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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被剃了阴阳头。她看见我时，坐在沙发上，双脚跷在茶几上，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你看你这个死样子，你还有脸回来啊！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要是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
随着《一步之遥》的热映，“名门痞女”洪晃的家世再次被翻了出来。洪晃之父洪君彦系经济学者、美国问题研究学者，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他曾撰写《不堪回首——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一书，记录了他与“总长女儿、主席老师、外长夫人”章含之从相知、相恋、相伴到离婚，整整23年的过程，以及二人讳莫如深的第一段婚姻。
第三者是大串联同伴
自从我（洪君彦）被剃了阴阳头后，我一直不敢脱帽子。即使回到家里，因为怕吓着女儿也整天戴着帽子。但洗脸时不得不脱帽子，却不小心被当时只有5岁的女儿看见了。她吓得嚎啕大哭，抱着我的腿说：“爸爸，我不要你这样，我不要你这样。”我也哭了，把女儿搂在怀里说：“妞妞乖，不怕，不要怕。”
那天章含之见到我却完全是另外一种表情。她坐在沙发上，双脚跷在茶几上，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你看你这个死样子，你还有脸回来啊！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要是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说话时都没用正眼看我。我当时大为震惊，心想：你明明知道我蒙受不白之冤，是无辜的，你不仅没有一句安慰的话，却用恶言恶语来挖苦我。这个女人心真狠！
1966年底，章含之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大串联，她的同伴主要是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的教员，其中有一位张某。那时我的大姐洪君慧看到他二人眉来眼去，出双入对玩得欢天喜地，而把我完全置于脑后，不知掉了多少眼泪。我外甥见二人上街时拉着搂着的亲昵样，感到十分诧异，用好奇的口吻问章，她却说：“我们外语学院出来的人都是这样的，都很洋派。”后来大姐与大姐夫发现他们在她家卧室发生不轨行为，并掌握了确凿证据，大姐当时大哭了一场。反复思量后，大姐含泪对我的兄弟姐妹说：“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君彦知道。”要大家守口如瓶。
妹妹劝我放弃自杀念头
1967年中期，我整天劳动、写检查弄得疲惫不堪，又丝毫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慰藉，看不到任何出路，情绪低落到极点，而且想到：我这般毫无作为、毫无尊严地活着，不仅自己痛苦，也给家人带来耻辱，于是萌生了自杀的念头。但转而又想到：共产党员要是自杀，将作为畏罪叛黨论处，罪加一等，这样更会连累妻女。正当这种自杀的念头萦绕不去，我最痛苦、最失落时，妹妹洪吟霞出差到北京。我把自杀的想法告诉了吟霞，妹妹听后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哽咽着对我说：“小哥哥你怎么到这种时候还这么痴心？章含之早已和别的男人好上了，你连自杀还要考虑到会不会连累她……”在这种情况下，她才把章和张某在上海大姐家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我。这件事对我来说，真是晴天霹雳，一时间我实在无法接受，倒使我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妹妹的一席话使我从此也警觉起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翻出章的手提包，赫然发现她的皮夹里夹了一帧张某的照片，包里还有安全套。这两样东西让我愤怒极了，当场要她把事情说清楚，她一时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开始她一味抵赖、否认，可是在物证面前无言以答。我当时愤怒到极点，简直要疯了。我说：“我要找张某人问清楚，你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慌乱间章突然下跪认错，表示悔改，并喃喃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愈来愈像我的妈妈（指她生母）了。”我愤怒过后冷静下来，理智地考虑到：我和她结婚已10年，女儿也6岁了。只要她真能与张某了断关系，我再不会提起这件不愉快的事。我会和她和睦相处，给女儿一个温暖的家。
但是我的良好愿望并未实现。自章张恋情揭穿后，章仍然我行我素，视我为陌路人，而与张某的婚外情一直断不了，来往频繁。当时在外语学院，章张之恋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就在我最痛苦、软弱时，出现了一个既同情我、又仰慕我的人。她是和我分配在一组劳动的西语系女教师。大概是同病相怜的缘故，我和她有时谈到深夜，愈谈愈感到患难见真情，愈谈愈深入愈感到惺惺相惜，以致未能克制感情冲动，步上了婚外情的歧途。
不久事情传到章的耳中，她气冲冲地责问我，说我丢了她的脸，跟我吵架。我理直气壮地说：“是啊，现在我和你一样也有了外遇。不过你做在先，我做在后;你做的是暗的，我做的是明的。咱们扯平了，谁也不欠谁。”
章与乔冠华的绯闻
我是1969年10月去江西的，直至1971年9月“九一三”林彪事件以后，鲤鱼洲的北大五七干校结束，全体教职员工撤回北大，我才回到学校。
而那时章含之已是“通天人物”。1971年章含之随乔冠华参加联合国大会，待她返京后，她与乔冠华的绯闻就沸沸扬扬地传开了，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我也有几位燕大老同学在外交部工作，所以章与乔部长的事很快传到我耳中。我听后一点不吃惊，心想：这回准是她又爱上乔冠华了，以我的亲身经历，不难想象她是如何取悦乔部长的。
1972年年底，章含之向我提出要离婚的事。她说：“我们的缘分已尽了，分手吧。这样对双方都好。”我听后心里非常平静。心想：这是早晚的事，是必然的结果。我心里很清楚：像她这样有心计的女人，在没有找到更高的目标前是不会随随便便提出离婚的。所以她一提出离婚，我就爽快地答应了，没半点争执。
1973年2月，我和章含之去史家胡同附近的居民委员会办离婚。第一次去还碰了钉子。居民委员会一位负责人冷言冷语地说：“办离婚没有登记结婚那么简单，你们为什么要离婚？理由是什么？”我们两人都说：“长期感情不和。”他又追问：“感情怎么样不好？说具体点。”我俩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这一次离婚没办成就回来了。
办离婚也要走后门
过了两星期章含之打电话给我，约我再去一次居民委员会。她说：“这次行了。”我们走进居民委员会，接待我们的还是那位负责人。办事的是同一个人，但态度迥然不同。他和颜悦色地给我们倒茶，热情接待，一句话不问，利利索索地把离婚手续办了。事后才知道，章向外交部反映了第一次办离婚碰钉子的情况。于是外交部政治部主任派人到居民委员会关照，说：上次来办离婚的，你们知道是谁吗？下次章洪二人来办离婚，不许问长问短，照办就是了。想不到办离婚也可以走后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父母离婚在社会上似乎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连孩子也感到有压力。关于父母的离婚，洪晃在书中写道：“那是一个最不好的五一节，我爸把我带到北大的宿舍里跟我谈话，这之前他们其实已经分开了，但我爸爸还装装样子，有时候还在史家胡同住。这次我爸爸就对我明说，以后史家胡同就不回去了。那天我爸爸陪我从北大坐332到动物园倒111路，一直送我到灯市口，然后我就在马路边，看着我爸过马路到马路北边坐111路回北大，我就觉得我爸特惨。而我妈当时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回避，她不知道这时候应该怎样处理一个小孩的感情。”
先斩后奏激怒92岁章老
离婚的事向女儿交代过后，接着应该向老人交代了。章老当时已92岁高龄了，再加身体十分衰弱，长期住北京医院疗养。其实1971年我从鲤鱼洲干校回北京时，老人家已经在医院里了。那时我每星期都去北京医院看望他，从家中带去可口的菜和汤，坐上一两个小时陪他聊聊天。
不久听说章老受毛主席重托，即将启程赴香港促成国共和谈，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和老人谈了。我到北京医院章老的病房，先向他请安，问候他的健康情况，蹰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爸，我和含之长期感情不和，已经办了离婚手续了，这件事必须和您说一下。”章老当时非常吃惊，继而大为震怒。他提高嗓门激动地说：“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以先斩后奏，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你们离婚后妞妞怎么办？”接着又问我，“是谁提出来要离婚？”我说是章含之先提出来的。章老马上问：“含之是否有人了？”我说：“有了，是乔冠华。”章老马上说：“你们的离婚过程一定有文章，这件事不能这么了结。我要找毛主席，等我香港回来再说。”说罢他气呼呼地闭上眼睛。这是章老听到我们离婚消息后的第一个反应，章老1973年5月25日赴香港，7月1日就在香港仙逝了。
（“水云间”荐自《不堪回首——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
随着《一步之遥》的热映，“名门痞女”洪晃的家世再次被翻了出来。洪晃之父洪君彦系经济学者、美国问题研究学者，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他曾撰写《不堪回首——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一书，记录了他与“总长女儿、主席老师、外长夫人”章含之从相知、相恋、相伴到离婚，整整23年的过程，以及二人讳莫如深的第一段婚姻。
第三者是大串联同伴
自从我（洪君彦）被剃了阴阳头后，我一直不敢脱帽子。即使回到家里，因为怕吓着女儿也整天戴着帽子。但洗脸时不得不脱帽子，却不小心被当时只有5岁的女儿看见了。她吓得嚎啕大哭，抱着我的腿说：“爸爸，我不要你这样，我不要你这样。”我也哭了，把女儿搂在怀里说：“妞妞乖，不怕，不要怕。”
那天章含之见到我却完全是另外一种表情。她坐在沙发上，双脚跷在茶几上，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你看你这个死样子，你还有脸回来啊！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要是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说话时都没用正眼看我。我当时大为震惊，心想：你明明知道我蒙受不白之冤，是无辜的，你不仅没有一句安慰的话，却用恶言恶语来挖苦我。这个女人心真狠！
1966年底，章含之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大串联，她的同伴主要是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的教员，其中有一位张某。那时我的大姐洪君慧看到他二人眉来眼去，出双入对玩得欢天喜地，而把我完全置于脑后，不知掉了多少眼泪。我外甥见二人上街时拉着搂着的亲昵样，感到十分诧异，用好奇的口吻问章，她却说：“我们外语学院出来的人都是这样的，都很洋派。”后来大姐与大姐夫发现他们在她家卧室发生不轨行为，并掌握了确凿证据，大姐当时大哭了一场。反复思量后，大姐含泪对我的兄弟姐妹说：“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君彦知道。”要大家守口如瓶。
妹妹劝我放弃自杀念头
1967年中期，我整天劳动、写检查弄得疲惫不堪，又丝毫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慰藉，看不到任何出路，情绪低落到极点，而且想到：我这般毫无作为、毫无尊严地活着，不仅自己痛苦，也给家人带来耻辱，于是萌生了自杀的念头。但转而又想到：共产党员要是自杀，将作为畏罪叛黨论处，罪加一等，这样更会连累妻女。正当这种自杀的念头萦绕不去，我最痛苦、最失落时，妹妹洪吟霞出差到北京。我把自杀的想法告诉了吟霞，妹妹听后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哽咽着对我说：“小哥哥你怎么到这种时候还这么痴心？章含之早已和别的男人好上了，你连自杀还要考虑到会不会连累她……”在这种情况下，她才把章和张某在上海大姐家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我。这件事对我来说，真是晴天霹雳，一时间我实在无法接受，倒使我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妹妹的一席话使我从此也警觉起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翻出章的手提包，赫然发现她的皮夹里夹了一帧张某的照片，包里还有安全套。这两样东西让我愤怒极了，当场要她把事情说清楚，她一时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开始她一味抵赖、否认，可是在物证面前无言以答。我当时愤怒到极点，简直要疯了。我说：“我要找张某人问清楚，你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慌乱间章突然下跪认错，表示悔改，并喃喃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愈来愈像我的妈妈（指她生母）了。”我愤怒过后冷静下来，理智地考虑到：我和她结婚已10年，女儿也6岁了。只要她真能与张某了断关系，我再不会提起这件不愉快的事。我会和她和睦相处，给女儿一个温暖的家。
但是我的良好愿望并未实现。自章张恋情揭穿后，章仍然我行我素，视我为陌路人，而与张某的婚外情一直断不了，来往频繁。当时在外语学院，章张之恋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就在我最痛苦、软弱时，出现了一个既同情我、又仰慕我的人。她是和我分配在一组劳动的西语系女教师。大概是同病相怜的缘故，我和她有时谈到深夜，愈谈愈感到患难见真情，愈谈愈深入愈感到惺惺相惜，以致未能克制感情冲动，步上了婚外情的歧途。
不久事情传到章的耳中，她气冲冲地责问我，说我丢了她的脸，跟我吵架。我理直气壮地说：“是啊，现在我和你一样也有了外遇。不过你做在先，我做在后;你做的是暗的，我做的是明的。咱们扯平了，谁也不欠谁。”
章与乔冠华的绯闻
我是1969年10月去江西的，直至1971年9月“九一三”林彪事件以后，鲤鱼洲的北大五七干校结束，全体教职员工撤回北大，我才回到学校。
而那时章含之已是“通天人物”。1971年章含之随乔冠华参加联合国大会，待她返京后，她与乔冠华的绯闻就沸沸扬扬地传开了，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我也有几位燕大老同学在外交部工作，所以章与乔部长的事很快传到我耳中。我听后一点不吃惊，心想：这回准是她又爱上乔冠华了，以我的亲身经历，不难想象她是如何取悦乔部长的。
1972年年底，章含之向我提出要离婚的事。她说：“我们的缘分已尽了，分手吧。这样对双方都好。”我听后心里非常平静。心想：这是早晚的事，是必然的结果。我心里很清楚：像她这样有心计的女人，在没有找到更高的目标前是不会随随便便提出离婚的。所以她一提出离婚，我就爽快地答应了，没半点争执。
1973年2月，我和章含之去史家胡同附近的居民委员会办离婚。第一次去还碰了钉子。居民委员会一位负责人冷言冷语地说：“办离婚没有登记结婚那么简单，你们为什么要离婚？理由是什么？”我们两人都说：“长期感情不和。”他又追问：“感情怎么样不好？说具体点。”我俩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这一次离婚没办成就回来了。
办离婚也要走后门
过了两星期章含之打电话给我，约我再去一次居民委员会。她说：“这次行了。”我们走进居民委员会，接待我们的还是那位负责人。办事的是同一个人，但态度迥然不同。他和颜悦色地给我们倒茶，热情接待，一句话不问，利利索索地把离婚手续办了。事后才知道，章向外交部反映了第一次办离婚碰钉子的情况。于是外交部政治部主任派人到居民委员会关照，说：上次来办离婚的，你们知道是谁吗？下次章洪二人来办离婚，不许问长问短，照办就是了。想不到办离婚也可以走后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父母离婚在社会上似乎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连孩子也感到有压力。关于父母的离婚，洪晃在书中写道：“那是一个最不好的五一节，我爸把我带到北大的宿舍里跟我谈话，这之前他们其实已经分开了，但我爸爸还装装样子，有时候还在史家胡同住。这次我爸爸就对我明说，以后史家胡同就不回去了。那天我爸爸陪我从北大坐332到动物园倒111路，一直送我到灯市口，然后我就在马路边，看着我爸过马路到马路北边坐111路回北大，我就觉得我爸特惨。而我妈当时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回避，她不知道这时候应该怎样处理一个小孩的感情。”
先斩后奏激怒92岁章老
离婚的事向女儿交代过后，接着应该向老人交代了。章老当时已92岁高龄了，再加身体十分衰弱，长期住北京医院疗养。其实1971年我从鲤鱼洲干校回北京时，老人家已经在医院里了。那时我每星期都去北京医院看望他，从家中带去可口的菜和汤，坐上一两个小时陪他聊聊天。
不久听说章老受毛主席重托，即将启程赴香港促成国共和谈，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和老人谈了。我到北京医院章老的病房，先向他请安，问候他的健康情况，蹰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爸，我和含之长期感情不和，已经办了离婚手续了，这件事必须和您说一下。”章老当时非常吃惊，继而大为震怒。他提高嗓门激动地说：“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以先斩后奏，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你们离婚后妞妞怎么办？”接着又问我，“是谁提出来要离婚？”我说是章含之先提出来的。章老马上问：“含之是否有人了？”我说：“有了，是乔冠华。”章老马上说：“你们的离婚过程一定有文章，这件事不能这么了结。我要找毛主席，等我香港回来再说。”说罢他气呼呼地闭上眼睛。这是章老听到我们离婚消息后的第一个反应，章老1973年5月25日赴香港，7月1日就在香港仙逝了。
（“水云间”荐自《不堪回首——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