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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经学理窟》的内容主要是张载个人对传统儒家经典中的部分重大问题的解读，其中也包含了张载个人在研究儒家思想时的感悟与见解，反映了张载个人的学术思想。整体上张载的学术思想可以概括为：重礼、寡欲、虚心、求新四个要点，反映出张载个人的学术理念以及他对于儒学发展方向的构想。
关键词 《经学理窟》 张载 学术思想
1 引言
相较于汉唐的章句注疏与同时代对经学解读的著作，张载的《经学理窟》还有一大特色就是注重为学之道。这一点极具先导性，因为这一时期的儒士大多以抨击佛老和汉唐注疏之学的弊端为主，极少关注到底如何在抛弃传统注疏之学的情况下研习经典、追随圣贤。换言之，即同时代的学者多注重“破”，而没有做好“立”的工作。而张载的《经学理窟》中的《学大原上》《学大原下》和《自道》三章则是对为学之道有相对集中的表述。张载在这三章中所阐发的思想体现出了他个人对于如何学习、研究和理解儒家经典的看法，深刻体现出了一代大儒的学术思想。
2 以“礼”为本
张载有浓厚的重礼思想，这与其“经世致用”的思想有关。宋代重用文士抑制武将，士大夫产生了一种政治主体意识，以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代表。在这种精神风气的影响下，宋代士大夫关注现实政治，致力于解决现实中的社会问题和实现与君王的“共治”。正如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中指出：“‘同治”或“共治”所显示的是士大夫的政治主体意识;他们虽然接受了“权源在君”的事实，却毫不迟疑地将“治天下”的大任直接放在自己的身上。[1]’而学术研究方面之所以重礼，是因为张载认为“礼”既包含了儒家的仁义同时又便于践行。故对于学者入门十分有益。正如他所说的：“盖礼者滋养人德行，又使人有常业，守得定，又可学便可行，又可集得义。”他认为，“礼”可以进行阐发研究，更重要的是可以切实践行，使得读书人可以“守得定”。学者的研究有了“定”，就不会流向释老或者是空谈义理。而学者践行“礼”也可以从中感悟到“仁”。同时，“礼”还有教化风俗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社会实用性，即“学的周礼，他日有为却做得些实事……使民相趋如骨肉，上之人保之如赤子，谋人如己，谋众如家，则民自信。”想借助周礼尤其是井田制来对社会进行改造，同时力图以此改变社会风气。他将风俗的衰败归结为“古人于孩提时已教之礼，今世学不讲”。
3 为学寡欲
除了对于学习的对象强调之外，张载非常注重为学时的心态——寡欲。这一点在曾向其求学的二程兄弟的理论中得到充分体现，张载其实也多有论述。他认为，求学不能带有利欲之心，通过寡欲，学者的心可以达到“静”“虚”的境地，进而就能达到“明”的境界。人心若明，则能对事物有清楚明了的认识，就能理解儒家与传统经典中深奥的道理，同时达到圣人的境界。因为圣人之心就是“寂然不动”的。即是“其清时即视明听聪，四体不待羁束而自然恭谨，其乱时反是……始学者亦要静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静”又说：“仁之难成久矣……盖人人有利欲之心，与学正相背驰。[2]”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静”都是学者应当保持的心理状态，以剔除欲望對为学的干扰。通过“静”可以更好地体悟义理，排除疑虑。对于一般的学者而言，能够体悟传统儒家经典中的义理已是难事，更不用去想发明义理了。一心想着发明义理，只会产生疑虑，心神不宁反而影响为学。“心且宁守之，其发明却是末事，只常体义理，不须思更无足疑。天下有事，其何思何虑！自来只以多思为害，今且宁守之以攻其恶也。处得安且久，自然文章出，解义明。宁者，无事也，只要行其所无事。”所讲的便是这个道理。
可以看出，“寡欲”一方面是要求在研究、学习的过程中要抛去利欲之心，去除欲望的干扰;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一种体悟儒家道德的方式，通过减少欲望实现内心的“寂然不动”，以图实现“虚心”，进而用“心”去体认宇宙天道。
4 为学“虚”心
这里张载所讲的“虚心”，并非谦虚之意。这里的“虚”心，是指要是心达到“虚”的状态。在张载的哲学体系中，“虚”“太虚”虽然不是本体层次，只是本体的一种状态，但仍然是一种较高的层次，是本体之“气”中最为清明澄澈的部分。而在为学上所强调的“虚”在某种程度上也秉承了这一思想。“虚”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剔除掉过多的欲求，这一点上文已经有所提及。在张载的思想中“虚”与“静”是紧密相连的。“虚”指心的本然状态，而要想使受到后天“气质之性”影响的人心复归于本然的“天地之性”就要借助“静”来剔除人过多的欲望，“虚心则外无外以为累”。从另外一个方面讲，从哲学体系中我们可知“虚”并不是指什么都没有的虚空的状态，“虚”亦是实有。那么，从人心的状态上讲，“虚”也是有实在内涵的。“诚者，虚中求出实”而虚中诞生出了仁义礼智信，如果心达到了“虚”的境界，就获得仁义礼智信，内心中充满了仁义礼智信，就不会被外物所诱惑更不会追随外物而迷失本心，“静者善之本，虚者静之本。静犹对动，虚则至一”。就好比内心像一个罐子，里面充满了水就不会掺入外物。从这个角度讲“虚”与“静”既存在联系，但是“虚”又处于一个更高的层次，是内心本然状态下所充盈的道德义理。
除了防止本心的迷失外，之所以要保持“虚”心的状态，与张载对于知识的看法亦有关系。 在张载哲学中，所谓知识分为“德性”与“见闻”两类。张载说：“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他所说的“见闻之知”，是人以耳目感对外在具体对象认知的结果;而“德性之知”，是人以内心对宇宙天道变化体悟的结果。“见闻之知”与“德性所知”的区别在于，二者的来源不同：“见闻之知”，来源于耳目感官知觉对外物的把握;“德性所知”，则来源于心官知觉或虚明知觉对宇宙造化及其根源的直觉。张载关于两种“知”的划分，体现了宋代新儒学的思考重心，凸显了道德知识对于一般感性知识的优先性。两种知识的获得依靠于两种感官，即“心之官”和“耳目之官”。在张载看来，当主体超越耳目见闻等感觉能力，抛去一切外在经验物的消极影响，实现真正的“虚”心，便可以获得对于“德性所知”的体认。这也是张载之所以强调“虚”心的原因之一。
5 为学求新
这一点是针对为学的结论而言的。张载直言道：“义理有疑，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为学须是要进有以有异于人，若无以异于人则是乡人。”但为何有益于人以及如何有异于人，张载未有明言。但异于旧说而锐意求新，对于传统经学的进一步发展的却有益的。因为事实上，传统的注疏之学到了宋代已经与宋代在发达的经济环境下形成的开放思想已经格格不入了，而追求新意确实对于形成与先进生产力相适应的思想大有裨益。张载的哲学思想以“气”为本体，本身就是在继承孟子“浩然之气”基础上的创新发展，使得“气”这一概念成为日后宋明理学讨论的重大概念、命题之一，影响了数百年的学术史。
6 结语
综上，张载的学术思想在《经学理窟》中有较多体现，从“重礼”“寡欲”“虚心”“求新”这四个特点不难看出，张载的学术思想与其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多概念互相共享，使得其学术思想具有浓厚的哲学色彩。张载哲学体系的建立源自其在学术思想，而当其哲学体系建立后，在其进行著书立说的过程中，又不自觉地将哲学思想渗入他对于学术研究的观点之中。
（作者系郑州大学 在读本科生）
【参考文献】
[1]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M].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2011.
[2]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关键词 《经学理窟》 张载 学术思想
1 引言
相较于汉唐的章句注疏与同时代对经学解读的著作，张载的《经学理窟》还有一大特色就是注重为学之道。这一点极具先导性，因为这一时期的儒士大多以抨击佛老和汉唐注疏之学的弊端为主，极少关注到底如何在抛弃传统注疏之学的情况下研习经典、追随圣贤。换言之，即同时代的学者多注重“破”，而没有做好“立”的工作。而张载的《经学理窟》中的《学大原上》《学大原下》和《自道》三章则是对为学之道有相对集中的表述。张载在这三章中所阐发的思想体现出了他个人对于如何学习、研究和理解儒家经典的看法，深刻体现出了一代大儒的学术思想。
2 以“礼”为本
张载有浓厚的重礼思想，这与其“经世致用”的思想有关。宋代重用文士抑制武将，士大夫产生了一种政治主体意识，以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代表。在这种精神风气的影响下，宋代士大夫关注现实政治，致力于解决现实中的社会问题和实现与君王的“共治”。正如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中指出：“‘同治”或“共治”所显示的是士大夫的政治主体意识;他们虽然接受了“权源在君”的事实，却毫不迟疑地将“治天下”的大任直接放在自己的身上。[1]’而学术研究方面之所以重礼，是因为张载认为“礼”既包含了儒家的仁义同时又便于践行。故对于学者入门十分有益。正如他所说的：“盖礼者滋养人德行，又使人有常业，守得定，又可学便可行，又可集得义。”他认为，“礼”可以进行阐发研究，更重要的是可以切实践行，使得读书人可以“守得定”。学者的研究有了“定”，就不会流向释老或者是空谈义理。而学者践行“礼”也可以从中感悟到“仁”。同时，“礼”还有教化风俗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社会实用性，即“学的周礼，他日有为却做得些实事……使民相趋如骨肉，上之人保之如赤子，谋人如己，谋众如家，则民自信。”想借助周礼尤其是井田制来对社会进行改造，同时力图以此改变社会风气。他将风俗的衰败归结为“古人于孩提时已教之礼，今世学不讲”。
3 为学寡欲
除了对于学习的对象强调之外，张载非常注重为学时的心态——寡欲。这一点在曾向其求学的二程兄弟的理论中得到充分体现，张载其实也多有论述。他认为，求学不能带有利欲之心，通过寡欲，学者的心可以达到“静”“虚”的境地，进而就能达到“明”的境界。人心若明，则能对事物有清楚明了的认识，就能理解儒家与传统经典中深奥的道理，同时达到圣人的境界。因为圣人之心就是“寂然不动”的。即是“其清时即视明听聪，四体不待羁束而自然恭谨，其乱时反是……始学者亦要静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静”又说：“仁之难成久矣……盖人人有利欲之心，与学正相背驰。[2]”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静”都是学者应当保持的心理状态，以剔除欲望對为学的干扰。通过“静”可以更好地体悟义理，排除疑虑。对于一般的学者而言，能够体悟传统儒家经典中的义理已是难事，更不用去想发明义理了。一心想着发明义理，只会产生疑虑，心神不宁反而影响为学。“心且宁守之，其发明却是末事，只常体义理，不须思更无足疑。天下有事，其何思何虑！自来只以多思为害，今且宁守之以攻其恶也。处得安且久，自然文章出，解义明。宁者，无事也，只要行其所无事。”所讲的便是这个道理。
可以看出，“寡欲”一方面是要求在研究、学习的过程中要抛去利欲之心，去除欲望的干扰;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一种体悟儒家道德的方式，通过减少欲望实现内心的“寂然不动”，以图实现“虚心”，进而用“心”去体认宇宙天道。
4 为学“虚”心
这里张载所讲的“虚心”，并非谦虚之意。这里的“虚”心，是指要是心达到“虚”的状态。在张载的哲学体系中，“虚”“太虚”虽然不是本体层次，只是本体的一种状态，但仍然是一种较高的层次，是本体之“气”中最为清明澄澈的部分。而在为学上所强调的“虚”在某种程度上也秉承了这一思想。“虚”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剔除掉过多的欲求，这一点上文已经有所提及。在张载的思想中“虚”与“静”是紧密相连的。“虚”指心的本然状态，而要想使受到后天“气质之性”影响的人心复归于本然的“天地之性”就要借助“静”来剔除人过多的欲望，“虚心则外无外以为累”。从另外一个方面讲，从哲学体系中我们可知“虚”并不是指什么都没有的虚空的状态，“虚”亦是实有。那么，从人心的状态上讲，“虚”也是有实在内涵的。“诚者，虚中求出实”而虚中诞生出了仁义礼智信，如果心达到了“虚”的境界，就获得仁义礼智信，内心中充满了仁义礼智信，就不会被外物所诱惑更不会追随外物而迷失本心，“静者善之本，虚者静之本。静犹对动，虚则至一”。就好比内心像一个罐子，里面充满了水就不会掺入外物。从这个角度讲“虚”与“静”既存在联系，但是“虚”又处于一个更高的层次，是内心本然状态下所充盈的道德义理。
除了防止本心的迷失外，之所以要保持“虚”心的状态，与张载对于知识的看法亦有关系。 在张载哲学中，所谓知识分为“德性”与“见闻”两类。张载说：“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他所说的“见闻之知”，是人以耳目感对外在具体对象认知的结果;而“德性之知”，是人以内心对宇宙天道变化体悟的结果。“见闻之知”与“德性所知”的区别在于，二者的来源不同：“见闻之知”，来源于耳目感官知觉对外物的把握;“德性所知”，则来源于心官知觉或虚明知觉对宇宙造化及其根源的直觉。张载关于两种“知”的划分，体现了宋代新儒学的思考重心，凸显了道德知识对于一般感性知识的优先性。两种知识的获得依靠于两种感官，即“心之官”和“耳目之官”。在张载看来，当主体超越耳目见闻等感觉能力，抛去一切外在经验物的消极影响，实现真正的“虚”心，便可以获得对于“德性所知”的体认。这也是张载之所以强调“虚”心的原因之一。
5 为学求新
这一点是针对为学的结论而言的。张载直言道：“义理有疑，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为学须是要进有以有异于人，若无以异于人则是乡人。”但为何有益于人以及如何有异于人，张载未有明言。但异于旧说而锐意求新，对于传统经学的进一步发展的却有益的。因为事实上，传统的注疏之学到了宋代已经与宋代在发达的经济环境下形成的开放思想已经格格不入了，而追求新意确实对于形成与先进生产力相适应的思想大有裨益。张载的哲学思想以“气”为本体，本身就是在继承孟子“浩然之气”基础上的创新发展，使得“气”这一概念成为日后宋明理学讨论的重大概念、命题之一，影响了数百年的学术史。
6 结语
综上，张载的学术思想在《经学理窟》中有较多体现，从“重礼”“寡欲”“虚心”“求新”这四个特点不难看出，张载的学术思想与其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多概念互相共享，使得其学术思想具有浓厚的哲学色彩。张载哲学体系的建立源自其在学术思想，而当其哲学体系建立后，在其进行著书立说的过程中，又不自觉地将哲学思想渗入他对于学术研究的观点之中。
（作者系郑州大学 在读本科生）
【参考文献】
[1]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M].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2011.
[2]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