运最深沉的期盼。
比我年长七岁的次炤兄,毫无疑问比我更希望获得复试。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在全国范围内只招10个名额,考生之间竞争之惨烈不言而喻。我和次炤既是考友,也是竞争者,但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只是怀着对次炤完全的信赖离开了上海。
复试发榜那天是我的生日。早晨起来我就开始等电报,到下午两点时,还是没有任何消息。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门外响起了命运的敲门声:“电报!电报!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复试通知终于到达了!”随后街坊邻居纷纷喧嚷起来,爸爸妈妈和我的眼睛立即亮了。
当时泰兴到上海已经没有班车,于是在离家20多公里的长江边上,我赶上了最后一班开往江对面的渡轮。五等舱的乘客,全是带着鸡鸭鱼蟹猪去上海赶早市的江北农民。舱内什么动物的摇滚都有,而我,美滋滋地与那些即将被上海人民吃掉的鸡鸭鱼虾一起,脚沾着鸡毛,头枕着波涛,面露着微笑,向着大上海,向着我的未来航行!
那天深夜,就在我和各种动物酣眠在一起的时候,另外一份通知我面试的电报到了泰兴家里!
家里人接到这份作为喜讯的电报,却出了一身冷汗:如果我只委托了一个人,而这个人恰恰是发送这份深夜来电的主,我的前途可就毁了!因为复试就在第二天早晨8点举行,除非我有直升机,否则只好望洋兴叹了!这比收不到复试通知还要冤!
幸亏那第一份电报!但庆幸之后,大家又感到纳闷:是谁,选择这么晚的时间把复试通知送给我呢?这个人显然不会是我的亲戚,肯定是那位受托的考生,故意拖延到晚上才发电报。这样,他也许就可以消除一个竞争对手了。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大家的推测都错了。恰恰是王次炤——这位当时和我萍水相逢的考友,看到复试榜上我的名字之后,花了宝贵的钱、宝贵的时间,在第一时间给我送来了复试的喜讯。我的亲戚却没想去看名单,因为他觉得我根本没戏。到了傍晚,他信步走到离家不远的发榜处,看到了我的名字,才给我发电报,当时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了!
我心里充满对次炤的无限感激。如果不是他,我的大学梦,一定就会梦断扬子江了。
我说不清楚,次炤后来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和他当年给我发电报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好人有好报!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为和自己毫无关系甚至还有利益冲突的陌生人做好事。
那份电报原件,已经不复存在,否则,我会把它捐给中央音乐学院,摆在校史馆里,告诉学生:想当院长吗?看看王次炤是怎么帮助徐小平的!
王灿海摘自《郑州日报》 编辑/静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