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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被子小泥人
那一天，大我九岁的堂兄哄我去魏庄赶集，花三分钱买了一个油炸糕给我吃，条件是让我跟他做伴去参加高小招生考试。趁着油炸糕的热乎劲儿，我一口气儿答完语文、算术两张卷子。下一集放榜，我俩居然都考上了。那年我10岁，仅仅上过三年冬学。
班主任姓汪，干巴老头儿，铁青面皮，不到四十岁就留起了山羊胡。他一皱眉，山羊胡就抖，抖得我心里发毛。高小老师与初小不一样，初小老师本乡本土，一门心思种自家庄稼，捎带着教学生，会数手指头、认自己的姓名就得了；高小老师住校，将一天24小时盯着，一班学生当一茬庄稼。
那年秋天，学生宿舍后院丝瓜架上有一群蝈蝈唱得很动听，我们每人从地里捉回一只大嗓门蝈蝈，养在葫芦里。我的蝈蝈叫“大眼”。有一天，正上语文课，汪老师讲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忽然，“大眼”在怀里叫了。汪老师气呼呼地走来，揪住耳朵把我拽到讲台上。看山羊胡子连连抖动，我咬紧嘴唇准备挨打。想不到教鞭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汪老师只让我把葫芦交出，在一旁罚站。下课时，我把葫芦摔在地上，抬脚要把它踩个稀巴烂。汪老师说：“且慢，蝈蝈没罪，把它放了。”
吓出了一身汗，又受了风，下午我病了，忽冷忽热。汪老师把我抱回他的宿舍，放在床上。看看老师洁白的床单，想想自己蓬头垢面，两条泥腿，我说什么也不躺。汪老师硬把我按下，烧了姜汤给我发汗。躺两天，病好了，汪老师晒被子，白被里留下一个泥人的图像。
脚上的疱没白磨
高小二年级要求开历史、地理课，课本都发下来了，老师无人敢应。解放前，邢台一府九县才有一座初级师范，统共几十名学生，不是一般人家上得起的。我们的老师只念过四书五经，语文、算术还勉强应付。历史呢，戏台上张良、韩信、刘关张，也许沾边儿。地理就难说了，春种、夏锄、秋收、冬藏，二十四节气种地的理无师自通，地球的理就悬乎了。只见过田间小道独轮车，连自行车都不知为何物，什么铁路、航运、矿产、机器，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怎为人师？大家推来推去，捉了汪老师的大头。
汪老师讲语文滚瓜烂熟，口若悬河，拿起地理课本却结结巴巴，念不成句。讲中国四大山脉、四大河流，我问老师：“你见过吗？”问了老师个大红脸。他说，别提国都、省会，专员公署邢台也没到过，两脚没走出过县界。他讲，山就是石头，很大的石头。我问：“整个一块大石头，人都住在山顶上，河从哪里流出来？”他讲，城市就是大村，很大很大的村。我说：“那么种地要走出多远？带饭还是送饭？”老师都答不上来。幸好没过几天就到秋假，汪老师家种的都是晚庄稼，他说带我出门走走，长长见识。
带上师母烙的一大摞饼，我俩出村一直往西，走了20公里见到了铁道、火车，再往西20公里，见到了太行山。原来山并不是一整块石头，是由大大小小许多小山头组成，中间缝隙很大，是河谷、盆地，泉水从石缝流出成为小溪，小溪慢慢变粗就成了河。又往南走了两天，到了顺德府，现名邢台。邢台市的街道很长，胡同很宽，城里人不种地，靠做工、经商生活。汪老师说：“脚上没白磨了疱，地理我能讲了。”
人生的导游
从此，汪老师迷上了地理课，宿舍里装满了世界、中国、省、地、县地图，毕业生走到哪里，他就把小红旗插到哪里，还要求他们每人写一封信介绍那里的地理知识。积攒多了，分门别类装订成册。我大学二年级见到他时，他已经拥有了厚厚的29本“地理书”，中国地图上插遍了他的小红旗。那一年正是困难时期，他又吃上了10年前我吃过的糠菜窝窝，人瘦了，脸更黑，更像那块黑板了。
今生今世我不会忘记汪老师，不会忘记他的整枝打杈。如果不经修理，也许至今我还是一丛灌木。我不会忘记，是他在我童年的视野里铺开了地图，给了我山脉、河流，给了我航线、铁路，给了我幅员和气候，给了我方向和速度。为此，我立志走遍中国和世界，走遍名山大川。每到一处都久久注目，我的脚和我的眼负有双重任务，替我的汪老师多看一眼。而在前方地平线上总有一个人影，佝偻着身子为我导游。
那一天，大我九岁的堂兄哄我去魏庄赶集，花三分钱买了一个油炸糕给我吃，条件是让我跟他做伴去参加高小招生考试。趁着油炸糕的热乎劲儿，我一口气儿答完语文、算术两张卷子。下一集放榜，我俩居然都考上了。那年我10岁，仅仅上过三年冬学。
班主任姓汪，干巴老头儿，铁青面皮，不到四十岁就留起了山羊胡。他一皱眉，山羊胡就抖，抖得我心里发毛。高小老师与初小不一样，初小老师本乡本土，一门心思种自家庄稼，捎带着教学生，会数手指头、认自己的姓名就得了；高小老师住校，将一天24小时盯着，一班学生当一茬庄稼。
那年秋天，学生宿舍后院丝瓜架上有一群蝈蝈唱得很动听，我们每人从地里捉回一只大嗓门蝈蝈，养在葫芦里。我的蝈蝈叫“大眼”。有一天，正上语文课，汪老师讲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忽然，“大眼”在怀里叫了。汪老师气呼呼地走来，揪住耳朵把我拽到讲台上。看山羊胡子连连抖动，我咬紧嘴唇准备挨打。想不到教鞭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汪老师只让我把葫芦交出，在一旁罚站。下课时，我把葫芦摔在地上，抬脚要把它踩个稀巴烂。汪老师说：“且慢，蝈蝈没罪，把它放了。”
吓出了一身汗，又受了风，下午我病了，忽冷忽热。汪老师把我抱回他的宿舍，放在床上。看看老师洁白的床单，想想自己蓬头垢面，两条泥腿，我说什么也不躺。汪老师硬把我按下，烧了姜汤给我发汗。躺两天，病好了，汪老师晒被子，白被里留下一个泥人的图像。
脚上的疱没白磨
高小二年级要求开历史、地理课，课本都发下来了，老师无人敢应。解放前，邢台一府九县才有一座初级师范，统共几十名学生，不是一般人家上得起的。我们的老师只念过四书五经，语文、算术还勉强应付。历史呢，戏台上张良、韩信、刘关张，也许沾边儿。地理就难说了，春种、夏锄、秋收、冬藏，二十四节气种地的理无师自通，地球的理就悬乎了。只见过田间小道独轮车，连自行车都不知为何物，什么铁路、航运、矿产、机器，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怎为人师？大家推来推去，捉了汪老师的大头。
汪老师讲语文滚瓜烂熟，口若悬河，拿起地理课本却结结巴巴，念不成句。讲中国四大山脉、四大河流，我问老师：“你见过吗？”问了老师个大红脸。他说，别提国都、省会，专员公署邢台也没到过，两脚没走出过县界。他讲，山就是石头，很大的石头。我问：“整个一块大石头，人都住在山顶上，河从哪里流出来？”他讲，城市就是大村，很大很大的村。我说：“那么种地要走出多远？带饭还是送饭？”老师都答不上来。幸好没过几天就到秋假，汪老师家种的都是晚庄稼，他说带我出门走走，长长见识。
带上师母烙的一大摞饼，我俩出村一直往西，走了20公里见到了铁道、火车，再往西20公里，见到了太行山。原来山并不是一整块石头，是由大大小小许多小山头组成，中间缝隙很大，是河谷、盆地，泉水从石缝流出成为小溪，小溪慢慢变粗就成了河。又往南走了两天，到了顺德府，现名邢台。邢台市的街道很长，胡同很宽，城里人不种地，靠做工、经商生活。汪老师说：“脚上没白磨了疱，地理我能讲了。”
人生的导游
从此，汪老师迷上了地理课，宿舍里装满了世界、中国、省、地、县地图，毕业生走到哪里，他就把小红旗插到哪里，还要求他们每人写一封信介绍那里的地理知识。积攒多了，分门别类装订成册。我大学二年级见到他时，他已经拥有了厚厚的29本“地理书”，中国地图上插遍了他的小红旗。那一年正是困难时期，他又吃上了10年前我吃过的糠菜窝窝，人瘦了，脸更黑，更像那块黑板了。
今生今世我不会忘记汪老师，不会忘记他的整枝打杈。如果不经修理，也许至今我还是一丛灌木。我不会忘记，是他在我童年的视野里铺开了地图，给了我山脉、河流，给了我航线、铁路，给了我幅员和气候，给了我方向和速度。为此，我立志走遍中国和世界，走遍名山大川。每到一处都久久注目，我的脚和我的眼负有双重任务，替我的汪老师多看一眼。而在前方地平线上总有一个人影，佝偻着身子为我导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