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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主编、刘大年负责定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集体编写的《中国近代史稿》(共分三册)第一册，已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所论述的是二十四年的历史(1840—1864年)。共分七章。除第一章谈1840年以前的世界和中国，第七章集中谈十九世纪中叶的文化和思想外，其余五章主要谈两个问题，即鸦片战争(包括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全书有一条主线把它提携起来，即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书中有插图二十一幅，图版十五幅。书后还附有大事年表和外国人译名对照表。
本书的一个特点是，简明扼要，史论得当。它没有大段大段的引文，也没有空泛的议论，而是夹叙夹议，把史料和论点糅合在一起。例如，第五章第二节，谈到叶赫那拉氏等中外反动势力的结合时，既根据可靠的史料来说明有极强烈权力欲望的那拉氏，擅长搞阴谋诡计，她和得到外国人支持的奕勾结起来，搞宫廷政变，排除载垣、肃顺等八大臣的权位，把皇帝的年号棋祥改为同治——表示太后和皇帝一同治理天下，又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评论说：“那拉氏、奕当政，……中外反动势力开始走上彼此结合的道路。清政府在更大的程度上变成了外国资产阶级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在那拉氏作为这个反革命政权的象征的近半个世纪里，中国越来越深地陷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
这部书还注意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例如，关于洪秀全之死，以前的有关历史著作，都沿袭“服毒自杀”的说法。这种谬误乃出于曾国藩的伪造和篡改。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曾国藩，为了向清廷报功，在奏折中称洪秀全在“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不久，曾国藩见到了李秀成的《自述》。《自述》中清楚地说明，洪秀全是病死的：“四月将初……天王斯时病已很重……此人之病，不食药方，……是以四月二十一日而亡。”奸诈的曾国藩怕犯欺君之罪，把《自述》中的这段话加以篡改。自从李秀成《自述》影印原稿出版后，真象大白了，曾国藩的鬼把戏被揭穿了。洪秀全“服毒自杀”的谬误近年来已经得到澄清，本书也吸收了这一新的研究成果，明确地说“洪秀全因病逝世”。
这部书与以前的同类历史著作相比较，是有它自己的特点的。但是在挖掘新史料、阐述新论点方面并不多，对有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也还有值得讨论研究的地方，例如，对李秀成的评价，对韦昌辉前期和后期功过的论述，就是如此。
对于李秀成的评价。书中第五章第三节有这样一段论述：天京沦陷，“李秀成突围后被俘，在囚笼里写下了一份长达几万字的供状，对曾国藩阿谀谄媚，献计招降太平军，成了一个可耻的叛徒，随后被曾国藩处死。”本书作者把李秀成定为“叛徒”，是沿袭以前的一种说法。如何评价李秀成的问题，以前史学界讨论过，最近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推动下，又重新热烈讨论起来了。评价李秀成的功过，应从他的全部历史来分析，还应该看到其阶级的局限性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李秀成《自述》中对敌人的软弱表现，是他在政治上的一个大错误，也是他一生中的污点。但是他视死如归，“死而足愿，欢乐归阴”，在狱中的十四天(即自一八六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夜，李秀成在方山被俘，至八月七日被杀害)，并没有在敌人面前乞求一命的表现。李秀成写完《自述》的当天傍晚，曾国藩下令把李秀成“处死”。临刑前，李秀成还写下了就义歌——绝命词十句，对太平天国仍表“尽忠之意”。仅凭一纸供状定他为“叛徒”，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由于作者把他定为“叛徒”，因此对于这个从十几岁就参加革命，由一个圣兵一直提升到成为太平天国后期主要将领(被天王洪秀全封为忠王)的人在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中的赫赫功绩，如痛打洋枪队和天京保卫战中的作用，不敢加以赞扬。其实，对李秀成应该肯定的就给予肯定，这样做绝不是为所谓“叛徒”唱赞歌。
对于韦昌辉的评价。作者在谈到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分裂时，严厉地鞭挞韦昌辉的错误是应该的。韦昌辉奉洪秀全之命杀了杨秀清，但是他扩大事态，滥杀无辜，这一罪恶行为是不可宽恕的。作者却由此而不敢肯定韦昌辉在革命初期的作用和贡献。韦昌辉是广西桂平县金田村人，地主兼典当商，并捐得监生。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在金田村宣布起义之前，劝韦昌辉入会，借他的绅富名义和资财，组织保良攻匪会，掩护革命活动，贪官污吏指为谋反，韦昌辉愤而加入拜上帝会。可见，太平天国能够在金田发动起义，同韦昌辉的毁家发难，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但是本书作者却对这些加以回避。如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是当前史学界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
另外，本书在生动性和通俗化方面，也还存在不足之处。一部好的历史著作(不论是专著或通史)，不仅要在科学性上下功夫，也要在生动性和通俗化方面下功夫。如何把生动的历史画卷再现于读者的眼前，这也是值得专家和史学工作者重视的一个问题。
本书所论述的是二十四年的历史(1840—1864年)。共分七章。除第一章谈1840年以前的世界和中国，第七章集中谈十九世纪中叶的文化和思想外，其余五章主要谈两个问题，即鸦片战争(包括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全书有一条主线把它提携起来，即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书中有插图二十一幅，图版十五幅。书后还附有大事年表和外国人译名对照表。
本书的一个特点是，简明扼要，史论得当。它没有大段大段的引文，也没有空泛的议论，而是夹叙夹议，把史料和论点糅合在一起。例如，第五章第二节，谈到叶赫那拉氏等中外反动势力的结合时，既根据可靠的史料来说明有极强烈权力欲望的那拉氏，擅长搞阴谋诡计，她和得到外国人支持的奕
这部书还注意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例如，关于洪秀全之死，以前的有关历史著作，都沿袭“服毒自杀”的说法。这种谬误乃出于曾国藩的伪造和篡改。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曾国藩，为了向清廷报功，在奏折中称洪秀全在“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不久，曾国藩见到了李秀成的《自述》。《自述》中清楚地说明，洪秀全是病死的：“四月将初……天王斯时病已很重……此人之病，不食药方，……是以四月二十一日而亡。”奸诈的曾国藩怕犯欺君之罪，把《自述》中的这段话加以篡改。自从李秀成《自述》影印原稿出版后，真象大白了，曾国藩的鬼把戏被揭穿了。洪秀全“服毒自杀”的谬误近年来已经得到澄清，本书也吸收了这一新的研究成果，明确地说“洪秀全因病逝世”。
这部书与以前的同类历史著作相比较，是有它自己的特点的。但是在挖掘新史料、阐述新论点方面并不多，对有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也还有值得讨论研究的地方，例如，对李秀成的评价，对韦昌辉前期和后期功过的论述，就是如此。
对于李秀成的评价。书中第五章第三节有这样一段论述：天京沦陷，“李秀成突围后被俘，在囚笼里写下了一份长达几万字的供状，对曾国藩阿谀谄媚，献计招降太平军，成了一个可耻的叛徒，随后被曾国藩处死。”本书作者把李秀成定为“叛徒”，是沿袭以前的一种说法。如何评价李秀成的问题，以前史学界讨论过，最近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推动下，又重新热烈讨论起来了。评价李秀成的功过，应从他的全部历史来分析，还应该看到其阶级的局限性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李秀成《自述》中对敌人的软弱表现，是他在政治上的一个大错误，也是他一生中的污点。但是他视死如归，“死而足愿，欢乐归阴”，在狱中的十四天(即自一八六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夜，李秀成在方山被俘，至八月七日被杀害)，并没有在敌人面前乞求一命的表现。李秀成写完《自述》的当天傍晚，曾国藩下令把李秀成“处死”。临刑前，李秀成还写下了就义歌——绝命词十句，对太平天国仍表“尽忠之意”。仅凭一纸供状定他为“叛徒”，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由于作者把他定为“叛徒”，因此对于这个从十几岁就参加革命，由一个圣兵一直提升到成为太平天国后期主要将领(被天王洪秀全封为忠王)的人在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中的赫赫功绩，如痛打洋枪队和天京保卫战中的作用，不敢加以赞扬。其实，对李秀成应该肯定的就给予肯定，这样做绝不是为所谓“叛徒”唱赞歌。
对于韦昌辉的评价。作者在谈到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分裂时，严厉地鞭挞韦昌辉的错误是应该的。韦昌辉奉洪秀全之命杀了杨秀清，但是他扩大事态，滥杀无辜，这一罪恶行为是不可宽恕的。作者却由此而不敢肯定韦昌辉在革命初期的作用和贡献。韦昌辉是广西桂平县金田村人，地主兼典当商，并捐得监生。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在金田村宣布起义之前，劝韦昌辉入会，借他的绅富名义和资财，组织保良攻匪会，掩护革命活动，贪官污吏指为谋反，韦昌辉愤而加入拜上帝会。可见，太平天国能够在金田发动起义，同韦昌辉的毁家发难，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但是本书作者却对这些加以回避。如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是当前史学界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
另外，本书在生动性和通俗化方面，也还存在不足之处。一部好的历史著作(不论是专著或通史)，不仅要在科学性上下功夫，也要在生动性和通俗化方面下功夫。如何把生动的历史画卷再现于读者的眼前，这也是值得专家和史学工作者重视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