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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埃里希·雷德爾 著
吕贤臣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7月
1938年，我第一次改变了对希特勒的早期看法。冯·布仑堡事件及其后果动摇了我对希特勒的忠诚。陆军元帅冯·布仑堡，是当时希特勒内阁中军衔最高的陆军军官和战争部长，他举行了一次颇具争议的婚礼。希特勒和戈林作为证婚人参加了他的婚礼，很自然他也被认为是职位很高的新郎。随着对新娘的了解，希特勒强烈反对他们的婚姻。
我很难理解当时的形势下，在严重违反军官的婚姻传统后，陆军元帅冯·布仑堡竟然还指望继续担任三军总司令。他应该先辞职，然后私下低调结婚。让我更难理解的是，他竟然邀请希特勒当他的证婚人。
我之所以也卷入了这一事件，是因为当希特勒要求我推荐合适的人选担任战争部长的继任者时，我推荐了当时任陆军总司令的冯·弗里奇将军。我和冯·弗里奇将军相识很久了，我对他一直很敬佩。
弗里奇事件
然而，希特勒对我的关于冯·弗里奇将军接替冯·布仑堡元帅的建议明确表示反对。当希特勒告诉我冯·弗里奇将军本人也因为道德问题而受到指责时，我极为震惊。
在调查开始时，很容易就能看出那些指控仅仅是一个与盖世太保有密切关系的无耻恶棍的错误证词。其他的证人要么来自陆军，要么来自希特勒青年团，所有的证词都对冯·弗里奇将军有利。
在法庭一致投票宣判冯·弗里奇将军无罪后，我立即迎上前去握手祝贺他得以洗清罪名。我向他保证，没人会阻止他留在军中，而且也不会仅限于陆军。我还告诉他，我准备采取一切他认为必要的措施，为他恢复声誉。然而，他根本不让我采取任何措施，也不让我插手他的个人事务。他铁了心要辞职，并递交了辞呈，随后获得批准。
那年的6月13日，希特勒再次召集2月4日庭审时在场的陆海军将领，他指出调查法庭充分说明冯·弗里奇将军完全是清白无辜的，他的人格是没有任何污点的。希特勒对于下令对冯·弗里奇将军进行调查表示深深的歉意，表示那个作伪证的家伙已经被枪决，同时为了弥补对冯·弗里奇将军造成的伤害，将军本人可以提出任何要求。但是他强调，让冯·弗里奇将军官复原职是不明智的，因为他认为冯·弗里奇将军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信任他了。
尽管我相信希特勒所说的完全属实，但是我也意识到，冯·弗里奇将军绝对不会奢求彻底地为他恢复名誉。由于整个事件属于高度机密，仅有极少数高层知道此事，所以没有办法发表任何恢复名誉的声明。对于他的无辜，官方唯一的补救措施，就是任命他为德国一支声名显赫的陆军团的“名誉团长”。
至于顽强的冯·弗里奇将军，战争一开始，他就作为“名誉团长”上了前线。在波兰战役中，他给自己找了个机会，像战士一样牺牲在前线。
分歧
在此之前，我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向希特勒提建议，有些建议他并不采纳，而且有时他还经常提出一些我无法满足的要求。不过，我们之间的讨论总是生动而有趣，而且往往会达成一致的意见。但是，现在我们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比如，1938年11月底我向希特勒提交了海军的造舰计划，并向他展示了新式舰艇的设计方案。不知为何，希特勒突然变得非常无礼，把“俾斯麦”号和“蒂尔皮茨”号的建造计划批得一无是处。他认为这两艘舰的主炮威力不够大，航速又太慢。然而，正是这种舰型的“俾斯麦”号，它的火力、速度特别是抗沉性，使得英国和美国都确信我们在造舰过程中掌握了某种核心机密。
我后来得知，希特勒的这种无礼行为是由于某个心胸狭隘的小人私下事先向他提供了错误情报。然而，当时我并不了解这一点，他的肆意诬蔑使我非常生气，以至于我一下站起来要求他解除我的职务，说完我就走了出去，因为显而易见希特勒是在责备我作出的决策。
希特勒立即起身跟着我到门口，抓着我的袖子，要求我回去。他努力进行辩解并恳请我不要辞职。但是我告诉他我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干了十年了，而且我已经62岁了，应该让年轻人来接替我。
希特勒连忙把我的参谋长舒尔特·蒙特因海军上校叫了进来，让他来说服我留下来。舒尔特·蒙特因曾经是我的助手，后来成为我的参谋长，他深得我的信任。舒尔特·蒙特因坚定支持我的立场，并最终得到希特勒的承诺：我完全拥有舰队扩充方案的处置决定权。同时，希特勒坚持以书面形式记下我们的分歧—以表明他对历史有个交代。但是他要求我继续担任海军总司令。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对我尤为客气。我想可能就在那个时候，他有了晋升我为海军元帅的想法。
萌生退意
1938年和1939年的几次遭遇，使我越发感到我应该退役了。我一点也不在乎担任海军总司令带给我的荣耀。纳粹党政府及其官员的虚伪行径和夸大其词，使我更加不愿意把他们吸收进海军。我拒绝了一些好心人提出的让我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的建议。
意料之外的荣誉并不能打动我，但我确实感到应该全方位考虑退休的问题。首先，只要我能确保海军博得希特勒的好感，同时保证我本人的独立自主，海军建设就可以获得所需的人员和物资。只要我在这个位置上干，当海军建设受到任何威胁时，我就可以直接干预。而且除了移交指挥权，我的辞职不会取得任何效果，对海军也没有半点好处。
因此，我感到只要我能在现在的这个岗位上履行好职责，留任现职就是我应尽的义务。海军所有的高级军官对这一点都深信不疑。影响我作出这个决定的最重要因素是：十年来我在这个位置上成功赢得了纳粹党和希特勒本人的尊重。
所以，我自然会尽一切努力阻止我和希特勒不和的消息泄露到海军或是公众当中去。海军的整体利益与此息息相关。但是随着1939年战争的爆发，我辞职的想法就全部落空了。作为海军总司令，我不能在危急关头弃海军而去。
然而，我和希特勒以及纳粹党之间在两件事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的所作所为同我的个人信仰产生了严重抵触，我想我们迟早会因此而分道扬镳。这两件事就是纳粹党袭击基督教堂和迫害犹太人。
（本文获出版社授权，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