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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和联动，繁荣了浙江的经济，但也让这个省份在疫情前承受了巨大的挑战。由于武汉是18万温州人的“第二故乡”，温州在这个早春一度成为“浙江的武汉”。随着国外疫情暴发，往来的众多侨商和外商，让丽水、义乌等地的疫情防控充满不确定因素。
从1月15日发现第一个确诊病例，到3月18日24时，浙江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1233例，现有重症病例2例，累计死亡1例，累计出院1217例。浙江曾一度是全国第二大疫区，但实现了患者高治愈率、低死亡率。
另一方面，对经济的保障工作也在展开。农历新年一过，浙江各地就推出“健康码”，包专机、专列、大巴接外地员工复工。3月14日，浙江省工业企业的产能已经超过春节前正常工作日的水平。
积极防疫的同时高效推动企业复工复产，这使浙江的抗疫经验成为全国关注焦点。
暴风雨前
1月15日，温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到辖区医院报告一例来自武汉市的疑似病例。该病例经浙江省疾控中心初筛全基因组测序和中国疾控中心复核，在1月21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为浙江省首例确诊病例。
此时，浙江的大多数百姓对即将暴发的疫情还缺乏警惕。温州市政府却很清楚武汉疫情的暴发对于温州意味着什么，因为武汉是温州以外温州人最为聚集的城市，是他们的“第二故乡”。1月29日，温州市副市长汤筱疏在新闻发布会上称，温州在武汉经商、务工、就学的有18万人左右。
作为浙江省新冠肺炎定点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下称“浙大一院”）从1月初开始，就在浙江省卫健委的统筹下，组织医护人员接受有关新冠肺炎防控和诊治的培训。浙大一院党委书记梁廷波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浙江省第一个确诊病例出现之前，当全国的目光都聚焦武汉的时候，我们已经制定了全面预案。”
温州的第一例病患确诊后，杭州的首个病例也很快浮出水面。1月18日，从武汉出差回杭的黄先生因发烧乏力，来到浙大一院就诊，翌日确诊。浙大一院打响了抗疫的第一枪。“这个阶段，我们清空了医院庆春院区9号楼，准备收治新冠肺炎病例。”据了解，9号楼原本就是传染病的专科楼。
在浙江疫情真正暴发前，1月23日，浙江省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成为全国首个“一级”，带动了其他各省纷纷启动一级响应。
温州开始严阵以待。温州乐清南塘镇鲤鱼山村的村支书何华强大年初一（1月25日）去镇里开了会，回村宣布关闭进村的四个通道，留下两个村口给警车和救护车出入，同时组织党员和村民代表在卡口24小时轮流值班。何华强对《财经》记者说：“如果因慢性病外出就医，需要层层报备，盖满4个章才能放行;如果是急性的，救人要紧，村干部一路打电话让各个关卡先放行。”
刚开始村民认为政府小题大做，在家也坐不住，照样出门，戴着口罩聚餐。于是村里组织了巡逻队，坚决打击聚众行为;一旦发现，第一次警告、第二次拍照留证、第三次就处以罚款和拘留三天。“有5个人聚众打牌、聊天，我们劝了两次都不听，第三次遇到，就开了拘留证。但是疫情期间不方便拘留，就让他们先回家，等疫情结束，自己来接受拘留。”何华强说，出现这个例子之后，村民都不敢再出门聚会。
绍兴市孙端街道共有496人从武汉回乡过年，是绍兴市前期防疫形势最严峻的街道。其下辖的新河村在1月23日出现了第一例确诊病例后，为了防止疫情扩散，该街道下辖三个武汉返乡人员集中的村庄实行整村隔离。除了陆地设卡，还派巡逻船在水面巡查，动用无人机进行高空巡查。村民们的一切生活保障均由政府负责，街道卫生院的医生护士们一天两次上门对武汉返乡人员进行医学观察。一旦出现发热病人，做完流行病学调查后立即打120送往绍兴市定点收治医院。
第二大疫区
然而很快，温州还是变成了“浙江的武汉”。1月28日，浙江省累计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已有296起，超过了劳务人员流通大省广东，而其中114例出现在温州。温州市副市长汤筱疏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1月23日武汉“封城”后5天时间里，有大约1.88万人从湖北、特别是武汉进入温州，平均每天3600多人，这给温州的疫情防控工作带来挑战。
1月31日晚，温州推出防控疫情“25条紧急举措”，包括暂停市内公共交通。2月2日至8日，温州全市居民自觉“居家7天、足不出户”，每户家庭每两天指派一名家庭成员出门采购生活物资。温州乐清市东博机电有限公司的老板游世博1月28日从马尔代夫过年回来，马上进入封闭式的生活。“两天之后封城，持续了21日天。”他对《财经》记者表示，乡下一家一户的房子，大门都被贴上封条，刚开始村民很不理解，但随着湖北疫情升级，大家逐渐理解，自觉居家隔离。
隔離期间，游世博没有为买菜发愁，小区的十几个团购群可以买菜。“还有民间的蓝天救援队，他们组织去地里收菜，避免烂在地里，收了又给我们送来，价格也便宜。”在南塘镇鲤鱼山村，村民需要的慢性药、肥料等物资，均有村干部代办。何华强说，每天下午2时之前上报，有医药公司配送。这样的封闭管理一直持续到2月23日。
虽然温州是浙江的核心疫区，但80%的危重症病人均在位于杭州的浙大一院。在疫情高峰期，浙大一院每天接收10-20个确诊病人。庆春院区专门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9号楼病床逐渐饱和，浙大一院决定紧急启动远离城市中心的之江院区，集中收治全省危重患者。
梁廷波表示，之江院区是刚投入使用的新院区，规划了800至1000张床位，有足够的收治空间，这为每一位患者的生命安全留出了足够的时间。截至3月20日，该院累计收治了105位确诊患者，其中危重症与重症患者79例。“床等人，人能活。人等床，人就可能死。”他说，如果没有提前规划、开辟之江院区为主战场，这些危重患者的救治空间就得不到保障，可能会出现“人等床”的局面。 在这一阶段，科学的人力规划不仅能保证医护人员的安全和精力，也为患者及早确诊争取了时间。“病房开始六班倒，每四个小时换一批医护。包括核酸检测的检验人员，也是24小时值守，要尽快回答病人‘是或不是’的问题。”梁廷波说，“等待的时间越久，病人就越可能接触更多人。”
在治疗过程中，浙大一院可谓“倾囊而出”——不仅是呼吸科、感染科，还有ICU、消化科、神经内科、精神科、康复科、中医等等，在每一个患者身上往往是几个科室一起投入作战，兼顾新冠肺炎和基础病等复杂病症，有效降低死亡率。
街道一级的医院以及下属的卫生服务站担负着最基层的抗疫任务。绍兴市孙端街道卫生院的院长张华荣对《财经》记者表示，疫情发展的高峰期，该卫生院暂停了口腔科门诊，关闭了住院部，以防止院内感染，同时将人力集中在最需要的地方。截至2020年3月19日，孙端街道确诊的6个病例，均为武汉返乡人员，没有出现第二代传播。
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难免出现政策失误的情况，关键在于知错能改，浙江“纠错”效率颇高，及时阻断一些小错误酿成大灾难的可能性。
在杭州，春节前口罩早已售罄，但市民依然渴望得到足够的防护装备。2月1日，杭州官方宣布，该市医疗保障局组织在定点零售药店每天免费发放口罩，市民先在网上预约登记即可前往领取。每次限领5只，10天内每人限领一次。消息一出，马上有市民批评“好心办坏事”，将导致人员聚集、违背了隔离的目的，甚至可能酿成大祸。
杭州官方听取民意，在24小时内紧急“纠正”，重新发布公告，改成“统一配送上门”，由饿了么、菜鸟供应链旗下丹鸟物流等统一配送。据悉，春节期间丹鸟物流派出了1000多名配送员参与配送，配送口罩超66万个。
隔离、防控，意味着复工复产的延迟。作为浙江经济的活力源泉，小微企业在大灾面前的承压能力明显不如大企业，更需要政府扶持。2月5日，浙江省制定出台帮助小微企业渡过难关的17条政策意见，将从2月持续执行至4月，包括实行小微企业税收减免和延期缴纳;对于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将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的小微企业，第一个月房租免收，后两个月房租减半等等。
精准抗疫，科学复工
疫情逐渐稳定之后，复工被提上了日程。浙江是全国较早开始推动复工的省份之一。杭州市早在2月9日就率先出台政策，对疫情相对平稳、来杭就业人员集中的贵州、四川等地区，由政府包下高铁专列，让员工免费坐专列来杭州复工。
受疫情影响，跨省市的飞机、列车、大巴很多都已停运，年前返乡的外地员工回浙江上班存在困难。继杭州之后，浙江省多个地市都参与到组织专列、包车甚至包机的队伍中来。“复工简单，但复产不容易，产能的提高是需要人去做的。”绍兴市越城区人力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罗方远这样解释地方政府花大量人力、物力帮助员工返岗的原因。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是参与政府包车的企业之一。海亮在绍兴市店口镇有四五个厂区，生产铜加工材料，原定返厂时间是1月30日，受疫情影响，这一时间不得不一再推迟。
海亮董事会秘书钱自强对《财经》记者表示，得知可以组织包车的消息后，公司立即向政府求助，一共包了4辆车，从湖南、安徽、江西等地接回了68名员工。这些工人主要负责机电、熔铸、整理等工作。这批工人回到工厂后，还不能马上复工，需要先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
“如果没有包车，会直接影响公司的复工进程，也可能会增加公司的员工流失率。”钱自强说。此次包车的费用根据路程远近从6500元到1.6万元不等。接到工人后，公司获得了店口镇政府每人100元的补贴，此外，绍兴市政府还为包车报销了70%的费用。
在组织专列、包车接回员工之外，绍兴市越城区针对自行返工的员工也提供了交通补助，来自省内市外的每人补助200元，华东地区补助500元，其他省份补助800元。“我们鼓励他们自己返回，毕竟风险比较低，坐专车、专列，人员集聚在一起有一定的风险。”罗方远对《财经》记者说。这些包车费用、补贴费用零零总总加起来，光绍兴市越城区一个区，财政支出就在1亿元以上。
复工意味着人员流动加快，随之而来的，是病毒传播的潜在风险增加。为了保障复工安全，杭州市政府与阿里巴巴合作，在全市率先推行手机APP上的“健康码”，通过大数据和个人信息判断用户的健康状况，以红、黄、绿三种颜色代表不同风险程度的用户，代替各小区、村庄混乱的纸质通行证。目前，“健康码”已在浙江、四川、湖北等省市实现全覆盖。
浙江的制造业重镇温州从2月中旬开始引导复工复产，分批给企业发放员工通行证，以确保在各个关卡能快速鉴别身份。疫情初期曾有过的对居家隔离采取强行锁门方式，不让快递进小区等过度管控的情况，在2月初开始得到纠正，为复工“让路”。浙江省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陈广胜公开表示，隔离性质的管控措施应针对重点人员，而不可随意扩大化，不能影響群众的基本生活。
游世博的工厂以生产汽车配件为主，一共有90多个工人，其中20个温州本地人。2月18日，他接到乐清市的通知，工厂在500家企业的白名单上，可以第一批复工。“第一批挑选的是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为主、比较安全的企业。”两天后，政府向每家复工企业派驻了一名驻企业干部，指导防疫工作。游世博说，复工后，每个工人都要完成量体温、手消毒、更换口罩、全身喷洒稀释的84消毒液、鞋底消毒等步骤。吃饭时采用分批就餐，两人位的桌子中间用隔板挡住。
但企业的复工并不全如游世博的工厂一般顺利，在浙江复工复产阶段初期，多地采用了严格的审批制度，企业需要通过层层审批才能拿到复工的资格。2月中旬，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司长欧晓理公开批评了以审批等简单粗暴方式限制企业复工复产的做法。随后，浙江省及时调整政策，例如杭州市于2月16日规定，除负面清单行业（棋牌室、影剧院、歌厅等）外，一般企业通过线上企业有序复工申报备案数字平台或线下方式，将复工方案、相关承诺书等报属地镇街、管委会即可自行复工。 2月22日，浙江省首次无新增确诊病例，这成为浙江疫情的一个转折点。在战“疫”一线的浙大一院没有放松警惕。为了防止病人出院后复阳，成为疫情的隐患，在出院环节，该院制定了高于“核酸检测两次阴性”的国家标准。“病人需完成三至四次痰液核酸检测阴性、大便核酸检测阴性，再结合肺部CT的情况，才能出院。”梁廷波说。
截至目前，浙大一院保持了疑似患者“零漏诊”、确诊患者“零死亡”、700多名一线医护人员“零感染”的局面，诊疗方案向浙江省内、广东、贵州、重庆，以及英国爱丁堡皇家医院、美国耶鲁大学等同行分享。除了收治浙江省的病患，该院同时派出4批150多人，赴湖北参与救援。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也是浙大一院的主任医师，于2月1日和其他五位医护专家一起出发前往武汉，至今仍在武汉参与抗疫。
严防疫情倒流
3月2日，浙江省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等级调整为二级，城市公交和城乡客运基本恢复，越来越多的公共场所也重新开放。
在国内疫情好转的同时，日本、韩国、意大利、英国、法国等国家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却在不断增长。3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每日疫情报告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6日上午10时，中国境外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总确诊病例达到86434例，超过中国境内的确诊病例数量。
在“国际小商品之都”义乌，国际商贸城已全面复市，境外采购商加速回流。3月16日，来自41个国家和地区的245名外商飞抵义乌。这是商城集团首次以包机形式招引的境外采购团，采购商大多是常驻中国的外贸企业负责人，以及入境超过14天的境外客商。
据新华社报道，3月17日，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各市场共入场超过10万人，其中采购商超过3万人，市场整体开门率92.6%。
浙江省有多个地市是著名的侨乡，大量侨民在外经商，商务活动的恢复增加了境外病例输入的风险。截至3月18日24时，浙江省累计报告16例境外输入病例。
为此，浙江推出了新的政策。以国际商务往来频繁的义乌为例，除了要求入境人员主动申请浙江健康码，按不同颜色科学管控以外，义乌机场的到达大厅，设置了测温区、身份证核验区和为体温异常者准备的留观区。对所有入境人员，都要查身份、查电话、查旅居史、查同行人、查落脚点，相关信息上报市境外疫情防控專班，再下达到各镇街社区、派出所。
3月18日，浙江省出台了加强境外疫情输入防控工作的通告，其中规定对14天内来自或到访过疫情严重国家（地区）的入境来浙人员，实施全程集中或受控转运，并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对该类入境人员一律实施集中医学观察14天;所产生的长途转运交通、集中医学观察等费用自理。这是疫情暴发以来浙江针对入境人员最严格的管理措施，对浙江省来说，防止境外疫情输入，已成为当前疫情防控的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