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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欧洲文学和艺术作品中有一个主题显得非常普遍，那就是赌博。从普莱沃神父的《玛侬》、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到小仲马的《茶花女》，人们要么亲自玩牌，要么抱怨自己赌输了钱。这样的经历和抱怨，大部分时候换来的都是同情和安慰。
为什么近代贵族阶级对“赌博”这种恶习，没有表现出日后中产阶级道德观里那种义正辞严的愤怒呢？
上流社会的昼夜颠倒
第一个原因就是贵族阶级的生活方式。特权和财富在生活方式上的体现就是，他们可以无视自然规律，不必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普遍作息。
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的100多年，既是贵族阶级盛极而衰的100多年，也是技术上突飞猛进的100多年。而技术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照明设备的进步，正是这种进步让欧洲的上层阶级在昼夜颠倒方面不断登峰造极。
启蒙时代的孟德斯鸠曾经抱怨说，他那个时代的法国上流社会人士，只在每天接近中午时醒来和下午出门之间的时间里读书，而读书的目的还是为了在下午的沙龙里去谈论它。从孟德斯鸠的话里可以知道，启蒙时代的上流社会人士，一般要睡到接近中午，也就是11时前后才起床。那么，他们上床睡觉的时间大体上也就是凌晨两到三时。
关于这个问题，乔治三世的一句名言可能会推翻我们的判断，他说：“男人睡6小时，女人睡7小时，傻瓜才睡8小时。”但乔治三世是一个严肃方正的英格兰绅士，他是早睡早起的，而他那个昼夜颠倒的宝贝儿子、日后的国王乔治四世，一定不同意他的观点。
启蒙时代的18世纪巴黎，是靠煤油灯照明的城市，而在19世纪，巴黎的照明还要经历两次重大的技术变革。第一次是19世纪下半叶煤气灯的普及。煤气灯照亮了整座城市，剧院、音乐厅的演出就可以变得越来越晚，散场之后的饭馆、咖啡馆、酒吧几乎彻夜营业，上流社会人士昼夜颠倒的程度自然也就愈发严重。
《追忆似水年华》是一本美好年代上流社会生活的活化石般的书。书中风雅的单身汉夏尔·斯万先生，在歌剧散场之后找到正和一群英国人吃夜宵的情人，他们一起进餐聊天，再一起回家，这时候已经是深夜了;然后他们还要吵架，作灵魂的交流;夏尔·斯万先生还要摔门而去，继而后悔，回来请求情人的原谅;最后他们言归于好，之后是传统的肉体交流;等他们全都折腾完，天其实已经亮了。这就是煤气灯照亮的美好年代的夜生活。
到20世纪初，另一项发明以更快的速度席卷了整个欧洲的大城市，那就是电灯。煤气灯把老欧洲的夜生活推向高潮，电灯则把它送上曲终人散之前的最后疯狂。这个时期有代表性的城市当然还是巴黎，但是巴黎之外还有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城市—柏林。柏林的人口在1910年代剧增到300多万，但它的城市规划却非常敷衍。整座城市在围绕着旧城的环状空间里像摊大饼一样不断扩张，这个巨大的围繞着柏林旧城的新城区，就是所谓的“威廉环”。
“威廉环”本身是新城区，新兴的工厂都集中在它的东部和北部，上流社会的住宅区则集中在西南部，一直向波茨坦方向伸展。这个时期，柏林工厂的工作制是早7时到晚7时，每周工作6天，也就是776的工作制。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场面：每天早晨，当柏林的下层阶级拿着自己的饭盒，挤电车去东北方向的工厂上班时，他们往往会和那些坐着小汽车回“威廉环”西南部的家、上床睡觉的上等人相向而行。
在100多年里，贵族夜生活被照明技术的进步拉长了十几个小时，但他们可干的事并没有相应增长，无非是吃晚饭、看戏、听音乐、跳舞、谈恋爱、聊天和喝酒。电影要等到20世纪初才有，而且即使电影诞生了，要发展到像我们这个时代动不动100多分钟的程度，也要假以时日。
聊天这种事，多数人都更喜欢当听众：有伏尔泰在我们就不用说话了;今天真好啊！瘸子塔列朗来了;今天真糟糕！连贡斯当都没来，夏多布里昂倒是来了，可谁愿意瞧他迎风流泪呢？梅特涅还没带着玛丽·卢多维卡女大公回来么？这日子还怎么过？
所以，一个人有那么长的夜晚要打发，但其实也没什么正事可干，于是不如玩牌算了。金灿灿的金币放在桌子上，随着扑克牌的变化从一个人手里流到另一个人手里—这是最刺激的游戏，也是一群人打发无聊夜生活的最好方法之一。
贵族有特权，如果他们再去努力赚钱，就有可能与民争利。
被鼓励“视金钱如粪土”
但这也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贵族阶级会容忍甚至是接受“赌博”。赌博终究是一种恶习，没有哪一个宗教会认同这种东西。那为什么贵族阶级会默许了这种恶习呢？这大概与贵族阶级的文化和对财产的态度有关系。
赌博其实也是国王赏赐身边贵族的一种隐形方式。
贵族和资产阶级不同，贵族的财富是与生俱来的，自己不需要赚钱，而且君主也不希望贵族去赚钱—贵族有特权，如果他们再去努力赚钱，就有可能与民争利。所以，君主大都一方面从制度上禁止贵族经商，另一方面则从文化上鼓励贵族尽可能地“视金钱如粪土”。
《雨果夫人回忆录》里面，讲述了一个雨果和夏尔·诺迪耶一起去兰斯参加查理十世加冕途中的故事。去兰斯的路上有一段路非常陡峭，所有人要从马车上下来，跟在马车后边走。走着走着，雨果看到路上滚过来一个金灿灿的东西，于是马上跑过去捡，果然是一枚金币。过了一会又是一枚，雨果又捡起来，再过一会儿又是一枚。
夏尔·诺迪耶对雨果说：“我们可能碰到撒金子的精灵了。”雨果则表示：“如果我们照这个速度捡下去，不到兰斯我们就发大财了！”这个充满童话色彩的故事，最后以雨果捡到自己的荣誉团勋章告终，他追上马车发现原来是他的箱子漏了。但若非如此，而是一个搞恶作剧的贵族，躲在马车上扔金币钓维克多·雨果先生和夏尔·诺迪耶先生，然后哈哈大笑，就更能体现贵族的金钱观了。
说到撒金子不违背贵族的金钱观，我们都知道罗马帝国那些向人民抛撒金质徽章的皇帝们。罗马帝国的货币早期只有铜币和银币，于是这些出手豪阔的皇帝就铸造有自己头像的金质徽章，然后撒给罗马的人民。这样的例子在此后也有，最著名的一个是路易十四的首相马萨林红衣主教的侄子。
伏尔泰告诉我们，这位红衣主教死后，他的侄子和侄媳继承了留下的大笔遗产。有一次，这对夫妻在红衣主教留下的豪宅里发现一个巨大的柜橱，它在红衣主教死后从来没被打开过，也没人知道钥匙在哪里。于是他们命令仆人把柜橱砸开，砸开之后，发现里面装的全是红衣主教收集的各种金币、金质纪念章和徽章。发现这笔意外之财的夫妻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和砸开柜橱的仆人一起，站在窗口把这些金子往街上的人群里扔，看着人们争着捡而哈哈大笑。
觉得从窗口撒金子都没有什么不对的贵族，当然能接受一掷千金的豪赌了;不但能接受，他们甚至认为这样做很有贵族气概。虽然基督教道德反对赌博，但贵族阶级的偏见和传统在这方面战胜了宗教信仰。
国王输多赢少
一个贵族是不会跟你抱怨他做生意亏了本的，只有像约瑟夫·张伯伦那样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罗伯斯庇尔”，才会送自己的儿子去巴哈马群岛种剑麻，而且在这桩生意里赔了本还逮谁跟谁说。对贵族来说，抱怨自己下错了注，或者赌博时看错了牌，才是体面的。
比如说，作为俄罗斯良心的托尔斯泰伯爵，他年轻时住在屠格涅夫家，每天半夜回来还要洗澡，洗澡时还要唱歌。他就不会跟屠格涅夫说什么生意或稿费的事。因为他自己是个伯爵，而屠格涅夫的父亲是个近卫军军官，他们都是贵族。所以他给自己找的理由就非常贵族气，他说：“我打牌的时候，把仅有的那点财产全都输了！”
在英国，当过首相的小皮特就特别喜欢赌，他把国王的财政管得井井有条，自己却被债主在身后追着跑，原因就在于他好赌。对英国贵族来说，赌博并不是什么有损尊严的恶习，想方设法地赚钱才是！
贵族不排斥赌博的另一个原因，是君主对赌博的态度。在近代的很长时间里，赌博其实也是国王赏赐身边贵族的一种隐形方式。跟我们这个时代把“陪领导打牌”看作隐晦送礼的方式正相反，波旁王朝晚期，跟国王打牌是贵族阶级“虎口拔牙”的重要方式。凡尔赛宫的夜晚，贵族跟国王赌博解闷，国王输多赢少。很多财政困难的贵妇人，尤其是老妇人，甚至把陪王后玩牌当成是一个重要的补贴家用的赚钱渠道。
但反过来说，国王把这些放在外省就会变成不稳定因素的贵族聚集在凡尔赛，围绕在自己身边，也总得给他们点回报。如果实在找不到合理的赏赐理由，那打牌的时候输给他们点也没什么不可以。于是，君主就身体力行地带着贵族们赌博，那在一切伦理围着国王转的贵族社会里，谁还会反对赌博呢？
在那些大家聚集在一起没事干的夜晚，赌博是没有才智之士在场的情况下，大家能一起干的最刺激的娱乐，同时又符合贵族傲视金钱的伦理观，国王还带头玩，谁还能说赌博的坏话呢？
在近代的贵族社会，赌博还有另一个隐秘的“好处”，它是贵族阶级内部少数可以公开分享的“恶习”。人和人之间建立信任，是需要分享一些小小不言的缺点和陋习的。比如男人聚在一起抽烟，就是一个建立友谊和信任的捷径。刚见面不久的两个人一起从吸烟室里出来，就已经为进一步的友谊打开了大门。而在抽烟还不流行的18世纪，赌博是两个人彼此确认“嗯，这是自己人”的最好方式。两个军官第一次见面，废话都说完了，酒也喝了，就差最后一步就可以无话不谈的时候，旁边有人摸出一副牌，于是一段友谊可能就这么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