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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正在推进的供给侧改革赋予了校企合作办学新的历史使命，使其成为人才强国战略、城镇化建设和构建现代职教体系的必然要求。在此背景下，“供给侧”改革理论下的校企合作内涵核心是通过优化政府、职业院校供给侧的结构来提升校企合作办学的成效，从而满足推动经济发展、充分就业和实现科技创新等社会发展需要。据此，建议从将立法工作摆在首位、发挥税收政策的调节作用、坚持创新引领，以及坚持问题导向等四个方面探索校企合作办学实现的路径。
关键词 供给侧改革；校企合作；政府；职业院校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32-0013-04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旨在“引导供给侧压缩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调整供给结构，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建立与需求侧相适应的新平衡”[1]。这不仅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以“三去一补”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也从方法论上为我国其他领域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被誉为职业教育兴校之策的校企合作办学正遭遇着瓶颈。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等一系列文件中“校企合作办学”已成为出现频次最高的热词之一，但是“法律保障机制不健全、财政支撑体系不健全、内部协调机制不健全”等制约校企合作办学成效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校企合作办学“一头热、一头冷”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和改善[2]。随着我国人才强国战略、新城镇化建设以及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不断推进，校企合作办学又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任务和使命。为此，推进校企合作办学的供给侧改革，破解校企合作办学的现实难题，进一步探索和研究校企合作办学的实现路径，也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二、供给侧改革下校企合作办学的内涵及模式构建
“供给侧”理论即萨伊定理，来源于法国经济学家萨伊（Say）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说。关于这位被马克思当作法国庸俗经济学的创始人，《辞海》是这样解释萨伊的：“把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的庸俗成分发展成为一套庸俗经济学说，如生产三要素说等；首创否认一般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供给自创需求说”[3]。“供给侧”理论在西方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一方面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将其作为批判的对象，另一方面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英美等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广泛影响力的“里根经济学”又将其作为核心内容[4]。即便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供给侧改革的阐述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萨伊定理的影响。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是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构成的有机体系[5]。这一论述明显带有萨伊定理的痕迹，正如我国学者在评价萨伊时所指出“在经济学研究对象与方法上，萨伊提出政治经济学研究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这在经济学史上是首创，并为以后的经济学家所认同”[6]。但是马克思在论及供给侧理论时，不是孤立地单方面地看待供给与需求的关系，而是强调对供求关系产生影响的各个要素之间的联系和辩证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时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其实质是“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中长期视野的宏观调控”[7]。当前我国的校企合作办学是由政府、職业院校和企业三个不同利益主体所构成的统一体。若以“供给侧”改革理论来看待校企合作办学所出现的法律保障不健全等系列问题，其实质是供给侧无法满足需求侧所导致的不平衡问题。因此，本文认为“供给侧”改革理论下的校企合作内涵是指通过加强政府的政策供给（法律法规、体制机制、税收政策）满足职业院校和企业校企合作办学的需要；通过加强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成果转化和社会服务来满足企业的需要；通过优化政府、职业院校供给侧的结构来提升校企合作办学的成效，从而满足推动经济发展、充分就业和实现科技创新等社会发展需要。这样就形成了政府与职业院校、企业以及职业院校和企业，两个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的闭环，如图1所示。在第一个闭环中，若是以政府为“供给侧”就是要求政府在法律法规、体制机制和税收减免等方面加以改革，满足作为“需求侧”高职院校和企业的需要，为校企合作办学创造更加优越的社会大环境；在第二个闭环中，若是以职业院校为“供给侧”就是要求职业院校要在学生、就业和服务等要素上加强建设，满足作为“需求侧”企业的需要。这个系统的“核心要素是职业院校和企业，其外部环境包括市场、政府、中介机构乃至社会大环境”。
三、供给侧改革下校企合作办学的实现路径
（一）将立法工作摆在首位，为校企合作办学提供法律法规保障
法律法规不完善是制约校企合作办学的主要因素。而专门立法是发达国家开展职业教育，推动校企合作办学的宝贵经验。德国的“双元制”被认为是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办学的典范。从1869年制定《强迫职业实习教育法》开始，几乎每一部德国联邦立法都规定了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责任和义务[9]。美国是职业教育立法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其推行的合作教育（Cooperative Education）也是国际公认的校企合作办学的成功范式。从1862年制定《莫雷尔法案》开始到1963年《职业教育法》的颁布，美国先后制定和颁布近30个职业教育的相关法案，几乎涉及到职业教育的所有领域。1994年颁布的《从学校到工作机会法》更是非常细致明确地要求企业和学校要一同工作以创造合作关系，由企业负责延伸的学习活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国作出了全面部署，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和善作善成的作风，扎扎实实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就教育工作而言，全面推进依法治教是当务之急。 相比较而言，我国职业教育的立法起步较晚。与职业教育相关的《教育法》制定于1995年、《职业教育法》制定于1996年、《高等教育法》和《劳动法》则分别制定于1998年和1994年，且现有的法律中关于校企合作的“仅是一般性要求，有要求的条款，无处罚条款”，缺乏可操作性[10]。尽管国家也先后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2005年）和《教育部关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0年）等文件，但就其内容而言仍属于宏观层面，在微观实践操作中的效果并不理想，指导性和针对性也不够强。因此，笔者建议国家正在酝酿出台的《职业教育法》中必须对校企合作和其涉及的权、责、利要有明确的规定，在此基础上出台《校企合作法》或《职业教育法实施细则》，并借鉴宁波、苏州、青岛等地方的成功做法出台国家层面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构建上下关联、和谐互动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保障体系，如图2所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校企合作办学的后顾之忧，为其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运行环境。
（二）发挥税收政策的调节作用，激发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办学的主动性
一是要研制税收减免政策。地方政府对独立举办职业教育的企业，或为职业教育提供实训基地的企业，应给予更为优惠的税收减免，例如，直接减免一定比例的企业所得税。全面落实企业支付学生实习报酬准予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并对实习开支进行超额扣除。对企业为满足校企合作办学实施需要购买实训设备等培训支出实施限额税收抵免优惠。落实企业相关职业培训咨询、技术服务业务收入的税收减免。二是积极研制校企合作办学中企业回报制度。积极参照《民办教育促进法》中所规定的“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必须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11]的相关做法，研究校企合作办学中企业可以取得合理回报的制度。合理回报的上限由政府主管部门研究确定，学校董事会在政府确定的权限内，根据年度审计报告确认企业的合理回报额，报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审批。企业取得合理回报按有关规定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若企业取得的合理回报继续用于学校发展的，并全额计入新增出资额，按有关规定依法免征企业所得税。三是增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行为规范。对于独立办学或是与职业院校合作办学的企业，依据一定标准给予政策扶持和经济扶持。除了给予融资担保及优惠税收减免外，改变企业将办学投入作为利润支出的做法，将办学投入计入企业生产成本。开辟政府财政经费进入企业办学的渠道，企业办学享有同等财政拨款，或建立政府、企业联合资金投入。企业要依法履行职工教育培训和足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费的责任，严格遵循“一般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足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费，从业人员技能要求高、实训耗材多、培训任务重、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可按2.5%提取，其中，用于一线职工教育培训的比例不低于60%”的要求，规范企业行为[12]。
（三）坚持创新引领，搭建更加灵活多元的校企合作办学平台
体制机制不畅、利益诉求不一致也是导致校企合作办学失效失真的原因之一。国外发达职业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和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孕育发展的历程都表明一个好的运行机制和合作平台对于一项事业兴衰成败的重要性。一是创新运行体制，借鉴高职教育在萌生时期校办产业、校企股份合作、行业办学等成功模式，研究探索不同法人主体下的集团化、集群化、集合式校企合作办学新模式，探索与行业企业共建董事会、理事会，校企共建混编团队，共享人才资源。如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组建校企共同体，构建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由企业方出任理事长，校方任副理事长；校方任命二级学院院长，企业方任命二级学院副院长，并以此在校内成功组建了达利女装学院、友嘉机电学院等6个校级二级学院，取得了巨大成功[13]。二是创新动力体制，在充分关照企业利益诉求的原则下，由政府牵头搭建校企合作办学合作平台，构建校企共生机制和互赢互惠机制，在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农民市民化的再就业培训等适应劳动者多样化、差异化需求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中促进合作育人。三是创新评价体制。评价最重要的意图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改进。要积极培育由科研机构、行业（企业）等共同组建的第三方专业评价机构，对校企合作办学模式、治理结构和办学成效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评价，形成多元开放的评价体系。
（四）坚持问题导向，切实满足企业生产实践的现实需求
目前，学生的职业能力、职业精神欠缺以及能否培养出企业用的上、留得住的人才是企业在校企合作办学中普遍关心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高职院校要在“学生、成果和服务”等供给侧要素上下功夫，不断聚焦区域产业和行业发展的实际需求，推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的创新，积极吸纳行业和企业参与人才方案制定、专业建设和课程开发以及学生实习实践等核心教学环节，打造成为区域和行业人才供给、技术创新的摇篮和基地；通过构建岗位能力和职业素质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大力推进任务驱动、项目导向、案例分析、顶岗实习等教学模式，融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考证于一体；以满足企业需求为第一目标，认真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及相关文件要求，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奖励制度，大力推动科技成果处置、使用和收益分配制度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的科技成果转化组织体系和政策机制，培养一支科技成果转化队伍，将科研成果快速有效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服务经济社会和行业（企业）现实发展需求；加强人文素质等通识文化知识教育，努力使所培养的人才资源既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又具有良好的人文精神、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顺应“互联网 ”时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加强创新創业教育，形成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的高峰。
参考文献
[1]袁广林.供给侧视野下高等教育结构性改革[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6（6）：15. [2]李进.企业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的需求及保障机制探索[J].职教论坛，2015（36）：22-24.
[3]辞海（1999年版普及本）[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3067.
[4]胡鞍钢，周绍杰，任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 [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2-7.
[5]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6.
[6]梁小民.话经济学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53.
[7]马常艳.权威专家解读“供给侧改革”内涵和路径 [EB/OL].[2015-11-20].http：//news.163.com/15/1120/06/8RIPH1000014JB5.html.
[8]祝士明，張翠荣.职业院校与企业有效合作的运行机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1（9）：15-18.
[9]黄艳芳.国外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法律调节及其借鉴意义[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1）：126.
[10]黄启良.浅谈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法律诉求[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4（35）：33.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EB/OL].[2005-07-28].http：//www.gov.cn/test/2005-07/28/content_17946.htm.
[12]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EB/OL].[2014-06-06].http：//www.chinazy.org/models/adefault/news_detail.aspx？artid=5795 6
关键词 供给侧改革；校企合作；政府；职业院校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32-0013-04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旨在“引导供给侧压缩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调整供给结构，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建立与需求侧相适应的新平衡”[1]。这不仅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以“三去一补”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也从方法论上为我国其他领域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被誉为职业教育兴校之策的校企合作办学正遭遇着瓶颈。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等一系列文件中“校企合作办学”已成为出现频次最高的热词之一，但是“法律保障机制不健全、财政支撑体系不健全、内部协调机制不健全”等制约校企合作办学成效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校企合作办学“一头热、一头冷”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和改善[2]。随着我国人才强国战略、新城镇化建设以及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不断推进，校企合作办学又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任务和使命。为此，推进校企合作办学的供给侧改革，破解校企合作办学的现实难题，进一步探索和研究校企合作办学的实现路径，也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二、供给侧改革下校企合作办学的内涵及模式构建
“供给侧”理论即萨伊定理，来源于法国经济学家萨伊（Say）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说。关于这位被马克思当作法国庸俗经济学的创始人，《辞海》是这样解释萨伊的：“把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的庸俗成分发展成为一套庸俗经济学说，如生产三要素说等；首创否认一般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供给自创需求说”[3]。“供给侧”理论在西方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一方面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将其作为批判的对象，另一方面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英美等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广泛影响力的“里根经济学”又将其作为核心内容[4]。即便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供给侧改革的阐述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萨伊定理的影响。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是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构成的有机体系[5]。这一论述明显带有萨伊定理的痕迹，正如我国学者在评价萨伊时所指出“在经济学研究对象与方法上，萨伊提出政治经济学研究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这在经济学史上是首创，并为以后的经济学家所认同”[6]。但是马克思在论及供给侧理论时，不是孤立地单方面地看待供给与需求的关系，而是强调对供求关系产生影响的各个要素之间的联系和辩证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时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其实质是“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中长期视野的宏观调控”[7]。当前我国的校企合作办学是由政府、職业院校和企业三个不同利益主体所构成的统一体。若以“供给侧”改革理论来看待校企合作办学所出现的法律保障不健全等系列问题，其实质是供给侧无法满足需求侧所导致的不平衡问题。因此，本文认为“供给侧”改革理论下的校企合作内涵是指通过加强政府的政策供给（法律法规、体制机制、税收政策）满足职业院校和企业校企合作办学的需要；通过加强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成果转化和社会服务来满足企业的需要；通过优化政府、职业院校供给侧的结构来提升校企合作办学的成效，从而满足推动经济发展、充分就业和实现科技创新等社会发展需要。这样就形成了政府与职业院校、企业以及职业院校和企业，两个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的闭环，如图1所示。在第一个闭环中，若是以政府为“供给侧”就是要求政府在法律法规、体制机制和税收减免等方面加以改革，满足作为“需求侧”高职院校和企业的需要，为校企合作办学创造更加优越的社会大环境；在第二个闭环中，若是以职业院校为“供给侧”就是要求职业院校要在学生、就业和服务等要素上加强建设，满足作为“需求侧”企业的需要。这个系统的“核心要素是职业院校和企业，其外部环境包括市场、政府、中介机构乃至社会大环境”。
三、供给侧改革下校企合作办学的实现路径
（一）将立法工作摆在首位，为校企合作办学提供法律法规保障
法律法规不完善是制约校企合作办学的主要因素。而专门立法是发达国家开展职业教育，推动校企合作办学的宝贵经验。德国的“双元制”被认为是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办学的典范。从1869年制定《强迫职业实习教育法》开始，几乎每一部德国联邦立法都规定了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责任和义务[9]。美国是职业教育立法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其推行的合作教育（Cooperative Education）也是国际公认的校企合作办学的成功范式。从1862年制定《莫雷尔法案》开始到1963年《职业教育法》的颁布，美国先后制定和颁布近30个职业教育的相关法案，几乎涉及到职业教育的所有领域。1994年颁布的《从学校到工作机会法》更是非常细致明确地要求企业和学校要一同工作以创造合作关系，由企业负责延伸的学习活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国作出了全面部署，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和善作善成的作风，扎扎实实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就教育工作而言，全面推进依法治教是当务之急。 相比较而言，我国职业教育的立法起步较晚。与职业教育相关的《教育法》制定于1995年、《职业教育法》制定于1996年、《高等教育法》和《劳动法》则分别制定于1998年和1994年，且现有的法律中关于校企合作的“仅是一般性要求，有要求的条款，无处罚条款”，缺乏可操作性[10]。尽管国家也先后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2005年）和《教育部关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0年）等文件，但就其内容而言仍属于宏观层面，在微观实践操作中的效果并不理想，指导性和针对性也不够强。因此，笔者建议国家正在酝酿出台的《职业教育法》中必须对校企合作和其涉及的权、责、利要有明确的规定，在此基础上出台《校企合作法》或《职业教育法实施细则》，并借鉴宁波、苏州、青岛等地方的成功做法出台国家层面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构建上下关联、和谐互动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保障体系，如图2所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校企合作办学的后顾之忧，为其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运行环境。
（二）发挥税收政策的调节作用，激发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办学的主动性
一是要研制税收减免政策。地方政府对独立举办职业教育的企业，或为职业教育提供实训基地的企业，应给予更为优惠的税收减免，例如，直接减免一定比例的企业所得税。全面落实企业支付学生实习报酬准予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并对实习开支进行超额扣除。对企业为满足校企合作办学实施需要购买实训设备等培训支出实施限额税收抵免优惠。落实企业相关职业培训咨询、技术服务业务收入的税收减免。二是积极研制校企合作办学中企业回报制度。积极参照《民办教育促进法》中所规定的“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必须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11]的相关做法，研究校企合作办学中企业可以取得合理回报的制度。合理回报的上限由政府主管部门研究确定，学校董事会在政府确定的权限内，根据年度审计报告确认企业的合理回报额，报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审批。企业取得合理回报按有关规定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若企业取得的合理回报继续用于学校发展的，并全额计入新增出资额，按有关规定依法免征企业所得税。三是增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行为规范。对于独立办学或是与职业院校合作办学的企业，依据一定标准给予政策扶持和经济扶持。除了给予融资担保及优惠税收减免外，改变企业将办学投入作为利润支出的做法，将办学投入计入企业生产成本。开辟政府财政经费进入企业办学的渠道，企业办学享有同等财政拨款，或建立政府、企业联合资金投入。企业要依法履行职工教育培训和足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费的责任，严格遵循“一般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足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费，从业人员技能要求高、实训耗材多、培训任务重、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可按2.5%提取，其中，用于一线职工教育培训的比例不低于60%”的要求，规范企业行为[12]。
（三）坚持创新引领，搭建更加灵活多元的校企合作办学平台
体制机制不畅、利益诉求不一致也是导致校企合作办学失效失真的原因之一。国外发达职业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和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孕育发展的历程都表明一个好的运行机制和合作平台对于一项事业兴衰成败的重要性。一是创新运行体制，借鉴高职教育在萌生时期校办产业、校企股份合作、行业办学等成功模式，研究探索不同法人主体下的集团化、集群化、集合式校企合作办学新模式，探索与行业企业共建董事会、理事会，校企共建混编团队，共享人才资源。如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组建校企共同体，构建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由企业方出任理事长，校方任副理事长；校方任命二级学院院长，企业方任命二级学院副院长，并以此在校内成功组建了达利女装学院、友嘉机电学院等6个校级二级学院，取得了巨大成功[13]。二是创新动力体制，在充分关照企业利益诉求的原则下，由政府牵头搭建校企合作办学合作平台，构建校企共生机制和互赢互惠机制，在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农民市民化的再就业培训等适应劳动者多样化、差异化需求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中促进合作育人。三是创新评价体制。评价最重要的意图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改进。要积极培育由科研机构、行业（企业）等共同组建的第三方专业评价机构，对校企合作办学模式、治理结构和办学成效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评价，形成多元开放的评价体系。
（四）坚持问题导向，切实满足企业生产实践的现实需求
目前，学生的职业能力、职业精神欠缺以及能否培养出企业用的上、留得住的人才是企业在校企合作办学中普遍关心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高职院校要在“学生、成果和服务”等供给侧要素上下功夫，不断聚焦区域产业和行业发展的实际需求，推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的创新，积极吸纳行业和企业参与人才方案制定、专业建设和课程开发以及学生实习实践等核心教学环节，打造成为区域和行业人才供给、技术创新的摇篮和基地；通过构建岗位能力和职业素质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大力推进任务驱动、项目导向、案例分析、顶岗实习等教学模式，融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考证于一体；以满足企业需求为第一目标，认真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及相关文件要求，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奖励制度，大力推动科技成果处置、使用和收益分配制度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的科技成果转化组织体系和政策机制，培养一支科技成果转化队伍，将科研成果快速有效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服务经济社会和行业（企业）现实发展需求；加强人文素质等通识文化知识教育，努力使所培养的人才资源既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又具有良好的人文精神、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顺应“互联网 ”时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加强创新創业教育，形成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的高峰。
参考文献
[1]袁广林.供给侧视野下高等教育结构性改革[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6（6）：15. [2]李进.企业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的需求及保障机制探索[J].职教论坛，2015（36）：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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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鞍钢，周绍杰，任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 [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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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黄艳芳.国外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法律调节及其借鉴意义[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1）：126.
[10]黄启良.浅谈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法律诉求[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4（35）：33.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EB/OL].[2005-07-28].http：//www.gov.cn/test/2005-07/28/content_17946.htm.
[12]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EB/OL].[2014-06-06].http：//www.chinazy.org/models/adefault/news_detail.aspx？artid=5795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