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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沦为蓝领
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里有个令人唏嘘的细节，在国内一号难求的心脏科专家，移民到了美国只能开出租车。其实这不仅仅发生在美国，也是很多国家技术移民的真实写照。
在宣布砍掉近30万积压的技术移民申请之前，加拿大移民部长康尼对媒体讲过一个故事，他在阿尔伯特省遇到的一对夫妻来自哥伦比亚，两人都是牙医，他们在加拿大做大厦门卫及管理员的工作。很多人都听过这样令人伤心的故事，不少加拿大的出租车司机移民前是工程师或医生。
康尼的故事同样也发生在中国的技术移民身上。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Janet Salaff和她的中国助手许丽平曾在2000年初做过一个针对中国技术移民的课题研究，采访了100位在加拿大生活的中国技术移民，其中大部分在国内是工程师或医生，他们几乎都面临人力资源贬值的窘境。
中国的技术移民大都正值壮年，拥有良好的职业和教育背景。根据统计数据，在2010年10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共有2841名来自中国内地的准技术移民报名参加了加拿大移民融入计划，这是一个为来自海外的准技术移民提供信息，帮助他们了解加拿大劳工市场动态的政府项目，其中有2038人报读了该计划开办的迎新工作坊。
从2038名中国内地准技术移民的年龄来看，大部分处在事业黄金年龄。介于21岁至35岁的人数最多，共有1081人，比例为53%；其次为年龄介于36岁至50岁之间的准移民，比例占45%。从学历背景来看，这2038名技术移民中拥有硕士学位的人数最多，共有964人，比例为49%；拥有学士学位的比例为29%，拥有博士学位的比例为9%。
但是，专业背景和年富力强为何没能成为成功就业的保证？
从Janet Salaff和许丽平的研究结果来看，大部分人是倒在了外国专业人才的认证上。在加拿大，所有需要大学以上学历的专业，都有自己的协会和其制定的一套认证监管制度，对外国证书几乎一概不认。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越高的专业，认证制度越复杂严格。
以工程师为例，2000年，1.5万人入境时申报在加拿大准备从事的职业是工程师，加拿大工程师协会（CCPE）估计同一年从加拿大大学毕业并获取工程师资格的人数只有1万人左右。可以看出加拿大非常依赖“进口”工程师。
在所有外来工程师中，中国工程师的“产量”很大。
Janet Salaff采访的50对中国移民夫妇中，丈夫是工程师的就有41位，全部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但其中只有2位拿到加拿大工程师牌照。
不在加拿大本地接受工程师教育和培训的移民要通过工程师协会认证，必须经过三个主要考察项目。一是提交工程师学历、成绩单和文凭，如果审核不合格，就要在加拿大学校重读部分课程。二是具备3-4年工程师工作经历，其中至少一年在加拿大公司实习，这家公司必须雇有两名以上工程师协会认可的工程师。移民在满足前两个条件后，才有资格参加专业考试。通过考试的佼佼者可以成为注册工程师。
但加拿大公司在请人时需要有本地工作经验，很少会雇佣新移民，因此移民很难获得一年的加拿大实习经验。资深精英只能从绘图员之类的辅助工作做起，极少数会被拔擢为工程师。
受访对象中，最快的一个也用了3年半时间才成为注册工程师，而大部分人在这个过程中放弃了，有些人干着和持牌工程师差不多的工作，但待遇相去甚远；也有些人放低身段，以工程师背景去做熟练技工，甚至做更低的初级技工，不知哪天才能回到移民加拿大前所从事的专业工作水平。
工程师可以屈就技术员，移民医生则更艰难，在加拿大行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加拿大对医护人员需求很大，在今年5月移民局公布的24项职业中，医护领域就有10项之多。加拿大人口老龄化严重，培养医生过程漫长且昂贵，因此很需要海外医疗人才。但严格的本地化过程和官僚的认证制度令移民医生们无用武之地。
移民拿医生牌照需要通过医生评估考试，加拿大不认可移民在中国的教育经历和工作经验，因此申请者在通过语言关后，要花2-3年时间全职读书修专业课，参加三项专业考试，学费、考试费以及全职读书期间的生活费让移民很难承受。
除此以外，申请人还要完成12个月的实习。医学生实习是由加拿大驻诊中介负责，原则是先照顾本国医学生。2002年，496名申请驻诊的非加拿大医科学校毕业生中只有83名获得机会，概率只有16.7%。在1998年这个数字还不到10%，1999年在15%上下。
即便移民愿意勒紧腰带读几年书，也未必能抢到不足两成的实习机会，所以很多人不得不放弃。一位北京新生儿护理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只能在加拿大诊所做翻译员，业余去敬老院当护理。严格的认证制度让这些名医连开诊所专门为中国移民服务的机会都没有。
穷太太和富太太
在技术移民群体中，女性的就业下降幅度更大，她们不但要接受专业、学历得不到认可而导致的人力资源贬值，还要为支持丈夫事业、照顾家庭而牺牲自己的专业。
《金融时报》的专栏作者一多曾撰文描述过技术移民女性的尴尬生存状况。她把将定居在温哥华的中国女人们划分为穷太太和富太太两大群体。“穷太太大多来源于技术移民，有着高学历、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不怎么丰厚的物质基础，一般属于来了就赶紧提升语言、找工作的人群。富太太则大多是投资移民，学历未必高但财富很可观，多数在国内有着自己的家族企业，来了之后学英语就是看看‘西洋景’，顺便结识些朋友打发时间，主要精力用来买房子置地，为推高当地房价做贡献。”
穷太太和富太太的交集是在ESL语言学校，这是加拿大政府为移民提供的免费语言培训服务。ESL语言学校里除了学习英语，更多是帮助新移民在学习中了解当地文化、社会机构、行为规则。两个群体在那里展示出完全不同的生态。
ESL学校门前停车场内，在教师的专用停车位上停着的都是很简单的日系小型车或北美非常大众化的轿车。富太太们的座驾区域则不亚于高端车展，新款、高配的宝马、奔驰、卡宴、兰博基尼、路虎。穷太太们以普通车甚至二手车为代步工具。 “一个班如果有超过三个中国移民富太太，那么这个英语班的性质很可能就变成商学院了，成了富太太们交流房地产买卖案例和心得的场所。”富太太们每天必然是驾着豪车来上课，拎着名牌包，衣着时尚光鲜，甚至珠光宝气，把课堂直接当成了奢侈品的秀场。
她们的张扬很快让当地教师心理难以平衡：他们是土生土长并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当地人，但依然只能开着自己非常简陋的车为衣食奔波，向政府缴纳可观的税收，然后政府用他们的钱为这些大富大贵的海外移民提供着免费服务。富太太们还成为温哥华高昂房价的始作俑者，让这座城市失去了世界宜居城市一度高居榜首的排名。
富太太要面对的是本地人的极端排斥，穷太太们要对抗的则是生活压力。在Janet Salaff采访的50对夫妇中，50位妻子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为13.9年（高中程度为12年，大专为14年），她们中有证券交易所的副总经理、服装厂厂长、主任医师、主任麻醉师等。
为了保证丈夫接受英文或专业培训，以便尽快找到好工作，妻子们迅速进入打工行列，维持基本家庭开支。一位妻子为了支持丈夫考工程师执照，甘愿当制衣工人，她原来是服装厂副厂长。
50位妻子中有17人在国内从事工程师类别工作，但在加拿大只有2人拿到移民前相当的职位，1人降至技术员，其他14人有的是服装厂女工，有的做咖啡店店员，也有从事传销或保险。
女性技术移民在国内努力学得的专业技能蒙上尘埃，她们与丈夫事业差距越来越大，也与自己本初的人生和目标越来越远。
人才输出国的悲哀
纵观历史，移民往往为输入国带来蓬勃的经济发展。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从经济停滞的北欧、东欧及南欧国家涌入美国，1200万移民在纽约港的艾里斯岛登录接受移民检查，他们推动了美国作为工业强国的兴起。
如果国内失业问题严重，出境移民对输出国而言，因为缓解就业竞争而有积极意义，这是菲律宾政府鼓励保姆出境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是寄钱回来。同样的原因下拉美人热衷向美国移民，就像美剧《魔鬼女佣》里描述的，在美国比佛利富人区工作的保姆大部分来自拉美。
但低技术移民容易冲击本地的劳动市场，尤其是对本地低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产生影响。纽约做过的一份劳动力市场参与程度和收入状况研究表明，1990年代初男性非裔美国人排名下降，正是移民入境最多时期。非裔美国人在整个劳动市场中最脆弱，受到的影响也最突出。
富国更愿意积极招募高技术人才，不惜搜罗全球，像摘樱桃一样把最优秀人才纳入囊中。二战后欧洲最优秀的科学家移民北美，那里工资水平高，研究经费宽裕，设备先进。世界的科研中心也从欧洲转到美国。
出去的高技术移民是最有创业精神、受教育最高的人群。如果技术在本国不匮乏，像印度大量IT人才出境，因为很多年轻人都有技术所以对本国产业影响不大。但更常见的是，流动使本身缺乏技术的国家雪上加霜。
华盛顿人道问题研究员Khalid Koser在《国际移民》中提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医疗人员移民欧美，2000年起，在英国注册工作的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护士有16000名，赞比亚独立以来接受过培训的医生中，600人只有50人留在当地行医。在英国曼彻斯特市工作的马拉维医生人数超过马拉维全国医生总数。医疗人员移民令穷国婴儿死亡率患病率超高，对这些国家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20世纪70、80年代，来自亚洲的国际移民增长迅猛，其目的地主要是北美、澳大利亚和海湾国家。2000年，美国的亚洲移民超过700万，中国每年入境美国的移民在人数上仅次于墨西哥。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估计，澳大利亚亚裔人口超过100万，占全国人口的5%。
高技术人才的流失将动摇中国的竞争力，本国看不到教育和培训投资的任何回报，面对樱桃被摘去后空荡荡的果园兴叹。而移居他国的技术人才也未必如意，不得不付出种种融入成本，并且接受自己在异国他乡降低几个档次的社会地位。
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里有个令人唏嘘的细节，在国内一号难求的心脏科专家，移民到了美国只能开出租车。其实这不仅仅发生在美国，也是很多国家技术移民的真实写照。
在宣布砍掉近30万积压的技术移民申请之前，加拿大移民部长康尼对媒体讲过一个故事，他在阿尔伯特省遇到的一对夫妻来自哥伦比亚，两人都是牙医，他们在加拿大做大厦门卫及管理员的工作。很多人都听过这样令人伤心的故事，不少加拿大的出租车司机移民前是工程师或医生。
康尼的故事同样也发生在中国的技术移民身上。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Janet Salaff和她的中国助手许丽平曾在2000年初做过一个针对中国技术移民的课题研究，采访了100位在加拿大生活的中国技术移民，其中大部分在国内是工程师或医生，他们几乎都面临人力资源贬值的窘境。
中国的技术移民大都正值壮年，拥有良好的职业和教育背景。根据统计数据，在2010年10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共有2841名来自中国内地的准技术移民报名参加了加拿大移民融入计划，这是一个为来自海外的准技术移民提供信息，帮助他们了解加拿大劳工市场动态的政府项目，其中有2038人报读了该计划开办的迎新工作坊。
从2038名中国内地准技术移民的年龄来看，大部分处在事业黄金年龄。介于21岁至35岁的人数最多，共有1081人，比例为53%；其次为年龄介于36岁至50岁之间的准移民，比例占45%。从学历背景来看，这2038名技术移民中拥有硕士学位的人数最多，共有964人，比例为49%；拥有学士学位的比例为29%，拥有博士学位的比例为9%。
但是，专业背景和年富力强为何没能成为成功就业的保证？
从Janet Salaff和许丽平的研究结果来看，大部分人是倒在了外国专业人才的认证上。在加拿大，所有需要大学以上学历的专业，都有自己的协会和其制定的一套认证监管制度，对外国证书几乎一概不认。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越高的专业，认证制度越复杂严格。
以工程师为例，2000年，1.5万人入境时申报在加拿大准备从事的职业是工程师，加拿大工程师协会（CCPE）估计同一年从加拿大大学毕业并获取工程师资格的人数只有1万人左右。可以看出加拿大非常依赖“进口”工程师。
在所有外来工程师中，中国工程师的“产量”很大。
Janet Salaff采访的50对中国移民夫妇中，丈夫是工程师的就有41位，全部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但其中只有2位拿到加拿大工程师牌照。
不在加拿大本地接受工程师教育和培训的移民要通过工程师协会认证，必须经过三个主要考察项目。一是提交工程师学历、成绩单和文凭，如果审核不合格，就要在加拿大学校重读部分课程。二是具备3-4年工程师工作经历，其中至少一年在加拿大公司实习，这家公司必须雇有两名以上工程师协会认可的工程师。移民在满足前两个条件后，才有资格参加专业考试。通过考试的佼佼者可以成为注册工程师。
但加拿大公司在请人时需要有本地工作经验，很少会雇佣新移民，因此移民很难获得一年的加拿大实习经验。资深精英只能从绘图员之类的辅助工作做起，极少数会被拔擢为工程师。
受访对象中，最快的一个也用了3年半时间才成为注册工程师，而大部分人在这个过程中放弃了，有些人干着和持牌工程师差不多的工作，但待遇相去甚远；也有些人放低身段，以工程师背景去做熟练技工，甚至做更低的初级技工，不知哪天才能回到移民加拿大前所从事的专业工作水平。
工程师可以屈就技术员，移民医生则更艰难，在加拿大行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加拿大对医护人员需求很大，在今年5月移民局公布的24项职业中，医护领域就有10项之多。加拿大人口老龄化严重，培养医生过程漫长且昂贵，因此很需要海外医疗人才。但严格的本地化过程和官僚的认证制度令移民医生们无用武之地。
移民拿医生牌照需要通过医生评估考试，加拿大不认可移民在中国的教育经历和工作经验，因此申请者在通过语言关后，要花2-3年时间全职读书修专业课，参加三项专业考试，学费、考试费以及全职读书期间的生活费让移民很难承受。
除此以外，申请人还要完成12个月的实习。医学生实习是由加拿大驻诊中介负责，原则是先照顾本国医学生。2002年，496名申请驻诊的非加拿大医科学校毕业生中只有83名获得机会，概率只有16.7%。在1998年这个数字还不到10%，1999年在15%上下。
即便移民愿意勒紧腰带读几年书，也未必能抢到不足两成的实习机会，所以很多人不得不放弃。一位北京新生儿护理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只能在加拿大诊所做翻译员，业余去敬老院当护理。严格的认证制度让这些名医连开诊所专门为中国移民服务的机会都没有。
穷太太和富太太
在技术移民群体中，女性的就业下降幅度更大，她们不但要接受专业、学历得不到认可而导致的人力资源贬值，还要为支持丈夫事业、照顾家庭而牺牲自己的专业。
《金融时报》的专栏作者一多曾撰文描述过技术移民女性的尴尬生存状况。她把将定居在温哥华的中国女人们划分为穷太太和富太太两大群体。“穷太太大多来源于技术移民，有着高学历、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不怎么丰厚的物质基础，一般属于来了就赶紧提升语言、找工作的人群。富太太则大多是投资移民，学历未必高但财富很可观，多数在国内有着自己的家族企业，来了之后学英语就是看看‘西洋景’，顺便结识些朋友打发时间，主要精力用来买房子置地，为推高当地房价做贡献。”
穷太太和富太太的交集是在ESL语言学校，这是加拿大政府为移民提供的免费语言培训服务。ESL语言学校里除了学习英语，更多是帮助新移民在学习中了解当地文化、社会机构、行为规则。两个群体在那里展示出完全不同的生态。
ESL学校门前停车场内，在教师的专用停车位上停着的都是很简单的日系小型车或北美非常大众化的轿车。富太太们的座驾区域则不亚于高端车展，新款、高配的宝马、奔驰、卡宴、兰博基尼、路虎。穷太太们以普通车甚至二手车为代步工具。 “一个班如果有超过三个中国移民富太太，那么这个英语班的性质很可能就变成商学院了，成了富太太们交流房地产买卖案例和心得的场所。”富太太们每天必然是驾着豪车来上课，拎着名牌包，衣着时尚光鲜，甚至珠光宝气，把课堂直接当成了奢侈品的秀场。
她们的张扬很快让当地教师心理难以平衡：他们是土生土长并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当地人，但依然只能开着自己非常简陋的车为衣食奔波，向政府缴纳可观的税收，然后政府用他们的钱为这些大富大贵的海外移民提供着免费服务。富太太们还成为温哥华高昂房价的始作俑者，让这座城市失去了世界宜居城市一度高居榜首的排名。
富太太要面对的是本地人的极端排斥，穷太太们要对抗的则是生活压力。在Janet Salaff采访的50对夫妇中，50位妻子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为13.9年（高中程度为12年，大专为14年），她们中有证券交易所的副总经理、服装厂厂长、主任医师、主任麻醉师等。
为了保证丈夫接受英文或专业培训，以便尽快找到好工作，妻子们迅速进入打工行列，维持基本家庭开支。一位妻子为了支持丈夫考工程师执照，甘愿当制衣工人，她原来是服装厂副厂长。
50位妻子中有17人在国内从事工程师类别工作，但在加拿大只有2人拿到移民前相当的职位，1人降至技术员，其他14人有的是服装厂女工，有的做咖啡店店员，也有从事传销或保险。
女性技术移民在国内努力学得的专业技能蒙上尘埃，她们与丈夫事业差距越来越大，也与自己本初的人生和目标越来越远。
人才输出国的悲哀
纵观历史，移民往往为输入国带来蓬勃的经济发展。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从经济停滞的北欧、东欧及南欧国家涌入美国，1200万移民在纽约港的艾里斯岛登录接受移民检查，他们推动了美国作为工业强国的兴起。
如果国内失业问题严重，出境移民对输出国而言，因为缓解就业竞争而有积极意义，这是菲律宾政府鼓励保姆出境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是寄钱回来。同样的原因下拉美人热衷向美国移民，就像美剧《魔鬼女佣》里描述的，在美国比佛利富人区工作的保姆大部分来自拉美。
但低技术移民容易冲击本地的劳动市场，尤其是对本地低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产生影响。纽约做过的一份劳动力市场参与程度和收入状况研究表明，1990年代初男性非裔美国人排名下降，正是移民入境最多时期。非裔美国人在整个劳动市场中最脆弱，受到的影响也最突出。
富国更愿意积极招募高技术人才，不惜搜罗全球，像摘樱桃一样把最优秀人才纳入囊中。二战后欧洲最优秀的科学家移民北美，那里工资水平高，研究经费宽裕，设备先进。世界的科研中心也从欧洲转到美国。
出去的高技术移民是最有创业精神、受教育最高的人群。如果技术在本国不匮乏，像印度大量IT人才出境，因为很多年轻人都有技术所以对本国产业影响不大。但更常见的是，流动使本身缺乏技术的国家雪上加霜。
华盛顿人道问题研究员Khalid Koser在《国际移民》中提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医疗人员移民欧美，2000年起，在英国注册工作的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护士有16000名，赞比亚独立以来接受过培训的医生中，600人只有50人留在当地行医。在英国曼彻斯特市工作的马拉维医生人数超过马拉维全国医生总数。医疗人员移民令穷国婴儿死亡率患病率超高，对这些国家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20世纪70、80年代，来自亚洲的国际移民增长迅猛，其目的地主要是北美、澳大利亚和海湾国家。2000年，美国的亚洲移民超过700万，中国每年入境美国的移民在人数上仅次于墨西哥。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估计，澳大利亚亚裔人口超过100万，占全国人口的5%。
高技术人才的流失将动摇中国的竞争力，本国看不到教育和培训投资的任何回报，面对樱桃被摘去后空荡荡的果园兴叹。而移居他国的技术人才也未必如意，不得不付出种种融入成本，并且接受自己在异国他乡降低几个档次的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