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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知识产权的保护在企业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随着科技成果转化量的不断攀升，如何减-少科技成果转化中遇到的争议、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得到较高评价的科技含量价值，从而有效将科技成果转化并实现产业化是关。心的问题之一、本文着重分析了科技成果在转化中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结合高校科技成果特点，分析了科技成果转化中成果评价的争议和矛盾，认为，充分认识和重视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的保护，采取有效措施，科技成果的转化才会获得更高经济效益，同时也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争议和可能出现的纠纷。特别是在国际范围进行科技成果转化与交流，知识产权保护更显得重要。
关键词：知识产权保护；企业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大学资源
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5—0114-03
一、概述
20世纪末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商品化市场的高度发达，人类社会已经步入了“知识经济时代”，科技资源作为稀缺的和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竞争的焦点。在这种大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大力推动形成全球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试图通过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保持其竞争优势，限制发展中国家的赶超进程，具体体现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的签订。TRIPS协议的最终签订，一方面表明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具有强大的话语权，发展中国家目前尚无法扭转这种现状；另一方面也迫使发展中国家认清了这样一个现实，即只有形成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够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权。
那么，如何才能够在这种不利的“游戏规则”下形成强大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呢?我们认为，首先要转变一个观念，那就是不能因为“游戏规则”是发达国家所倡导的，就忽视对“游戏规则”的研究和运用。目前，在我国仍然普遍存在着漠视知识产权的现象，无论是科技界，还是企业界，相当普遍地认为知识产权是华而不实的摆设，是锦上添花的物件。
其次，为了在不利的“游戏规则”下形成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除了要熟悉和掌握规则本身以外，还要充分提高科技产出与投入的比率，即提高科技投入的回报率。当前我国对于科学技术的投入主要在高等院校和国有科研院所，如何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就成为提高科技投入回报率亟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科研成果作为一种重要的无形资产，要对其进行有效的使用和管理，就必须借助知识产权的形式进行，而知识产权的确立、实施和转让等均是以一国的知识产权制度为依据的，根据TRIPS协议的规定，签约国的知识产权制度要符合协议规定的最低标准，也就是说，要提高我国科研成果的现实转化率，就必然涉及如何利用现有的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实现科技成果这一无形资产的市场价值最大化的问题。
二、科技成果转化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的认识与探索
(一)清华大学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探索
在科技成果转化的模式方面，清华大学的基本模式如图1：
清华大学作为国内著名的研究性综合大学，非常重视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发挥知识产权保护作用。1997年清华大学校务会正式通过了《清华大学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试行)》，明确了科研人员的职务成果的所有权归学校及其下属单位所有的原则，并约定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的20％至50％用于奖励科研人员和对科技成果转化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
在体系架构方面，清华的技术转移体系如图2：
通过近些年的摸索，清华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清华控股公司的设立和发展壮大是典型的代表：2003年9月，清华控股有限公司经国务院批准注册成立，主要从事科技成果产业化、高科技企业孵化、技术信息咨询、投资管理、资产运营和资本运作等业务，截至2006年底，清华控股公司的控股企业已经达到33家，涉及信息技术产业、能源环保产业、生命科技产业、科技服务及知识产业等领域，总资产达到280亿元，经营总收入达到213亿元。
对于清华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经验，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第一，知识产权保护在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第二，将核心的知识资产交由校办企业进行集中经营管理方式能够快速推进重大科技成果转化的进程；第三，如果能够将技术转移体系中的相关部门进行整合，形成科技成果申报、评估、确权和许可，实施一整套知识产权管理与经营体系，也许会进一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
(二)浙江大学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探索
浙江大学作为浙江省最重要的综合性研究大学，一直非常重视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发挥知识产权保护的作用，2004年即颁布了《浙江大学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保护若干规定(试行)》，并于2005年作出了修订。为了激发科研人员进行发明创造和专利申请的积极性，学校还制定了《浙江大学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对于授权的专利给予发明人一定的现金奖励。为了提高科技成果的现实转化率，学校还规定发明人可以获得发明实施或转让的60％收益。
2005年12月，浙江大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设立，对浙江大学的科技成果进行统一的管理与运营，公司的具体架构如图3：
浙江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在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背景下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据统计，2001年至2007年间，浙江大学签订的各类转让合同为824项，合同金额达到24596万元，其中专利技术转让占到了40％。
从浙江大学的探索中，可以得出几点经验：第一，科技成果作为大学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对其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是大学体现其社会价值的必要条件；第二，在科技成果转化中提高对发明人的收益分配可以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第三，对大学的知识产权成果进行集中的管理与运营是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可行措施。
三、国外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案例
(一)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案例
美国是较早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国家，1878年通过的《美国宪法》就包含了“知识产权条款”，1790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第一部《专利法》，可以说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早期建立是确立当今美国技术领先地位的重要制度因素。但在1980年以前，美国大学的科研成果转化情况很不理想，据统计，当时美国大学每年申请的专利不足250件，而政府拥有的专利权的现实转化率不足5％。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美国政府规定由联邦基金资助的科研成果所有权主要归政府所有，而政府又倾向于以非独占许可的方式实施这部分专利权，因而导致大学的科研积极性不高，而企业也因以非独占许可方式实施政府专利存在很高的市场风险而裹足不前。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80年美国颁布了贝伊一多尔法案，该法案规定大学可以成为联邦资助的科研成果的所有权人，并鼓励大学以独占许可的方式实施专利。该法案颁布后，极大地调动了大学的科研积极性，据统计，1974年至1984年的十年间，美 国大学共获得专利授权2 944件，而仅1992年一年，美国大学就获得了1557件专利授权。美国各大学为了推进专利实施，成立了专门的技术许可办公室(TECHNOLOGY LICENSING OF，FICE)，此类机构负责提供包括成果申报、技术评估、专利申请和专利实施许可等一整套的知识产权服务，为美国大学科研成果转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据统计，1974年至1984年的十年间，美国大学共发放专利许可1058项，而1989年至1990年的两年间，美国大学发放的专利许可就达到了10510项。
美国的上述经验对于我们有四点启示：第一，科技成果作为一项重要的无形资产，需要以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权)的形式予以保护；第二，科技成果所有权归属于科研单位或科研人员的制度安排可以充分调动科研单位和人员的积极性；第三，成果申报、技术评估、专利申请和专利实施许可是不可分割的完整体系，应当由单一的机构独立完成；第四，独占许可的方式可以降低企业实施科研成果时的市场风险。
(二)日本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案例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日本继“技术立国”之后又提出了“知识产权立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日本之所以将“技术立国”取代为“知识产权立国”，正是清楚地意识到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规则的重大现实意义。值得注意的是，TRIPS协议于1994年4月15日签订后，日本于2002年才开始提出“知识产权立国”的战略，此间存在的时间滞后可以解释为日本对于知识产权保护规则重要性的认识过程。那么，作为与中国具有类似文化背景的日本，其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情况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呢?
日本大学的科研成果转化带有很明显的东方文化特点，绝大部分的科技成果是通过大学的科研人员以“私下”的方式转让给企业的，具体包括：“大学教授担当企业的顾问；企业研究人员到大学实验室工作，把大学中的研究成果带回企业；大学毕业生为企业所雇用等”方式。作为转让的对价，企业向科研机构提供捐赠资金。这种非正式的转化模式最大的弊端在于，中小企业难以从该模式中获益，而大型企业虽然掌握了大量的科研成果，但出于战略的考虑往往只会将其中的一小部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样一来必然会降低科技投入的回报率，影响国家整体创新能力的增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日本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于1998年引入了技术转移办公室的制度，试图通过这种方式鼓励大学以正式的知识产权许可方式向企业转化科技成果。但是由于新方式的成本远高于非正式的转让方式，再加上大学科研人员自主创业存在很大的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导致该新制度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认识：第一，非正规的科技成果转化方式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创立与成长，进而降低了国家的整体创新能力；第二，应当采取合理的机制鼓励大学中的科研人员成为知识产权的所有者，进行自主创业，以化解大企业垄断科研成果的弊端；第三，尤其是在“私权”观念淡薄的东方文化的背景下，要特别加强知识产权制度的建设和知识产权文化的普及教育，鼓励企业和个人自觉、自主地利用知识产权保护工具维护自身利益，才能真正唤醒全社会的创新意识。
四、结论
通过分析和总结国内外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所采取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案例和经验，我们认为：
(一)在“知识经济时代”，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高科技投入回报率，就应当充分利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科技成果进行有效的管理和运营。
(二)科研人员是科技成果的创造者，制定合理的知识产权归属制度，是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热情的重要手段。
(三)科研成果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之前，往往需要企业对其进行二次开发，因此独占许可的方式对于推动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接纳高校的科研成果，降低市场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对于国内高校，通过校办的企业法人实体对校方的知识资源进行统一的管理和运营的方式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仍有相当一部分科技成果并没有被纳入该模式，而是由校方设立的有关行政机构进行管理，这种行政管理模式对于科技成果转化的作用并不明显，是否能够将这种行政管理模式转变为市场法人管理模式还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探索。
(五)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并且相关规则还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中，而国内高校关于科研成果转化中知识产权保护的专门机构和机制还相当薄弱，在这方面加强研究和建设非常必要。
(六)国内高校的研究人员对于知识产权制度的认识还存在很多片面看法，这与当前的国际形势是不相适应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知识普及和应用教育，提高高校及其科研人员利用知识产权规则保护其知识产品的能力及水平。
关键词：知识产权保护；企业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大学资源
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5—0114-03
一、概述
20世纪末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商品化市场的高度发达，人类社会已经步入了“知识经济时代”，科技资源作为稀缺的和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竞争的焦点。在这种大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大力推动形成全球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试图通过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保持其竞争优势，限制发展中国家的赶超进程，具体体现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的签订。TRIPS协议的最终签订，一方面表明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具有强大的话语权，发展中国家目前尚无法扭转这种现状；另一方面也迫使发展中国家认清了这样一个现实，即只有形成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够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权。
那么，如何才能够在这种不利的“游戏规则”下形成强大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呢?我们认为，首先要转变一个观念，那就是不能因为“游戏规则”是发达国家所倡导的，就忽视对“游戏规则”的研究和运用。目前，在我国仍然普遍存在着漠视知识产权的现象，无论是科技界，还是企业界，相当普遍地认为知识产权是华而不实的摆设，是锦上添花的物件。
其次，为了在不利的“游戏规则”下形成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除了要熟悉和掌握规则本身以外，还要充分提高科技产出与投入的比率，即提高科技投入的回报率。当前我国对于科学技术的投入主要在高等院校和国有科研院所，如何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就成为提高科技投入回报率亟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科研成果作为一种重要的无形资产，要对其进行有效的使用和管理，就必须借助知识产权的形式进行，而知识产权的确立、实施和转让等均是以一国的知识产权制度为依据的，根据TRIPS协议的规定，签约国的知识产权制度要符合协议规定的最低标准，也就是说，要提高我国科研成果的现实转化率，就必然涉及如何利用现有的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实现科技成果这一无形资产的市场价值最大化的问题。
二、科技成果转化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的认识与探索
(一)清华大学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探索
在科技成果转化的模式方面，清华大学的基本模式如图1：
清华大学作为国内著名的研究性综合大学，非常重视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发挥知识产权保护作用。1997年清华大学校务会正式通过了《清华大学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试行)》，明确了科研人员的职务成果的所有权归学校及其下属单位所有的原则，并约定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的20％至50％用于奖励科研人员和对科技成果转化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
在体系架构方面，清华的技术转移体系如图2：
通过近些年的摸索，清华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清华控股公司的设立和发展壮大是典型的代表：2003年9月，清华控股有限公司经国务院批准注册成立，主要从事科技成果产业化、高科技企业孵化、技术信息咨询、投资管理、资产运营和资本运作等业务，截至2006年底，清华控股公司的控股企业已经达到33家，涉及信息技术产业、能源环保产业、生命科技产业、科技服务及知识产业等领域，总资产达到280亿元，经营总收入达到213亿元。
对于清华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经验，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第一，知识产权保护在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第二，将核心的知识资产交由校办企业进行集中经营管理方式能够快速推进重大科技成果转化的进程；第三，如果能够将技术转移体系中的相关部门进行整合，形成科技成果申报、评估、确权和许可，实施一整套知识产权管理与经营体系，也许会进一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
(二)浙江大学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探索
浙江大学作为浙江省最重要的综合性研究大学，一直非常重视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发挥知识产权保护的作用，2004年即颁布了《浙江大学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保护若干规定(试行)》，并于2005年作出了修订。为了激发科研人员进行发明创造和专利申请的积极性，学校还制定了《浙江大学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对于授权的专利给予发明人一定的现金奖励。为了提高科技成果的现实转化率，学校还规定发明人可以获得发明实施或转让的60％收益。
2005年12月，浙江大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设立，对浙江大学的科技成果进行统一的管理与运营，公司的具体架构如图3：
浙江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在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背景下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据统计，2001年至2007年间，浙江大学签订的各类转让合同为824项，合同金额达到24596万元，其中专利技术转让占到了40％。
从浙江大学的探索中，可以得出几点经验：第一，科技成果作为大学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对其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是大学体现其社会价值的必要条件；第二，在科技成果转化中提高对发明人的收益分配可以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第三，对大学的知识产权成果进行集中的管理与运营是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可行措施。
三、国外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案例
(一)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案例
美国是较早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国家，1878年通过的《美国宪法》就包含了“知识产权条款”，1790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第一部《专利法》，可以说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早期建立是确立当今美国技术领先地位的重要制度因素。但在1980年以前，美国大学的科研成果转化情况很不理想，据统计，当时美国大学每年申请的专利不足250件，而政府拥有的专利权的现实转化率不足5％。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美国政府规定由联邦基金资助的科研成果所有权主要归政府所有，而政府又倾向于以非独占许可的方式实施这部分专利权，因而导致大学的科研积极性不高，而企业也因以非独占许可方式实施政府专利存在很高的市场风险而裹足不前。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80年美国颁布了贝伊一多尔法案，该法案规定大学可以成为联邦资助的科研成果的所有权人，并鼓励大学以独占许可的方式实施专利。该法案颁布后，极大地调动了大学的科研积极性，据统计，1974年至1984年的十年间，美 国大学共获得专利授权2 944件，而仅1992年一年，美国大学就获得了1557件专利授权。美国各大学为了推进专利实施，成立了专门的技术许可办公室(TECHNOLOGY LICENSING OF，FICE)，此类机构负责提供包括成果申报、技术评估、专利申请和专利实施许可等一整套的知识产权服务，为美国大学科研成果转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据统计，1974年至1984年的十年间，美国大学共发放专利许可1058项，而1989年至1990年的两年间，美国大学发放的专利许可就达到了10510项。
美国的上述经验对于我们有四点启示：第一，科技成果作为一项重要的无形资产，需要以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权)的形式予以保护；第二，科技成果所有权归属于科研单位或科研人员的制度安排可以充分调动科研单位和人员的积极性；第三，成果申报、技术评估、专利申请和专利实施许可是不可分割的完整体系，应当由单一的机构独立完成；第四，独占许可的方式可以降低企业实施科研成果时的市场风险。
(二)日本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案例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日本继“技术立国”之后又提出了“知识产权立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日本之所以将“技术立国”取代为“知识产权立国”，正是清楚地意识到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规则的重大现实意义。值得注意的是，TRIPS协议于1994年4月15日签订后，日本于2002年才开始提出“知识产权立国”的战略，此间存在的时间滞后可以解释为日本对于知识产权保护规则重要性的认识过程。那么，作为与中国具有类似文化背景的日本，其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情况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呢?
日本大学的科研成果转化带有很明显的东方文化特点，绝大部分的科技成果是通过大学的科研人员以“私下”的方式转让给企业的，具体包括：“大学教授担当企业的顾问；企业研究人员到大学实验室工作，把大学中的研究成果带回企业；大学毕业生为企业所雇用等”方式。作为转让的对价，企业向科研机构提供捐赠资金。这种非正式的转化模式最大的弊端在于，中小企业难以从该模式中获益，而大型企业虽然掌握了大量的科研成果，但出于战略的考虑往往只会将其中的一小部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样一来必然会降低科技投入的回报率，影响国家整体创新能力的增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日本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于1998年引入了技术转移办公室的制度，试图通过这种方式鼓励大学以正式的知识产权许可方式向企业转化科技成果。但是由于新方式的成本远高于非正式的转让方式，再加上大学科研人员自主创业存在很大的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导致该新制度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认识：第一，非正规的科技成果转化方式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创立与成长，进而降低了国家的整体创新能力；第二，应当采取合理的机制鼓励大学中的科研人员成为知识产权的所有者，进行自主创业，以化解大企业垄断科研成果的弊端；第三，尤其是在“私权”观念淡薄的东方文化的背景下，要特别加强知识产权制度的建设和知识产权文化的普及教育，鼓励企业和个人自觉、自主地利用知识产权保护工具维护自身利益，才能真正唤醒全社会的创新意识。
四、结论
通过分析和总结国内外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所采取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案例和经验，我们认为：
(一)在“知识经济时代”，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高科技投入回报率，就应当充分利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科技成果进行有效的管理和运营。
(二)科研人员是科技成果的创造者，制定合理的知识产权归属制度，是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热情的重要手段。
(三)科研成果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之前，往往需要企业对其进行二次开发，因此独占许可的方式对于推动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接纳高校的科研成果，降低市场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对于国内高校，通过校办的企业法人实体对校方的知识资源进行统一的管理和运营的方式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仍有相当一部分科技成果并没有被纳入该模式，而是由校方设立的有关行政机构进行管理，这种行政管理模式对于科技成果转化的作用并不明显，是否能够将这种行政管理模式转变为市场法人管理模式还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探索。
(五)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并且相关规则还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中，而国内高校关于科研成果转化中知识产权保护的专门机构和机制还相当薄弱，在这方面加强研究和建设非常必要。
(六)国内高校的研究人员对于知识产权制度的认识还存在很多片面看法，这与当前的国际形势是不相适应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知识普及和应用教育，提高高校及其科研人员利用知识产权规则保护其知识产品的能力及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