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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宋时期巴渝地区地甲病的流行，与该地区尚鬼信巫的社会风俗有密切的关系。唐宋时代，巫鬼之术在巴渝地区非常盛行，导致该地区人民形成了有病不寻医问药，而是尚鬼信巫的主流社会风俗。巫鬼之术的盛行，造成了中原主流医学知识向该地传播的巨大障碍，使巴渝地区的人民无法共享到中原主流医学界在治疗地甲病方面取得的突破性成果。
关键词：唐宋时期；巴渝地区；地甲病；尚鬼信巫
龚胜生先生认为：除外环境缺碘导致巴渝地区地甲病流行外，唐宋时期三峡地区交通十分闭塞、居民饮食来源几乎完全取决于当地缺碘环境里的缺碘食物等也是该地区地甲病流行的重要原因。[1]文章认为：除了上述原因外，唐宋时期巴渝地区尚鬼信巫的社会风俗也是导致该地区地甲病猖獗的重要原因。
一、唐宋文献所见巴渝地区地甲病流行状况
巴渝地区居民中流行地甲病的状况，集中见于唐宋时期文献中。特别是宋代，许多被贬官到巴渝地区的文人以他者的视野，对巴渝地区这种多见于女性的地方性疾病表现出更多的同情与关注，相关记述最多。范成大云：“三峡女子，十人九瘿。”[2]可见女性是三峡地区地甲病的敏感人群。特别是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比常人需碘量更大，更容易罹患地甲病。
据唐宋时期的文人记载，沿长江顺流而下，沿途的重庆市、涪陵县、奉节县等地，均为碘缺乏病的高发地区。一、重庆，宋代为恭州治所。范成大《吴船录》提到恭州的水气毒性大，当地居民普遍患有甲状腺肿，其中妇女的患病率尤其高。不仅恭州如此，从恭州到湖北秭归，沿途所见的女子也大多罹患甲状腺肿的疾病：“恭为州……山水皆有瘴，而水气尤毒，人喜生瘿，妇人尤多。自此至秭归皆然。”[3] 此外，《夔门即事》也提到从东川入三峡，经过恭州的时候，就出现甲状腺肿集中的人群，“自东川入峡，路至恭州，便有瘿俗。”[4]其《恭州夜泊》提到恭州妇女习惯光脚丫，并且大多数患有甲状腺肿的疾病，“入峡初程风物异，布裙跣妇总垂瘿。”[5]二、涪陵，位于乌江与长江汇合处，是川东南水上交通枢纽。宋代时，涪陵为涪州治所。从苏轼《荔支叹》来看，早在宋代，涪陵就有许多漂亮的女子罹患甲状腺肿大的疾病，“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疣。”[6] 尤物，常用来泛指绝色的女子。疮疣，当指颈上的甲状腺肿块。三、奉节，唐宋时代为夔州治所。杜甫《负薪行》就写到夔州女子面貌粗丑，有许多四五十岁仍然没有找到婆家的大龄剩女。此处的粗当指甲状腺肿大形成的粗脖子，“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一作北有昭君村。”[7]范成大《夔州竹枝歌九首》也提到夔州女子由于甲状腺肿大而面貌粗丑，“瘿妇趁墟城里来，十十五五市南街。行人莫笑女粗丑，儿郎自与买银钗。”[8]王十朋也提到罹患地甲病的夔州人，着实可怜，“夔州苦无井，瘿俗殊可怜。”[9]据陆游《蹋碛》记载，夔州甲状腺肿的患病率极高，几乎达80%以上，“行人十有八九瘿，见惯何曾羞顾影。”[10]诗人将赴夔州府做官时，写下《将赴官夔府书怀》一首，表达了心里深深的忧虑，害怕到了夔州，自己也患上甲状腺肿大的疾病，“但愁瘿累累，把镜羞自照。”[11]
从唐宋时期的文献可见，巴渝地区是地甲病的重点流行区。特别是夔州，甲状腺肿的患病率极高，几乎达80%以上。从病患的性别来看，女性比男性的患病率尤其要高。达到“三峡女子，十人九瘿”这样的高比率。
二、尚鬼信巫的社会风俗是唐宋时期巴渝地区地甲病流行的重要原因
汉唐之际，地甲病的治疗方法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神农本草经》中，已开始采用含碘量高的药物海藻治疗瘿病（甲状腺肿）：
（海藻）味苦寒。主治瘿瘤气，颈下核，破散结气，痈肿，症瘕坚气，腹中上下鸣，下十二水肿。一名落首。[12]
东晋葛洪已经提出了服用海藻酒可以治疗甲状腺肿：“项下瘰疬如梅李状。宜连服前方海藻酒消之。肘后方。”[13]
那么为何直到唐宋时代，巴渝地区的地甲病还如此猖獗呢？本文认为，这与该地区尚鬼信巫的顽强社会风俗有很大关系。据唐宋时期的文献记载，巴渝地区的居民生了病，不是积极地寻医问药，而是诉诸巫术。请巫师，祭鬼神。杜甫《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就提到地甲病的严重流行区——夔州地区的风俗特别奇怪，家家都养着乌鬼：
异俗吁可怪，斯人难并居。家家养乌鬼，……一云：峡近乌蛮，俗于正月设牲酒田间，操兵大噪，名养乌鬼，以禳厉气。元稹《江陵》诗：病赛乌称鬼。则乌鬼乃神名。顿顿食黄鱼。[14]
从注释所引元稹《江陵》诗来看，夔州人生病的时候，主流方式是通过隆重的赛鬼仪式，禳厉气，除疾病。李明晓先生认为：此处的乌鬼指“家祭神鬼”[15]。张艳梅认为：乌鬼指当地獠蛮的祖籍神。[16]可见唐代夔州人主要是通过祭祀鬼神的方式来祛除疾病。
《宋史》卷456《孝义传》提到巴人有病，不求医生而崇信鬼道，听信巫师的话：“巴俗尚鬼而废医，唯巫言是用。”《宋史》卷89《地理志》提到巴渝地区地甲病的高发区涪陵、巴东的人民也是崇尚鬼俗，不信医药：
涪陵之民尤尚鬼俗，有父母疾病，多不省视医药，及亲在多别籍异财。汉中、巴东，俗尚颇同，沦于偏方，殆将百年。
据《方舆胜览》载，地甲病的高发区恭州、涪陵与南平军的风俗很相似，均尚鬼信巫，沿袭了巴蜀地区的旧风俗：
南平军（南川、隆化），……尚鬼信巫。注：《图经》：风俗与恭、涪类，云云，巴、蜀之旧。[17]
晁公朔《定慧院记》也提到三峡地区的人民有病不求医，大多尚鬼信巫：
峡中之郡，十有三皆尚鬼而淫祀，若施与黔，其尤焉。而涪于二邦为近，故其俗延及于外之属邑，乐温亦然。有疾则谢医却药，召巫师，刲羊豕，以请于神。……吏亦不能禁。是以一方大蒙其害。[18]
由于三峡地区的居民平时有病，大多求巫信鬼而不服药，所以当地的药材很少，以至于杜甫有三峡无药之叹。《寄韦有夏郎中》云： 省郎忧病士，书信有柴胡。饮子频通汗，怀君想报珠。亲知天畔少，药味峡中无。[19]
由上可知，唐宋时期巴渝地区的人民主要是通过隆重的赛鬼仪式、召请巫师施行巫术的方法来攘灾祛病，特别是地甲病严重流行的夔州、恭州、涪陵，据文献记载，都有尚鬼信巫的地方风俗。
三、巴渝地区尚鬼信巫风俗的历史渊源
巴渝地区的巫文化历史悠久。据《尚书·君奭》云，巫师巫咸是殷商太戊时代的名臣，在商王室的内政治理方面颇有成效，“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据《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巫咸等十位著名的巫师，常常上下灵山，采摘百药：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入。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说文》云：“灵，巫也，以玉事神。”故袁珂先生在《山海经校注》中释“灵山”说：灵山，疑即巫山。可见巴渝地区的巫山即是巫咸等著名巫师的聚居之地，这里不仅是众巫师上天通神的“天梯”[20]，而且是众巫师采摘百药的宝地。
又《山海经·海内西经》称：“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此处的“开明”即古蜀国帝王的名号，“开明东”即四川东部巫山山脉所经之地。[21]可见群聚于巫山的众巫师擅用医药，常用巫术和药物相结合的方式为人们疗病。
考古发现也能佐证古代巴渝地区确是巫术流行之地。忠县瓦渣地遗址1959年曾发掘出土卜骨3件；忠县中坝遗址1997年曾出土卜骨3件；万州麻柳沱遗址1998、1999年曾发掘出龟腹甲和鱼卜骨多件，时代为春秋末期至战国中期；巫山双堰塘遗址1999年曾发掘出龟卜甲多件；丰都旧县城遗址2006年出土龟腹甲多枚，时代为汉代；云阳明月坝遗址1994年出土3件龟腹甲，其时间为唐代。[22]
鬼，即亡故祖先的灵魂。赛乌鬼当是对先祖的隆重祭祀。据《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云，白虎巴人的首领廪君死后，其魂魄化为白虎，白虎爱饮人血，故巴人常杀人作为祭品来隆重祭祀其先祖：“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祀焉。”巴人人祭还得到了考古资料的充分证实，在巴蜀图语中，有以人手祭祀虎神的图符。[23]
综上所述，巴渝地区的巫鬼文化根深叶茂、源远流长，直到唐宋时代，巫鬼之术在巴渝地区仍然非常盛行，导致该地区人民形成了有病不寻医问药，而是尚鬼信巫的主流社会风俗。巫鬼之术的盛行，形成了中原主流医学知识向该地传播的巨大障碍，使巴渝地区的人民无法共享到中原主流医学界在治疗地甲病方面取得的突破性成果。
基金项目：西南大学学科发展基金项目“古代巴渝地区中药发展研究”（SWU0913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SWU1009054）。
注释：
[1] 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地甲病的地理分布变迁》，《地理学报》1999年第4期。
[2] 范成大：《范石湖集》（卷1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213页。
[3] 范成大：《吴船录》（卷下），见《宋人长江游记》，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第248-249页。
[4] 范成大：《范石湖集》（卷1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270页。
[5] 范成大：《范石湖集》（卷1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268页。
[6] 苏轼：《荔支叹》，见《苏轼诗选注》，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第221-222页。
[7] 彭定求：《全唐诗》（卷221），中华书局，1960，第2335页。
[8] 范成大：《范石湖集》（卷1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220页。
[9] 王十朋：《题卧龙山观音泉呈行可元章》，见《王十朋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375-376页。
[10] 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184页。
[11] 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131页。
[12] 周贻谋等点校：《神农本草经》，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第43页。
[13] 葛洪：《肘后备急方》，见《本草纲目？草部》（卷19），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第882页。
[14] 彭定求：《全唐诗》（卷221），中华书局，1960，第 2539页。
[15] 李明晓：《“乌鬼”小解》，《杜甫研究学刊》，2005年第1期。
[16] 张艳梅：《乌鬼考辨》，《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7期。
[17] 祝穆撰，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卷60），中华书局，2003，第 1061-1062页。
[18] 晁公朔：《新刊嵩山居士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第50卷。
[19] 彭定求：《全唐诗》（卷221），中华书局，1960，第2542页。
[20] [21] 刘不朽：《〈山海经〉与三峡：〈山海经〉所载之古三峡氏族部落和方国探踪》，《中国三峡建设》，2004年第4期。
[22][23] 曾超：《巴人甲骨的发现及其价值》，《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4期。
（作者简介：温翠芳，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唐宋时期；巴渝地区；地甲病；尚鬼信巫
龚胜生先生认为：除外环境缺碘导致巴渝地区地甲病流行外，唐宋时期三峡地区交通十分闭塞、居民饮食来源几乎完全取决于当地缺碘环境里的缺碘食物等也是该地区地甲病流行的重要原因。[1]文章认为：除了上述原因外，唐宋时期巴渝地区尚鬼信巫的社会风俗也是导致该地区地甲病猖獗的重要原因。
一、唐宋文献所见巴渝地区地甲病流行状况
巴渝地区居民中流行地甲病的状况，集中见于唐宋时期文献中。特别是宋代，许多被贬官到巴渝地区的文人以他者的视野，对巴渝地区这种多见于女性的地方性疾病表现出更多的同情与关注，相关记述最多。范成大云：“三峡女子，十人九瘿。”[2]可见女性是三峡地区地甲病的敏感人群。特别是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比常人需碘量更大，更容易罹患地甲病。
据唐宋时期的文人记载，沿长江顺流而下，沿途的重庆市、涪陵县、奉节县等地，均为碘缺乏病的高发地区。一、重庆，宋代为恭州治所。范成大《吴船录》提到恭州的水气毒性大，当地居民普遍患有甲状腺肿，其中妇女的患病率尤其高。不仅恭州如此，从恭州到湖北秭归，沿途所见的女子也大多罹患甲状腺肿的疾病：“恭为州……山水皆有瘴，而水气尤毒，人喜生瘿，妇人尤多。自此至秭归皆然。”[3] 此外，《夔门即事》也提到从东川入三峡，经过恭州的时候，就出现甲状腺肿集中的人群，“自东川入峡，路至恭州，便有瘿俗。”[4]其《恭州夜泊》提到恭州妇女习惯光脚丫，并且大多数患有甲状腺肿的疾病，“入峡初程风物异，布裙跣妇总垂瘿。”[5]二、涪陵，位于乌江与长江汇合处，是川东南水上交通枢纽。宋代时，涪陵为涪州治所。从苏轼《荔支叹》来看，早在宋代，涪陵就有许多漂亮的女子罹患甲状腺肿大的疾病，“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疣。”[6] 尤物，常用来泛指绝色的女子。疮疣，当指颈上的甲状腺肿块。三、奉节，唐宋时代为夔州治所。杜甫《负薪行》就写到夔州女子面貌粗丑，有许多四五十岁仍然没有找到婆家的大龄剩女。此处的粗当指甲状腺肿大形成的粗脖子，“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一作北有昭君村。”[7]范成大《夔州竹枝歌九首》也提到夔州女子由于甲状腺肿大而面貌粗丑，“瘿妇趁墟城里来，十十五五市南街。行人莫笑女粗丑，儿郎自与买银钗。”[8]王十朋也提到罹患地甲病的夔州人，着实可怜，“夔州苦无井，瘿俗殊可怜。”[9]据陆游《蹋碛》记载，夔州甲状腺肿的患病率极高，几乎达80%以上，“行人十有八九瘿，见惯何曾羞顾影。”[10]诗人将赴夔州府做官时，写下《将赴官夔府书怀》一首，表达了心里深深的忧虑，害怕到了夔州，自己也患上甲状腺肿大的疾病，“但愁瘿累累，把镜羞自照。”[11]
从唐宋时期的文献可见，巴渝地区是地甲病的重点流行区。特别是夔州，甲状腺肿的患病率极高，几乎达80%以上。从病患的性别来看，女性比男性的患病率尤其要高。达到“三峡女子，十人九瘿”这样的高比率。
二、尚鬼信巫的社会风俗是唐宋时期巴渝地区地甲病流行的重要原因
汉唐之际，地甲病的治疗方法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神农本草经》中，已开始采用含碘量高的药物海藻治疗瘿病（甲状腺肿）：
（海藻）味苦寒。主治瘿瘤气，颈下核，破散结气，痈肿，症瘕坚气，腹中上下鸣，下十二水肿。一名落首。[12]
东晋葛洪已经提出了服用海藻酒可以治疗甲状腺肿：“项下瘰疬如梅李状。宜连服前方海藻酒消之。肘后方。”[13]
那么为何直到唐宋时代，巴渝地区的地甲病还如此猖獗呢？本文认为，这与该地区尚鬼信巫的顽强社会风俗有很大关系。据唐宋时期的文献记载，巴渝地区的居民生了病，不是积极地寻医问药，而是诉诸巫术。请巫师，祭鬼神。杜甫《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就提到地甲病的严重流行区——夔州地区的风俗特别奇怪，家家都养着乌鬼：
异俗吁可怪，斯人难并居。家家养乌鬼，……一云：峡近乌蛮，俗于正月设牲酒田间，操兵大噪，名养乌鬼，以禳厉气。元稹《江陵》诗：病赛乌称鬼。则乌鬼乃神名。顿顿食黄鱼。[14]
从注释所引元稹《江陵》诗来看，夔州人生病的时候，主流方式是通过隆重的赛鬼仪式，禳厉气，除疾病。李明晓先生认为：此处的乌鬼指“家祭神鬼”[15]。张艳梅认为：乌鬼指当地獠蛮的祖籍神。[16]可见唐代夔州人主要是通过祭祀鬼神的方式来祛除疾病。
《宋史》卷456《孝义传》提到巴人有病，不求医生而崇信鬼道，听信巫师的话：“巴俗尚鬼而废医，唯巫言是用。”《宋史》卷89《地理志》提到巴渝地区地甲病的高发区涪陵、巴东的人民也是崇尚鬼俗，不信医药：
涪陵之民尤尚鬼俗，有父母疾病，多不省视医药，及亲在多别籍异财。汉中、巴东，俗尚颇同，沦于偏方，殆将百年。
据《方舆胜览》载，地甲病的高发区恭州、涪陵与南平军的风俗很相似，均尚鬼信巫，沿袭了巴蜀地区的旧风俗：
南平军（南川、隆化），……尚鬼信巫。注：《图经》：风俗与恭、涪类，云云，巴、蜀之旧。[17]
晁公朔《定慧院记》也提到三峡地区的人民有病不求医，大多尚鬼信巫：
峡中之郡，十有三皆尚鬼而淫祀，若施与黔，其尤焉。而涪于二邦为近，故其俗延及于外之属邑，乐温亦然。有疾则谢医却药，召巫师，刲羊豕，以请于神。……吏亦不能禁。是以一方大蒙其害。[18]
由于三峡地区的居民平时有病，大多求巫信鬼而不服药，所以当地的药材很少，以至于杜甫有三峡无药之叹。《寄韦有夏郎中》云： 省郎忧病士，书信有柴胡。饮子频通汗，怀君想报珠。亲知天畔少，药味峡中无。[19]
由上可知，唐宋时期巴渝地区的人民主要是通过隆重的赛鬼仪式、召请巫师施行巫术的方法来攘灾祛病，特别是地甲病严重流行的夔州、恭州、涪陵，据文献记载，都有尚鬼信巫的地方风俗。
三、巴渝地区尚鬼信巫风俗的历史渊源
巴渝地区的巫文化历史悠久。据《尚书·君奭》云，巫师巫咸是殷商太戊时代的名臣，在商王室的内政治理方面颇有成效，“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据《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巫咸等十位著名的巫师，常常上下灵山，采摘百药：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入。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说文》云：“灵，巫也，以玉事神。”故袁珂先生在《山海经校注》中释“灵山”说：灵山，疑即巫山。可见巴渝地区的巫山即是巫咸等著名巫师的聚居之地，这里不仅是众巫师上天通神的“天梯”[20]，而且是众巫师采摘百药的宝地。
又《山海经·海内西经》称：“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此处的“开明”即古蜀国帝王的名号，“开明东”即四川东部巫山山脉所经之地。[21]可见群聚于巫山的众巫师擅用医药，常用巫术和药物相结合的方式为人们疗病。
考古发现也能佐证古代巴渝地区确是巫术流行之地。忠县瓦渣地遗址1959年曾发掘出土卜骨3件；忠县中坝遗址1997年曾出土卜骨3件；万州麻柳沱遗址1998、1999年曾发掘出龟腹甲和鱼卜骨多件，时代为春秋末期至战国中期；巫山双堰塘遗址1999年曾发掘出龟卜甲多件；丰都旧县城遗址2006年出土龟腹甲多枚，时代为汉代；云阳明月坝遗址1994年出土3件龟腹甲，其时间为唐代。[22]
鬼，即亡故祖先的灵魂。赛乌鬼当是对先祖的隆重祭祀。据《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云，白虎巴人的首领廪君死后，其魂魄化为白虎，白虎爱饮人血，故巴人常杀人作为祭品来隆重祭祀其先祖：“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祀焉。”巴人人祭还得到了考古资料的充分证实，在巴蜀图语中，有以人手祭祀虎神的图符。[23]
综上所述，巴渝地区的巫鬼文化根深叶茂、源远流长，直到唐宋时代，巫鬼之术在巴渝地区仍然非常盛行，导致该地区人民形成了有病不寻医问药，而是尚鬼信巫的主流社会风俗。巫鬼之术的盛行，形成了中原主流医学知识向该地传播的巨大障碍，使巴渝地区的人民无法共享到中原主流医学界在治疗地甲病方面取得的突破性成果。
基金项目：西南大学学科发展基金项目“古代巴渝地区中药发展研究”（SWU0913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SWU1009054）。
注释：
[1] 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地甲病的地理分布变迁》，《地理学报》1999年第4期。
[2] 范成大：《范石湖集》（卷1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213页。
[3] 范成大：《吴船录》（卷下），见《宋人长江游记》，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第248-249页。
[4] 范成大：《范石湖集》（卷1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270页。
[5] 范成大：《范石湖集》（卷1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268页。
[6] 苏轼：《荔支叹》，见《苏轼诗选注》，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第221-222页。
[7] 彭定求：《全唐诗》（卷221），中华书局，1960，第2335页。
[8] 范成大：《范石湖集》（卷1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220页。
[9] 王十朋：《题卧龙山观音泉呈行可元章》，见《王十朋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375-376页。
[10] 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184页。
[11] 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131页。
[12] 周贻谋等点校：《神农本草经》，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第43页。
[13] 葛洪：《肘后备急方》，见《本草纲目？草部》（卷19），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第882页。
[14] 彭定求：《全唐诗》（卷221），中华书局，1960，第 2539页。
[15] 李明晓：《“乌鬼”小解》，《杜甫研究学刊》，2005年第1期。
[16] 张艳梅：《乌鬼考辨》，《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7期。
[17] 祝穆撰，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卷60），中华书局，2003，第 1061-1062页。
[18] 晁公朔：《新刊嵩山居士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第50卷。
[19] 彭定求：《全唐诗》（卷221），中华书局，1960，第2542页。
[20] [21] 刘不朽：《〈山海经〉与三峡：〈山海经〉所载之古三峡氏族部落和方国探踪》，《中国三峡建设》，2004年第4期。
[22][23] 曾超：《巴人甲骨的发现及其价值》，《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4期。
（作者简介：温翠芳，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