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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交恶后，展开了一场争取朝鲜的“拉锯战”。而朝鲜出于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既不愿得罪中国，也不愿意同苏联交恶，因此只能试图在中苏之间保持中立，并在中苏两大国的夹缝之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冷战期间，朝鲜几乎所有对外活动都是紧紧围绕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而展开的，中朝关系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苏关系发展变化的影响和制约。尤其是中苏关系恶化乃至走向对抗的情况下，朝鲜就很难骑墙于中苏之间，需要平衡这两大邻国的关系，很难同时维持与苏联及中国的良好关系。
朝鲜战争结束到20世纪50年代末，朝鲜同中苏均建立了良好关系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继续给予朝鲜以政治、军事和经济支持。为了维护朝鲜的安全并帮助它恢复生产，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停战协定签署后继续留在朝鲜半岛，帮助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救济受灾群众，并抽调大批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朝鲜人民重建家园。志愿军所有的部队都参加了朝鲜战后的重建一直到1958年年底撤出朝鲜，志愿军指战员在朝鲜修工厂、修医院、打窑洞、建民宅、整修商店、修复学校、兴办水利、发展交通等等。
为了全面地支援朝鲜恢复经济，中国政府还向朝鲜提供了大规模的经济援助。1953年11月，金日成率朝鲜政府代表团访华，双方签署了《中朝经济与文化合作协定》。在双方共同发表的谈判公报中，中方明确表示：
鉴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事业中，开支巨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将1950年6月25日美国政府发动侵略朝鲜战争时起，截至1953年12月31日止这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用费，均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时为了更进一步援助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54—1957年4年内，再拨人民币8万亿元，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恢复国民经济之费用。
1954—1958年，中朝两国贸易额年年都有增长。这几年中，中国供应了朝鲜用以恢复和发展钢铁和纺织工业所需的煤、焦炭、棉花和棉纱等原料，另外还供应了机器设备、钢材、粮食和各种轻工业品等物资。朝鲜方面也供应了中国特种钢材、有色金属、水泥和化学工业产品等物资。此外，中朝两国在水文工作、治水和渔业方面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中朝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强化了两国之间的联系与交往，从而促进了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朝鲜倾向于中国一方
由于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倾向日益明显，加上中苏历史上的恩怨，曾有过亲密关系的中苏两党、两国自1960年开始了不点名的含沙射影的论战，到1963年论战公开化。出于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朝鲜当然既不愿得罪中国，也不愿意同苏联交恶，因此只能试图在中苏之间保持中立。
此时，中苏两国都希望朝鲜能够站在自己一边，上演了一场争取朝鲜的“拉锯战”。为了支援朝鲜的七年计划，中国曾于1960年10月13日给予朝鲜42亿元人民币的贷款。同年12月24日，苏联也将朝鲜所欠的76亿卢布债款一笔勾销，另外还有14亿卢布的债务延期偿还。1961年7月6日，苏联同朝鲜签订了《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而在一个月后，《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也得以签订。朝鲜在中苏两大国的夹缝之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大约在1965年以前，朝鲜在努力保持中立的前提下，倾向于同中国保持更为密切的关系。在对待斯大林评价、中印边境冲突、古巴导弹危机以及对赫鲁晓夫提出的“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等问题上，朝鲜都同中国立场大体一致，较明显地倾向于中国。1963年6月崔庸健访华和9月刘少奇访朝则表明中朝依然保持密切关系。在中苏论战中，朝鲜也明确地站在中国一边，并在有关报刊中转载了中国同苏联论战的一系列文章。由于在中苏争端中，朝鲜采取了明显偏向中国的立场，因此被外界视为“远东的阿尔巴尼亚”。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朝苏关系较为冷淡，朝鲜宣传机构多次对苏联的作为提出批评，有时甚至相当尖锐，以至于苏联于1962年停止对朝鲜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朝苏关系由此降至低点。面对中苏关系恶化，朝鲜一直主张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因此，朝苏关系并没有因为中苏关系的破裂而走向崩溃。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朝鲜偏向莫斯科的中立”
由于朝鲜在中苏争端中偏向中国，因此受到了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苏联在政治上孤立朝鲜，并停止对朝鲜的经济与军事援助，致使朝鲜遭受巨大损失。与此同时，来自南方的压力日增。1965年开始，韩国从日本那里获得了大量经济援助，并决定向越南派兵支援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为了同韩国进行较量，朝鲜需要更多的援助以增强国力，而中国显然无法满足朝鲜的需要。苏联看准了朝鲜的这一需求，开始争取拉拢朝鲜，以对付中国。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朝，双方重申与强调苏朝友好互助条约和苏朝友谊的重要性。随后不久，朝鲜派代表团出席苏共23大。5月，苏联同朝鲜签署了一项军事援助协定，莫斯科恢复对朝鲜的军事援助。1966年2月，朝苏签订《1966—1970年经济与技术合作协定》。1967年，苏联又同朝鲜签署了有关提供军事和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
朝苏关系的发展给朝中关系带来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而史无前例的“文革”更使这种影响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1966年下半年—1968年之间，朝鲜报刊发表一系列文章批评“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大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影射中国，而中国红卫兵的大字报也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朝鲜领导人。中朝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紧张和僵持状态。
从1965年开始，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多次发生争端，中国方面一度在1968年关闭中朝边界的中方通道。1965—1969年，两国没有签订新的文化与经济合作协定，也没有高层领导人的互访，朝方甚至召回了其驻华大使。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支持苏联的行动，与中国的态度截然相反。1967—1969年，在中国官方公开报道中，关于中朝关系的文件只有20件，这些报道主要是中国对朝鲜的几个节日表示祝贺以及中国官员出席招待会的情况，措辞平淡，多是礼节性的文字。但在1968年1月23日发生美国武装间谍船入侵朝鲜领海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美国行为进行谴责，并对朝鲜的自卫立场表示支持。可见，这一时期的中朝关系还没有达到破裂的程度，双方似乎心照不宣，都努力克制自己的行动。朝鲜党政领导人和党报、党刊不断表示要珍惜中朝友谊，永远不会忘记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同时，对于中国“文革”，朝鲜后来也持中立态度。正是基于这些情况，有人形象地将1965—1969年间的朝鲜对外政策概括为“偏向莫斯科的中立”。
20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朝鲜对中、苏奉行“等距离”外交政策
20世纪70年代初，大国关系、国际战略格局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形成。美苏关系进入“缓和”时期，中美关系实现重大突破并走向正常化，而中苏关系则因为“珍宝岛”事件进一步恶化。中美苏关系的变化无疑对朝鲜同苏联及中国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苏联出于同美国搞缓和的需要，不希望看到朝美关系过于紧张。在1969年4月15日朝鲜击落一架美国间谍飞机这一问题上，苏联并没有给予有力的支持，反而还帮助美国一道寻找美机上可能的生还者。朝鲜对苏联的态度因此发生变化，这有助于中朝关系的改善与加强。同时中国也纠正了“文革”期间对外关系中的极左路线，为中朝关系的改善创造了条件，中朝高層互访再度活跃起来。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朝鲜采取了偏向中国的立场，它在对中、苏外交上奉行的是“等距离”政策。“应该说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朝鲜在处理同中国和苏联关系时采取了更为明显的自主中立的政策，努力同时与苏联及中国保持正常的和良好的关系。”自此之后一直到90年代初，两国关系进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中朝两党、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并达成了多项政治、经济、军事协定。
（《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 杨军 王秋彬/文 社科文献出版社）
冷战期间，朝鲜几乎所有对外活动都是紧紧围绕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而展开的，中朝关系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苏关系发展变化的影响和制约。尤其是中苏关系恶化乃至走向对抗的情况下，朝鲜就很难骑墙于中苏之间，需要平衡这两大邻国的关系，很难同时维持与苏联及中国的良好关系。
朝鲜战争结束到20世纪50年代末，朝鲜同中苏均建立了良好关系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继续给予朝鲜以政治、军事和经济支持。为了维护朝鲜的安全并帮助它恢复生产，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停战协定签署后继续留在朝鲜半岛，帮助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救济受灾群众，并抽调大批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朝鲜人民重建家园。志愿军所有的部队都参加了朝鲜战后的重建一直到1958年年底撤出朝鲜，志愿军指战员在朝鲜修工厂、修医院、打窑洞、建民宅、整修商店、修复学校、兴办水利、发展交通等等。
为了全面地支援朝鲜恢复经济，中国政府还向朝鲜提供了大规模的经济援助。1953年11月，金日成率朝鲜政府代表团访华，双方签署了《中朝经济与文化合作协定》。在双方共同发表的谈判公报中，中方明确表示：
鉴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事业中，开支巨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将1950年6月25日美国政府发动侵略朝鲜战争时起，截至1953年12月31日止这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用费，均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时为了更进一步援助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54—1957年4年内，再拨人民币8万亿元，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恢复国民经济之费用。
1954—1958年，中朝两国贸易额年年都有增长。这几年中，中国供应了朝鲜用以恢复和发展钢铁和纺织工业所需的煤、焦炭、棉花和棉纱等原料，另外还供应了机器设备、钢材、粮食和各种轻工业品等物资。朝鲜方面也供应了中国特种钢材、有色金属、水泥和化学工业产品等物资。此外，中朝两国在水文工作、治水和渔业方面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中朝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强化了两国之间的联系与交往，从而促进了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朝鲜倾向于中国一方
由于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倾向日益明显，加上中苏历史上的恩怨，曾有过亲密关系的中苏两党、两国自1960年开始了不点名的含沙射影的论战，到1963年论战公开化。出于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朝鲜当然既不愿得罪中国，也不愿意同苏联交恶，因此只能试图在中苏之间保持中立。
此时，中苏两国都希望朝鲜能够站在自己一边，上演了一场争取朝鲜的“拉锯战”。为了支援朝鲜的七年计划，中国曾于1960年10月13日给予朝鲜42亿元人民币的贷款。同年12月24日，苏联也将朝鲜所欠的76亿卢布债款一笔勾销，另外还有14亿卢布的债务延期偿还。1961年7月6日，苏联同朝鲜签订了《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而在一个月后，《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也得以签订。朝鲜在中苏两大国的夹缝之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大约在1965年以前，朝鲜在努力保持中立的前提下，倾向于同中国保持更为密切的关系。在对待斯大林评价、中印边境冲突、古巴导弹危机以及对赫鲁晓夫提出的“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等问题上，朝鲜都同中国立场大体一致，较明显地倾向于中国。1963年6月崔庸健访华和9月刘少奇访朝则表明中朝依然保持密切关系。在中苏论战中，朝鲜也明确地站在中国一边，并在有关报刊中转载了中国同苏联论战的一系列文章。由于在中苏争端中，朝鲜采取了明显偏向中国的立场，因此被外界视为“远东的阿尔巴尼亚”。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朝苏关系较为冷淡，朝鲜宣传机构多次对苏联的作为提出批评，有时甚至相当尖锐，以至于苏联于1962年停止对朝鲜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朝苏关系由此降至低点。面对中苏关系恶化，朝鲜一直主张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因此，朝苏关系并没有因为中苏关系的破裂而走向崩溃。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朝鲜偏向莫斯科的中立”
由于朝鲜在中苏争端中偏向中国，因此受到了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苏联在政治上孤立朝鲜，并停止对朝鲜的经济与军事援助，致使朝鲜遭受巨大损失。与此同时，来自南方的压力日增。1965年开始，韩国从日本那里获得了大量经济援助，并决定向越南派兵支援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为了同韩国进行较量，朝鲜需要更多的援助以增强国力，而中国显然无法满足朝鲜的需要。苏联看准了朝鲜的这一需求，开始争取拉拢朝鲜，以对付中国。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朝，双方重申与强调苏朝友好互助条约和苏朝友谊的重要性。随后不久，朝鲜派代表团出席苏共23大。5月，苏联同朝鲜签署了一项军事援助协定，莫斯科恢复对朝鲜的军事援助。1966年2月，朝苏签订《1966—1970年经济与技术合作协定》。1967年，苏联又同朝鲜签署了有关提供军事和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
朝苏关系的发展给朝中关系带来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而史无前例的“文革”更使这种影响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1966年下半年—1968年之间，朝鲜报刊发表一系列文章批评“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大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影射中国，而中国红卫兵的大字报也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朝鲜领导人。中朝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紧张和僵持状态。
从1965年开始，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多次发生争端，中国方面一度在1968年关闭中朝边界的中方通道。1965—1969年，两国没有签订新的文化与经济合作协定，也没有高层领导人的互访，朝方甚至召回了其驻华大使。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支持苏联的行动，与中国的态度截然相反。1967—1969年，在中国官方公开报道中，关于中朝关系的文件只有20件，这些报道主要是中国对朝鲜的几个节日表示祝贺以及中国官员出席招待会的情况，措辞平淡，多是礼节性的文字。但在1968年1月23日发生美国武装间谍船入侵朝鲜领海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美国行为进行谴责，并对朝鲜的自卫立场表示支持。可见，这一时期的中朝关系还没有达到破裂的程度，双方似乎心照不宣，都努力克制自己的行动。朝鲜党政领导人和党报、党刊不断表示要珍惜中朝友谊，永远不会忘记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同时，对于中国“文革”，朝鲜后来也持中立态度。正是基于这些情况，有人形象地将1965—1969年间的朝鲜对外政策概括为“偏向莫斯科的中立”。
20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朝鲜对中、苏奉行“等距离”外交政策
20世纪70年代初，大国关系、国际战略格局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形成。美苏关系进入“缓和”时期，中美关系实现重大突破并走向正常化，而中苏关系则因为“珍宝岛”事件进一步恶化。中美苏关系的变化无疑对朝鲜同苏联及中国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苏联出于同美国搞缓和的需要，不希望看到朝美关系过于紧张。在1969年4月15日朝鲜击落一架美国间谍飞机这一问题上，苏联并没有给予有力的支持，反而还帮助美国一道寻找美机上可能的生还者。朝鲜对苏联的态度因此发生变化，这有助于中朝关系的改善与加强。同时中国也纠正了“文革”期间对外关系中的极左路线，为中朝关系的改善创造了条件，中朝高層互访再度活跃起来。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朝鲜采取了偏向中国的立场，它在对中、苏外交上奉行的是“等距离”政策。“应该说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朝鲜在处理同中国和苏联关系时采取了更为明显的自主中立的政策，努力同时与苏联及中国保持正常的和良好的关系。”自此之后一直到90年代初，两国关系进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中朝两党、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并达成了多项政治、经济、军事协定。
（《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 杨军 王秋彬/文 社科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