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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我国农业发展迅速，农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但现阶段我国农民的收入增长方式较为单一，农村家庭收入模式呈现不甚合理的分配，因此，研究农民收入模式问题有助于揭示农民收入增长的内在原因。本文通过研究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为代表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村家庭收入模式的影响，得出新农保的实施大大提高了工资性收入在农村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家庭的收入模式。
关键词：新农保 收入模式 社会保障 工资性收入
中图分类号：F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17）03（a）-176-03
当前我国学者普遍认为，农村家庭的收入模式对农民收入具有重要影响，而影响家庭收入模式的因素非常多样。研究表明，进城务工等劳动力转移是农村家庭收入模式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对部分农村家庭而言，选择理性的收入模式并不是最优化的选择，其中养老问题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是影响农民对收入来源选择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主要是由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较为落后所决定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首先直接影响了农民的转移性收入，其次因为解决了部分养老问题，降低了这种不确定性，因此对促进农民选择更优化的收入来源具有重要作用，使农民可以更理性地而不是被迫选择自己家庭收入模式。
本文以新农保为代表，从社会保障的视角，结合CFPS2012年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探究从社会保障方面改善当前农村家庭的收入模式的可行性；其次，本文将以农村家庭收入模式为代表，探究新农保实施的第二个目标：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是否达到预期。
此前众多学者对收入模式的影响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1）此前学者大都主要从受教育程度、家庭所在区域、固定资产禀赋等角度研究农村家庭收入模式的转变，围绕与家庭本身相关的变量展开研究，本文将以这些因素作为中介，研究以新农保为例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村家庭收入模式的影响，这是研究视角上的创新。（2）此前多数研究以省际或区域为单位对农民收入模式进行研究，本文将以家庭为单位，以每个家庭的特殊性为基础进行研究，这是研究方法上的创新。
1 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1.1 模型建立
1.2 变量描述性分析
分配的土地，以及有偿使用其他来源的土地，但不包括已出租或因其他原因不在耕种的土地；“edu”为家中平均受教育程度，取所有成员的算术平均数，个人受教育程度1为最低，8为最高；“age”代表家庭平均年龄，采用均方根的形式进行平均以放大年龄大的居民对结果的影响；“rlabor”代表家中劳动力人口比例。本文定义劳动力为年龄16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且健康状况良好的在籍居民；虚拟变量“provcd”和“dad”由于平均值及标准差没有意义（见表1）。
1.3 实证研究
本文研究模型的估计均使用STATA13实现，下文不予赘述。
从表2中可以看出，该模型调整后拟合优度为0.3203，F值在任何显著性水平上都是显著的，说明该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各地农村家庭中工资性收入所占比例的变化情况。各影响因素的显著性水平均在1%以下，说明各影响因素均对工资性收入比例有较大的影响力。其中，参保人数、受教育程度、劳动力人口比例、非农人口比例均与工资性收入比例呈正相关关系，而家中可耕种土地和家庭平均年龄会对工资性收入比例产生负的影响。
2 经营性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2.1 模型建立
2.2 变量描述性分析
变量描述性分析见表3。
2.3 实证分析
从表4中可以看出，该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农村家庭中经营性收入比例的变化情况。参保人数的显著性水平为0.070，其余各影响因素的显著性水平均在1%以下，说明这些影响因素均对经营性收入比例有较大的影响力。其中，参保人数和可耕种土地面积与经营性收入比例呈正相关关系，其余因素均与经营性收入比例呈负相关关系。
3 回归结果解释与分析
以上实证研究说明，农村家庭收入模式受新农保的影响较为显著，具体体现在以下三点。
（1）新农保提升了工资性收入在农村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这意味着参加新农保人数较多的家庭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多的就業报酬以及更稳定的收入来源。这种影响来源于参加保险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养老问题，解放了农村的劳动力，促进了劳动力的转移，因此使农民面临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就获得了更多的工资性收入。这印证了笔者在引言中的猜想。
（2）新农保降低了经营性收入在农村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但其系数较小。由于新农保并未显著经营性收入比例，可以认为参加保险没有使农民放弃自己的农林牧渔等家庭经营，这种负效应的来源是工资性收入比例的大幅提升带来的负的冲击。农业经营性收入不再是农民所必须依赖的收入来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面临的收入低、受天灾等不可抗拒因素影响极大的旧模式。新农保的出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家庭的收入模式。 对收入模式影响比较显著的另一因素是家中的劳动力人口比例。由于工资性收入无论从数值、稳定性还是风险上看，都优于其他类型的收入，所以拥有更多劳动力的家庭会呈现出更高的工资性收入比例。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经营性收入，相较于劳动力人口比例，劳动力人口数对其影响更加显著，这是因为闲置人口对经营性行业影响不大，因此非劳动人口对其影响不显著，此时劳动力人口的人数相对于比例是更为合理的变量。
另外，非农人口比例对家庭收入模式同样具有很大的影响。从回归结果分析，非农户口居民更多的家庭拥有着更低的经营性收入比例，代表着相较于传统农业家庭，非农家庭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更高的就业报酬，并且有更多的社会保障，因此城市化进程对于农村家庭收入模式影响依然非常重要，城乡一体化的意义依然十分重大。
4 结语
本文通过相关文献综述、相关理论分析，最后通过对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及转移性收入等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新农保的出现确实从根本上改善了农村家庭收入的旧模式，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工资性收入的提高。新农保通过解放生产力，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农村家庭减少了对经营性收入的依赖性，家庭收入来源更稳定、收入更高，由于参加工作而带来的社会保障更完善，其他来源的收入也没有被抑制。因此家庭收入模式的优化使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得到了提升。这种优化突破了传统的收入模式，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瓶颈。这种根本性的改变使农民的收入增长不再浮于表面，收入模式的改善使农民收入可以得到进一步增长。
（2）城镇化水平对于收入模式的影响十分明顯。相较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在就业机会、社会保障、教育资源等诸多方面均有很大的优势，因此城镇化进程对家庭的收入模式及家庭收入影响很大。新农保改善了农村家庭收入模式，使其向城镇居民的收入模式转变，但这种转变比较有限，因此新农保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任务并未完全实现，我国的农村建设任务依然严峻。
参考文献
[1] 高艳，聂荣.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收入结构与消费变动——基于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的分析[J].消费经济，2015（4）.
[2] 李子联.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增收：一个制度分析的视角[J].经济评论，2014（3）.
[3] 李普亮.财政农业支出、农民增收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J].南方经济，2012（8）.
[4] 孟辉，韩剑锋，冯志明.从教育角度探讨农民增收问题[J].农业经济，2014（11）.
[5] 叶彩霞，施国庆，陈绍军.地区差异对农民收入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2010（10）.
[6] 张车伟，王德文.农民收入问题性质的根本转变[J].中国农村观察，2004（1）.
[7] 张川川.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效果评估——收入、贫困、消费、主观福利和劳动供给[J].经济学（季刊），2014，14（1）.
[8] 张川川.“社会养老”能否替代“家庭养老”？——来自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4（11）.
关键词：新农保 收入模式 社会保障 工资性收入
中图分类号：F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17）03（a）-176-03
当前我国学者普遍认为，农村家庭的收入模式对农民收入具有重要影响，而影响家庭收入模式的因素非常多样。研究表明，进城务工等劳动力转移是农村家庭收入模式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对部分农村家庭而言，选择理性的收入模式并不是最优化的选择，其中养老问题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是影响农民对收入来源选择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主要是由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较为落后所决定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首先直接影响了农民的转移性收入，其次因为解决了部分养老问题，降低了这种不确定性，因此对促进农民选择更优化的收入来源具有重要作用，使农民可以更理性地而不是被迫选择自己家庭收入模式。
本文以新农保为代表，从社会保障的视角，结合CFPS2012年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探究从社会保障方面改善当前农村家庭的收入模式的可行性；其次，本文将以农村家庭收入模式为代表，探究新农保实施的第二个目标：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是否达到预期。
此前众多学者对收入模式的影响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1）此前学者大都主要从受教育程度、家庭所在区域、固定资产禀赋等角度研究农村家庭收入模式的转变，围绕与家庭本身相关的变量展开研究，本文将以这些因素作为中介，研究以新农保为例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村家庭收入模式的影响，这是研究视角上的创新。（2）此前多数研究以省际或区域为单位对农民收入模式进行研究，本文将以家庭为单位，以每个家庭的特殊性为基础进行研究，这是研究方法上的创新。
1 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1.1 模型建立
1.2 变量描述性分析
分配的土地，以及有偿使用其他来源的土地，但不包括已出租或因其他原因不在耕种的土地；“edu”为家中平均受教育程度，取所有成员的算术平均数，个人受教育程度1为最低，8为最高；“age”代表家庭平均年龄，采用均方根的形式进行平均以放大年龄大的居民对结果的影响；“rlabor”代表家中劳动力人口比例。本文定义劳动力为年龄16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且健康状况良好的在籍居民；虚拟变量“provcd”和“dad”由于平均值及标准差没有意义（见表1）。
1.3 实证研究
本文研究模型的估计均使用STATA13实现，下文不予赘述。
从表2中可以看出，该模型调整后拟合优度为0.3203，F值在任何显著性水平上都是显著的，说明该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各地农村家庭中工资性收入所占比例的变化情况。各影响因素的显著性水平均在1%以下，说明各影响因素均对工资性收入比例有较大的影响力。其中，参保人数、受教育程度、劳动力人口比例、非农人口比例均与工资性收入比例呈正相关关系，而家中可耕种土地和家庭平均年龄会对工资性收入比例产生负的影响。
2 经营性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2.1 模型建立
2.2 变量描述性分析
变量描述性分析见表3。
2.3 实证分析
从表4中可以看出，该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农村家庭中经营性收入比例的变化情况。参保人数的显著性水平为0.070，其余各影响因素的显著性水平均在1%以下，说明这些影响因素均对经营性收入比例有较大的影响力。其中，参保人数和可耕种土地面积与经营性收入比例呈正相关关系，其余因素均与经营性收入比例呈负相关关系。
3 回归结果解释与分析
以上实证研究说明，农村家庭收入模式受新农保的影响较为显著，具体体现在以下三点。
（1）新农保提升了工资性收入在农村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这意味着参加新农保人数较多的家庭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多的就業报酬以及更稳定的收入来源。这种影响来源于参加保险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养老问题，解放了农村的劳动力，促进了劳动力的转移，因此使农民面临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就获得了更多的工资性收入。这印证了笔者在引言中的猜想。
（2）新农保降低了经营性收入在农村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但其系数较小。由于新农保并未显著经营性收入比例，可以认为参加保险没有使农民放弃自己的农林牧渔等家庭经营，这种负效应的来源是工资性收入比例的大幅提升带来的负的冲击。农业经营性收入不再是农民所必须依赖的收入来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面临的收入低、受天灾等不可抗拒因素影响极大的旧模式。新农保的出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家庭的收入模式。 对收入模式影响比较显著的另一因素是家中的劳动力人口比例。由于工资性收入无论从数值、稳定性还是风险上看，都优于其他类型的收入，所以拥有更多劳动力的家庭会呈现出更高的工资性收入比例。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经营性收入，相较于劳动力人口比例，劳动力人口数对其影响更加显著，这是因为闲置人口对经营性行业影响不大，因此非劳动人口对其影响不显著，此时劳动力人口的人数相对于比例是更为合理的变量。
另外，非农人口比例对家庭收入模式同样具有很大的影响。从回归结果分析，非农户口居民更多的家庭拥有着更低的经营性收入比例，代表着相较于传统农业家庭，非农家庭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更高的就业报酬，并且有更多的社会保障，因此城市化进程对于农村家庭收入模式影响依然非常重要，城乡一体化的意义依然十分重大。
4 结语
本文通过相关文献综述、相关理论分析，最后通过对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及转移性收入等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新农保的出现确实从根本上改善了农村家庭收入的旧模式，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工资性收入的提高。新农保通过解放生产力，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农村家庭减少了对经营性收入的依赖性，家庭收入来源更稳定、收入更高，由于参加工作而带来的社会保障更完善，其他来源的收入也没有被抑制。因此家庭收入模式的优化使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得到了提升。这种优化突破了传统的收入模式，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瓶颈。这种根本性的改变使农民的收入增长不再浮于表面，收入模式的改善使农民收入可以得到进一步增长。
（2）城镇化水平对于收入模式的影响十分明顯。相较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在就业机会、社会保障、教育资源等诸多方面均有很大的优势，因此城镇化进程对家庭的收入模式及家庭收入影响很大。新农保改善了农村家庭收入模式，使其向城镇居民的收入模式转变，但这种转变比较有限，因此新农保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任务并未完全实现，我国的农村建设任务依然严峻。
参考文献
[1] 高艳，聂荣.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收入结构与消费变动——基于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的分析[J].消费经济，2015（4）.
[2] 李子联.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增收：一个制度分析的视角[J].经济评论，2014（3）.
[3] 李普亮.财政农业支出、农民增收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J].南方经济，2012（8）.
[4] 孟辉，韩剑锋，冯志明.从教育角度探讨农民增收问题[J].农业经济，2014（11）.
[5] 叶彩霞，施国庆，陈绍军.地区差异对农民收入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2010（10）.
[6] 张车伟，王德文.农民收入问题性质的根本转变[J].中国农村观察，2004（1）.
[7] 张川川.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效果评估——收入、贫困、消费、主观福利和劳动供给[J].经济学（季刊），2014，14（1）.
[8] 张川川.“社会养老”能否替代“家庭养老”？——来自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