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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大学时，我就已对严耕望先生的学问有所耳闻。知道他的《地方行政制度史》、《唐代交通图考》等权威著作。尤其他的《唐代交通图考》给后人研究唐朝的政治史、军事史、文明传播史，经济史等提供了大量的权威史料，带来了诸多方便。但他的这些名著，我多未曾拜读过，不敢妄言。虽读史学专业四年，但仍如初涉史学门径，在研读史料、撰写论文时，还常常困惑于如何选择题，如何才有问题意识，历史如何书写？研究要说明什么等本是治史人必须首要明白的道理。平时阅读中，逐渐领悟到：读书治史不仅仅为取一文凭，谋一差事，更重要的是要做什么就要懂得做此事的原则和方法。所以，当张老师推荐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读罢后，又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可以说，时下历史研究法所谈，不出严氏所论，相信每位如我等的读者读罢都会很受教益。
作者先说治学的“专精”和“博通”。以一般人的资质，求“博通”，那是相当难的事，如今如郭沫若，陈寅恪等这等大师的“博通”之人，真是少之又少。但作者所言，是对所要论述的时代的前后左右情勢有一通盘的了解，抓住大的脉络，大的变化，才可由小入大。作者引钱穆说制度与地理是历史研究的两只脚，决不虚言。时间同样是必须时刻明白的要素。最后，我以为，制度与地理为一轴，时间空间为一轴的做标下，我们才可以是历史学研究者必须明白的“旧学”，却变成“新知”了。
又论“大问题与小问题”。前一个时期，前被学人中往往谈到研究问题的大小。有些人认为要小题大做，才能深入，有所发现，使学术向前推进。这大抵是主张专精一派，目的在求真不在其他。所以认为一条笔记往往化一篇皇皇大问更有价值。但又有些人认为要选大问题作研究，才不值得研究，纵然做得很精审，却无大意义。这大地是主张通识一派。而作者则认为两派意见都是正确的，但又各走极端，也都有很大毛病，势必走钻牛角尖一途，发生瞎子摸象，见树不见林的毛病。后者走极端，有很容易走上束书不观，有的自是臆说，没有塌实根据，有的攀附理论，毫无实际内容；这是肤浅的一途，弊病更大！同时，严先生又认为，没有年轻的史学家，青年时代最好做“小题目”，何以“以小见大”？我认为值得商榷。正所谓有志不在年高，年轻工作者只要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本，也照样可以做。今人常言“问题意识”大致如是。即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无论落实到多么小的切口，背后要回答的还是大的问题。假如我要讲一村一庙的故事，我必须首先知道，这一村一庙的故事讲出来可以回答一个大时代，一个大区域的什么问题。我想，要如作者的言外之意，心怀时代变迁的大势，下笔千言不离本心。
再论史料的问题。在旧史料与新史料之间，而现代史学工作者常常寄希望于新史料，实则趋易避难，如何读人人能读之书，说人人不能说道的话，这需要在史料上下工夫。这一点很具有启发意义，尤其是面对新史料不足的研究区域。大问题已经解决，就是很有名的著作，稍知学术行情的人都知道，所以我认为，只要在基本史料上下工夫，不必在检索论著上花费大多工夫。这一层意思似有另一启发，就是，下笔写作，我们的关怀始终是大问题，要细致讨论的是小问题，如陈平原所言把握细节，重建现场，呈现进程，则相关大问题讨论才是我们要细心关注的学术脉络，，而不是纠缠于是否有多少人讨论过这个地方的历史。这样一来，何谓学术史的书写就自然变成问题史的书写，而不是罗列书单。在今人论著和基本史料之间，作者更强烈在乎后者，避免先入为主的观念。今天的学术著作质量参差不齐，以“有以用之”的心态对待，或是常法，置之不顾恐怕不能，稍不用心可能陷入前人所证。
于细节处见功夫。现在人论史，俞加细化，一时一地之事，皆可成书，当然自有良莠之别，也见其如何在史料上有所发覆。如何发掘细节，重建现场，呈现进程，是初学如我等必须面对的路径，套用社会科学的模式理论尚在其次。作者论治史有“考史，论史，撰史”之别，核心在“考试”，即要把历史事实的现象找出来。“考”于细节处见功夫，然后“论”，至于“撰”，是最后条理系统化的语言表述问题。或论“回到历史现场”，如何回答？对于回答一地域社会变迁的大问题来说，或可以约为“呈现进程”，吾师常言历史研究即书写进程，应为此理，但应就具体问题而论，非固化模式。
严先生是安徽桐城人，1916年生，1996年卒于台北，享年80岁，他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的中古制度史和历史地理专家。严先生一生不慕名利，踏实为学，成就卓越，为史学界立下汉马功劳。
生活中的严先生做人质朴无华，不自骄其能，不轻薄他人，终身感恩于自己有知遇之恩钱穆先生，还有傅斯年及两位已故王校长。他对青年学生更是敦敦教诲，给他人以教导和鼓舞。严先生不管做文还是做人都是我的榜样。他的《治史三书》为我治史之路指明方向。
（作者单位：安徽省蚌埠市铁路中学）
作者先说治学的“专精”和“博通”。以一般人的资质，求“博通”，那是相当难的事，如今如郭沫若，陈寅恪等这等大师的“博通”之人，真是少之又少。但作者所言，是对所要论述的时代的前后左右情勢有一通盘的了解，抓住大的脉络，大的变化，才可由小入大。作者引钱穆说制度与地理是历史研究的两只脚，决不虚言。时间同样是必须时刻明白的要素。最后，我以为，制度与地理为一轴，时间空间为一轴的做标下，我们才可以是历史学研究者必须明白的“旧学”，却变成“新知”了。
又论“大问题与小问题”。前一个时期，前被学人中往往谈到研究问题的大小。有些人认为要小题大做，才能深入，有所发现，使学术向前推进。这大抵是主张专精一派，目的在求真不在其他。所以认为一条笔记往往化一篇皇皇大问更有价值。但又有些人认为要选大问题作研究，才不值得研究，纵然做得很精审，却无大意义。这大地是主张通识一派。而作者则认为两派意见都是正确的，但又各走极端，也都有很大毛病，势必走钻牛角尖一途，发生瞎子摸象，见树不见林的毛病。后者走极端，有很容易走上束书不观，有的自是臆说，没有塌实根据，有的攀附理论，毫无实际内容；这是肤浅的一途，弊病更大！同时，严先生又认为，没有年轻的史学家，青年时代最好做“小题目”，何以“以小见大”？我认为值得商榷。正所谓有志不在年高，年轻工作者只要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本，也照样可以做。今人常言“问题意识”大致如是。即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无论落实到多么小的切口，背后要回答的还是大的问题。假如我要讲一村一庙的故事，我必须首先知道，这一村一庙的故事讲出来可以回答一个大时代，一个大区域的什么问题。我想，要如作者的言外之意，心怀时代变迁的大势，下笔千言不离本心。
再论史料的问题。在旧史料与新史料之间，而现代史学工作者常常寄希望于新史料，实则趋易避难，如何读人人能读之书，说人人不能说道的话，这需要在史料上下工夫。这一点很具有启发意义，尤其是面对新史料不足的研究区域。大问题已经解决，就是很有名的著作，稍知学术行情的人都知道，所以我认为，只要在基本史料上下工夫，不必在检索论著上花费大多工夫。这一层意思似有另一启发，就是，下笔写作，我们的关怀始终是大问题，要细致讨论的是小问题，如陈平原所言把握细节，重建现场，呈现进程，则相关大问题讨论才是我们要细心关注的学术脉络，，而不是纠缠于是否有多少人讨论过这个地方的历史。这样一来，何谓学术史的书写就自然变成问题史的书写，而不是罗列书单。在今人论著和基本史料之间，作者更强烈在乎后者，避免先入为主的观念。今天的学术著作质量参差不齐，以“有以用之”的心态对待，或是常法，置之不顾恐怕不能，稍不用心可能陷入前人所证。
于细节处见功夫。现在人论史，俞加细化，一时一地之事，皆可成书，当然自有良莠之别，也见其如何在史料上有所发覆。如何发掘细节，重建现场，呈现进程，是初学如我等必须面对的路径，套用社会科学的模式理论尚在其次。作者论治史有“考史，论史，撰史”之别，核心在“考试”，即要把历史事实的现象找出来。“考”于细节处见功夫，然后“论”，至于“撰”，是最后条理系统化的语言表述问题。或论“回到历史现场”，如何回答？对于回答一地域社会变迁的大问题来说，或可以约为“呈现进程”，吾师常言历史研究即书写进程，应为此理，但应就具体问题而论，非固化模式。
严先生是安徽桐城人，1916年生，1996年卒于台北，享年80岁，他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的中古制度史和历史地理专家。严先生一生不慕名利，踏实为学，成就卓越，为史学界立下汉马功劳。
生活中的严先生做人质朴无华，不自骄其能，不轻薄他人，终身感恩于自己有知遇之恩钱穆先生，还有傅斯年及两位已故王校长。他对青年学生更是敦敦教诲，给他人以教导和鼓舞。严先生不管做文还是做人都是我的榜样。他的《治史三书》为我治史之路指明方向。
（作者单位：安徽省蚌埠市铁路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