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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试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刘庆邦小说《鞋》中的“鞋”意象进行细致分析，通过男女主人公在“鞋”上的不同表现，表现了两种对待情感的态度，使“鞋”具有了超越其表面含义的象征意义，进而分析形成不同情感观念背后的深层原因，结合其他文本进一步观照女性自古以来不可逾越的历史宿命。
关键词：鞋；象征意义；女性命运
作者简介：刘伟平（1992-），女，汉族，黑龙江黑河人，海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4-0-01
刘庆邦以其细腻敏锐的艺术感知，加之将丰富的人生经历诉之于文字，在其短篇小说《鞋》中以唯美的笔法描绘了一个淳朴的少女求爱而不得的悲伤故事。文章以“鞋”为标题，亦以“鞋”为线索贯穿始终，因此“鞋”意象在文中就具有了特殊的含义，作为象征物折射出男女主人公对待爱情的两种不同态度，从中隐含着少女守明必然的悲剧人生，并且表现出一个永恒的时代主题，即女性永远无法逾越的历史宿命。
“鞋”对于男女主人公而言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于守明来说，“鞋”是其全部爱情理想的美好寄托，她的情感随着“鞋”的一次次出现逐渐浓烈。“鞋”的第一次出现，是守明与那个人订了亲后，“按当地的规矩，该给那个人做一双鞋了。”于是，守明内心对于那个人的爱慕找到了合理的寄托。此时的守明并不是在做一双普通的鞋，而是在努力编织自己的爱情罗网，并且倾注全部的热情与心血。第二次仅仅拿到那个人的鞋样子，守明便不自觉想象与那个人的亲切交谈，于是出现了一段生动的心理描写：
她问：“穿上合适吗？”
那个人吭吭哧哧，说合适是合适，就是有点紧，有点夹脚。
她做得不动声色，说：“那是的，新鞋都紧都夹脚，穿的次数多了就合适了。”
那个人把新鞋穿了一遭，回来说脚疼。
她准备的还有话，说：“你疼我也疼。”
那个人问她哪里疼。
她说：“我心疼。”
那个人就笑了，说：“那我给你揉揉吧！”
此时的守明已不满足于内心对待这份情感的珍视，而是幻想与爱人的甜言蜜语，希望得到感情的回应。在做鞋的过程中，“每一针都慎重斟酌”，将自己对于爱人的情感倾注到一针一线。甚至将鞋当成那个人的“脚”，贴在脸上，搂在怀里，放在胸口。这时的守明不仅渴望得到爱情的回应，甚至希望拥有那个人的身体，少女守明因爱情的美好激发了朦胧的性意识的觉醒。守明生活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相对保守的农村，一个女人决定嫁给一个男人就是要把一切交给他，是关乎一生幸福的重大决定，此时这双鞋已经承载着更为深远的意义，是守明渴望得到一生的郑重承诺。但是见面后守明两次提出让那个人试鞋却都没有成功。文章戛然而止，而从后记中得知，这双鞋最终因太过土气被退还回去，也暗示了守明注定失败的爱情。
文章通篇弥漫着一种淡淡的哀愁，而反观全文，少女守明的悲剧命运早已在鞋的另一象征意义上有所暗示，这便是“鞋”对于男主人公的意义而言。文中男主人公所占笔墨不多，甚至没有一个确切的名字。但是“那个人”却起到了支配守明全部行动与情感的作用，仅因为妹妹叫了“那个人”的名字，守明便不顾姐妹亲情与其大发脾气，足以见得“那个人”在守明心中的分量。守明虽生活在相对封建闭塞的农村，但婚姻自由的观念在此时也早已深入人心。她的爱情并不同于封建时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鞋》的深刻含义即在于，表面上是“那个人”对守明的辜负造成守明爱情的悲剧。而实际上，则是女性低沉的历史天空下始终无法逾越的宿命。
自古以来女子以“三从四德”为美，甚至“女红的优劣”成为检验女人是否合格的标准。在文中做鞋成为检验女红优劣的“一个关口”，甚至从做鞋之中来检验对男人是否忠贞。将以做鞋为代表的女红这一简单行动，放大成为检验女子是否忠贞的标准，这一思想本身就具有极大的不平等性。女性为了获得正常的婚恋机会，一定要掌握优秀的做鞋技能，否则将得不到男性的赏识，自然也就无法获得婚姻家庭的幸福。更为重要的是，守明及其身边的女子，也是自愿成为男性检验的产物，甚至将做鞋当成一种表演，供男子检阅欣赏。女性在与男性相处过程处于劣败地位，始终处于男性权威的支配之中，而且女性身体甚至情感的脆弱亦在与男性交锋过程中自觉举手投降。
五四运动以来，妇女解放成为了时代的主题，表面上女性获得了追求婚姻爱情独立的自由，但是“娜拉走后怎样”始终成为无法解决的难题。守明生活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男女平等”的口号已然十分盛行，守明也与“那个人”因自由而结合，但是最终仍免不了被抛弃的命运。这也恰恰证明无论时代如何，遭受伤害的始终是女性。平等思想的提出，实际上是占据话语主导地位的男权思想的展露，表面的平等蕴含着实际上绝对的不平等。政治高压下对于人性的压抑，使人性变得自私與冷漠，这一切的受害者也只是女性。“那个人”的进城，实际上意味着男性依靠体力的优势可以有更多选择改变命运，而女性却只能被动等在家中。作为女性而言，女儿性、妻性与母性这些社会角色的不自觉扮演，促使其自身困守在狭窄的生存空间，于是在家从父，出门从夫，夫死从子这些强烈的男权思想深深印刻在女性内心，女性悲剧甚至来源于心中的契约精神，为扮演合格的女性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幸福甚至是自由。
综上所述，刘庆邦作为一名具有人文情怀的现代知识分子，不着力描写大时代，而是描写时代之下小人物的命运，尤其是女性的命运。女性一直以来是被忽视的群体，甚至成为男权话语下被观赏的产物，而刘庆邦以细腻的心理描写，让女性成为女性自身，从而观照历史与未来。虽然文章背景发生在特定时代，但其价值却在于对女性命运的深刻思索，无论是封建时代亦或是现代社会，女性群体作为独特的存在，在与男性共同组建的社会与家庭之中，始终无法逾越女性的标签，扮演弱者的角色。
关键词：鞋；象征意义；女性命运
作者简介：刘伟平（1992-），女，汉族，黑龙江黑河人，海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4-0-01
刘庆邦以其细腻敏锐的艺术感知，加之将丰富的人生经历诉之于文字，在其短篇小说《鞋》中以唯美的笔法描绘了一个淳朴的少女求爱而不得的悲伤故事。文章以“鞋”为标题，亦以“鞋”为线索贯穿始终，因此“鞋”意象在文中就具有了特殊的含义，作为象征物折射出男女主人公对待爱情的两种不同态度，从中隐含着少女守明必然的悲剧人生，并且表现出一个永恒的时代主题，即女性永远无法逾越的历史宿命。
“鞋”对于男女主人公而言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于守明来说，“鞋”是其全部爱情理想的美好寄托，她的情感随着“鞋”的一次次出现逐渐浓烈。“鞋”的第一次出现，是守明与那个人订了亲后，“按当地的规矩，该给那个人做一双鞋了。”于是，守明内心对于那个人的爱慕找到了合理的寄托。此时的守明并不是在做一双普通的鞋，而是在努力编织自己的爱情罗网，并且倾注全部的热情与心血。第二次仅仅拿到那个人的鞋样子，守明便不自觉想象与那个人的亲切交谈，于是出现了一段生动的心理描写：
她问：“穿上合适吗？”
那个人吭吭哧哧，说合适是合适，就是有点紧，有点夹脚。
她做得不动声色，说：“那是的，新鞋都紧都夹脚，穿的次数多了就合适了。”
那个人把新鞋穿了一遭，回来说脚疼。
她准备的还有话，说：“你疼我也疼。”
那个人问她哪里疼。
她说：“我心疼。”
那个人就笑了，说：“那我给你揉揉吧！”
此时的守明已不满足于内心对待这份情感的珍视，而是幻想与爱人的甜言蜜语，希望得到感情的回应。在做鞋的过程中，“每一针都慎重斟酌”，将自己对于爱人的情感倾注到一针一线。甚至将鞋当成那个人的“脚”，贴在脸上，搂在怀里，放在胸口。这时的守明不仅渴望得到爱情的回应，甚至希望拥有那个人的身体，少女守明因爱情的美好激发了朦胧的性意识的觉醒。守明生活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相对保守的农村，一个女人决定嫁给一个男人就是要把一切交给他，是关乎一生幸福的重大决定，此时这双鞋已经承载着更为深远的意义，是守明渴望得到一生的郑重承诺。但是见面后守明两次提出让那个人试鞋却都没有成功。文章戛然而止，而从后记中得知，这双鞋最终因太过土气被退还回去，也暗示了守明注定失败的爱情。
文章通篇弥漫着一种淡淡的哀愁，而反观全文，少女守明的悲剧命运早已在鞋的另一象征意义上有所暗示，这便是“鞋”对于男主人公的意义而言。文中男主人公所占笔墨不多，甚至没有一个确切的名字。但是“那个人”却起到了支配守明全部行动与情感的作用，仅因为妹妹叫了“那个人”的名字，守明便不顾姐妹亲情与其大发脾气，足以见得“那个人”在守明心中的分量。守明虽生活在相对封建闭塞的农村，但婚姻自由的观念在此时也早已深入人心。她的爱情并不同于封建时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鞋》的深刻含义即在于，表面上是“那个人”对守明的辜负造成守明爱情的悲剧。而实际上，则是女性低沉的历史天空下始终无法逾越的宿命。
自古以来女子以“三从四德”为美，甚至“女红的优劣”成为检验女人是否合格的标准。在文中做鞋成为检验女红优劣的“一个关口”，甚至从做鞋之中来检验对男人是否忠贞。将以做鞋为代表的女红这一简单行动，放大成为检验女子是否忠贞的标准，这一思想本身就具有极大的不平等性。女性为了获得正常的婚恋机会，一定要掌握优秀的做鞋技能，否则将得不到男性的赏识，自然也就无法获得婚姻家庭的幸福。更为重要的是，守明及其身边的女子，也是自愿成为男性检验的产物，甚至将做鞋当成一种表演，供男子检阅欣赏。女性在与男性相处过程处于劣败地位，始终处于男性权威的支配之中，而且女性身体甚至情感的脆弱亦在与男性交锋过程中自觉举手投降。
五四运动以来，妇女解放成为了时代的主题，表面上女性获得了追求婚姻爱情独立的自由，但是“娜拉走后怎样”始终成为无法解决的难题。守明生活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男女平等”的口号已然十分盛行，守明也与“那个人”因自由而结合，但是最终仍免不了被抛弃的命运。这也恰恰证明无论时代如何，遭受伤害的始终是女性。平等思想的提出，实际上是占据话语主导地位的男权思想的展露，表面的平等蕴含着实际上绝对的不平等。政治高压下对于人性的压抑，使人性变得自私與冷漠，这一切的受害者也只是女性。“那个人”的进城，实际上意味着男性依靠体力的优势可以有更多选择改变命运，而女性却只能被动等在家中。作为女性而言，女儿性、妻性与母性这些社会角色的不自觉扮演，促使其自身困守在狭窄的生存空间，于是在家从父，出门从夫，夫死从子这些强烈的男权思想深深印刻在女性内心，女性悲剧甚至来源于心中的契约精神，为扮演合格的女性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幸福甚至是自由。
综上所述，刘庆邦作为一名具有人文情怀的现代知识分子，不着力描写大时代，而是描写时代之下小人物的命运，尤其是女性的命运。女性一直以来是被忽视的群体，甚至成为男权话语下被观赏的产物，而刘庆邦以细腻的心理描写，让女性成为女性自身，从而观照历史与未来。虽然文章背景发生在特定时代，但其价值却在于对女性命运的深刻思索，无论是封建时代亦或是现代社会，女性群体作为独特的存在，在与男性共同组建的社会与家庭之中，始终无法逾越女性的标签，扮演弱者的角色。